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被告人始终稳定认罪，依然存在自首的被告人可能不是真正肇事者的可能。所有的证据，尚无法认定其为具有绝对排他性的本案交通肇事者。这也就是说，对余某的有罪供述无法查证属实，全案证据还没有达到确凿、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宣判被告人无罪。
事实上，长期以来，“认罪伏法”在司法实践中都被认为是刑事案件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的一种表现，法庭对这样的当事人，常常会酌情予以从轻量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也会使案件的审理变得比较便捷，避免了因他们否定罪行而增加的大量举证、质证方面的成本和负累。正因为如此，刑事案件的侦讯部门都非常看重嫌疑人口供，在一些极端状态下，还发生过采用欺骗、利诱等非法手段取得当事人供述，乃至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强行逼取口供的事件。
口供的不自愿性和虚假性，是以往造成冤错案件发生的重要缘由。不过，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刑事证据规则的建立，包括暴力等手段在内的司法取证行为已被明令禁止，立法机关通过更严格的程序设计，要求各级人民严把证据关，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真实性予以甄别，对刑讯逼供取得证据的效力，坚决加以排除，不予采信。这是近年来我国刑事法领域中尊重与保障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使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口号得以落实的具体步骤。
一、“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的弊端
根据通说，所谓酌定量刑情节是指刑法上未明文规定的，而是从审判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在量刑时灵活掌握酌情适用的情节。刑法学界在论及酌定量刑情节的范围时，大多数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1)犯罪动机；(2)犯罪手段；(3)实施犯罪时的环境和条件；(4)犯罪造成的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5)犯罪侵犯的对象；(6)犯罪人的一贯表现；(7)犯罪后的态度。[2](p278)可见，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都将“认罪态度”纳入酌定量刑情节中予以考虑，由于酌定量刑情节适用的灵活性，引发了司法实践对“认罪态度”的模糊认识，以及“认罪态度”对量刑影响度的严重悬殊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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