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通则》第五十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这说明，合同诈骗罪一旦成立，合同当然无效，但现行的法律如此规定是否合理却值得商榷。因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试举一例加以说明，甲因农作物遭虫灾，急需一种农药，遂与乙签订合同购买农药。乙在收受了甲给付的贷款后逃匿，但很快被抓获。经查，乙虽有农药但根本无意发货，只想非法占有甲的贷款。依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乙显然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此时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则甲无法取得所需农药。为甲利益起见，应认定该合同为可撤销的合同，甲可以选择行使或不行使撤销权，如果甲选择行使撤销权，则合同自始无效，如果甲选择要求乙履行合同，也应予支持，即认定合同有效，乙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应承担继续履行合同的民事义务。我国合同法理论认为，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无效，但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显然，对欺诈而立之合同，没有认为是绝对无效，而认为也可撤销或变更。因此，对合同诈骗罪成立之后的合同效力，也应作如是观。研究合同诈骗罪成立后的合同效力，对于区别合同诈骗与违约、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犯罪与违约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不论合同是作为犯罪的手段，还是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的存在是它们共同的前提。第二，都有不返还对方钱物的行为，第三，都有未履行合同的行为。对于前两个共同点，笔者不持异议，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是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表现之一。因此，是否履行合同并不是合同诈骗与违约的共同点。通常认为，合同诈骗罪与违约的区别有三：一是看数额是否较大：二是看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三是看是否有生效合同的存在，显然，第三点区别也是不严谨的，正如上文所论，合同诈骗成立以后，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尽管违约必须以有约为前提，但合同诈骗罪却不以合同无效为必要。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区别，传统上认为有如下方面：第一，故意内容不同，合同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合同欺诈只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第二，合同效力是无效还是可撤销不同。第三，是否通过履行合同而实现不同。笔者认为，非法占有和谋取不当利益，有时也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故意内容、行为手段都没有质的差别，合同诈骗只是一种情节严重的合同欺诈行为，因而将其纳入刑法领域：如前文所说，合同效力问题也不应看作两者区别之标准。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民事行为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构成条件不同，以及诈骗数额是否达到刑法的规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