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性保障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刑事被害人学的兴起，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其中，从经济上弥补被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性保障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刑事被害人学的兴起，加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保障成为各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其中，从经济上弥补被害人损失是保障被害人的主要内容之一，当被害人不能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足够赔偿时，通过确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由国家在经济上补偿被害人损失，已成为各国的广泛共识和普遍的立法实践。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较少关注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在刑诉法再修改的过程中，有必要将被害人补偿制度提上立法日程，积极探索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顺应刑事诉讼现代化需要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刑事被害人的基本处遇及其原因揭示 不容否认，我国于1996年修改后的《》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做了一定程度的完善，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然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十多年来，我国刑事诉讼理论都是以犯罪人为本位，研究和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证对犯罪人进行公正的和怎样保护犯罪人免受刑事司法的不公正对待，而作为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及其权利的保护则受到冷落。从司法实践来看，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被害利的完善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被害人被无情地排除出局而成为旁观者的命运。从石家庄靳如超爆炸案，到云南马加爵故意杀人案，再到陕西邱兴华故意杀人案，充分展示了遭受犯罪痛楚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因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而陷入困顿的悲凉处境。在邱兴华案审理过程中，法学界与社会始终将焦点集中在 是否应该为邱兴华作司法精神鉴定 、 邱兴华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审判 、 其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护 等问题上，而同样是社会底层的被害人家属则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虽然 杀人恶魔 邱兴华最终被判处，但因邱兴华家里除了三间瓦房、再没有别的财产，而使11个被害人家属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成为一纸具文。而在马加爵故意杀人案庭审中，一名被害学生家属得知马加爵的家庭情况后，主动放弃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为马加爵家里没有偿还能力且马加爵个人还欠国家助学贷款近2万元，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拿不到任何钱。我国刑事被害利保护的令人堪忧，广大被害人及其家属已成为一个被遗忘、被忽视的社会弱势群体。 那么，我国刑事被害利保护的相对滞后，问题究竟出在哪?我们认为，主要缘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犯罪人赔偿制度的局限性;二是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缺失。 (一)犯罪人赔偿制度的局限性。在我国，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一般通过犯罪人赔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但犯罪人赔偿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得刑事附事民事诉讼更多地只是具有象征意义，而无法满足被害利保障的要求。其一，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大量的刑事案件不能成功告破，或案件的犯罪人不能捉拿归案，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获得犯罪人赔偿就无从谈起。据《研究》公布的数据表明，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均在400万起以上，破案率均为40%-50%。我国每年有大约200万左右的被害人无法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①]。其二，犯罪人的赔偿能力有限。刑事被害赔偿数额一般较大，犯罪多为个人，经济偿付能力相对较弱，大多数的赔偿往往依靠犯罪人的家属来支付，而大多数犯罪人的家庭经济上也比较贫困，因此，即使案件百分之百地破获，如果犯罪人没有赔偿能力或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即使被害人遭受了巨额损失，也不可能得到赔偿或得不到全额赔偿。其三， 先刑后民 的制度设计影响了犯罪人赔偿的积极性。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则是 先刑后民 ，一般刑事判决的结果先于民事裁判的结果，也就是说，附带民事诉讼的结果并不影响对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使犯罪人丧失了 赔钱 的利益驱动，判刑以后既使有赔偿的能力也不愿赔偿。 (共计7页) 上一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