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的荷兰，温暖的阳光照射着绿油油的平原。在海牙市郊区的一处老年公寓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一位有着非凡经历的老人。

坐在记者面前的柏西·科维纳斯女士(下文称柏西)说：“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心里当时真的不知有多高兴，美国把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日本终于投降了。因为我一天也不想在日军的集中营呆下去了，我受够了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残暴地痛打我母亲。与其每天在这样的阴森、恐惧中度日，我宁可去死。”

今年76岁的柏西，是一位和蔼、乐观、身体健朗又有活力的老人，但说这些话时，她的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神情。如果不是拿出她1942年在印尼时的照片，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满头白发的荷兰老人，会和远在太平洋上的爪哇岛日军集中营有什么联系。

柏西说，在日军集中营那段记忆，缠绕了她一生，有彻骨之痛。

4岁被押进日军集中营

柏西的父亲名叫卢斯恩·科维纳斯，是一位牧师。在上世纪30年代，他和很多荷兰的公职人员一样，被荷兰派往印尼，担任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的牧师。1938年6月，柏西出生在父亲工作的印尼爪哇岛。然而，她们一家人只安稳生活了3年多，就因日军的占领被打乱了。柏西拿出一张东南亚的地图，指给记者看，她说：“早在1940年底，荷兰和英国就讨论太平洋地区的防务问题了，但是没有实质进展。1941年，日军登陆加里曼丹岛，很快将战火烧到了苏门答腊和爪哇岛。”

柏西像个小女孩，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日本兵像灾难一样，突然降临。我记得1942年的一个晚上，有很多日本兵闯进了我家，要把父亲抓走，母亲拽着父亲不放，我和姐姐被吓得一起大哭起来。这时，一个日本兵扑上来，凶狠地打了我母亲几巴掌。父亲后来被关进了万隆附近的日军战俘营。第二天，我、母亲、姐姐被集中起来，和其他邻居们一起也被押送到爪哇岛战俘家属集中营。当时，我才4岁。”

据荷兰统计，二战期间，在印尼共有超过4.2万名荷兰军人被捕，超过10万荷兰人及其家属被抓进日军集中营。他们和其他被日军侵略的国家人民一样，惨遭蹂躏，在集中营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不知道这就是“”

“母亲经常被打，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人也都是一样的遭遇，日本兵随时随地就会动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的发泄对象。”柏西说，她的母亲很坚强，为了保护孩子们，忍辱负重地在日本人的皮鞭下活着。

“我记得当时每天吃得很少，食物应该就是今天用来糊纸盒的那种浆糊，即使这种浆糊，也从未吃饱过。到后期，集中营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我们很多人挤在一个通铺上，常常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三个孩子才有一张小床。房间里热极了。”在柏西的记忆里，大人们有做不完的繁重体力活，很多人抵抗力下降，各种传染病，如痢疾、黄疸、疟疾、霍乱等侵袭着他们。一旦有人患病，日本人就命令把病人强行抬走，病人几乎就没有生的希望。

柏西对记者说，或许因为终日生活在饥饿和恐怖中，她变得十分敏感，注意力专注，记忆力也极强。

有一天，日本兵接到命令，从集中营里带走了50名成年妇女。此后，几乎每天都会接到相同的命令，每次轮流带走不同的人。一次，所有的人都轮过了，还是差两个人，日本兵就揪出了两个女孩充数。她们才十三四岁，吓得跪在地上直哭。这时，两个“阿姨”站了出来，要求替换她们。第二天，其中一个“阿姨”回来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床铺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发呆。她眼眶淤青，脸肿得吓人，身上的衣裙都被撕破了，手臂、腿上全是青紫色的伤痕。等日本人不在的时候，大家才敢凑过来，帮她洗脸，扶着她躺下……

“我当时不知道，阿姨们被日本人带走后发生了什么，但我感到了无以名状的恐怖，因为另一个阿姨再也没有回来。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妈妈也这样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对没回来的阿姨，日本人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人敢问。直到长大后，我才知道她们被叫做''。”

荷兰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揭露，当时几乎婆罗洲的所有白种男性都被杀或斩首，而很多人的妻子和女儿被日军轮奸，然后被强迫“征用”为日军的，不论荷兰妇女还是当地的印尼妇女。

结束半个多世纪的沉默

“比起那些没能活着出来的人，我们一家算是幸运的。战争结束后，我们终于走出了集中营。”柏西说，离开集中营时，原本身材高大的父母都已是骨瘦如柴。

1953年，柏西被送回荷兰上学。她告诉记者：“我刚回到荷兰时，根本没法融入周围的人。在荷兰的亲戚们，甚至很羡慕我们一家在印尼的生活，说印尼那么暖和，不用挨冻受饿。可事实根本不是那样，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在日军集中营里的经历和煎熬。和他们解释，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同回来的许多阿姨，都选择了沉默。”

柏西当时心里很气愤，但又拿不出证据。“所以，我从那时起，就决心搜集证据并把它们保留下来。至今，我还保留着父亲在爪哇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登记表。”后来，柏西还写了一本回忆集中营生活的传记，并以荷兰文和英文出版。

柏西说：“现在，我能理解母亲那一代人为何选择沉默，不仅仅是羞于启齿，还有战争和日本人的伤害让她们不寒而栗，集中营的经历消磨掉了她们最后一丝尊严和勇敢，她们没有勇气去面对那段不堪的往事，不敢轻易触碰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几年前，柏西遭遇了一次车祸，当时她被压在车轮下，生命垂危。“突然间，我想到了日本兵毒打我母亲的情景，我似乎一下感觉到母亲当时遭遇的苦痛。我躺在病榻上，非常想念我的母亲……这也更坚定了我揭露那段黑暗历史的决心，我要'结束沉默'”。

柏西曾多次前往韩国、菲律宾等国，参加缅怀的活动。“日本在二战时对战俘及其家属做出惨绝人寰的事，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这段历史要让全世界的民众都知道。”

柏西说，最让她愤慨的是日本至今不肯承认二战时所做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在欧洲，大家基本上不知道这些情况，日本这样厚颜无耻、毫无人性的做法，更激发了我的斗志。我要写书、整理资料，声讨日本。即使我们这代人都不在世了，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声讨他们。否则，故去的灵魂无法安息。这也是激励我每天认真活着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