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是否批准，何时批准，批准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次数，会见的内容，均取决于侦查机关。律师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由于侦查工作具有时限性，封闭性，保密性等特点，侦查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律师及早接触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会见，往往在案件突破之后。

因此，在相当范围的地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批准的属个别，不能及时批准会见的为普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受时间的属个别，时间的为普遍;同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两次以上属个别，只允许律师会见一次的为普遍。由于律师不能完全自主地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往往成为摆设，不能充分发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侦查阶段的会见难是律师界的普遍呐喊，也是一些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不愿意承接当事人委托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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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的司法控制

一方面，由于侦查行为的实施大都涉及公民权益，对其进行合理制约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侦查是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为最终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做好准备工作，因此侦查权的运行应主动适应司法的要求，司法权也应介入侦查程序中，对侦查行为进行适当约束。

目前，侦查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侦查手段的滥用;二是违法行为的存在和缺乏制裁。而现行立法对侦查权缺乏有效的规制，、无从对侦查程序实施实质性的控制。针对所出现的两种情形，应当分别采取不同的司法控制形式。针对前者，应当实施事前审查，在侦查机关作出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行为之前，应由裁判主体也就是法官来进行司法审查，由其作出决定。这里要指出的是，并非对所有的侦查行为都进行事前审查，要接受事前审查的侦查行为主要应包括逮捕、羁押、搜查这样一些较严厉的措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强行性侦查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任意性侦查措施的采用则可由侦查机关地作出决定。针对侦查过程中违法手段的存在和缺乏制裁，则应对其进行事后审查。具体而言，公民对于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可以寻求司法途径进行救济，也就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这样，通过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的双管齐下，来保障侦查活动依法进行，既控制犯罪又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