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探讨

    摘要: 中国退休年龄基本沿用了20世纪50年代的规定, 存在着退休年龄较低、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较大、提前退休较为严重等问题。从降低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应对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等各种现实情况考虑, 实施延迟退休具有必要性。而在具体实践中，要充分考虑社会各方群体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承受能力，兼顾各方利益，以渐进方式推进我国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改革。

   关键字：退休年龄；延迟退休

   一、引言

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合理与否之所以受到了广大的关注，不仅仅因为退休年龄的调整关系到老年人个体的工作年限、年轻一代人的养老负担，也关系到整个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分配、储蓄行为，以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等等。现行的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源于1951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经过近60年的发展，依据当时国情制定的退休年龄是否在当下依旧适用；尤其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是否应该固守传统的退休年龄，这一直是理论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争论的热点。许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探索，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相关的建议以及意见。

    二、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比我国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所以西方国家对退休年龄的研究比我国更早、更深入，其中很多学者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论价值。在众多的研究中采取的措施大多是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国外学者主要从国家财政负担和退休年龄角度出发。

埃斯特勒·詹姆斯(Estell James，2003)认为中国的退休年龄较早，成本较高，使旧体系承受相当大的财政负担，而且当在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时，制度内的赡养负担会更重。如果用合理的精算方法将积累的基金转换成年金，则会使养老金增加，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但是，中国现在的假设退休后预期寿命为10年，将积累简单地除以120得到每月的养老金，而不随预期寿命变化，使得人们工作动机变小。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是使公式在精算上合理，对退休年龄做出反应。格斯特曼和施泰因迈尔(Gustman and Steinmeier, 2002)设定了一个关于退休和财富结构的生命周期模型。模型表明，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延迟至岁可转移约3/5的60-岁人群的退休高峰期，这将对改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起到很大的作用。

克里默、罗扎克默和帕斯蒂尔(Cremer, Lozachmeurand Pestieau, 2002)等提出养老保险制度的参数改革，即增加工资税，提高养老金收益，或者是推迟退休年龄，并提议通过调整退休年龄来应对预期寿命的增加和生育率的下降，而养老金替代率和工资税则不用改变。约翰·特纳通过考察了经合组织 23 个高收入成员国的退休年龄和提前退休情况，发现了预期寿命只与养老年龄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以 2002 年为例，养老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的相关度仅为-0.24.所以，他认为决定养老年龄的因素是多样的、复杂的，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决定养老年龄的变化。詹德尔(Gendell, 1998)在《四国退休年龄的发展趋势:1965-1995》一文中对美国、德国、日本及瑞士四国1965-1995年间的退休年龄进行了统计分析，首次采用队列的测量方法获得了优于美国劳动保障当局制定的指定时期的法定退休年龄，从而为制定合理的退休年龄提供了参考。

    国外大部分学者是采取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做法，但也有的学者对延迟退休年龄持另一种观点。威勒(Weller)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在《延长退休年龄——社会保障的错误方向》(2000)一文中指出，如果通过推迟退休年龄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支付短缺问题的话，退休年龄将不得不额外增加6.6年，即使只有一半的社会保障资金短缺是通过推迟正常退休年龄弥补的，退休年龄仍要增加1.4年。2005年，威勒在《为社会保障提高退休年龄》一文中通过对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延长退休年龄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保障维持退休收入的工人将产生负面影响。

    T·哈理斯对“退休冲击”做过研究，退休者在退休后需要对自己做出重新认定。工作丧失产生的失落感，缺乏与同事、朋友联系的不满足感，以及无法通过与社会充分联系产生的不被尊重的感情等等都会对老年人产生“冲击”。尤其在我国这样的传统背景下，老年人一般承担着家族的“大家长”的角色，早退休造成的经济地位的变化从而使得在家庭内部支配权的变化，会让老年人情绪低落。

   三、国内研究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显，几乎一成不变的退休年龄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应该提高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但也有学者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认为目前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尚不成熟。

   （一）赞同延迟退休年龄的观点

   （1）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出发

    李珍（1997）指出：一般的规律是，人口预期寿命越长则退休年龄越高。50 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在当时是适当的，但在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20岁的时候，这一规定就不适当了。李红岚（2000）论证了延迟退休年龄的可能性，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现行的退休年龄不变化，退休后的生命余年也相应的延长。许多老年者表现出较强的再就业欲望，所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是符合老年人心理需要的。林义（2002）认为：人均寿命的普遍延长、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改善，为提高退休年龄提供了客观基础。符齐华（2004）阐述了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冲击的主要三个方面表现：一是人口老龄化加大老年人口赡养比，用于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和福利费的财政支出增加；二是由于制度内赡养率的提高已经使养老保险面临巨大的挑战；三是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必然会增加对医疗护理等需求，要开支更多的退休金，所以应该延迟退休年龄。文太林（2006）提到：在人口老龄化情况下，随着养老金支出的增长，要维持制度的收支平衡就要增收节支。而影响的变量很多，其中退休年龄是影响老年赡养率和制度负担的重要内生变量。

    （2）从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角度出发

    史伯年（2001）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内的赡养率和自我负担率论述提高退休年龄对于缓解养老保险支付压力的有利作用。邓大松、刘昌平（2002）对退休年龄的敏感性作了分析，得到：退休年龄每提高1％，基金缺口将缩小 1.949％，如果退休年龄提高5年，那么基金缺口将缩小22.69％。张世伟、李学（2005）应用某市的微观数据对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进行模拟实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实施现行的退休制度，将导致养老金收支日趋失衡；适当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抑制提前退休或实施弹性退休制度，均能够使养老金收支趋于平衡，均不会产生长期的就业问题。

    （3）从企业负担角度出发

    柳瑞清、苗红军指出中国当前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统筹缴费率已经很高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为 20%左右。这个缴费率大大的超过了美国（7.65%）、德国（9.25%）和日本（6.2%）等国家的企业缴费率。尤其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靠低价占据国际竞争优势的贸易大国，这样的缴费率必定会使企业的缴费负担过重，影响了国际竞争力。而事实上，我国的企业负担还存在着较大的地区不平衡。东南沿海的新兴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基本上保持在20%左右。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由于承担着经济改革以后的负担，即使得到了国家的援助，部分企业的实际缴费率达到50%左右。这对本身就存在着大量不良资产的老国有企业更是雪上加霜，连企业自身的存活都需要艰难的维持，更不用说和其他的国内、国外的没有历史包袱的企业竞争并取得优势了。这样沉重的缴费负担不仅对企业，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很大劣势。

    （4）从初始劳动年龄的角度出发

    候文若（1994）认为：在劳动年龄下限实际后移的趋势下，若不将退休年龄后移，必将使每个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限缩短，一般要缩短3～5年不等，使国家损失掉一部分劳动资源。李珍（1998）通过对中国退休年龄的实证分析，提出了可以利用“晚进晚出”即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和提高退休年龄的就业代替“早进早出”的就业，以缓解就业压力，从而让人们走出低龄退休有利于年轻人就业的理论误区。邓大松、刘昌平（2002）指出：按照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大连、成都和西安等五个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了参保职工就业年龄为16岁，但其对 2001～2050年中国在职职工平均就业年龄的预测显示：2001年平均就业年龄为 16岁，2005年平均就业年龄为17岁，2010 年以后平均就业年龄为18岁。

   （5） 从性别公平角度

    我国的和《妇女权益保》都有相关的规定要保证男女平等。而在退休制度的设计，尤其是退休年龄的设计上，女性要比男性早退休5-10年。这样的规定就造成女性在退休后的待遇低于男性，也就更容易陷入贫困。这与我国签署的国际公约中号召的男女平等的精神所相悖。所以，只有在退休年龄上与男性一致，才会使老年女性在经济上平等，从而在政治、法律等方面上进一步。此外，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也为拉平女性的退休年龄提供了客观的基础。潘锦棠对全世界165个国家或地区的男女退休年龄进行了整理，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98个国家或地区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占59.4%。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中，74%的男女退休年龄是相同的。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观点

   （1） 从就业角度出发

    即使在存在着沉重的城市退休金压力和老年人力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的问题，反对延迟退休这一派依旧认为增加青壮年就业和提高经济效率更应该被优先考虑。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67万小企业被迫关门，约670万的就业岗位蒸发。2009年610万名大学毕业生中就业困难的比例可能占到1/4。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一直存在的失业农民工和大量下岗人员，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必然会使 9.4%的城镇失业率继续攀升。如果再排除统计口径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实际失业率会比统计的失业率更高。尤其是对机关、事业单位等，延长退休年龄造成的挤压效应会更明显。原新、万能(2007)认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依旧会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在2011年劳动力数量达到9.3亿的峰值之后，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会逐渐递减，但是在2020年劳动力数量依旧保持在9.2亿的巨大规模。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都不会出现类似OECD国家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严重老龄化并存的状况，相反，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的态势将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对于普遍延迟退休年龄要更加谨慎的考虑，现在贸然执行必定会从总体上对就业造成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中国存在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水平较低和实际退休年龄偏低的背景下，提高了退休年龄可能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而相对于女性就业者，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更有益于缓解养老金压力。

   （2）从劳动力资源角度出发

    高庆波(2009)通过对OECD经合组织组织国家的退休年龄变动进行了整理，指出延迟退休年龄的国家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如美国、日本、意大利、新西兰、英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甚至还有部分国家的退休年龄出现了缩短，如瑞典、挪威和爱尔兰。并且中国与美、日等高收入国家在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及工作条件等方面有相当的差距，不应盲目的提高退休年龄。姜向群、陈艳就指出我国的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并不高。城市60岁老年人带病期占余寿的比例高达75%以上，生理功能的下降和疾病的增加说明老年人已经不适应继续紧张的工作了。我国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占多数的国家，老年人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伴随着体力的下降而下降，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使生产收益减少。我国的工资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企业继续雇佣老年人会使得生产成本的上升。这样不仅不利于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利用，还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当然对于有特殊贡献能力的老年人才应该给予继续发挥才能的空间，但是对于广大的老年人来讲，延迟退休是需要进行更为谨慎的思考之后再做决定。

   （3）从实际的抚养比角度

    衡量在职职工负担的指标中最常用的是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负担的指标被称为老年抚养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的抚养比已经高达16.8%，说明许多在职职工的养老负担已经十分沉重。但是很多学者对这个数字表示了异议。姜向群、陈艳认为在老年抚养比的计算中不应该把老年人当作完全的消费者来看。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绝大多数的老年人仍然在从事生产活动。所以实际的老年抚养比绝没有统计的那么高。周渭兵通过测算，得出我国实际人口抚养比的变动趋势：总抚养比从 2008 年0.0803逐步下降到2014 年的0.078，之后再稳步上升至2048年的0.1028。虽然老年人的抚养比是有上升，但是少儿人口的抚养比下降抵消了一部分负担。可见 40 年间，中国的总抚养比仅仅增加0.0225。相对于2006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抚养比（日本0.5，以色列0.6，阿根廷0.6）来看我国的总抚养比还相对较低，绝对在承受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不会过分地加重未来职工的负担，甚至不会对养老保险制度产生太大的不良影响。所以，也就不存在着为了减轻职工负担而延迟退休年龄一说了。

     四、小结

     延迟退休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不失为一剂良方。只是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不同，看法和立场也就不同。延迟退休年龄能否成功，有两个挑战需要关注：

    第一，如何平衡权利的关系？在业者的工作权利、年轻人的就业权利和退休者的休息权利有一个博弈的过程。退休年龄延迟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10年2月23日，西班牙爆发全国性的示威活动，万余名民众走上街头，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示威者打出的口号是：要工作，不要养老金。言外之意是，先要解决失业问题，养老金问题可以暂缓。无独有偶，法国近期发生的大罢工则是要求休息的权利。2010年9月7日，为法国推出的退休改革法案，法国各大工会举行公营部门员工全国总罢工，共有114场示威活动，走上街头者逾200万人。方队举着“工作多了，工资少了”“要给所有人退休金，不要工作到62岁”等标语，提出强烈诉求。

第二，如何保持制度的弹性？弹性就是制度的适应性和适应力，能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区别对待。对一些工作劳累、收入又低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提前退休才是解脱和享受。分类对待有助于社会和谐。高失业率的行业暂时不要实行推迟退休制度，避免推迟退休恶化就业形势。延迟退休不宜在短期内向全国以及全行业特别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垄断行业推广。国际上反对的是强制性延迟退休，赞成的是自主性选择退休。早退少得益，晚退多得益。双向推进比较稳妥：一方面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另一方面逐步扩大退休选择。一些行业部门的工作者可能希望提前退休或者按原计划退休，享受退休生活的乐趣，而不在乎推迟两年退休是否养老金更多。能否赢得公民的认同，公民是否有选择的权利，是提出弹性退休制度的主要依据。制度的人文关怀十分重要，这也是我国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要害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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