在警方认定死者即张在玉之后，案件主角佘某自然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并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这似乎也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某因涉嫌谋杀妻子张在玉，被机关带走接受审查。随后，等待他的是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此为所谓车轮战，是一种精神加肉体的双重折磨，目的是使嫌疑人极度疲劳、极度困乏，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招供。
但是，佘某一案与其他冤案仍有不同，此案中，受害人张在玉实际上并没有死，也就是说，所谓佘某杀害张在玉一案根本不存在。照此道理，不管如何严刑拷问，佘某也交代不出所谓的犯罪事实来。退一步讲，即便警方认定无名尸体就是张在玉，但佘某并未到过埋尸现场，他也是无法交代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来。也就是说，单靠刑讯并不必然导致冤案，因为一个无罪的人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与现场完全一致的供述来。那为什么刑讯能够制造诸多冤案呢?究其原因，除刑讯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诱供、指供的大量存在。佘某一案亦是如此，与刑讯逼供同步粉墨登场的，就是赤裸裸的指供和诱供。
所谓指供，就是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令犯罪嫌疑人陈述。所谓诱供，是指用不正当的方法诱使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设想或推断陈述。在佘某的申诉书中，曾列举了办案人员指供、诱供的几个场景：刑警队的指导员问我，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尸体是埋在山上吗?告诉你，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从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的把水抽干，我猜到他们说的意思，是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就这样，他们不停地体罚提示，逼着我录口供。
佘某还在申诉书中描述了县副韩友华参加的一场审讯：侦查员问我如何沉的尸，因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也无法说清楚，只好胡乱交代，用木桩钉在水里，这时，那个指导员对韩友华说，有用被单包着人和石头沉尸的，有直接用一块大石头压在尸体上的，有用麻袋装着人和石头沉在水里的，那个袋子是麻袋吗?听了他俩这么说，我想，既然是袋子，不是麻袋，会不会是蛇皮袋?于是交代是用蛇皮袋装着石头沉的尸。这时，韩友华又问我，蛇皮袋装了石头总不会直接压在尸体上，总有什么连着吧?我猜不出，刑警大队长卢定成不耐烦地解下了自己脚上的两根皮鞋带结好，问我多长、多粗，手感如何，看着卢定成这样的举动，我猜着说是用比香烟还细点的尼龙绳，这时韩友华骂道，你是没吃够亏的原因吧，那是尼龙绳吗?我于是改口说是麻绳。
这段描述，活脱脱再现了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互为策应、协同作战的场景。可以说，正是严刑之下的指供和诱供，才导演出了佘某供述杀人过程的天方夜谭，才有了现场吻合一致的有罪供述，才出现了荒唐错误的有罪判决。因而，我们可以说，诱供、指供之弊害，比之于刑讯更甚。在坚决反对刑讯逼供的时候，我们千万不了忘记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指供和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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