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案例：邓某强串通投标案

邓某强涉嫌串通投标罪，情节严重，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本案发生于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追诉期限即届满。机关于2018年4月28日对同案其他人员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但未对邓某强采取措施或进行追诉。因此，裁定终止审理，邓某强不受追诉。认为一审判决存在错误，故提出抗诉。

2013年12月，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某街道某村委会就某项目发布招标公告，底价为年租金800万元。被告人邓某强和唐某金、梁某刚、陈某明、刘某枫、黄某洪等人（均另案处理）取得竞标资格。同年12月3日，唐某金将各竞标人约至某街道某宾馆房间内谈判，约定邓某强、陈某明、刘某枫、黄某洪等人各收取梁某刚等人支付的130万元好处费，退出竞标。次日，梁某刚以802万元的价格竞得该项目。

2018年4月28日，机关对梁某刚等人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未对邓某强采取相关措施。

2018年8月，邓某强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被立案侦查（该犯罪行为发生于2010年）。在受审期间，办案机关讯问邓某强是否存在其他违法犯罪行为。邓某强主动供述之前串通投标的事实，并委托其妻子上缴违法所得130万元，但司法机关未对其以涉嫌串通投标罪予以追诉。

2022年4月8日，邓某强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满释放后，因之前串通投标向机关投案。

2022年8月12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判决，被告人邓某强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与前罪未执行完毕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九十二万元。

宣判后，邓某强提出上诉。

2022年10月26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发回佛山市南海区人民重新审理。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

2023年8月2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裁定终止审理。

宣判后，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提出抗诉。

2023年10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裁定。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能否认定被告人邓某强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

首先，邓某强涉嫌串通投标罪，情节严重，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本案发生于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追诉期限即届满。

其次，机关于2018年4月28日对梁某刚等人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未对邓某强采取相关措施。邓某强在2018年8月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受审期间，主动供述串通投标事实并全额退缴赃款，但司法机关未对其追诉，邓某强在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刑满释放后，于2022年4月8日再次投案，邓某强不存在逃避侦查的情形，不符合不受追诉期限的规定。

最后，邓某强所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虽是在2018年审理，但实施犯罪的时间为2010年，即在本案发生之前，故本案也不存在追诉时效期限重新计算的情形。

因此，以邓某强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裁定终止审理。

追诉时效期限，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法定的追诉时效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依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超过法定追诉时效期限，不应再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

追诉时效期限因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的不同而不同。

根据刑法规定，追诉时效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

本案中，邓某强在2013年12月实施了串通投标的行为，其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相应的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至2018年12月届满。

虽然机关于2018年4月就对梁某刚等实施串通投标的人员立案侦查，但当时并未对邓某强予以立案。因此，邓某强所涉串通投标案仍然受追诉时效期限的。

另一方面，在2018年8月，邓某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案发，被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是，该案发生于2010年，早于发生于2013年的串通投标案。

按照刑法规定，邓某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后，又串通投标，在前罪的追诉期限内又犯后罪，则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追诉期限将重新计算，从实施串通投标之日起开始计算，即前罪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计算追诉期限。

然而，邓某强涉嫌串通投标罪的追诉期限不受影响，仍然于2018年12月届满。

2023年7月底，人民案例库建设工作正式启，目的在于推动解决案例指导不规范、不及时、不系统、不一致和难检索等问题。

2023年12月，最高人民面向社会开展参考案例征集工作，邀请社会各界共建人民案例库。

人民案例库与裁判文书网并行。裁判文书网重在司法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让裁判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人民案例库重在规则指引，为法官办案提供权威、精准的参考和指引，同时为社会各界更好学法用法提供服务。

最高人民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

虽然最高人民多次强调参考案例的重要性，但是，与指导案例不同，参考案例的效力目前并未被正式的法律文件认可。参考案例的重要性，更多体现于最高人民对下级的指导和要求。

不过，参考案例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