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墙”就是地地道道的“遮羞
近日，人民网记者从甘肃漳县境内212国道经过时发现，沿线的部分村庄在路边竖起了一堵堵高约两米、用琉璃瓦装饰的墙，将路边农户的房屋遮挡住，部分墙体已经刷成白色。这些墙是今年10月份开始建的。“是公家（）修的，具体哪个单位不太清楚。”几位村民的回答大同小异。一位齐姓村民表示，这些墙是“扶贫项目”，但除了这些墙，他“再没听见其他的扶贫项目”。当地村民们认为，这些墙“最大的作用就是遮丑，因为农民房子不好看。”（12月4日《西安日报》）
诚如这些村民所言，当地修建的漂亮的高墙，目的是为了用来遮羞，遮住村民破旧的房屋，让前来检查的领导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样，当地不但面子上好看，仕途还有可能因此一帆风顺。
其实，修建“遮羞墙”这种做法，并不是漳县首创，比如，2010年，甘肃永靖县部分公路两边，就砌了9处总长度2公里多的高墙，用来挡住农民破旧的房屋和院落；而为了配合郑州创建文明城市大检查，河南省郑州市古荥镇在门前的老街两侧建起了两道绵延2千多米的高墙，把道路两边的杂物挡住，使老街“不那么难看”；江苏南京也连夜在待拆的南西营村土房子前突击盖起了围墙，这些围墙，都被群众形象地比喻为“遮羞墙”。
这些“遮羞墙”，当地都会赋予其一个好听的名字，有的称之为“美化工程”，有的称其是“文化墙”。然而，漂亮光鲜的名字遮不住那些美化政绩的邪念，“遮羞墙”暴露了很多问题。一是暴露了基层的虚假政绩。基层修建“遮羞墙”，无非是为了敷衍上级检查，给上级留下美好印象。至于“遮羞墙”背后的脏乱差，贫穷和落后，则根本无暇去管，也无心去管。二是暴露了上级的一些问题。一些视察、检查工作，都是走马观花，他们看的是表面，参观的是地方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却看不到这些工程背后的脏乱差和假恶丑。这种没有真正走进基层，没有真正深入老百姓之中的视察和检查，则被老百姓称为“扰民工程”。
“面子工程”和“扰民工程”是互相呼应的，“扰民工程”催生了“面子工程”，而“面子工程”助推了“扰民工程”，两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2、正视高门票带来的“文化鸿沟”
旅游资源多是公共资源，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具有很强公益性，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旅游旺季将至，各景点门票涨价声又起。据报道，全国130家5A级景区中近一半门票价格过百元，超过一成门票价格在200元以上。
门票岁岁涨，质疑年年有。今次，在众多“门票经济”、“畸形旅游产业”的追问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值得认真倾听——有专家指出，高门票实际上是把中低收入者拒之门外，这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确实，高门票越来越多的将中低收入者阻挡在景区、旅游区之外。100元的门票，一家三口出游，加上餐饮、交通费等支出，中低收入人群还真是“玩不起”。
作为文化消费的一种，旅游正成为社会分层的新标尺。一如教育鸿沟、数字鸿沟，差距正导致社会文化消费分层，让文化休闲走向“奢侈品”。虽然门票在整个旅游消费中的比重也许不算太大，但因为门票背后的旅游景区多是公共资源，本身具有公益性质，高价门票不仅在经济上给中低收入者更多压力，也在公品服务导向上让人滋生不满，进一步加深这道“文化鸿沟”。
这几年，人们感叹大学教育的不公平，这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必须承认，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确实有更多条件享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兴趣班进行“素质教育”，有更多能力于名山大川的游历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当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卢浮宫里流连忘返时，许多偏僻农村的留守儿童却因无钱支付门票，连家门口的“世界遗产”都无法一睹。
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差别，作为，既有责任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也有义务让公共资源服务更多的人，以公共资源共享填平社会鸿沟。旅游资源多具公共性，尤其是那些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启迪国民心智，滋养国民心灵，而不仅仅成为促进一地GDP增长的发动机。
对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公益性质的强调，并不妨碍旅游产业的发展，相反，门票优惠往往能给一地的旅游带来乘法效应，兼顾旅游业的公平与效率。杭州西湖免费开放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西湖之美面向天下所有人，无关，无论贵贱；低价门票甚至免门票，能够吸引更多的参观者，他们在门票之外的商业消费往往数倍于门票收入。
差异是无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如果说，那些因城乡分割、教育发展不均衡等等造成的历史鸿沟，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努力才能填平，那么，我们现在起码要做到不再人为加大社会裂痕。比如，从降低景区门票，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等细微处做起，努力弥补不平等、积极促成社会公平。
3、“重大工程”就能违法用地吗？
本应是依法依规、依法行政模范的相关部门，在用地上却带头违法违规，既伤害了资源，也损害了公信力
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高潮的兴起，违法用地现象给国土资源保护带来的挑战愈加严峻。27日，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等6部委联手会商建立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以求破解重大项目违法违规用地顽疾。
事实上，土地管理并不缺乏制度约束。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了十余部，还颁布实施了3次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实施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和地方行政首长问责制。然而，一系列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仍未从根本上遏制违法违规用地现象。在一些领域，重大工程项目俨然成了违法用地的“特区”，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资源，寄托了部门和市场主体的主要利益要求。土地财政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让有的地方对土地资源支配权的重视程度超过对土地管理的重视程度。二者一旦不能协调，往往会选择前者。重大工程项目因为时间紧、建设周期长、用地类别多、涉及范围广、用地报批工作难度大等客观原因，“未报即用”现象越来越多，甚至有地方把重大工程项目视为规避土地制度约束的挡箭牌。
另一方面，土地监管程序不畅，也是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目前，在土地管理格局上，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部门之间，仍然缺乏联动机制。在有的地方，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异化成圈地游戏，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近3年的土地执法检查数据表明，这一现象依然严重。
相关部门本应是依法依规、依法行政的模范，如今在用地问题上却违法违规，严重损害了公信力。而在人地关系长期紧张的形势下浪费土地，降低土地集约使用效率，又严重伤害了资源。
6部委建立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的尝试，无疑是打通土地监管脉络的效率改进。要让土地使用真正形成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意志服从客观规律的态势，还需进一步加强制度改进。比如，建立用地违法审查制度，通过提高土地监察在项目建设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中的权重，扭转监察成本过大、效果不彰的被动局面，让部门从土地的利益迷思中跳出来，实现土地的有序开发。此外，还需加快财税改革，通过新的长期税种的培育，帮助地方财政减轻对土地的过度依赖。
“十二五”期间，预计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在4000万—4500万亩，超出规划安排规模1000万亩以上。能否通过制度改衡发展与国土资源保护间的关系，能否将部门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定好位，不仅决定房地产的前景，也将影响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
4、如何关上安置房“质量门”
如果为了速度不管质量是“讲政治”，那么，安置房“质量门”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
江西省最大的地震灾民安置小区瑞昌市（县级）瑞民家园，日前被媒体曝光存在竹篾窨井盖、“纸壳”单元门等质量问题。当地也承认，因建设工期短，房屋“或多或少”存在质量问题。
安置房的对象主要是困难群众，有责任让他们住上舒心、满意的房子。开工前，也常能看到地方要做“民心工程”“阳光工程”的凿凿表态；但建成后，却不时曝出各种“质量门”。这种反差不仅让百姓期待落空，也使公信力受损。
安置房“质量门”的出现，自然与开发商缺乏“道德血液”有关。不过从道理上讲，安置房建设要经过设计、开发、施工、监理、验收等关卡。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安置房带病闯关的能力怎么那么强？明明有监管验收环节，为何有人看守却无人设防？
监理专家被称为房屋质量的“把关人”。就瑞昌安置房来说，问题反映多年，却长期未能解决。是把关能力不足，还是监管态度不正？群众疑惑重重。监理本应是公正的第三方，然而，从以往媒体披露的其他地方情况看，一些监理专家往往“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监管功能无法发挥。不仅如此，在“竞争”的逻辑下，一些监理企业底线频频失守，不再做给开发商找麻烦的“婆婆”，而当起了听话的“管家”。
如果说，监理企业的花瓶角色中看不中用，那么作为验收主体，的作为同样值得反思。目前，验收房屋，采取“抽检”和“竣工备案”制。“抽检”就不会挨家挨户，存在漏洞；“备案”是例行公事，不出事不追究。这种监管稍显粗糙，离百姓需求距离较远，还需积极创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瑞昌当地一方面表示“房屋结构安全可靠”，一方面也承认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并解释安置房在建设过程中，在当时是政治任务，工期被缩短，对质量肯定有影响。这种解释其实难以说通。如果为了速度是“讲政治”，那么，安置房“质量门”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据悉，瑞昌称已成立调查组，保证十天内处理到位。这样的姿态固然值得鼓励，但为何不能提前做到呢？
今年保障房要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质量问题不容丝毫马虎和放松，它直接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房地产大局。保障房质量不过关，没人愿买愿住，就起不到保障百姓居住权利的作用，难以达到分流刚性需求的效果，给楼市埋下隐患。
“要对保障房建设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一旦质量出了问题，不论责任人走到哪里，都要追究其责任。”领导的表态，言犹在耳，相关部门还是莫要当成耳边风，还请提前关上安置房的“质量门”。
5、2元钱韭菜5000元检测？
遇到有问题的产品，可将样品送至相关部门检测，但面对高额检测费，不少市民选择放弃。以一捆韭菜为例，每一项指标的检测需要100元左右，按照50种指标全部检测来算，一个样品可能就要花费5000元左右，而购买这捆韭菜只花了2元钱。（6月29日《齐鲁晚报》）
“追回一只鸡，得杀掉一头牛”，人们常用这句话形容维权成本之高。维权成本高体现在多个方面，检测费居高不下是其中之一。一捆韭菜才2元钱，检测费居然高达5000元，这就客观上吓阻消费者维权。消费者无奈放弃维权，只会让亲者痛、丑者快，因为自身权益无法捍卫，而那些可能存在问题的厂家、商家则会躲过一劫，偷着乐。
这些年，虚高的检测费，让消费者啧有烦言。更令人悲哀的是，有时舍得血本进行了检测，食品或产品被检测出了问题，也不意味着就能维权成功。一个案例是，济南吴先生怀疑买到的火腿有问题，送去检验，一共检了指标，花了1600元检测费。高额检测费虽然换回了一个“所检样品实物质量检验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产品不合格”的结论，但是，“人家这种火腿该卖还是卖，最后我花1600元买了个‘以后不买了’。”
当然，许多时候要维权，检测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不能让高检测费成为消费者维权的拦路虎。不妨从三方面化解。首先，应大幅度降低检测费。不少检测部门一方面享受着财政拨款，另一方面却以高额检测费谋利，这显然不合理；其次，推行公益检测制度；最后，由被检测食品或产品企业埋单。此外，还不妨从改进检测技术入手。据报道，目前发达国家实施的检测方法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不仅灵敏度高、检测时间快——几分钟就检测出来，而传统技术需要几天，更重要的是检测成本低——测10~30项指标才50元。
从改变检测费入手，破除“追回一只鸡，得杀掉一头牛”的维权困局，让消费者轻松、快速、有尊严维权，并能依成功，消费者才有尊严可言。
6、让“大快人心”化为长期信心
运动式打假，固然能收获一时之效，但消费者维权牵涉利益多元、内容多样，必将是一场长期战役
质检部门查处“造”的液化气站，麦当劳中国公司负责人连夜对问题门店停业整顿，卖“假柴鸡”的家乐福负责人鞠躬致歉，贩卖个人信息的公司被封查……近日，央视“3•15”晚会的能量持续释放，曝光的商家被处理，消费者感觉“大快人心”。
小到柴米油盐，大到汽车楼房，消费行为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质量问题，事关健康权、生命权，是公众切身利益所在；也事关消费取向、消费信心，是社会经济关键所系。正如一位投资者所说：“股民可以不看春晚，但是必须看‘3•15’晚会。”其实，何止是股民、何止是“3•15”晚会，亿万公众都关注着媒体对产品质量的每一次监督。
一场曝光维权的电视晚会能引发如此规模的关注，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下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和保障问题，不容乐观。
从数年前的“三无”假抗生素、假奶粉、假音响，到近两年锦湖轮胎、双汇、中国电信及至家乐福、麦当劳相继曝出质量丑闻，以往多由不法中小企业引发的消费权益侵害行为，正在向知名大企业甚至企业蔓延。不仅如此，网络欺诈销售、个人信息泄露、通信资费乱象……这类利用高科技进行的违法活动，也呈新的增长趋势，在侵害权益的同时，更因其技术性、隐蔽性，增加了对其监督和打击的难度。这固然说明媒体监督力量的进步和成长，也表明打假维权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这样的局面，亟待相关部门更为严厉和有效的监管治理。今年“3•15”之后，我们看到，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对不法企业予以清理整顿，涉事企业也纷纷第一时间予以回应。这样的效率虽令人满意，也不免让人思考：倘若不是被曝光，消费者的权益是否能有如此高效的保障？“‘3•15’举国打假，‘3•16’恢复平常”的调侃，虽言过其实，却也折射出消费者的焦虑和期待。
运动式打假固然能收获一时之效，但消费者维权牵涉利益多元、内容多样，必将是一场长期战役。一方面要有高压的措施，对不法行为露头即打，从严从快；另一方面，更要着眼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背后的利益链条。
以垃圾短信为例，这一行业弊病之所以屡禁不绝，绝不仅是通信运营商管理疏失，更在其与信息服务商牢固的利益分成机制。而外部监管或因利益纠葛的考量、或因九龙治水的低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提示我们，只有切断企业不法行为背后的利益链条，让企业付出高昂代价，让监管形成长期效应，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权益不被侵害。
领导同志一再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让老百姓消费得安心顺心，无疑是这一理念的直接体现。与“3•15”曝光的“大快人心”相比，更期待在日常的消费行为中，人人充满安全感和信心。
7、医患关系再也“伤不起”
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一起恶性的医患冲突事件，让许多人无法享受周末的轻松。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持刀行凶，致一死三伤。遇害的实习医生刚刚接到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
一片唏嘘。骂行凶者丧心病狂者有之，叹医生没有沟通技巧、不谙患者心理者有之，怨医生已成低收入高风险职业者有之，盼医生有尊严地活着者有之，忧未来病无所医者亦有之……甚至竟有零星的叫好声，让行医者更添痛楚，身心受伤。
尽管我们大力提倡医患和谐，但医患冲突在近年来依然时有所闻，医患关系紧张的忧虑依然挥之难去。“医者父母心”，中国传统曾最受人尊敬、并与人伦至尊父母相提并论的职业，屡屡因冲突事件受伤，令人深思。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令人震惊？这次哈尔滨被杀的医生，和凶手并无直接接触，受伤的医生在替谁挨刀？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而“教育”和“医疗”就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今年，我们终于有望实现一个承诺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然而，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长期低迷、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指标。2011年，我国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投入偏低，造成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一切恰与国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形成反差。百姓在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殚精竭虑。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绝不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相反大多数都是医者仁心。对13亿人而言，这是接触最多、依赖最深、受益最大的职业之一。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支撑着13亿人的健康大业，为了治病救人，他们拿着低工资，“白加黑”地工作，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以及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伤害。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处于对立的两极，只会两败俱伤。因此，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这，才是让医生再不挨刀的治本之策。
8、为全民养老铸就安全防线
尊重民众的担忧，就是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视民众的情绪，就要始终践行承诺、审慎操作。
日前，经批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受广东托，投资运营广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对于“委托投资运营”，有人理解为“养老金入股市”，因而引发担忧：“我的养老钱安全吗？”
其实，正如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21日回应所言，养老金的委托投资运营，并不等于委托入股市。一方面，相关已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红线——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比例中，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另一方面，该理事会也表示，他们会采取更为审慎的投资方针。投资的主要方向——国债、银行存款、企业债、金融债等，都是有固定收益的产品。如果能谨守“分散投资”与“谨慎操作”的原则，应能确保老百姓养老钱的保值增值。
委托投资运营，是为了更好增进民众养老福利。一段时间以来，地方管理的养老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和存入银行，收益率过低。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养老金实际上处于不断缩水当中。正因此，“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只有拓展投资渠道、开展市场化运作，才能让未来的社会化养老继续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带来的红利。
尽管如此，社会上的一些疑虑也可以理解。毕竟，这笔基金事关老有所养的社会理想，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福祉。毕竟，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各类投机炒作、内幕交易等未完全杜绝，尚无法充分发挥经济质量晴雨表的功能。在养老金这样的敏感议题上，尊重民众的担忧，就是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正视民众的情绪，就要始终践行承诺、审慎操作。
更要看到，民众的担忧情绪并不止于“养老金投资如何更安全”。当前，我国有养老制度保障的总人数已达6亿多，尽管从“制度全覆盖”到“对象全覆盖”还有不少路要走，但是“全民养老”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从“养儿防老”到“全民养老”，老龄化社会中的民众关切，应该不断激发社会管理者的主动思考：养老体系的保障对象能否更多一些？保障水平能否再高一点？个人账户的高额缺口又能否早日做实？
铸就全民养老的安全防线，还须把民众的担忧化作改革的动力，把民众的情绪凝聚为改革的魄力。推动养老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离不开规范的金融市场，离不开有效的监管制度，更离不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在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之下，涵盖养老、工伤、失业、生育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而为民众的安全感构筑起坚实的闸门，不仅要算好投资的经济账，更要算好民生账与民心账。
9、警惕“勇夺第一”背后的发展陷阱
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轻视质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会埋下悲剧的伏笔，这么多年，因过于追求速度、过于赶工期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举不胜举。可以说，如今“勇夺第一”已异化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剥茧抽丝之后，一旦呈现出来，总让人感到残忍和愤怒。山西“3·28”透水事故，震惊国人，赶工期或是事故重要诱因。据报道，为了能早日产煤，华晋公司董事长武华太曾提出“花钱买进度”的理念，要求尽一切可能加快工程建设。看来,金钱真是万能的，不仅能买到生活必需品，原来还可以购买进度。
无独有偶，王家岭矿难抢险总指挥、山西省副陈川平也表示，“王家岭矿难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此前，负责施工的华晋焦煤公司于3月5日召开王家岭煤矿项目按期投运推进大会，要求“加快王家岭煤矿项目建设”。
当惟速度马首是瞻，速度成了指挥棒，就必然潜伏危机。根据著名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当一味追逐速度，就必然罔顾其他。比如，相关部门不仅誓师、表态，还与各施工单位签订节点考核奖罚协议。悠悠万事，速度为大!
“速度上来的背后，生命成为了牺牲品。”有网友如此哀叹。斯诚不谬！当把速度放在了第一位，质量和安全就等而下之了。在这种语境下，最该重视的生命反倒不重要了，生命成了完成目标的工具，不发生事故才怪。
难道“勇争第一”、“花钱买进度”只存在王家岭一地吗？当然不是！曾几何时，“勇争第一”成了响彻神州的流行口号。应该承认，刚从大锅饭的年代走过，在过度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的语境中，安于现状的懒汉思想要不得，没有紧迫感的拼搏意识是不行的。“勇争第一”在当时是必需的，否则就无法后来居上，也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落后面貌。简言之，“勇争第一”既是对以往的矫正，也是主动奋进的一种自勉，比如深圳速度就曾一度成为佳话。但遗憾的是，发展到最后，“勇争第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GDP崇拜其实也是“勇争第一”的异化。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轻视质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会埋下悲剧的伏笔，这么多年，因过于追求速度、过于赶工期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举不胜举。可以说，如今“勇夺第一”已异化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慢慢走，欣赏啊！”这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谈美》中提到的。一个人应该保持相对的慢生活，长期的快节奏、高负荷生活不仅损伤身体，也易导致人性的扭曲。慢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更讲究质量，这质量对人而言是生活的质量，对工程而言是建筑的质量，对国家而言是科学发展。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早些年，提倡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前些年，则提出“又好又快”；再到如今，则提出“好字当头”，在好的前提下加快发展，转方式、调结构。这条清晰的认知脉络显示，决不能盲目追求速度，速度绝不是第一位的。
当然，还需一提的是，赶工期、盲目追求速度，只是事故的重要诱因，不能把事故板子完全打在速度上，否则就遮蔽了其他人祸，比如监管不严，比如执行不力，比如《煤矿安全规程》成了一纸空文。此外，尤需追问的是，为何一些人、一些部门忙于赶工期、追求速度，除了邀功心切、或谋取更大利益，难道与上级部门的施压无关吗？“花钱买进度”是该摈弃的，“勇争第一”潜伏着巨大的发展陷阱，但是不从根本上破除数字迷信、速度迷信、GDP崇拜等等，不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无济于事的，就无法从根子上摈除“勇夺第一”的流毒。
10、脱贫最需要“自我革新”
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3月19日，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公布。因此前“高调炫贫”的湖南新邵县未列其中，这则简单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
新邵“高调炫贫”事件发生于一个多月前。今年1月30日，新邵县城一些醒目的电子宣传牌上，“热烈祝贺”其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国家级贫困县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并非一回事，新邵未列其中也并不意外。的关注，除了对新邵的揶揄，更有对国家扶贫的期待，希望扶贫资金能有效地投入到真正的贫困地区，踏踏实实地落在百姓头上，而不是被一些地方当成“来之不易”的政绩，助长一些地区“以贫为喜”、“以困为荣”的等、靠、要思维。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投入。据报道，2011年国家综合扶贫投入2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逾40%；专项扶贫投入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1.56%。这些投入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扶贫投入增长之下，有自我发展、脱贫致富的喜悦，有勤勉奋进、攻坚克难的精神，却也有乱作为、穷折腾的怪相，甚至出现干部超编、形象工程、奢侈的丑闻。
像新邵这样以“雷人”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少见。有大手笔投建市政工程，有一鸣惊人的天价接待费……错误的政绩观，走偏的扶贫思维，把本应是造福贫困地区的国家扶贫，弄出一地鸡毛来。
扶贫，扶助谁？怎么扶？扶贫制度设计的原则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今年全国期间，领导在参加一些西部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句话很值得那些努力“跑部钱进”、争抢“贫困帽子”的地区深思。脱贫不只是要资金、要，只有明确了科学的发展理念、找到了适宜的发展思路，资金、才能激活贫瘠的土地，才是可以额手称庆的事。
贫困地区要发展，除了需要和资金的扶持，更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除去贫困的“细菌”，这些细菌隐藏在官僚主义的思想温床上、权力寻租的制度漏洞里。当公开、公正的原则被遗忘，扶贫资金和使用落实难免在暗箱操作中流失殆尽；当“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信仰被抛弃，肌体将失去抵抗贫困的免疫力。
我们早应走出以贫为荣的时代，贫困县、特困区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数字背后站立的是一家一户因贫而困的生活。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11、高铁工程不容“小算盘”
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
近日公布的京沪高铁审计结果让人有些吃惊，这让人想起全国上，最高人民的工作报告显示，工程建设领域仍是高发地。
京沪高铁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国家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据悉，3年建设周期中，平均每年都有100多名审计人员、花100多天时间扑在现场进行审计，防范之严，前所未有。
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包括审计在内的各种监督工作，不仅起到了利剑高悬的威慑作用，对被审计和监督的单位，也是一种及时必要的提醒和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没有如此密集而严格的审计，恐怕漏洞会更多。
还应看到，概算2000多亿元的超大型工程项目，时间压缩成3年建设周期，空间涉及7省市，施工单位和人员浩瀚庞大。如此特大型工程项目，难免会让人钻空子，就此否定京沪高铁的全部建设工作，不客观也不公正。但无论如何，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特别是人命关天的高铁工程，发生如此严重的资金违纪违规现象，都必须认真反思、高度重视。无论是要求，还是群众期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大事业存在任何个人和部门的“小九九”。
高铁审计中查出的问题，相当部分属于部门利益、集体违规。现在“潜规则”里有一种解读，认为只要不把钱放到自己口袋里，违点纪犯点规，都不算什么。
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极其危险。这次查出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近5亿元的“公罪”，破坏性一点不比个人贪污受贿的“私罪”小；同时，因为“私罪好问，公罪难罚”，往往会因法不责众而使相关部门和领导“脱罪”。这显然而且必将危害我们的大事业。
一旦打起“小算盘”，往往会在工程设计、规划建设时不再把遵循科学规律放在必须、不再把“安全重于泰山”置之首位。比如，审计查出有关方面擅自取消部分路段风屏障的问题。风屏障是确保高铁在大风状况下正常运行的重要防线，取消之后，可能会节约成本，但安全隐患却增加了，“速度风险”也提高了。遭遇这样的小算盘，“世界第一”的水平也被打了折扣。
在预防工程建设问题方面，我们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措施、规则、制度，实行了纪检、审计前置、全程跟踪监督等多种方式，对抑制建设领域高发现象起到积极作用。但更应看到，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尤其是像高铁这样的重大工程，不仅要避免失范，相反更应成为遵纪守规的示范。
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有事”就有责任人；处理责任人时，要防止失之于软，避免罚酒三杯式的轻描淡写。要让每个人，特别是负决策责任领导，既不敢自己伸手，也不敢因部门利益而在大事业中存“小心思”，打“小算盘”。
12、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的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
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近日为15名两院院士所关注。他们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局面。刚刚结束的全国上，农业部韩长赋也忧心忡忡：青壮年劳力、有文化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将来谁来种地？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
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
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1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
13、160秒新闻发布会的玄机
160秒，不到2.7分钟，可以用来做些什么？也许就是洗脸、刷牙或者半支烟的工夫，摄像师可能还来不及调好机位的时间，但是南昌市却用160秒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3月31日下午，南昌市燃气公司联合南昌市物价局，就南昌市管道煤气价格上涨召开新闻发布会，用时160秒，创下最短纪录。
160秒，没有记者提问和采访的环节，仅够用来宣读文件，之后大家就可以“作鸟兽散”了。如此之高的办事效率，却分明是大有玄机在内。
这160秒内公布了4月1日就要施行的管道煤气销售价格上涨方案，其时正是3月31日，完全无时间差，也不给公众调整时间，新旧方案交替可谓“天衣无缝”。然而涨价理由何在，是否合理？尽管涨价方案是在3月24日市第53次常务会议上批准，但是想必此前公众对于涨价一事也知之甚少，如今下午公布，明日执行，岂非是真正的“迅雷不及掩耳盗铃”？
在很多现场记者都未来得及通读、理解材料和摄像机都未调整到位的情况下，发布会已经结束，想要提问或采访自是不太可能。只是，南昌市如果想要省事，又何必把记者请来，做出公开、公正的姿态？而既然请来了，又如此“快刀斩乱麻”，完全不合情理。那么南昌市此举则只能理解为既想要面子，却又心虚怕被质疑，因此才制造了160秒钟的新闻发布会。
160秒的玄机还在于，摆出了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公布涨价方案，既“提前”——先于执行之日，又“民主”——开新闻发布会，这样一来公众们总可以无话可说了吧。这样的做法，透露着骨子里的傲慢：涨价之前是否经过充分的调查尚未可知，涨价之时也完全不尊重公众意见，只是一味的我行我素，说是民主，其实不过是制造罢了。从160秒可以看出，“高效”之下，傲慢毕现。
短短的160秒里，被忽视了，媒体被忽略了，只留下一个“最短新闻发布会”的纪录，供人凭吊。
14、工会尽职，从公开电话开始
职工的权利诉求，绝不是接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但公开手机号，仍堪称一个好的开始
“有事找工会”，这是很多职工耳熟能详的口号。近日，山西省总工会要求10万名企业工会干部公开手机号，覆盖到750万名职工，力求破解这一口号背后“工会在哪里”、“怎么找工会”的问题。
工会干部主动公开手机号，拉近了与职工的距离，让工会工作进一步由幕后走到台前，是公开承诺、敢于担当的表现，能更好地保障职工合法权益，预防和化解劳资矛盾，更有利于增强工会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不过，公开电话，可能只是挑战的开始。类似举措，其他领域、不同地方也曾有尝试。今年2月，湖南长沙公布5200多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却引来“双向不适”。公众揶揄“作秀”：很多电话打不通，通了没人接，接了没耐心，交不上心、解不了难；抱怨“被扰”：试探性电话多，盲目打的多，甚至推销电话、“走后门”电话也随之而来，不胜其扰。
这些问题，电话两头的山西工会干部与职工，可能马上就会遇到。如果公开的号码总是“不在服务区”或“正在通话中”，如果打通了电话不过是发发牢骚、听听安慰甚至遭遇“哦”、“嗯”、“啊”的单音节回应，恐怕不仅达不到公开号码应有的效果，反而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每一起劳动关系纠纷背后，都有复杂的矛盾。面对职工诉求，工会干部既要有解决问题的技巧，也要有认真负责的态度，绝不是接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说到底，公开电话体现积极、主动的姿态，但要更好地发挥工会作用、履行工会职责，还需要更多有效的创新举措。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劳动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以农民工为例，截至去年9月，工会中农民工会员有9286万人，但相对2.5亿农民工，比例仍不过半。从跳楼讨薪到开胸验肺，折射出这一群体的劳动权益保护亟待加强。再比如，近年来劳务派遣明显增多，但劳务派遣超出适用范围，派遣工合法权益易受损害，问题甚至蔓延到一些大型国企。这些都是工会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只有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才能有效应对。
要超越“接线员”的定位，工会本身的制度建设，同样需要加强和改进。广州市总工会曾做过一项调查，八成工会属“兼职”，且多为、纪检、行政干部。在很多企业，工会干部的饭碗是企业给的，这让工会工作难免受到掣肘。据报道，上海一外企员工甚至因组建工会而被解聘。如何在组织设计与人事安排上，让工会走出与企业的依附关系？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完善工会职能与工作方式？这呼唤着工会制度更科学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通钢事件”、“富士康悲剧”还是出租车司机停运，如果有工会的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可能会呈现不同的走向。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工会组织需要不断变革、创新，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公开手机号，或许正可成为一个好的开始。
15、消费维权，农村岂能成死角
保障好农村消费者权益，才能让农村市场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
“康师傅”变“康帅博”、“雪碧”变“雷露”……城市中很少能见到的这类“山寨商品”，大多被销往农村地区。（见本报连线基层版2011年10月28日报道）
在一些农村中小学校门口，总有商贩出售“五毛食品”。这些小零食包装印刷模糊、厂商信息混乱，还往往有“三无”食品、过期食品充斥其间。
“3•15”到来之时，消费维权再成热点。从达芬奇家具到西门子冰箱，从东南亚血燕到奥的斯电梯，消费维权的热点事件往往发生在城市，而占到我国总人口近一半的农民、占到我国总面积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在消费维权上还存在一定盲区。
应该看到，我国消费维权方面进展不小。以全国12315受理投诉举报为例，去年的消费申诉虽然有所增加，但80多万件申诉中办结率达九成以上，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88亿元。不过，如果把目光投向农村，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很多地方的工商部门数据显示，农村消费投诉比例已超过五成，而最终维权的成功率却较低。
而且，生产资料的消费占去了农村消费的很大比重。如果这方面的消费权益未能得到保护，农村消费者会比城市消费者“更受伤”：用了伪劣农药，秧苗几天之后就死了；喂了“山寨饲料”，养猪户损失惨重；甚至还屡屡出现不出芽、难长大的假种子。
如果说消费者在维权中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农村消费者可谓弱中之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农村较多留守老人和儿童，他们文化程度不高，相关知识缺乏，消费维权意识淡薄；另一方面，考虑到消费维权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多数农村消费者最终选择自认倒霉，默不作声；而且，农村地区广阔，监管机构迫于成本压力，监管未能充分覆盖农村地区，广大农民更容易掉入“消费陷阱”。
去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1.4%，连续两年超过了城镇居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市场日趋活跃。无论是家电下乡还是汽车下乡，都充分证明，只有保障好农村消费者权益，才能增加农民消费信心、释放农村消费需求，进而真正打开农村消费市场，让农村市场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
实际上，农村消费维权，更应该放入消费维权的整体形势中去把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维权的范围更广、层次更深，已成必然。比如电子商务领域、消费领域等，都提出了维权的全新课题。更重要的是，随着各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都会更多地走向市场，比如水电、医疗、非义务教育等等。这些，与农村的消费维权一样，呼唤着对具体程序、法律原则等做出新的实践解读和考量。
深刻转型的中国社会，公众正经历权利觉醒，农民同样会对自身的利益更加敏感。农村消费者的权益不能被忽视，农村不应成为消费维权的死角，而更应成为相关部门监管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地带。说到底，保护好农村消费者权益，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16、迎难而上，更需凝聚共识
要把工作做好、措施落实，更需凝聚最广泛的共识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改革……今年的工作报告中，部署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这些领域，既有长期积累的老矛盾，也有转型时期的新问题，需要以极大决心、极高智慧去推动解决。
刚刚结束的全国，会内会外，各种信号强劲释放。财政部以“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方式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教育部将在10个月内出台异地高考相关措施。从会前下发通知放开中小城市户籍，到会中国家工商总局出台“32条”支持广东转型升级，“迎难而上”的积极探索，正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进行。
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本身就决定了改革越向前，困难就越多。面对新的闯关，迎难而上探索前行的勇气至关重要。从部门“晒三公”，到四川珠嘉乡的15元公务餐；从全国范围铺开的新农合，到红十字会公开招标审计，正是在一次次探索中，改革发展才能不断向好，国家社会才能不断向前。
对这些探索之举，公众乐见其成。然而，也有一些举措，会被争议甚至被质疑。一方面，一项新举措难免会触碰不同利益，产生不同意见。比如，医疗改革，医生、患者、药商之间，平衡利益殊非易事。另一方面，随着权利意识增强，公众要求更高、期待更大，也会给各项措施以“完美压力”。比如，个税法修改，仅网上征集的意见就近24万条，众口难调。这些，难免给人“物议汹汹”之感，让一些改革者束手束脚、不敢前行。
批评、建言，可以帮助、监督、改进工作。不过，要把工作做好、措施落实，更需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之下，只有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旨归，才能赢得最广泛认同。而社会和公众也需要充分估计改革的困难和阻力，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各种探索举措。“一有动静就围观、一有举措就怀疑”的环境，不利于改革稳健前行。
迎难而上，对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改革深水区，各项举措需要更合理科学、更具规划性与前瞻性。上，教育部袁贵仁谈及异地高考时，就不仅谈到了山东等地的探索，同样谈到了这一举措可能面临的诸如城市承载力、考生资格认定等现实问题。勇气可贵，但周密计划、详尽预案，充分调研、广开言路，同样重要。“大胆探索，合理迈步”，这也是凝聚起更多改革共识的关键。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各项改革全面推进、不断深化之时，更重视对改革的研判与设计。“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同志这样的要求，既是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改革的更高要求。
今年的发展会遇到不小困难，特别是进入转型升级的时期，风险和挑战是难免的。但我们相信，只要迎难而上、群策群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会有机遇有希望。
17、让学生停课是现代版的“肃静回避”
不是假期，也不是周末，可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城区的多所中小学乃至幼儿园的上万名学生却在4月26日、27日两天放假了，而放假的原因仅仅是这两天县城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舒城县副余靖表示，给学生“调课”是为了避免开会期间出现交通拥堵。(据4月29日《新安晚报》)
“会议开隆重的；领导讲话没有不重要的”，这两句用在舒城县“重要会议”上再恰当不过了。舒城县分管教育的副余靖这样解释了“调课”必要性——舒城城区学生人数众多，每到上学、放学的时间，学校门口等路段会出现车流高峰，也经常出现交通堵塞的情况。这个“重要会议”，参会人员众多，大客车也有很多，会议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参会人员乘坐大客车去县里多处地点观摩，“怕遇到学校上下课时间出现交通拥挤”。所以，县主要领导做出了“调课”服务大会的决定。
或许，舒城县在礼堂召开的这个会，对于全县的发展那是相当“重要”，但是“重要会议”就一定要扰民吗？每年一次的各省“”足够重要了吧，而且一开就是十几天，如果各省都按照舒城县主要领导的思维逻辑，那会议周边的大中小学岂不都要唱“空城计”了？
舒城县主要领导的决策，让我想起古时候逢出行，当地官府都要号令百姓们用净水泼街，黄土垫道，闲杂人等肃静回避，以显官威。舒城县号令上万名学生让路于会，堪称现代版的“肃静回避”。如今在一些地方，遇到所谓“重要会议”或者活动，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壮观的场景：开道的警车闪着警灯，喊话器高叫“后面有车队，前面的车让开！”后面贴着编号的数十辆大客车打着双闪，鱼贯而过。但这些地方还只是对车队经过之处进行短暂的交通管制，而舒城县开创了限行之最，直接把步行上学的学生停课截流了。想必舒城县这次重要会议后的“观摩”车队会更加壮观。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在会上讲执政为民，“老百姓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而在现实中却变成了“领导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在舒城县主要领导眼里，事关上万名学生学习的事儿，不就成了不如一个会议重要的小事儿吗？不过，舒城县老百姓也该知足了，县领导只让上万名学生停两天课为会议让路，没让你们“净水泼街”已经烧高香了。（
18、“生态补偿”亟须法律护航
上游的山青了、水秀了，但当地居民却因“无工不富”依然贫穷，这种“保了生态、饿了肚子”、“下游受益、上游牺牲”的环保困境，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反映出生态保护者和生态受益者之间公平利益分配机制的缺乏。近日，浙江、安徽两省经过多年酝酿、反复磋商形成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这也是我国跨省域生态补偿中的首个“吃螃蟹者”，无疑为走出困境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生态利益具有正外部性，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利益再分配机制，受益者无偿或低成本占有生态利益、生态保护者付出却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矛盾将会出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当然是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活动中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优化开发、重点开发区与开发、禁止开发区之间的“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已经在森林、草原、流域、湿地、区域、海洋、矿区等七大领域开展了生态补偿试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金机制迈出实质性步伐，部分省市初步建立了省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然而，困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补偿领域和主体、客体不明确，造成生态受益者与生态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脱节；补偿方式单一，标准偏低，资金来源渠道较少，市场机制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影响了生态保护者的积极性；而补偿资金使用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考核体系，也制约了可持续效果。
生态补偿制度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提供保障，则会陷入“只说不做”的困境。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中仅有《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水土保持法》对生态补偿有原则性规定，并不能满足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需求，因此亟需针对生态补偿制定专门的立法，这也是“十二五”规划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的任务和目标。对生态补偿的定义和原则、领域与补偿对象，以及标准、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等内容，都还需进一步规定，建立起完整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框架。
生态补偿“知易行难”，以新安江为代表的生态补偿试点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相信随着生态补偿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将进一步改变“我花钱植树种草、他免费乘凉享受”的不合理现象，使生态补偿从“道义要求”变为“强制制度”，从而有效解决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19、理清权责方能遏制临时工乱象
对“临时工”权责方面的模糊处理，既可能损害行政执法部门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临时工的一种伤害
“临时工乱象”有望得到治理。日前，黑龙江省出台的行政执法规范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拟规定临时工以及被开除公职和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不得成为行政执法人员。
这些年，“临时工”成了网络热词，特别是一些来自行政执法部门的临时聘用人员，其暴力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形象时常见诸报端，成为一些负面新闻的“主角”：打人的是“临时工”、公车私用的是“临时工”，雷人雷语的还是“临时工”……这就涉及临时工的权责界限问题。
执法权力的授予和使用本应是谨慎而严肃的，临时聘用人员有没有行政执法资格，本不是问题。然而，事实上，当前的法律对这一问题并无明确详尽的规定，一句“协助执法人员开展工作”，无法厘清临时工权力和责任的边界。这让很多用人单位打起了“擦边球”，临时工干了不临时的活，甚至拥有了本不应有的执法权力，而在少数地方，临时工们还成了基层行政执法的“主力军”。在难以约束的情况下，私用滥用公权的现象，在临时工们身上发生的概率较高。
尽管“临时工现象”给社会管理带来不小风险，但对一些部门和机构来说，“好处”也很明显：经济成本较低，用人单位支付的临时工福利相当有限，劳资关系非常简单；管理成本和违规成本较低，用得不顺，出了问题，单位一“开”了事。
问题在于，随着“临时工乱象”的日益受关注，无论是行政权力机关还是公众，对此都相当不满。对“临时工”权责方面的模糊处理，既可能损害行政执法部门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临时工的一种伤害。黑龙江等地从权责边界上加以厘清，并特别针对临时工的执法资格给予明确说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更确保了执法的合法性。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取怎样的管理方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将执法管理工作做好。“临时工乱象”的背后，既有执法力量不足、经费短缺的原因，也有执法主体不统一、法律规定模糊等问题。将临时工排除在执法队伍之外，仅仅是第一步。要实现文明有序的行政执法管理，还需要相关部门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整个行政执法体系的改革创新。
20、医改要多一些“双赢”思维
当下我们很多的医改措施，恐怕都需要多一些“双赢”思维，不断破冰前行
这两天，山东的一则消息引起了普遍关注。今年起，山东将在县级及县以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方式，并逐步向市级医疗机构推广。
表面看，这只是一种收费模式的变化，但意义非同一般。以前，病人住院，得先缴押金再看病。一旦押金缴少了欠费了，医院还会催缴费用，如果病人不及时缴足，甚至可能被停药。现在，在新付费模式下，先看病再缴费，简化了就医流程，降低了看病门槛，病人不再因为钱的问题而耽误了诊治。
推行这一模式，受益的其实绝不只是患者，还有医院及医生。对基层医疗机构而言，提早实施这种人性化的管理，不但能够帮助基层医疗机构赢得更多的病源与口碑，也有利于缓和医患矛盾；对医生而言，过去总担心患者欠费而连累自己被罚，现在可以卸下这个心理包袱，全心全意地专注于医疗工作中。应该说，这是一次“百姓得实惠，医疗机构得发展”的“双赢”。
走出这一步并不易。之前一些地方，也曾提出实施类似的“先诊疗后付费”模式，却一直雷声大雨点小，难以迈出实质性一大步。很大原因在于阻力太大，很多医院担心会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病人逃费会造成负债累累。
细看山东医改的创新，也正是从打消“担心”入手，为自己赢得了改革的底气和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山东此次医改并非“横空出世”。客观上，新农合、城镇职工、居民医保的覆盖率和报销比例不断提高，为其全面实施改革奠定基础。正如当地医院管理者透露的那样，“即使有逃费的，医院也能保本”，医疗机构有了改革的承受能力。主观上，这几年，当地一直在积极探索力推改革，并积累了信心和经验。济宁就是全国率先试点“先看病后付费”的城市，试点以来，惠及18万余名患者，却没出现一位恶意逃费患者。事实本身具有说服力，自然能够增强医院管理者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当然，必须承认，任何一项改革都有风险与缺陷。要想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卫生部门必须未雨绸缪，在让患者获得实惠的同时，完成机制衔接，确保医院能够不被“恶意欠费”所伤。比如，建立个人就医诚信系统，对恶意欠费、社会诚信等级过低的患者设立黑名单，将其恶意欠费行为列入社会诚信不良记录，使之受到监管与惩罚；还可以由财政为某些欠费造成的坏账买单，为医院免除后顾之忧。
其实，无论是“先诊疗后付费”，还是其他医改探索，如果能调动各方积极性，让医患各方都享有应得利益，这样的改革，才会落地生根，受到社会欢迎，得到更大推广。当下我们很多的医改措施，恐怕也都需要多一些“双赢”思维，不断破冰前行。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