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传统源泉发生变异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未来我国经济可能的新增长源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并提高消费率、继续推进城市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在加大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

　　由投资大国转向消费大国

　　中国目前是世界储蓄率、投资水平以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这些变量的参数都已经处于临界值,对于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开始处于递减的趋势,但是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中国消费率基本上处于世界的最低水平。到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与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印度、意大利、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相比分别低23.2、32.7、31.6、16.2、30.6、16.721、25.7、39.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在过去从2001年最高点69.7%直线下降到2008年的不到49%。由此产生的空间是:第一,中国消费水平如果能够在未来10年内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76%）,那么未来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2.7个百分点,这每年对GDP增长的直接推动将达到4-7个百分点;第二,如果中国消费水平在未来8年内能够提升到2001年的水平（69.7%）,那么平均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2.63个百分点,这每年对GDP增长的推动也将达到3.9-6.8个百分点。因此,如果能够成功启动中国的消费,我们就能保证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直接导致城乡居民间消费结构的恶化。1985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曾缩小到1.86:1,绝对差距342 元;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1:1,绝对差距达到11020元。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增长产生较大影响,1984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只有2.15:1,绝对差距416元,200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扩大到3.07:1,绝对差距7582元。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严重制约了消费对经济的增长拉动作用。

　　此外,从我国居民新增贷款占新增信贷总额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的比重有所下滑,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巨额的信贷投放量中用于个人消费的信贷不断下降,而居民消费信贷既是银行的优良资产,又是扩大消费的重要渠道。这种逆结构调整的举措必须得到纠正。这是未来我国在货币中所需要调整的一个方向,增加个人消费信贷的比重应当成为促使国内消费率上升的重要举措。

　　因此,以当前较低的消费率水平难以承担未来经济增长新源泉的重任,深入探究当前国内消费不足的原因是我们启动新增长源泉的必要前提。我们研究认为,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长期下降趋势是导致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原因。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的原因是居民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处于弱势状态,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在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纠正。

　　依据1992-2005年资金流量表的实物表,1992-2005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企业可支配总收入占比则上升了8个多百分点,可支配总收入占比也上升了1个多百分点。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显然会抑制居民的消费能力。

　　除了劳动报酬净额之外,居民财产收入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14年中下降了2个多百分点。

　　数据显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提高居民消费有重大作用。如果居民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恢复到1995年水平,按照2008年的GDP估算,大致可以增加1.9万亿元的居民收入;如果2008年居民储蓄率保守地假定为35%（35%是1992-2003年居民储蓄率的最大值）,则将增加1.23万亿元的居民消费;另外,如果企业通过增加分红等措施使居民能够分享经济增长,使居民财产收入占比恢复到1998年水平,则按照2008年的GDP估算,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将分别增加8300亿元和5400亿元。

　　同时,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在再分配中得到校正。1992-200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甚至在其中的5年（1994、1995、2002、2003、2005）,再分配之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低于在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比重。实际上,再分配之后企业部门的收入比重也有所下降,而部门的收入比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呈上升趋势。

　　具体来看,在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其中收入税又包括居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而在再分配中的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将的再分配收入和支出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上述14年中,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其中有的年份高一倍以上。这说明,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相反,在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有近一半都用于与社会福利开支无关的用途。这种做法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是相当大的,它不仅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且拖延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增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间接起到了抑制居民消费的作用。如果在再分配之后的收入比重与再分配前相比不上升,即所有再分配收入都用于社会福利开支,那么单2005年就可以让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再分配收入的比重提高3.3个百分点;假定2008年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给居民收入带来的提高幅度也是3.3个百分点,则大致可以增加9900亿元的居民收入和6500亿元的居民消费,这还不包括社会福利开支增加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减弱带来的消费增加。

　　综上所述,如果通过企业合理地增加劳动者报酬支付、增加分红和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居民部门在初次分配中和再分配中的收入比重得到合理的增加,则按照本报告以2008年GDP数字进行的估算,共可以增加2.42万亿元的居民消费需求。这个数字将大大超过仅在居民部门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增加的居民消费。我们曾估算过仅在居民内部进行收入再分配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结果发现,在一个较为极端的收入再分配假定之下（中低收入阶层各收入组的收入份额均提高10%、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下降27.5%）,根据2007年数字进行估算,只能增加约320亿元的居民消费。可见,尽管调整居民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可以起到扩张居民消费的作用,但这个作用要远远小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居民消费的扩张效应。因此,从长期来看,改革收入分配是大力提升消费率的重要路径,也是未来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的必然选择。

　　新一轮土地改革将有助于城市化加速发展

　　一般认为,城市化会经历缓慢发展-较快发展-较慢甚至停滞的三个阶段,即城市化都将经历发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它们之间有一个统计上显著相关的S型曲线关系。根据这个S型曲线和世界各国数据,即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城市化水平偏低世界平均水平12.8%。这表明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也表明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通过对历史长时间序列比较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水平只相当于美国1910年、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0年的水平,未来我国城市化具有很强的潜力。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5.7%,与国际相比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城市化的空间依然广阔。

　　第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式是多元化的,城市化不仅和经济发展存在互动关系,而且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促进投资、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国内有效需求。

　　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尤其是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很多产业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城市化必然带来投资的增长。依据我们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率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根据一般的国际经验:当城市化率在40%-60%时,投资率最高。此后,投资占GDP的比重将开始下降。按照目前中国约45.7%的城市化率,那么未来高速的城市化必将带来投资的增长,包括道路、排水、电力、通讯、垃圾和污染物处理等基础设施投资,也将引发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

　　其次,与投资率相反,消费率往往与城市化水平间呈现正U形的关系。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相同的城市化水平下,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了24%多。根据这个正U形曲线,当城市化水平在60%-70%时,是消费率的底部。此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将开始上升,而之前则不断下降。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此外,服务产业的发展也是与城市规模的扩张密不可分。比如物质流通、通讯服务、金融与法律服务、要素市场与交易体系等,需要依托于城市的大工业体系发展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第二,城市化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并且是维持投资增长速度的重要载体;同时,由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保障、教育及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将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人口住居条件的逐步改善将进一步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从投资来看,1990-2000年房地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比例仅为12.23%,而进入新世纪后,2001-2008年这一比例的年均数值是18.0%,房地产投资已经占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约1/5,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表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推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从长期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继续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仍将维持较高的投资增速。

　　同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对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需求不断加大,未来将使得居民的消费开支增加,从而有效拉动国内需求,因此城市化过程对经济的拉动是多元化的,既有投资拉动,又有需求拉动,是匹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载体,潜力巨大。

　　第三,重视城市化的原始资本累积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将有助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

　　30年前,中国改革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分散、难形成规模效应,农村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开始凸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开始出现,由于并没有改变土地归集体所有的事实,使得农民和承包土地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利益关系,农民无法扩大再生产,原有土地经验模式的绩效基础逐步失去。因此就目前来看,中国当前的土地制度不仅让农民无法离开土地到城市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且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瓶颈。

　　首先,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农村,因此内需转换的关键在于刺激农村经济的增长。而新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有力改变7.3亿农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变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都至关重要。

　　农村最大的要素在于土地,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性要素,更是一种资本性要素,因为它涉及到包括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权、要素资本赋权、发展权等在内的市场化三农赋权制度改革。因此,有必要推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释放土地和劳动力的潜能,通过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带动中国内部的资源、人力、资金等自由流动,盘活更多的资产加入到经济增长之中,从而突破当前经济增长的困局。我们认为,新一轮的土地改革应当从宅基地的改革起步,循序渐进,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农民通过宅基地的买卖获得一次性大额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在宅基地自由买卖的同时,停止新宅基地的审批,可以保护当前日益缩减的耕地资源,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后顾之忧。

　　其次,从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也很有必要给予农民一次性的财产性转移支付。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农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外出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远远未发挥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其在农民收入构成中比例很小。2007年,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总额的2%。因此,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是社会财富的一次重新再分配,通过土地的买卖和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可以极大的增加社会总财富,释放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有效吸纳当前经济中的过剩产能,解决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

　　公共要考虑服务业对吸纳就业的重要作用

　　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过低是制约中国产业发展和需求提升的一个核心因素。事实上,目前中国服务业在GDP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国家水平、高收入国家相比分别低30个百分点、7.3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即使与印度、韩国、巴西等国相比也分别差12.6个百分点、17.4个百分点和24.3个百分点。由此,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服务业发展的可能空间之大与中国消费发展的空间是大致相当的。如果我们的第三产业占比能够在未来15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提升的空间将达到2个百分点,带来的GDP增长也直接高达4个点左右。为什么服务业占比的提升能够带来如此大的推动呢？其核心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提高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性来挖掘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

　　由于与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经济的经济性质相反,中国经济总体上表现出制造业为主的特征。因此,要改变技术上只是集中于如何生产产品的传统思维和投入方式,而要加强围绕生产过程的各种服务业的展开与深化,来提升最终消费对服务业的提升的作用。

　　第二,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对有效提高制造业生产率有明显的作用,服务业的提升将进一步提高和强化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第三,服务业对于提升就业的空间很大,公共要充分考虑并重视社会服务业和卫生体育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对于吸纳就业的重要作用。

　　从就业增长率来看,在1990年代以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在1990年代以后,大部分年份中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率要快于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

　　自主创新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明确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一个高附加值竞争源泉是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中国在成本优势削弱的情况下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在加大自主创新和和技术引进的条件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是维持未来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在开放条件下,自主创新是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深化专业化潜力的关键。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