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卷先生的传说

　　关于善卷的传说，古书有记载，最早当推《慎子》，提到“尧让许由，舜让善卷，皆辞为天子，而退为匹夫”。记述较详者，最早见于《庄子》，继而《吕氏春秋》亦有记载，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有善卷传，稍后的汉代刘安编著的《淮南子》中也有两处提到。现代人钟毓龙（1880—1970）老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著的《上古神话演义》按时间顺序系统地介绍了善卷先生的事迹。善卷事迹，择其要者有三件：

　　1. 尧帝慕贤，礼拜善卷为师

　　《吕氏春秋·下贤》篇记载了此事：

　　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①

　　译意是：尧不用帝王的身份去会见善绻，而朝北恭敬地向他请教。尧是天子，善缮是平民，尧为什么这样过分地礼遇他呢？因为善绻是得道的人。对于得道的人，不可傲视。尧衡量自己的德行智谋不如善绻，所以面向北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这就叫做无比公正。不是无比公正，谁又能礼遇贤者呢？

　　据传，尧是在他继位12年之后南巡经常德时拜见善卷先生的。当时善卷已经有50岁左右，住在德山脚下的几间茅草房里。他究竟有何崇高德行使得尧竟不以帝王身份相见呢？据古史所载，今两湖与其接壤的江西、安徽的部分地区，历来就是苗族（古称三苗或有苗、苗民）活动的场所。此次尧帝南巡，深为三苗风俗败坏而担忧。特别是进入湘黔，此地更是苗民聚居的地方，民风更为怪异。但沿沅水而下，临近枉渚（亦称汪渚，即今德山），情况迥异。钟毓龙先生想象丰富，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一日，刚要到云梦大泽的西岸，这时正是暮春之初，只见两岸桃花盛开，如锦如绣，接续数里，连绵不断。帝尧看了，有趣得很。桃林里面，却是田亩。许多农夫正在犁云锄雨，非常忙碌。内中有几个人，一面耕田，一面在那里唱山歌。帝尧细听那歌词很有道理，于怡情悦性之中，寓有一种劝世醒俗的意味，与一路行来听见的那些淫歌俗曲、有伤风化的，迥不相同，真仿佛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光景 ，禁不住上前问道：“汝刚才所唱的歌曲，是旧日相传下来的呢，还是自己编的？”那农夫看见帝尧和许多从官的情形，后面又有兵队跟着，知道是个贵人，慌忙放下犁锄，拱手对道：“都不是，是善先生教我们的。”帝尧道：“善先生是什么人？”那农夫道：“善先生是本地人,向来读书的，名叫卷。”帝尧道：“善先生为什么做这种歌曲教汝等？”那农夫道：“善先生是很有学问的，平常待人，又是非常仁慈和蔼。他空闲的时候，总和我们说些圣贤的道理，做人的规矩，以及古来忠臣孝子义夫烈妇的事迹，和可以做鉴戒或法则的话语，所以，我们这里一百里之内，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敬仰他。这个歌曲，就是他教我们的一种。”帝尧听了，不禁对这位善卷先生也起了一个敬仰之意。②

　　上文显然是一种文学诠释，但是我认为这个诠释既形象又准确。实地考察，尧看到善卷在山上设立讲坛，经常聚众谈话，实施教育。尧还与善卷促膝交谈，深深地被他的德行达智所感动，于是行北面而拜的大礼，拜善卷为老师。

　　尧帝在枉渚，盘桓达数月之久，天天向善卷请教。问得最多的是治理三苗的对策。一日，尧帝谈到三苗所实行的政治，虽然有违圣训，但是没有几年工夫，竟能风行全境，并波及邻国，效力如此惊人，实在令人费解。善卷讲了一篇见解深刻的话：“古人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不熟，不如荑稗’。”古来君主，无不口口声声尊重圣贤，行圣贤之道，但谁又曾躬行实践呢？这就叫做“五谷虽美而不熟”，不但无所用之，而且久而久之还会养成作伪之风。三苗的政治，虽然有悖圣贤之道，但他们君臣上下，切实去实行，所以效力非常显著。比如荑稗，既然成熟，也可以暂时充饥，比挨饿要强过百倍。尧帝深受启发。

　　相传尧帝是在接到爱子考监明病重请归的奏报而离开枉渚的。他邀请善卷一同入都，以便随时请教，善卷却认为自己更适合做开化民智的工作，执意不肯。尧只得将善卷所居的山和地，统统封给他。后来，这座山就取名善德山，简称德山。

　　2. 禹遇善卷求教治理三苗良策

　　钟毓龙先生的著作讲到了这个故事③，源于何处，我不清楚，但因它能将江苏宜兴县西南的善卷洞联系起来，且有利于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姑且采用。

　　大禹又名文命，封崇伯。他受命治水，在治理震泽（在今江苏）之后，四处考察善卷从宜兴到海岛来的原因。

　　帝尧南巡时，善卷住在枉渚，紧邻三苗之地，他自发抵御三苗影响，力振圣贤之道，挽救人心，维持中国固有文化，受到尧帝称道。尧帝北归后，接着就是十年之灾，洪水之患，驩兜、三苗等扶伤救死，自顾不暇，曾一度收敛了他们的野心。后来，尧以天下让舜，苗君不服，发生叛乱，尧帝御驾亲征。苗民惨遭失败，内部几乎瓦解。三苗的谋臣狐功看见情势危急，就定下一个计划，表面归顺，而暗地却笼络人心，扩充地盘。其时，枉渚一带已入三苗势力范围。善卷自感势单力薄，独木难撑倾覆的大厦，只得带领家眷接连迁移三次，被迫逃到海岛上来。

　　禹听完介绍，知道三苗的势力离此不过几百里，自己治水正要经扬州而至荆州，于是问道：“三苗如此无道，当然要加以讨伐，先生认为此役我能打胜吗？”出乎意料，善卷虽然有家难归，思家心切，但是并不同意大禹放弃治水专事讨伐，认为治水是顺民心的大事，才是当务之急。治水到了荆州，如果遇到三苗阻挠，此时出兵讨伐，师出有名，胜利才有把握。禹听了，连声称是。两人又谈了一会儿，大禹被善卷的人品和学识深深的感动，诚恳地邀善卷出来辅佐他治水。善卷道：“山野之性，无志功名久矣。况百岁衰龄，行将就木，哪里还能出面驰驱呢？但愿三苗早日授首，荆州早日治平。某得归返故乡，死正首丘，那就是受崇伯之赐了。”

　　大禹采纳善卷的建议，在治水途中，收服了三苗。

　　3. 舜要将天下让给善卷

　　事见《庄子·让王》篇：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予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译意是：舜帝要将天下禅让给善卷。善卷却说：“我立身于宇宙之中，冬天穿着兽皮御寒，夏天穿着精细的葛布能够防暑。春天耕耘播种，身体能够劳动；秋天获得丰收，粮食足够一年的食用。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优哉游哉，怡然自得。我哪里会去想承担治理天下的大任呀！哎呀，您真是太不理解我了！”善卷推辞之后便离开了，躲进了深山，世人不知他的住处。④

　　顺便提一下，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为善卷立传，说：“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得道，及北面而师之。及尧舜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关于善卷的回答，较《庄子·让王》多了下面一段话：“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贵为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紧接着就是我在上面所记《庄子》中的那段话。钟毓龙先生也是据此而编故事的。但是，我考证皇甫谧加的那段话是改编的《吕氏春秋·长利》篇中伯成子高回答禹帝的一段话。因为两者思想、情趣相同，所以被移花接木了。

　　舜帝是南巡北归，按照尧曾经走过的路线来到沅水流域的。古沅陵境内的大小酉山⑤相传为黄帝的藏书之所。因为遭遇了洪水，舜帝担心书籍受损失，顺便前往视察。途中遇见了盘瓠子孙，与其交谈，颇有礼貌，丝毫没有往日的蛮横之态，甚感诧异。仔细盘问，才知道是善卷教育的结果。于是，舜在盘瓠子孙的带引下拜见了善卷。

　　善卷告诉舜帝，先帝拜他为师时，他住在沅水下游的枉渚，后来受三苗流浪海滨。洪水平息，三苗远遁，他才回归故里。近几年，无可消遣，忽然记起黄帝轩辕氏有书籍数千册收藏在此山。于是，为了照看和保护这批古籍，并想通过对古籍的研究增进学问，就迁居到这里来了。善卷告诉帝舜，“老夫到此之后，遇见人们来此观山的，都以‘善德’二字和他们细讲。对那些盘瓠子孙，更对他们说明古书之宝贵，不可毁弃，又教他们识字，以便读书，民风居然一日日变好。”帝舜君臣听了，连声称赞。帝舜为善卷不遗余力保护古籍，终身致力于启发民智、弘扬民族文化的崇高品行所深深感动。于是，他再三表示要将天下让给善卷，善卷不仅不从，还说了自己甘愿逍遥自乐的话。舜见善卷说得真切，无法勉强，只得惋惜北行。善卷却担心舜帝再来强劝，离开了与舜见面的小酉山石洞，向南方乱石山中遁去，世人便不知其下落。据《一统志·辰州》篇载：“善卷先生墓，在大酉山巅”。可见善卷走得并不远，强烈的使命感支配着他，仍在保护珍藏于大小酉山的古籍，施教化，开民智，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溆浦县志》关于善卷的行踪也有记载：“善卷尝居卢峰山，绝顶有台，台上有土阜三，旁有石鼎灶各一，为善卷炼丹处。”⑥还说善卷“朝游卢峰，暮宿大酉”。此文不仅把善卷列为道教炼士，而且说他仅费朝夕功夫往返于相距竟达百里的大小酉山，显然已经被神化了。

　　二、善卷先生的影响

　　以上所记我仅以传说进行介绍，当然不是信史。但是，中国远古的三皇五帝以及他们的经历、事迹能说都是信史吗？所以，并不能因为他们不是信史而不进行研究，恰恰相反，这些却是研究“人之初”的弥足珍贵的资料。我认为，善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者、传播者及维护者，对于国人的教化作用功不可没，尤其对于常德人由“枉人”开化而成为勤劳智慧的人民功不可没。

　　常德纪念善卷，见诸文字记载的，始于隋朝。据《嘉靖·常德府志》卷之二载：“善德山，府东南十五里，一名枉山……隋刺史樊子盖以尧时隐者善卷尝居于此，故名。”同书的《职官志》在“郡守”一目中列：“隋，樊子盖，字华宗，庐江人，任朗州刺史。”可见，今天的德山是善德山之简称，而善德山在隋以前名枉山，是樊子盖任朗州刺史时因纪念善卷而改名的。

　　《隋书》卷六三，列传第二八，有樊子盖传，记述颇详。樊子盖卒于大业十二年（616）七月，终年72岁，依此上推当出生于公元545年。他一生，在北周武帝平齐时就有功，“授仪同三司，治郢州刺史”。后在隋高祖、隋炀帝时均官居显位，直至兵部尚书，死后炀帝“曾开仪同三司，谥曰景”。因此，《资治通鉴》称其为济景公。《隋书》评价说：“子盖无他权略，在军持重，未尝负败，临民明察，下莫敢欺。然严酷少恩，果于杀戮。”

　　地方旧志因为樊子盖传记中未明言他出任朗州刺史而提出质疑。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传记有这样一段话：“平陈之役，以功加上开府，改封上蔡县伯，食邑七百户，赐物三百段，粟九千爵，拜辰州刺史，俄转嵩州刺史。”“封上蔡县伯”是封爵，而任职是辰州刺史和嵩州刺史。平陈之役在隋开皇九年（5）。在这一年里，隋文帝时置的沅陵郡改为辰州，治地为今辰溪一带。也是在这一年，常德初置嵩州，旋改朗州。从“俄转”一词可见樊子盖任辰州刺史时间不长，很可能在设置嵩州时他就调任来了，因此，传记记为嵩州刺史。从传记下文还可以推知他任嵩州即朗州刺史时间也不长，“母忧去职，未几，起授齐州刺史，固让，不许”。究竟任职时间多长，无法知道。但是樊子盖任朗州刺史期间因善卷的德行改枉山为善德山，应该是确信无疑的。

　　隋代，在德山孤峰岭修建善卷坛，又名善德观。相传山下枉水入沅处有钓鱼矶，名“善卷钓台”，是善卷先生垂钓的地方。在唐朝，德山的善卷坛受人祭祀，香火不断。刘禹锡谪居朗州时写有《善卷坛下作》：

　　先生见尧心，相与去九有⑦。

　　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

　　道为自然贵，名是无疆寿。

　　瑶坛在此山，识者常回首。

　　蔡昆也写有《善卷先生坛》：

　　几到坛边登阁望，因思遗迹咏今朝。

　　当时为有重华出，不是先生傲帝尧。

　　留传下来的还有僧虚中⑧写的《善卷坛》：

　　耕荒凿原时，高趣在希夷。

　　大舜欲逊国，先生空敛眉。

　　五溪清不足，千古美无亏。

　　纵遣亡淳者，何人投所思。

　　在宋朝，善卷的影响更大，不仅有文人们的吟咏，而且有最高统治者的参与。宋代在德山峰顶新建“仰止亭”，即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⑨之意，表示对善卷先生的敬慕之情。宋真宗东封，辰州通判欧阳陟奏言“善卷有功于民，应予祠祀，以示崇德报功之意”，真宗诏许，为善卷主祠封墓，时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又赐号为“高蹈先生”。在南宋，淳熙五年（1178），时任常德知府的李焘作《善卷坛记》。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当时的“提刑兼府事”建高蹈先生祠，《嘉靖·常德府志》载有李焘作的《善卷祠记》。

　　李焘（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今四川峰棱人，唐朝宗室之后。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初任川中地方官多年，后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礼部侍郎。他同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作有《续资治通鉴长篇》、《易学》、《春秋学》、《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年表》、《五代将帅年表》等。《宋史》为他立传。

　　李焘出任常德知府在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常德府志说他“言事忤旨，出知鼎州”。但据《宋史》本传，他确实“感上知遇，论事益切，每集议众莫敢发言，独条陈可否无所避”。于是得罪了近臣，检举他的次子应制科阁试作弊，不仅直接责任人制科被罢，李焘也受牵连而“出知”。

　　弄清李焘经历后，常德旧志所传载的李焘的《善卷祠记》需要辨讹。我认为它不是李焘的作品。文章一开头就说“皇宋开禧改元”，这一年应为南宋宁宗开禧元年，即公元1205年，而李焘早在淳熙十一年，即公元1184年就已死去，时隔20多年，不可能由他作记。“开禧改元”时的“提刑兼府事”是谁，常德旧志无记载，待考；《善卷祠记》的作者是谁，也待考。但有两位知府值得一提，一位是在“开禧改元”之前即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任职的赵善佐，“尝受学于朱元晦，游所署有易疑问答”。朱元晦即宋代大理学家朱熹（1130—1200）。当时道学（即理学）受批判，被斥为“伪学”，宣传“伪学”的人被定为“逆党”。赵善佐在任期邀“逆党”党魁“游所署”，可见他笃信理学。“开禧改元”之后，任常德知府的有曹彦约，此人也曾追随朱熹，宣讲道学，官至兵部尚书，后改宝章阁学士，他于宝庆年间（1225—1227）出任常德知府。我认为赵、曹二人都有可能为开禧元年建善卷祠作记。

　　据《善卷祠记》，“淳熙五年，则巽岩作《善卷坛记》。今坛宇虽不存，而碑碣尚无恙也。”巽岩是李焘的号，这为旧志作者所忽略。

　　据此可知，李焘在任常德知府期间写过一篇《善卷坛记》。在开熙元年建善卷祠时，时隔31年，善卷坛不存在了，而刻有李焘的《善卷坛记》的碑碣尚在。但后人误把无名氏的《善卷祠记》当作李焘的作品传下来了，而真正属于李焘的作品《善卷坛记》却不知何时失传。

　　在元代，遭兵燹，未见有修建坛祠的纪录和纪念活动。有一首无名氏的诗《善卷祠》，可能作于此时。全诗是：

　　子长爱奇故不收，况乃著论非许由。

　　先生踪迹重埋没，引舜作证应点头。

　　天下大器尚不欲，万古虚名岂愿留。

　　江花漫空山不静，说著高风簪可投。

　　到了明代，恢复了善卷的祀典，祀之于“先贤祠”。清代因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万历三十五年在德山孤峰岭建成了文峰塔。官至太常侍正卿的武陵人龙膺（1560—1622？）在万历三十三年撰写《善德孤峰建塔募疏》?輥?輮?訛。文章描写当时德山的情形：

　　吾郡东十余里，度朗水而南有善德山焉。山为周金刚散化地，棒塔犹存。历塔院而西为乾明寺，建自唐咸通。紫磨金身，十八龙象，并妙好庄严，说者云有吴道子笔意。历殿而西，灌木修篁，逶逸崪律。俯瞰城郊，是为孤峰。峰之西稍折而南，为善卷先生钓台，下有钓溪一湾，返照澄波，苍岚含黛，故逃尧处也，传之。

　　为什么要建塔呢？文章接着说：

　　父母闻形家言，谓宜建一塔于孤峰最高顶，一则谓风土之气高厚，则留峰当吾郡下游，沅水从此东注，露盘表胜，若或捍之，是亦行之、使有止之之说也；一则谓峰峙东南，其方为巽，上应奎壁，固文明之区，塔如彩颖青镂，耸然云表，地灵人杰，文在兹乎。

　　当然上述说法有迷信成分，但它的出发点是保留和继承本地固有的高厚“风土之气”，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善卷的德行已经融入其中。同时，龙文表明当时对塔的选址也很讲究：“塔宜稍近水，风行水上 ，至文出焉。塔必倒影江流，庶濯日月之华，涵烟霞之秀。”可见，孤峰塔并非佛教类塔。

　　明代留下了一些感咏善卷的诗赋。如永乐十四年来常德任知府的应履平，写有一首《善卷古坛》：

　　高蹈先生乐遁栖，荒台空倚武陵溪。

　　孤峰几见留残照，断石还能觅旧题。

　　千载清风江浩渺，一川明月草萋迷。

　　于今复见雍熙治，漫许相从策杖藜。

　　“雍熙”为宋太宗赵光义时的年号，时为宋代鼎盛时期。“杖藜”，持藜茎为杖，泛指扶杖而行。“漫”有枉自、徒然的意思。最后两句诗的意思是：现在像宋太宗雍熙年间那样政治清明，我已自不量力地许诺，要抓住这大好时机在治理地方有所作为。《嘉靖·常德府志》将应履平列为“名宦”。说他“存心爱民，事有不便者力马除之。郡每岁输麦，征敛甚艰，履平以此地不宜麦宜代以米事，闻诏许之，民大悦”。

　　综上所述，有文字记载的资料表明，自隋樊子盖因善卷德行改枉山为善德山以来，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尤其是治理常德的地方长官，或修坛建祠，以供人们祭祀；或吟诗作赋，因个人经历情趣不同，从不同侧面感受、学习和弘扬善卷的德行。善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有德的德山，而且熔铸为整个“常德”——不可释之为德行永驻吗，《老子》就有“为天下溪，常德不离”。

　　三、善卷先生德行的评价

　　善卷先生如此受人景仰，其德行究竟表现在哪里，有何价值呢？我认为古人的记载和传闻是两个方面，先贤们的感受和缅怀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庄子》记载的善卷让王，辞天下而不受；二是《吕览》所说的尧称颂善卷“德行达智”，实施教化，开启民智。下面，我也仅就这两个方面谈些个人的认识。

　　关于第一个方面，庄子把善卷描写成“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得道之人。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关于“道”，老子的解释是：有这样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它比天地的形成还要早，听不见，看不见，它不靠外力而存在，永远循环往复地运行着，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的根源。我不知道应叫它什么好，就叫做“道”，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輥?輯?訛。道对于万物的关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輥?輰?訛，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而不自以为尽了力，作为万物的官而不对它们宰制。于是“道”的特点便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輥?輱?訛。“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因此“道”是“无不为”的；但“道”并不是有意志目的地构成世界万物，所以它又是“无为”的。“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老子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与“德”之所以珍贵重要，就在于它崇尚自然。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这些思想，但他的缺点是把这一思想推向极端，滑向相对主义，并且势必陷入虚无主义。庄子描写的善卷的“逍遥于天地之间”，就是老子讲的崇尚自然，主张不因世俗而违背自然本性。当然，此处表现了一种消极遁世的思想。但是，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善卷所处的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时期，纷争愈来愈激烈，争名夺利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民希望安宁，于是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甘愿清贫淡泊的人，反而为社会所敬重。此时的“遁世”便成为一种美德。况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遁世”不是一般常人尤其是有了一定成就和影响的名人所能做到的。可以设想，在一个物欲泛滥的社会，那些不为金钱所动的人难道不值得称赞吗？

　　《吕氏春秋》集杂家所长，它根据老庄哲学关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运用于政治提出了虚君而治的主张。它要求君主养性保真，以达到无为治，“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輥?輲?訛。君主不应该去做本应该由臣子做的事。“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宜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輥?輳?訛君主的作为反而使自己的威信日益减损，人臣势力日渐扩大，搅乱了尊卑上下的君臣关系，所以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輥?輴?訛

　　可见，《吕氏春秋》的“无为”，虽然取源于道家，但它又不同于老庄道家的“绝圣弃智”的绝对无为，其目的也不在于使人类退回到小国寡民，甚至混沌不分的原始状态中去，而为治理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服务。因此，《吕氏春秋》基于上述认识，它对于“辞让”的解释要较庄子深刻得多。我在上文提到《吕氏春秋·长利》篇，记载了禹见伯成子高的故事，值得一读：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行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君子立为诸侯。今至于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同悦），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后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耰，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后世之乱也。”?輥?輵?訛

　　由上文可见，受人称道的德行高尚的“遁世”者，是由一定环境决定的。伯成子高在尧、舜时代甘心情愿地接受委托当“诸侯”，只是到了禹继位后便辞去诸侯从事耕种。他并不是闹意气，他说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意思是：“尧的时候，不奖赏，可是人们却勉力向善；不惩罚，可是人们却畏惧为非。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怨恨，不知道什么是高兴，就像小孩子一样和悦。现在奖赏和惩罚很频繁，可是人们却争利而且不顺服，道德从此衰微了，谋私利的事从此兴起了，后世的混乱从此开始了。”最后他竟不客气地对禹说：“先生您为什么不走呢？您不要打扰我耕种的事呀！”作者最后发的一番议论也很深刻：当个诸侯，名声显赫荣耀，实际情况又很安逸快乐，后嗣都能得到恩惠，这些，伯成子高不须问便能知道，然而他却推辞不当诸侯，这是为了以此制止后世的混乱啊！

　　当然，社会需要力挽狂澜的入世者。他们中不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小人，在这种环境下，“天下大器尚不欲，万古虚名岂愿留”的隐者难道不值得称颂吗？

　　也有人分析，善卷辞天下不受是知道尧慧眼识真珠而选准舜有治理天下的才干，不愿意越俎代庖。如刘禹锡的诗就包含这种意思：“先生见尧心，相与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林薮。”晚唐诗人蔡昆也说：“当时为有重华（即舜帝）出，不是先生傲帝尧。”《淮南子·俶真训》还从“体道者不专在于我，亦有系于世”的角度评价善卷、许由辞天下的道行。意思是说他们之所以不争名夺利，表现超常人的美德，因为是处在尧舜之世，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循其道”。所以这些当然有道理，但我认为它不及《吕览》所说的力挽颓败的世风深刻。况且不为虚名所累，即使在尧、舜、禹的治世也同样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美德。

　　关于第二个方面，即《吕氏春秋·下贤》篇记的尧被善卷的“德行达智”所感动，拜善卷为师，其具体表现是施教化、开民智。

　　善卷，在《吕氏春秋》中写为“善绻”，可以训诂为善于书卷，视为书神，正如中国传统中祝融为火神、冯夷为水神一样，善卷是古人构想的知识传播者的形象。因此，我认为钟毓龙先生的《上古神话演义》描写善卷在大禹破三苗之后到湘西酉山保护黄帝的藏书是很有意义的。善卷终其一生，主要功绩是开启民智，把已有的中国文化传播给蛮荒之地。早在黄帝时，仓颉就创造了文字，汉族文化明显地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常德原属古荆州，是汉族和湘川黔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连接处，两种文化在这里互相影响，互相融合。传说沅陵大小酉山有黄帝的藏书洞，这就说明汉文化已经在荆蛮之地建立了据点，善卷正是利用这一据点施教化、开民智的。

　　当然，善卷是一位传说中的人物，但是神农、仓颉等人何尝又不是呢？按理，研究一位传说人物的籍贯没有多大意义。但是，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始于中原，因此说善卷也是从北方来江南的，代表中华文明的南移。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江南同样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近年常德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常德地区已发现近500处。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中国和世界找到了水稻农业文明最早的源头树起了最早的历史丰碑，并伴随着产生了中国和世界最早的刻符文字。澧县城头山遗址 ，已被考古确定为6000年前的城市遗址。这就是说，当河姆渡人还处于母系制繁荣阶段的时候，这儿已形成了文明社会的又一标志——城市。城头山城址把中国文明社会至少提前了2000年，如算到彭头山，算到发现的8000多年前的古稻，则又提前了五六千年。1992年全国炎黄研究会的报道说中国是一万年文明古国，主要依据是澧县彭头山的稻壳和陶符文字。因此，我认为无论善卷是确有其人，还是虚构的一位开化民智的神，他都不是来自北方，首先是史无记载；其次，更重要的一点，因为沅澧流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块土地能够诞生如斯人物。我认为善卷是我们常德人，善卷即使是神，也是常德地方诞生的神。这是由常德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武陵，远古为三苗之地，其首领和共工、驩兜、鲧等人被冠以“四凶”之号，后被华夏征服后，苗人名号被荆人、楚蛮所代替。周代初期，江、汉流域的苗人，仍归附于周王室。成王时代，帝颛顼之后裔熊绎受封于楚蛮。春秋、战国之际，楚国成为七雄、五霸之一。随着楚国势力的向外扩张，境内蛮夷便慢慢向西、南方向迁徙。秦昭襄王时数次派兵攻楚，特别是白起攻破楚都郢城之后，又取楚地巫郡及黔中郡。《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使白起伐楚，掠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秦时，黔中郡治在临沅（即常德），辖境相当于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以及四川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带，境内少数民族称黔中蛮；后武陵郡改治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而蛮名则改称武陵；又因其有雄、樠、酉、潕、辰五溪，至东汉又称五溪蛮，但史籍一般称武陵蛮。善卷居住枉渚，当地人被称为枉人，这都是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和其土著的贬称。统治者在对少数民族实行高压的同时，也必须辅以文教感化。在大禹时代，征讨无济后，“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輥?輶?訛。可见，善卷是时代呼唤的英雄，也是时代造就的英雄，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华民族最早表彰的“模范教师”。

　　以上两个方面，即“让王”与施教化，可以总括为“善”。所以古人说“人知善卷之善乃卷所得之道，而非卷所得之姓”。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不能简单地认为善卷，即姓善名卷，它有更深的寓意。隋朗州刺史樊子盖改枉山为善德山，也是基于这一认识。汉代董仲舒说：“尧舜德彰而身自尊，善卷德积而名显。善在是则尧舜之道在是，尧舜之道在是则善亦在是。”善卷与尧舜一样，千古受人称道。

　　原载《常德德山山有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     

　　【注释】

　　① 《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55页。

　　② 钟毓龙：《上古神话演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490页。

　　③ 《上古神话演义》，第1128—1131页。

　　④ 《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7月版，第966页。

　　⑤ 今名二酉洞。在沅陵县县城西北16.6公里处的酉水西岸、乌宿乡二酉山上。洞口在山腰的绝壁，高2米，宽3米，洞深5米。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山在酉溪口”，“山下有石穴，中有书千卷。秦人避地隐学于此。梁湘东王谓访酉阳之逸曲也。耆旧相传尧时善卷、唐张果老尝隐居于此”。

　　⑥ 卢峰山，原名雷峰山。在溆浦县西部溶溪、小江口、仲夏三乡间。仙人顶上，相传有善卷弈棋处和卢真人炼丹遗址。“卢峰仙隐”为溆浦县古八景之一。

　　⑦ 九有：指九州，或泛指全国。《诗经》：“方厥后，奄有九有”；《文选》也有“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⑧ 虚中：袁州（江西宜春）人。他从小皈依佛门，喜读书作诗。他住玉笥山（湖南汨罗）佛寺20年之久。后来到潇水与湘水一带游历，与齐己等人是诗友，被司空图等人看重。《全唐诗》破虚中诗14首，断句6联。

　　⑨ 朱熹：“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胡承珙：“高山景行，自即以喻贤女，仰止行止，极致其思慕之意。”

　　⑩ 《嘉靖·常德府志》。

　　?輥?輯?訛 《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会寥会，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名之曰大。”

　　?輥?輰?訛 《老子》第十章。

　　?輥?輱?訛 《老子》第二十七章。

　　?輥?輲?訛 《吕氏春秋译注》，第559页。

　　?輥?輳?訛 《吕氏春秋译注》，第559页。

　　?輥?輴?訛 《吕氏春秋译注》，第559页。

　　?輥?輵?訛 《吕氏春秋译注》，第710—711页。

　　?輥?輶?訛 《尚书·虞书·大禹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