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静
秦文化研究在2007年有新的进展。本年度相关学术会议较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秦汉史国际学术论坛”等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学者间的相互交流提供了学术平台。
本年度随着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新丰编组站考以及秦公一号大墓一号祭祀坑等田野工作的进展，考古资料陆续公布，为学者深入研究提供了契机。
2007年出版有关秦文化研究的专著、考古报告及论文集共计14部，其中考古报告4部，秦文化研究论文集2部，相关论文集、辑刊3部，通史类著作2部，科普类著作5部，论文近百篇。
本年度与秦文化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有四次：一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7月25～28日在长春召开，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主办、长春师范学院承办参会学者136位，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韩国。与会代表围绕秦汉时期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考古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和交流①。二是“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宝鸡文理学院主办，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研究中心承办。7月14～16日在陕西宝鸡举办。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国内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87人，提交学术研究论文65篇②。三是“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10月16～19日在湖南里耶召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所主办，龙山县委、龙山县承办，参会学者八十余人，分别来自、及美国、日本、韩国。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议题广泛，内容丰富。这是里耶秦简发现及部分公布以来，规模最大、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学术会议③。四是“中国秦汉史国际学术论坛”。论坛于12月15日至16日在徐州举行。来自全国近30个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韩国、俄罗斯的共50余名中外学者与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史研究》编辑部、徐州师范大学主办，徐州师大承办。论坛旨在搭建一个深入研讨秦汉问题的学术平台，加强与各界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的学术交流和融通，为推动史学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论坛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反响，共收到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提交的史学论文近40篇，反映了学者们对推进秦汉研究事业的热情和对学术盛会的大力支持。与会者围绕秦汉当代史、秦汉文化、秦汉制度史、秦汉区域史等学术领域展开研讨④。
本年度与秦文化研究相关的座谈会有三次：一是2007年7月18日在咸阳师范学院召开的《秦汉研究》出版座谈会，参会学者四十余人，分别来自中国秦汉史研究会、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俑博物馆、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三秦出版社、咸阳市文物局、咸阳市文化局等。二是2007年9月13日在秦俑博物馆举办的“探索秦陵奥秘——秦陵研究成果介绍暨《秦陵地宫猜想》新书发布会”。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文博》编辑部、西北大学、三秦出版社、秦俑博物馆以及沪、陕两地的新闻媒体六十余人参加座谈。座谈会除全面介绍了关于秦陵、秦俑研究的新进展以外，还着重讨论了郭志坤先生的《秦陵地宫猜想》，与会者认为这本书内容丰富，装帧讲究。该书的出版，将会促进秦始皇陵和秦文化的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年度有关秦文化的考古发现内涵丰富，影响较大，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第一，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考古的新进展。第二，新丰编组站考古获得重要收获，发现秦汉墓葬多处。第三，秦公一号大墓一号祭祀坑考古取得新进展。第四，上林苑遗址三号建筑及五号建筑排水管道遗迹揭露，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资料。第五，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发掘工作取得进展，获得了一批新资料。
一、论著出版概况
1、著作方面
本年度出版有关秦文化研究的考古类报告有四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该书全面反映了2001～2003年对秦始皇陵园所展开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多项成果，如秦始皇陵园内外城垣局部试探情况、秦俑博物馆东侧山任村陶窑遗址、陵园北侧新丰镇长条村弯子组秦代井址以及陵园西侧的砖房村附近的“中”字型大墓、“甲”字型大墓、陪葬坑等。本书特点有三：一是资料新颖、丰硕，二是把对遗迹、遗物科学检测的大量数据及对文物的保护研究纳入考古报告中，三是将对资料的详细报道及研究心得相结合。
王子今先生《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一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植被、人为因素等几个方面讨论了秦汉时期生态环境条件的基本形势，也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角度阐述了秦汉人的生态环境观、生态环境与秦汉社会历史的关系，特别是对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因素、秦史的灾异记录等有关秦史内容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黄朴民先生的《秦汉统一战略研究》为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之一，该书从历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角度，宏观审视与个案剖析并重，对秦汉时期实现国家统一的时代背景、历史传统、文化土壤、物质条件等层面进行系统的探究，重点考察这一时期统一战略的主要内涵及其特质，并将其战略思维方式概括为“用中适时”、“守经用权”、“夷夏一体”三大基点。李小树先生《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稿》分阶段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八百余年间中国史学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包括不同时期史学演进的基本态势及其特征，史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与影响，史学传播在形式、内容、范围、功用诸方面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民间史学活动的基本状况。周均平先生的《秦汉审美文化宏观研究》一书，围绕着秦汉审美文化的审美理想和基本特征这个中心，以对审美文化、审美文化史等主要概念的立体观照和审美文化兴起的多重背景、动因及其当代意义的透视为学术和逻辑的前提，以剖析秦汉审美文化与特定时代环境总体或生存环境的本质必然联系的审美文化生态分析为历史和现实基础，开拓创新的研究，在多个重要理论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李开元先生的《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一书，一个是让历史更生动，让历史更真实，让历史谜案更能够使我们得到一个合理的理解。本书用翔实的历史考据为基础，以亲身游历所得的历史感悟为底，以侦破历史疑案的笔法来探讨秦帝国崩溃的原因，将秦始皇驾崩至秦帝国崩溃这一段乱世出英雄的历史描绘得格外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例如赵高的问题，两千年来都说他是宦官，即阉割了的男人，就是太监，实际这是一个冤案。最后一代秦王子婴，他究竟是谁的孩子一直不清楚。作者认为他应该是秦始皇大弟弟长安君成峤的儿子。秦始皇的皇后是谁我们不知道。书中也做了破解，不但找出了皇后是楚王的女儿，而且把她的表叔昌平君也找出来了。再如项羽破釜沉舟究竟是渡过的哪条河，书中也有详细破解。
有关秦文化研究的论文集有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的《秦文化论丛》（第十四辑）。本书是有关秦文化的学术性文集，融学术论坛、学术评论和学术资讯于一体。本辑收录学术论文37篇，书评书序4篇，研究资料3篇。本书内容包括秦史人物评论3篇、秦汉简牍研究3篇、秦墓葬器物研究15篇、秦长城及阿房宫等历史地理研究4篇、秦始皇陵和秦俑研究等。《秦汉研究》是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和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主办的年刊，同时也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刊。由雷依群、徐卫民主编。该刊第一辑收录论文34篇。文章内容涉及秦汉史方面的通论文章、秦汉考古研究成果、秦汉文献整理等诸多方面，具有极强的学术价值。
综合类论文集有魏全瑞、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该刊是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的综合性辑刊，分为研究编、评述编、目录编三大板块。本辑收录秦文化研究文章3篇，资料2篇。西北大学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合编的《西部考古》（二），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创办的学术年刊，该刊第一辑收录秦文化的研究文章5篇，内容包括成山宫秦汉瓦当研究、秦人从死葬俗、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秦始皇陵三出阙、秦俑正名等。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辑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十四辑），收录秦文化及秦汉史研究方面的论文6篇，内容涉及秦史人物评论、长安神禾塬大墓主人、秦都城研究等。
自从秦陵兵马俑发现以来，国内外的人们对于秦始皇陵地宫的探讨掀起了一股热潮，连英国爱丁堡地区的中小学也曾组织过一次猜想竞赛，他们利用文字或绘画、模型等形式，来描绘秦陵地宫的景况，优胜者的作品被博物馆收藏，还可获一笔奖金到中国看兵马俑和秦始皇陵。一直关注秦陵的研究成果的郭志坤先生有感于此，认为更有责任将学界及自己的推测与想象介绍给读者，以引得世人更多的兴趣和探究。于是写出了《秦陵地宫猜想》这样一部融学术性、通俗性为一体的著作。书中用生动严谨的文字、直观形象的图片向读者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并预言了秦陵地宫的辉煌文明。李学勤先生发表读后感指出：“这是一本文笔流畅、兴味盎然的通俗学术性著作。”
有关秦陵秦俑方面的著作有英国数学家和古代文化研究专家摩利斯·科特罗著的《秦俑密码——一位西方作家最具想象力的惊人发现》。在书中，作者从富于想象力的视角，为我们细数兵马俑中隐藏的蛛丝马迹，揭示兵马俑军阵中暗含的信息。在对秦始皇与埃及法老、玛雅君主与秘鲁国王陵墓的跨时空的纵横对比中，他揭发出这些古老文明之间相通的信仰，展示了兵马俑中无处不在的精妙设计。兵马俑中遗失的数字、暗含的周期、缺失的图案——这些原本不为人留意的细节，开始变得明晰；脸型、发型、手势，纷纷向我们讲述着远古祖先的秘密；甲衣、车马、军阵，一一蕴含着神秘的数字奇迹。这部书发挥作者的想象力，为我们展现了秦兵马俑的信息，文字活泼，图文并茂，极富特色。例如，作者通过观察铜车马指出，两辆马车都涂上天蓝色的云彩图案和龙凤图案。据说始皇帝在位期间曾五次巡游各国。他的随从有81套车马，他自己乘坐的车位居中间。显然，青铜马车所隐喻的意义是清楚的：它载着秦始皇进行一生中最重要的巡游――天堂之旅。
其他著作还有王清智编著的《秦始皇》，该书选取秦始皇一生的典型事例，穿插介绍了与秦始皇有关的七十多个历史人物，以人物为脉络，汇为一编。李翰文主编的《话说秦代帝王》，葛剑雄著《大秦王朝》属于千秋兴亡——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录中的一本。岳南的《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属于考古中国系列丛书的一种，在以往同名书的基础上增订新的内容。
2、论文方面
有关秦史人物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张文立先生的《秦始皇帝与吕不韦、嫪毐》。秦始皇帝以父执名者有三个人：一为其父庄襄王异人（后名子楚），一为他称作仲父的相邦吕不韦，一为自称是他的假父的长信侯嫪毐。秦始皇帝与其仲父、假父的关系充满了神秘、荒诞与维妙，给历史留下了一些谜团；同时也影响着始皇帝的性格发展及行为模式。秦始皇的生父问题，是谈论秦始皇帝与吕不韦的关系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它本身并不可能扭转历史进程或影响文化发展。当然，它也不是无足挂齿的，它潜在地影响着历史人物的性格变化和行为方式，也会使历史印上它的烙印。
高凯《秦代人口比例与人口下降问题——以刑徒墓的发现为例》从秦始皇陵徭役刑徒墓的发掘看,秦代每年至少要使用200万以上的青壮男性从事各种力役。如果再加上大批育龄妇女进入服役人的队伍,可能每年服役青壮男女会达到三四百万，再加上徭役及战争中病死、累死或被杀,必然会造成各种类型的人口比例失调问题,严重影响正常的人口繁衍。
梁云《从秦文化的转型看考古学文化的突变现象》一文通过对秦文化的考察认为，秦文化面貌在战国中期发生巨变，此前、此后器物风格迥异；秦文化的特型，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古代人群共同体也可以先后创造或使用两支考古学文化。这一实例，必将引发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群共同体关系的再思考。张铭洽先生的《从秦水利工程看秦文化的特点及影响》一文认为，秦国及秦朝持续不断地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反映了秦文化重农、重功利的文化价值观，反映出的秦文化功利观是分层次的：国家“功利”居于首要地位，“百姓飨其利”仅次之，最后才是个人功利；注重实效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科学的设计是秦文化功利观的重要体现；注重质量和严格管理是秦文化功利观在水利工程中的具体落实。秦国及秦代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造福当地人民的同时，还担当了文化媒介和载体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扩散和与其它文化的交流、融合。
有关秦器物研究的论文是谢崇安《试论秦式扁壶及其相关问题》对秦式扁壶的时空分布、类型演变及其文化渊源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文章指出，典型的秦式扁壶兴起于战国中、晚期，在秦代至西汉早期达到鼎盛阶段，分布范围已超出黄河及长江流域，南抵今越南北部，东至朝鲜半岛，这反映出秦文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汉承秦制的历史记载也与考古发现相吻合。秦式扁壶在周边邻国的发现，也是西汉王朝在古代朝鲜、越南等地建立行政区的历史见证。
关于秦简研究的论文有周群、陈长琦《秦简〈秦律杂抄〉译文商榷》。文章对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辑的《睡虎地秦墓竹简》1990年版中的三处译文提出商榷，并提出自己对三处简文的整体翻译意见。蔡万进《里耶秦简研读三题》本文对里耶秦简J1[8]134、J1[16]5、6三枚木简简文进行研读，指出：“故荆积瓦”中之“故荆”称谓，具体反映了秦始皇二十六年楚被秦灭，秦官方文书中已称新亡之为楚为“故荆”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同时与文献所载秦灭楚战争进程相吻合；“巴、南郡、苍梧”连称表明，至迟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苍梧即已为郡，埽或秦王政（始皇帝）二十五年“定荆江南地”时始设；“兴徭”令的发现。反映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实行的“耕战”，秦始皇时仍得到贯彻执行，这有助于对既往秦之徭役制度的认识予以重新审视。
屈冠军《秦史学与法家思想》认为，在中国史学史上,秦史学(包括秦代以及统一之前的秦国史学)总体而言不够发达,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秦人在历史观方面则具有"时变世异"、"今胜于古"乃至"厚今薄古"等思想.秦史学基本状况及特点的形成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的主导性作用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意义。
有关秦文化遗存的研究论文有王学理的《“阿房宫”、“阿房前殿”与“前殿阿房”的考古学解读》。朱思红的《都江堰再认识》指出，都江堰灌区已经连续灌溉2260多年既没有沙漠化也没有盐碱化，这是人类农业文明史上仅此一见的奇迹。有学者建议应尽快对都江堰古灌区严加保护，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补充项目进行申报。因为古灌区与都江堰工程原本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时间的推移，都江堰连同古灌区的价值定会与日俱增。它不仅是最伟大的水利博物馆和水利科学圣地，人类可持续发展已经面临的和将会遭遇的诸多难题，都可能从这里得到启发。史党社、田静的《关于秦始皇长城西端起首地“临洮”的几种说法简评——兼论秦始皇“万里长城”之所指》认为秦始皇“万里长城”所指，当是一条基本连绵不断的防御线：从岷县起，沿用秦昭王长城至于内蒙古东胜市境，由此西北行沿用位于东胜-达拉特旗的赵河南长城，越黄河后再沿着赵北长城，一直到今卓资县西部大黑山一带后，再新筑长城，东向在河北丰宁县与燕北长城相接，最东段沿用的是燕北长城而终于朝鲜境内。
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文章有田亚岐、张文江先生的《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杨惠福、侯红伟先生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在综述了李学勤、艾兰、白光琦、陈昭容、韩伟、李朝远、王辉、陈平、祝中熹、戴春阳、张天恩、田亚岐、张文江等先生的观点后，通过参与天水、武山、甘谷、清水、张家川、礼县等区域内早期秦文化的调查和大堡子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经历，认为M2为出子墓，M3为襄公墓。
有关秦陵秦俑方面的论文有徐卫民《对秦始皇陵园规模的新认识》，文章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秦始皇陵的规模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发现现在看到的秦始皇陵园是一个半截子工程，虽有设计图，但是在不断改变之中，是一个无止境的工程，并未完全反映秦始皇的个人意志。本文论证秦始皇陵园在当初修建时虽有设计图，但是后来随着秦统一全国及秦国力的不断强大，秦始皇个人欲望不断扩大的影响，到后来秦始皇陵园就成为一个规划不断更改和无止境扩大的工程，只要秦始皇不死，陵墓将不断扩大修建。所以尽管我们目前看到的秦始皇陵园规模已经够大了，但因为秦始皇是突然死亡，其陵墓仍然是一个半截子工程，并没有完全反映秦始皇的意志。秦人具有好大喜功的传统，这是秦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主要反映在建筑工程中，秦公一号大墓、秦都咸阳、直道、驰道、万里长城等工程的建设都是如此。更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日：‘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滑稽列传’秦始皇竟然敢欲将其游玩狩猎的苑囿修建得如此庞大，可见其审美崇尚。追求“大”和“多”成为秦人的时尚，这是秦人价值观的直接反映。罗明的《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弋射场景考》。该文通过分析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的环境、出土遗物的共存关系，结合战国铜器、曾侯乙墓出土的漆衣箱、东汉画像砖上的弋射图，并与东周墓葬和邗江汉墓出土的矰矢与缴线轴对比后认为，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表现的是弋射场景，箕踞姿陶俑是超足弋射主射手，跽姿俑手中执缴线轴。第7～9号陶俑周围出土的铜锥形器为矰矢，喇叭形骨器也是一种复合矰矢，圆筒形骨器是缴线轴柄上的小件，所谓银“义甲”不是抚琴的“义甲”，很可能是弓弩的装饰附件。朱思红的《秦始皇陵园水工程新认识》。文章首先回顾了袁仲一、张仲立两位先生对秦始皇陵防洪堤、阻排水工程的研究结论，认为秦始皇陵园拥有完整的水工程系统。这个系统科学而完整，在形式上包括地上和地下两个子系统，在内容上则不局限于防、排水，而且还考虑到了用水，并将两者紧密结合，统一筹划。这个系统在体量上远不及郑国渠、都江堰和灵渠，但在技术上则代表了帝王陵墓这一类建筑形式下的水工程，所涉及的面之广，技术含量之高，当不在秦三大水利工程之下。因为秦始皇陵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能代表当时水工程技术发展水平，可与之并称为秦的四大水利工程。蒋文孝、刘占成的《秦始皇帝陵区考古调查记》对秦始皇帝陵区进行了为期半月的野外考古调查，对昔日已发现或试掘的各个考古遗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与了解，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和一些新资料。如在姚池头刑徒墓地一个断面上，在距现地表1.6米深处，发现大范围的人骨架，杂乱无章地垒压在一起，似为乱葬坑，该断面东西长约100米。从该断面向南约数百米的范围保存均比较完整。在同一处，采集到残铁锸一个，应是刑徒的随葬品。从位置上看，此处与赵背户刑徒墓地在同一东西线上，仍需进一步探查才能认清。李明明等《基于GIS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数据库研究》一文指出，为了实现秦始皇陵区兵马俑文物的动态监测、管理、保护、研究,建立"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数据库"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ArcGIS为基础,结合兵马俑博物馆大量的文物考古保护数据,以ArcSDE数据引擎为接口,用大型关系数据库管理空间数据.结果 建立了以C/S和B/S结合的方式运行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结论 实现了兵马俑及秦陵周围文物保护相关数据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为陵区文物的考古和保护科学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来源。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1～2003）附录有5篇研究论文，分别是《秦始皇帝陵区K0007陪葬坑性质研究》、《秦始皇帝陵区K0007陪葬坑出土陶俑的制作工艺》、《秦始皇帝陵区K0007陪葬坑出土木炭的鉴定》、《秦始皇帝陵区山任窑址出土人骨研究》和《秦始皇帝陵园区山任窑址出土人骨牙齿磨耗状况的分析》。
2006年，秦俑博物馆新入藏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高美斯先生和西安企业家黄新兰女士共同捐赠的铜鼎一件。鼎上有铭文43字，十分珍贵。鼎为圆型，有盖，器、盖相合呈扁球状；盖上有三个半环状纽；附耳，耳上部外撇；器底有三蹄足，低矮又粗壮。铜鼎装饰朴素，仅腹中部有凸棱一周。通高17.5厘米，两耳间宽24.5厘米，口径17.7厘米，重3060克。鼎口沿下刻有五处铭文，分别是：“宜阳”、“咸一斗四升”、“临晋厨鼎一合，容一斗四升，盖重一斤十四两，下重十斤八两，并重十二斤六两，名卌九、”“黾仓”、“北里八”。为了深入研究这件鼎的内涵，《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7年1期集中刊登张懋镕、王辉、党士学、史党社、蒋文孝、刘占成五位先生的论文。
袁仲一的《秦始皇陵西侧中字形大墓的墓主问题》。王子今先生的《秦始皇陵的“机械之变”》认为，秦文化遗存中多有体现“工匠为机”的文物。有关秦人的传说中屡见“机发”设计，也值得我们注意。自然，在所有反映秦人机械发明的文化遗存中体现出最高技术水准的，可能还是秦始皇陵的“机械之变”。有关秦始皇陵的历史记述中所见“机”的内容，是当时最先进的机械技术用于陵墓工程的记录。
有关秦陵陪葬坑及其出土文物研究的论文有党士学《秦陵铜车马的舆底结构、牵引关系与力学应用》、文章通过对铜车舆底结构、轴轿装配和牵引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探索了其中所包含的力学应用问题，并揭示了古车中蕴涵的科学理念。同时对原来称作协驱挂带的“U”字形吊带，在释名和用途方面提出了全新的见解。指出并分析了该部件在马车下坡刹车、制动停车和转向调头等驾控中的重要作用。刘瑞《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性质新议》、蒋文孝《秦陵出土石甲胄制作工艺探析》、张卫星《先秦至两汉时期的非立姿试探——兼论秦始皇陵K0007陶俑姿势的定名》分别就秦始皇陵陪葬坑进行研究。
二、考古调查与发现
1、神禾塬战国秦陵园遗址考古的新进展
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完成了对战国秦陵园遗址第二阶段的考古发掘，主要清理了陵园内北区大墓周围的13个陪葬坑，完整揭露了陵园南区的建筑基址。
据介绍，神禾塬大墓和陪葬坑均经验中盗扰并焚毁，但依据未经扰动或残留的马骨遗骸及车件痕迹，仍可以看出部分坑内陪葬车马数量较多。分为四马一车和六马一车两种。坑内出土工艺精湛、规格极高的各类文物600余件，以青铜车马器具、饰件数量居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文物上所刻的“五十九年”、“左厩”等重要文字，为深入研究该墓时代及墓主人提供了新的资料。陵园内墓葬、陪葬坑、建筑基址和墓葬内所出重要文物，对进一步研究战国、秦汉时代帝王陵园制度及其演化提供了实物依据。
2、新丰编组站考古收获
2005年3月，为配合新丰编组站改造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临潼区文管会对新丰编组站战国秦墓群进行清理，共发现墓葬600余座，发掘400余座。
新丰战国秦墓群位于西安市东39公里处，临潼区新丰事处屈家村东南、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西南距秦始皇陵6公里。
这些墓葬多数为秦墓，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显示出其时代较为集中，均为战国中晚期至统一秦。
据介绍，新丰战国秦墓形制可分为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类，多数为竖穴墓道洞室墓。葬式为卷曲较甚的屈肢葬，部分为直肢葬。
发掘资料表明，部分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出土有鼎、壶、釜、带钩、铜镜、“半两”钱等青铜器及罐、盆、甑等陶器，大部分墓葬出土有鼎、壶、釜、罐、盆、甑等仿铜及日用陶器，其余墓葬多出土釜、盆、罐、甑等陶器。多数墓葬发现有兽骨。研究者认为，出土铜礼器及仿铜礼器的应为中小贵族墓葬，仅随葬陶器地为普通平民墓葬。
新丰为秦时骊邑、西汉时新丰故城所在地，这批古墓葬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一批秦墓，其中中小型秦墓当与修建秦始皇陵而建的骊邑有关，为骊邑的公共墓地所在。以前，学界认为秦骊邑位于新丰事处的刘寨村，东距此次发掘的秦墓5公里。发掘者认为，刘寨村附近的调查发掘资料多为汉代遗存，未发现以秦文化为主要内涵的考古资料。因此，这批秦墓资料为进一步确定骊邑的具体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研究关中秦墓的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3、秦公一号大墓一号祭祀坑
2007年7月～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队、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联合发掘位于凤翔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西南侧的一号祭祀坑。
一号祭祀坑位于秦公一号大墓西南，东西长17.5米，南北宽3.1米，距地表深12.5米。坑口大底小，略有收分。坑底东西向依次摆设5组车（自东向西依次编号为1～5号车），每组车前分别有挽马两具。马头、车辕向东。马匹上部原铺设植物秸秆和木板，车厢部经过彩绘，装饰有小玉片。车体结构为木质单辕结构，由辕、衡、轴、舆等组成，未见车轮。出土有车马器、装饰用小型玉饰、骨器小件等。
3号车车厢部残存较少，考古人员清理了第三辆车下的殉葬坑（编号为K3）。K3为长方形竖穴坑，坑内有人骨骸一具，葬具为棺，侧身屈肢葬式，头向西，面朝南。
4、上林苑遗址三号建筑及五号建筑排水管道遗迹
2005年冬季和200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考古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在阿旁宫前殿遗址北面和东北面发掘了两处建筑遗址，即上林苑遗址三号及五号建筑。三号建筑遗址为高台建筑，由下部夯土台基和上部的三层建筑组成，在残存的廊房建筑中发现柱洞、柱础石、廊道等遗迹，以及墙皮和地面残块。五号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仅两组排水管道保存较好。这两处遗址所出土的各类建筑材料多数属于战国时期，结合建筑形制和位置等判断，它们应是在战国时期秦上林苑中的建筑，与阿旁宫的修建没有关系。其中三号建筑可能延续使用到西汉末年⑤。
5、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
2006年，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对位于西汉水北岸的大堡子山遗址开展大规模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本年度主要发掘了1座大型建筑基址、7座中小型墓葬，以及1座“乐器坑”和4座“人祭坑”等，出土遗物包括一批重要的青铜礼乐器及石圭、陶器等⑥。此次考古工作的成果,对认识大堡子城址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该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大型“乐器坑”的发现，对于确认秦公大墓的墓主，以及研究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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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姜维公、薛海波：《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处编《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总第36期第6～19页。
②王兴尚：《周秦伦理文化与现代道德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10期。
③湘文：《“中国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湘西龙山举行》，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处编《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总第36期第26～27页。
④王南、阳智明：《中国秦汉史国际学术论坛在徐州举行》，《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7日。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考古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上林苑遗址三号建筑及五号建筑排水管道遗迹的发掘》，《考古》2007年3期；李毓芳：《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文史知识》2007年3期。
⑥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7期。
（原刊《秦文化论丛》（十五），三秦出版社2008年10月）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