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

3Ξ———兼论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和选择

曹　亮　　内容提要:美、日等国后发优势成功运用的历史与后发优势的发挥越来越难以实现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引发了关于后发劣势问题的讨论。本文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指出由于当代技术创新环境的变化、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和路径依赖等因素使得后发优势的发挥显得越来越困难,而先发优势正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运用先发优势理论研究我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和选择问题,指出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在技术的先发优势方面不能继续拉大与日本的差距,同时在制度的先发优势方面要保持必要的领先地位以便减轻在技术先发优势方面中国目前的劣势。而相应的战略选择就是采取必要的国家干预主义,集中优势资源争取技术创新和制度规则制定的先发优势。

关键词:先发优势　后发优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　战略定位和选择

作者简介:曹　亮,中南财经大学副教授、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430074。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7)03-0024-05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一部落后国家不断通过模仿技术和制度,追赶领先国家,甚至超越原来的领先国家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德凭借第二次工业的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并超过了当时的英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日本通过后发的技术模仿与创新

实现了经济的腾飞。①这些惊人的历史重现曾引发了理论界对后发优势乐此不疲的探讨。问题在

于为何日本没有像历史上的美国超过英国那样在当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90年代”。同一时期,即使在一个很高的增长起点上,美国经济却以较快的速度稳步发展。一度被津津乐道的以日本为典型研究对象的后发优势理论一时间失去了依托。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笔者的思考———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后发状态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笔者认为在新的经济浪潮下,仅仅依靠后发优势已经是远远不够了,还要追求必要的先发优势(head start advantage )。

与此同时,面对世界其他地区蓬勃发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近几年进行得如火如荼。中国在积极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同时保持自己的经济和社会长久的高速增长和发展,关键取决于中国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进行准确的战略定位和选择,这正是本文在讨论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后发优势

Ξ①请参阅Freeman 和S oete (1997),Freeman 和Louca (2001)。

本文是在曹亮的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同时为湖北省科技厅攻关课题《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部崛起》(2006AA412C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际上,理论界对后发优势的探讨主要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G erschenkron

(1962)提出后发优势这个观点。①他认为后发优势指后进国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进国

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种益处既不是先进国家所能拥有的,也不是后进国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第二个层面主要是大量文献对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等国在“日本模式”下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论述。Lall (2000)认为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巨大。第三个层面是从宏观历史和宏观经济角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技术和创新对后发国家意义重大。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Abram ovitz (1994),但他也指出菲律宾、阿根廷和墨西哥在追赶过程中不是“赶上”而是“落后”于美国了。

后发优势包括技术、资本、劳动、制度以及结构等方面的优势。它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在一定社会能力基础上发挥作用,是一个不断重复学习、积累和创造的过程,是不断模仿和创新的过程,是一种相对优势。从历史案例角度看,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为“后发优势”理论提供了有利佐证。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段时期之前,技术的创新往往依赖于个人发明者的“灵机一动”,因此第一次工业后所产生的大量技术成果,在一定的资金规模投入下便可获得模仿效应。但在此之后,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规模R&D 的投入,模仿起来就非常困难。

在中国理论界,大规模的对后发优势的探讨始于杨小凯(2000)提出“后发劣势”之说。他认为,模仿分为模仿制度和模仿技术与工业化模式,后发国家往往趋向于模仿技术而非制度,导致短期内

的经济增长,但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因此有了所谓的“对后来者的诅咒”

(curse to the late comer )之说。实际上,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杨小凯所强调的先发优势的重要性。而林毅夫(2000)②反驳了他的观点,认为真正导致“后发劣势”的原因在于后发国家实施赶超战略的时候,没有在发展的每一阶段比较好地发挥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非是否模仿制度。

(二)先发优势

目前国际上对先发优势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规模经济下的或企业行为。众多研究者将先发

优势定义为“首动者优势”

(first m over advantage ),主要是指在博弈中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局中人所拥有的优势。Markusen (1990)对一种“历史的偶然”大感兴趣。即:一国比他国更早地进入规模报酬递增部门,则由于这种先动行为,该国会从中发挥优势并获得更多利益。Markusen (1990)还提到,一旦

一国在第一阶段进入市场,对于最终产品而言投入就成为一种补充。由于“补充效应”

③(com ple 2mentarity effect )的存在,不利国家(后进国)在后一阶段会远远落后。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先发国已继承了在第一阶段获得的生产率优势,后进国的企业完全不能进入报酬递增部门,这就是所谓的“封锁进入”;二是即便后进国的企业进入了,其进入的水平也会远远低于先发国的企业。由此,后进国家远远落后且差距拉大。

中国理论界对先发优势的研究着墨不多,主要是从博弈论角度分析企业策略及其在竞争中的

行为,或者研究中国区域内部(如东西部)发展的战略选择。

④三、先发优势在当代的重要性

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几乎处于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当时由于美国统一的,使得规模①②③④辽宁大学的邹东颖(2005)曾撰文《“后发优势-先发优势”转型与中国贸易战略的选择》。文中把先发优势定义为“early -developing advantage ”,并提出“先发利益递增”假说,定义了短、长期先发利益增长曲线。从纯粹的贸易角度阐述了后发国家实现“后发优势—先发优势”转型的必要条件以及贸易战略的选择问题。

M arkusen 所提到的补充效应是市场的第一个进入者投入的资本对最终产品是一种补充的特殊化了的投入,由此形成的效应会导致该先入者进入第二阶段的动力会因此而大大加强。

原文《林毅夫: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收录于《新闻周刊》2002年第18期。

G erschenkron (1962)在其著作中把德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解释德国追赶上英国的原因,以及和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化生产和一系列市场革新成为可能。1913年后,在早期对电力和发动机巨大改革浪潮下,美国经济迅速赶超了深陷战争阴影的欧洲。20世纪50年代后,欧洲在美国扶持下开始了漫长的“追赶”

过程并逐渐缩短了差距。可是这一趋势在1995年后逆转,两者间差距再次被拉大。①与此同时,日

本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的蓬勃发展趋势,步入了长期的不景气年代。日本模式在引领东亚国家实施后发优势和赶超战略后最终陷入了困境。

为何在当代尽管后发国家像历史上的那些后发国家一样在不断追赶先发国家,但最终其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正与本文这里所谈到的先发优势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技术本质上是对基础科学水平和R&D 大量投入的长期累积效应的反映,而当代技术创新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后发优势在当代不能像过去那样创造奇迹还与国际环境、国际关系中的霸权、路径依赖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正是先发优势在当代国际竞争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

(一)技术创新环境的变化

无疑,先发优势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一国保持其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已不能通过反复的模仿和创新来实现。不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技术在当代是局部而渐进的,需要经过大量的时间加以积累和改进(Nels on 和Wright ,1992),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累积过

程。②现在的技术进步更多的是以科学为基础,通过大量而长期对基础科学的R&D 投入获得的。也就是说,先进的技术在当代越来越不具有可模仿性。先发优势的获得和发挥,特别是技术创新在当代主要由对R&D 持续地、大量地投入来实现。此外,规模经济与原创性的技术专利保护力度在世界范围正日益加大都使得技术创新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先入国家

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关系中霸权的建立,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越来越有利于那些制定规则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往往是经济上有着先发优势进而有了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一旦一个国家或一个利益集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占尽先机,则制度和惯例的制定必然对其自身有利,其他国家再想介入就会显得尤为艰难。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的变迁往往是那些从中得到潜在利益的利益相关者推动的。将制度变迁理论推展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显而易见,当前的区域经济规则通常是由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先发国家实施的。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强国在国际事务上拥有垄断和霸权地位,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G iddens (1998)指出,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

(三)路径依赖问题日益明显

Arthur (19)曾做出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机制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他指出,由于某种原因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相反,一种较之其他技术更具优良品质的技术却可能因为晚了一步,导致无法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困境甚至“锁定”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难以自拔。这种机制同样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从技术创新环境变化来看,后发优势已很难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通过模仿创新迅速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能对基础科学进行持续的R&D 投入,由此牢牢控制对新技术的垄断权,并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发展。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游戏规则制定方来看,是那些经济强国通过其先发优势抢占规则制定的主动权,以此用有利于

①②同样知识和制度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于历史的累积,显现出人力资本的特性,即所谓的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详细分析参阅G ordon (2004),W orld Bank (1998)也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知识和技术的能力的差距也拉大了,并且相比过去更难追赶。

本国利益的规则制约其他后进国家。从路径依赖理论来看,一旦一国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时屈从于先发国制定的不利于本国发展的规则,那么长时间内将受这一规则的影响并很难摆脱。

在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培养和发挥先发优势意义不言自明。关于先发优势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在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有关国家或利益集团拥有的某种优势,而这种优势是源于先行形成的要素、技术、制度性优势①,并非国家的行动或不行动本身造成的。二是有关国家或利益集团在参与竞争中有意识地最先出击、行动,那么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就拥有了较大的话语权,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谈判过程中可以以倡导者自居,可以用本国业已形成的相应条款在制定惯例、规章、制度时为本国赢取更多相关利益。后发优势是与其落后性共生的,只要存在相对落后状态,就具有发挥的可能性。而这里所谈的先发优势既可能通过一种先动行为获得,比如在区域化进程中积极争取规则和惯例制定的主导权;也可能利用相对的后发性在追赶先发者进程中采取主动行为来获得,比如积极应对竞争并开展原创性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因此,本文所指的先发优势既可能是通过主观努力获得的,也可能是通过客观存在获得的;既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外生的;既可能是先天具有的,也可能是后天努力获得的;既可能是宏观层面的,也可能是微观层面的。在当代,先发优势或许更多地是通过后天努力、主观能动和内生而获得的。

四、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战略定位和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纷纷缔结。区域经济合作采取了丰富多样的形式,已形成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也相当可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个大背景下,区域化效果究竟如何已在其次,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必须并且也不得不积极主动融入到其中。目前,中国和日本正在为东亚地区的领导权而展开竞争。由于先发优势的重要性,中国在制定和决策其在区域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和选择是否具有先发性就显得十分关键。在目前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中国需要慎重考虑自己的战略定位和选择。

日本一直在不断谋求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1962年,日本学者首次提出“雁型发展模式”,用以解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此模式中,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东亚国家几乎是在保持一定收入差距和时差的情况下与时俱进,持续提高收入水平,同时转换产业结构;雁阵分工是一种典型的垂直分工,是一种由底层向上层高度依附的寄生性分工,由于这种“依附性分工”的特点,决定了处于高层分工国家的经济好坏将决定整个东亚地区发展的状况。由先前分析的先发优势的意义可知,一旦中国认同

这种区域内分工模式,那就失去先发优势,将陷入一个经济发展中的“贫困化增长”②。

在和东盟的合作中,明显的可以看出日本的战略,即和中国的竞争战略。目前在东亚区域中是

两强相争的局面。③经济方面,日本是一个现实中的大国和强国,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和强国;

政治方面,中国是一个现实中的大国和强国,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和强国。正是因为这种现实中和潜在中的对称和不对称关系与结构,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即合作又对抗,而政治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的,因而中国要想保持这样的均衡局面,就必须认真发展自己的经济。

因此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就是:在技术的先发优势方面不能继续拉①②③曹亮(2006)采用合作博弈中的群体决策理论构建了一个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决策结构模型成功地解释了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个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活动方面的差异。参阅曹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316页。

指经济增长中量上的增加,质上的恶化。类似于国际贸易中的随着出口量的增加,而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贫困化增长”。要素性先发优势指像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先开发等要素优势。形成的根本原因不是单纯的要素禀赋优势,而是要素开发的先后和能力。技术性先发优势指先发国家技术创新所形成的优势,现今主要依赖对基础科学大量长期的R&D 投入。制度性先发优势指先发国家由于拥有完善的宪政、法治等制度,这种相对优越的制度优势成为其国内经济得以持续健康的发展的保障。

五、结　论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后发优势的运用的确帮助过一些后发的国家摆脱落后的局面,实现了经济、技术的追赶,但是由于当代许多条件的改变,使得后发优势的发挥显得越来越困难,而先发优势正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新的时代新的发展机遇对一国战略选择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的后发优势曾给后进国家带来了跨越式的发展机遇,但也成为后发国从根本上探索经济发展动力的羁绊。后发优势是一种典型的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赶超模式的核心是在追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制度创新和科学技术跨越到原先领先者的前面。如果后发国在实施追赶战略后,仍只是一味模仿先发国技术,而不对真正的经济发展之源展开模仿和创新,即对基础科学研究进行大量和长期的R&D投入以及相关制度的创新,不谋求发挥先发优势,那么仍然只会永远落后于先发国家,甚至使国内经济步入一个尴尬的不景气泥潭内。

中国在面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要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反对日本的区域霸权图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对基础科技研究的投入力度,缩短和日本在技术性先发优势方面的差距,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必要的利益,尽量在制度性先发优势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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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杨小凯:《后发劣势》,《新财经》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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