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外二种）出版之际，还觉得有几句关于李大钊研究的意见需要表达一下，算是自己对这项工作有一个小结。

我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学术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李大钊研究、历史教育教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近代中国留学生研究等方面。此外，还就中国现代历史人物陈独秀、、刘少奇、瞿秋白、高一涵、张君劢、梁漱溟、陈序经、邓初民等做过专题研究，发表了一些相关的学术论文。但实事求是地说，个人用功最勤、花费时间最多的，还是在李大钊研究方面。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出版之际，以“外二种”形式附以《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文化》、《李大钊研究史》两本专著的重要原因。

我为什么要研究李大钊呢？又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呢？

研究李大钊，是我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的一种选择。我在大学时代，产生了研究现代历史人物的兴趣。我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的“后记”中这样说：“在大学时代，讲授《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的叶青教授对我影响很大，是叶先生激发了我研究现代历史人物的兴趣。”在工作之后，我觉得选择一位现代历史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必须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一是资料条件，即能够搜集到相关资料，否则研究工作无从谈起。我一开始选择研究刘少奇思想，但在基本资料方面除了《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外，我并不能掌握更多，因而在写了一两篇文章之后，没有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而我当时，拥有李大钊研究主要的相关资料，这是我选择以李大钊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因素。

二是研究对象的历史内涵，即研究对象必须具有较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本身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大致来说，研究任何问题都有价值，只是价值有其高低不等、大小之别。我当时想，研究一个不起眼的现代历史人物，不是说没有意义，但这样的研究对象，实际就限定了成果的预期。于是，我选择了李大钊这样一个在中国现代史、党史、中国史上都颇为关注的、具有重大历史内涵的历史人物。

三是有比较容易的突破口，便于取得初步成果。研究工作自然是由易到难，这有助于提高自信，提升研究兴趣，同时也易于取得一些成果。我选择以李大钊为研究对象，找到了一个易于研究的突破口—— “李大钊与青年运动”，于是就试着研究这个问题进行，写成《略论李大钊对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文章，结果不仅迅速得以发表，而且发表后即被复印资料《中国主义青年团》专题全文转载；接着，又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重点阐发李大钊对青年运动的理论指导和组织指导作用，发表了两篇文章。这增加了我的自信。

四是符合或大体符合研究者自身条件，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研究工作不可能待所有条件都具备后才开始，往往是在研究中学习，在研究中提高，但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还是要具备的。这首先是对研究者而言的。我是学习史学专业的科班出身，对中外历史、文化还算有较好的功底，也非常自信。在当时，我的缺点主要是：理论水平不是很高，对史学之外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不够。我知道，研究李大钊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学基础，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但我相信，通过不断的努力，积极地弥补自己的不足，是应该能够有所进展的。我这么多年，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这么多年能够坚持李大钊研究，有多种因素。首先，是得到名师的指导与鼓励，掌握了一些研究的门路，不断地提高了研究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可谓是“继长增高”。自然，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不足及其存在的问题，这应该由我个人负责。其次，是因为进入李大钊研究领域，一直比较顺利。当时，只要是用了一些工夫写成的文章都能发表，用现代的话说是形成良性循环，继而就是“乐此不彼”了。再次，在经济上也有所收获，能够贴补家用。我开始研究李大钊时，当时的稿费是非常可观的，一篇文章的稿费在不少情况下，是超过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工资水准，助教只有70多元，讲师90多元，副教授120多元，教授150多元。而我1990年在《广西大学学报》上发表李大钊论文就得了95元，在1991年的《社会科学》上发表李大钊文章就得了136元。当时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工资收入。我因为有稿费，再加上当时的盐城教育学院实现稿费奖励，因而生活还是比较富足的。正是因为研究李大钊还“有利可图”，所以个人的李大钊研究也就一直坚持下来了。这在今天，根本上是无法想见的事。最后，是因为研究李大钊有点成果，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在当时也受到社会上高度的尊重。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形，学问做到好，是高尚的，有出息的，这与今天社会上的价值观不同。

我20多年来研究李大钊，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以研究李大钊与中国青年运动关系为起点的，继而主要就是开展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其特点是：力图揭示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各个层面，梳理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特征，并从中外文化方面来探讨其思想渊源。代表性专著，是本书“外二种”之一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与中外文化》。代表性论文是：《李大钊早期自由观初探》（载《社会科学》1991年第7期）、《李大钊前期民主观初探》（载《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李大钊早期真理观》（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早期李大钊对进步党研究系认识的变迁》（载《松辽学刊》1994年第4期）、《试论早期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1912——1920年间李大钊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留学日本与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早期李大钊政党政治观初探》（载《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与初年的中国政治》（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论柏格森哲学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影响》（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试论爱默生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影响》（载《李大钊研究》第3辑，1992年）、《论穆勒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影响》（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论托尔斯泰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影响》（载《学术交流》1993年第6期）、《近代西方文化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载《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中国传统文化与李大钊的早期思想》（载《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

二是李大钊学术思想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开始注意研究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发表了《李大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论述》（载《广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载《松辽学刊》1993年第4期）等文章，但关于李大钊学术思想的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是世纪之交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张静如先生攻读学位期间。我研究李大钊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一方面做出分门别类的研究，力图把李大钊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贡献梳理清楚；另一方面是试图从总体上评定李大钊的学术贡献，探讨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建构的关系。代表性专著是《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代表性论文是：《李大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论述》（载《广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载《松辽学刊》1993年第4期）、《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的李大钊与外国学术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李大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载《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李大钊学术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试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大钊与五四时期学术观念的更新》（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李大钊关于历史学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法国学术思想的研究》（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等。

三是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我对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起初是为做博士论文准备的，时间也是世纪之交在张静如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其后又做了进一步研究的相关工作。这方面的研究是遵循我导师的学术思路，一方面是探讨李大钊何以能够在中国开展社会现代化工作，继而为中国选择新型的社会现代化新道路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研究李大钊在思想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方面的贡献所在。其特点是，运用社会现代化理论重新解读现有基本史料，重新诠释有关历史事实的意义与价值，并从社会现代化视野评定李大钊的努力及其贡献。代表性专著，即是《李大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新道路》。代表性论文：《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现代化地位的形成》（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李大钊与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载《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4期）、《论李大钊的和发展生产力思想》（载《河北学刊》2001年第3期）、《早期李大钊对启动中国社会现代化条件的思考》（载《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李大钊与现代化政党中国党的创建》（载《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7—8期）、《李大钊政党思想与中国政治变迁》（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1927年初李大钊的外交活动》（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等。

四是李大钊研究史的研究。研究李大钊要取得较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就需要通晓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我自进入李大钊研究领域，就注意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每次参加重大的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一般都要写一个综述，总结研究工作的得失，并为以后的研究寻找思路。但集中精力研究李大钊研究史，还是在2004年底之后。2004年10月，举行了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的导师张静如先生倡导李大钊研究史工作。会议之后，我将李大钊研究史作为主要的努力方向。这方面的研究，成绩主要是将80年来李大钊研究的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对每一阶段的李大钊研究成绩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足之处是对重要的李大钊研究者未能一一作出具体的评价。代表性专著，就是本书作为“外二种”之一的《李大钊研究史》。代表性论文：《张静如先生与中国的李大钊研究》（载《党史研究》2003年第1期）、《近10年李大钊研究的进展及相关问题讨论》（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盐城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纪念李大钊诞辰105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载《盐城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纪念李大钊诞辰115周年全国学术讨论会综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等。

我个人多年来研究李大钊，也有一些初浅的体会：

第一，研究李大钊需要选择一个便于研究的切入点。我一开始研究李大钊时也是一个青年，为便于研究选择了“李大钊与青年运动”问题，先后发表了《略论李大钊对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载《盐城教育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李大钊是青年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载《贵阳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李大钊是青年运动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者》（《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等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一些影响，引起了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在我看来，李大钊研究的起点较高，贸然进入李大钊研究领域会有很多困难，青年人一开始研究李大钊一定要选择好切入点，这样才能不断地“开疆拓土”，扩大研究的范围。

第二，研究李大钊要注重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和活动。研究一个人物，自然要注意研究对象的思想和活动，然后才有可能深入下去。我根据自己对思想史感兴趣的情况，一开始就注重李大钊思想的探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相继发表了《李大钊伦理观初探》（《蒲峪学刊》1990年第1期）、《李大钊法律思想初探》（《玉林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试论李大钊的宗教观》（《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19年第2期）、《论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萍乡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李大钊妇女思想新论》（《盐城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等文章，算是在李大钊思想研究方面有点起色。继而，我开始研究李大钊的活动，选择了“李大钊与社团”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先后发表了《李大钊与觉悟社》（载《李大钊研究》第2辑，1992年）、《李大钊与工读互助团》（载《盐城党校学报》1992年第3期）、《李大钊与新潮社》（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李大钊与国民杂志社》（载《吉安师专学报》1994年第5期）等文章，在“李大钊与社团”问题上小有成绩。由于对李大钊的思想和活动有所认识，这对我以后开拓研究思路、扩大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研究李大钊必须有中外历史文化的扎实基础。研究李大钊不能局限在李大钊方面，那样是难以深入下去的。因为李大钊是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人物，因而必须联系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才能发现李大钊与他的前人、同时代人的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发现一些从李大钊自身着手而难以发现的问题。譬如，如果对近代中国的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不是很熟悉，对李大钊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人物理解不深，就很难说清楚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再譬如，如果对清末立宪运动、辛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党的创建、国共合作、1925——1927年的中国大等重大历史事件了解不够，要评定李大钊的政治活动就有很大的困难。进一步说，研究李大钊思想状况、学术的贡献及其渊源，还要通晓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及至少是西方近代历史文化，否则就难以说得上是科学的研究。对此，我在写作《中国传统文化与李大钊早期思想》、《西方近代文化与李大钊早期思想》等文章时，有着比较深刻的体会。更进一步说，单有中外历史学的功底还不够，还需要有哲学、文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各学科的知识，才可以使研究工作进入新的境界。对此，我写的《李大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努力》、《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李大钊法律思想初探》、《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创》等文章时，深切地感受到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的极端重要性。古人说的“功夫在诗外”，这个道理并不难懂。用在李大钊研究上，就是研究李大钊不能“从李大钊到李大钊”。这好比建房子，仅有房子面积的地基，是无论如何造不出有质量的高楼大厦。因此，研究者不妨先在其他方面着力，待有几分功力后再研究李大钊，这样出的成果是会有质量的。

第四，研究李大钊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来解读史料。积累史料、运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工作，李大钊研究也是这样。但目前的李大钊研究工作，大致说来，不能以史料的发现为首务，因为基本的史料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搜集，已经非常丰富了。当然，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但要有大量的新史料的发现似乎并不可能。就李大钊的著作而言，建国后有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的《李大钊文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李大钊文集》（5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李大钊全集》（4卷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5卷本）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选本。说实在的，在现有信息通畅的条件下，只要是从事李大钊研究，都能够掌握到比较全的材料，这不像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此情形之下，依据时代的理念来解读史料、重新理解史料，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道理很简单，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工作都是以自己的历史观作指导的，而历史观依据时代的高度予以更新，就可以对既成的历史作出新的解说。譬如，关于“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选题，在现在是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题目，所应该运用的史料也是李大钊研究界的学者都能掌握的。对此，我尝试着运用反映我们时代的现代化理论，来重新考量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对相关的史料从现代化的角度予以重新解读，写出了《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现代化地位的形成》（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文章，就觉得有些新意。这只是举例，说明既有史料按照现有观点解读的意义。

第五，研究李大钊必须有名师的指导才能取得突破。李大钊研究的既有成果已经十分丰厚，各个研究领域都要标志性的成果，研究起点非常高，因而研究者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是非常必要的。自学成才的人不是不可以研究李大钊，但要成“大器”而不是“小器”，要形成系列性、高水准的学术成果，要取得学术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不大容易的。这好像游击军也可以打仗，并且有时还可以打胜仗，但大多是零星性的、非集团性的、小规模的战斗，一般情形下在战略上不会起多大作用，因而游击军最终还是要向正规军方向发展的。我的看法，从事李大钊的人，最好是要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就我个人的成长而言，如果说在李大钊研究方面还有点成绩的话，这固然有着自己的勤奋与努力，但从根本上说，这首先是得益于名师的指导与点拨。读博之前，我就较为幸运，因为有李大钊研究界大家张静如先生、刘桂生先生、杜蒸民先生、吴家林先生的指导，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真正来说，我在李大钊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的进展，是在张静如先生门下集中受训的3年，这是我学问上大为长进的时期。我并不认为自己写的研究李大钊的论文都好，败笔的文章也是有的，并且有的时候占的比重可能还不小，但有兴趣的同仁可以比照我读博前后发表的论文，能够发现我读博后的论文水平有了重大的飞跃。现在看来，勤奋是做学问的条件，但仅有勤奋而没有名师的指点，不接受系统的、高水准的学术训练，这就像闭门造车一样，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因此，我建议要开展李大钊研究的年轻人，最好要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接受学术名师的指导，这不仅有助于传承李大钊研究的传统，而且能够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领地，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说了以上一些话，算是对自己从事李大钊研究工作的小结，也希望对于李大钊研究的新来者能有点作用，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吴汉全 

                               于南京审计学院

                                   2010/6/13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