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从“女性情谊”看新时期女性文学

闵　婕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摘　要:本文以“女性情谊”为视点,记述新时期女性文学在“五四”时期复苏的女性意识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双重作用下的发展沿革,指出文本中女性叙事的进步性与局限性,并进而阐释产生局限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女性情谊,新时期女性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04)03-0085-02

　　一

众所周知,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中,父权意志下女性主体身份的被剥夺与文艺中强化女性客体化的趋势是同时进行的。在文学中,失去审美主体地位的女性难免有些苦大仇深。

“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一代文化先驱的最初觉醒确立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基本主题。而觉醒中的女性探索女性道路的第一步,也相应成了女性的审美起点。从被观照走向观照,在这一过程,有意识无意识地排斥男性个体的加入,自觉不自觉地希望从同性伙伴身上求得共识与援助,成了中国“娜拉”们的典型特征,并由此产生了最早描写“女性情谊”的作品。

“五四”女作家的一些作品。例如,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暑假中》等。小说中校园里女学生、女教师间的情谊往往被冠以“女儿国”的美称。“女儿国”情谊虽如“五四文学”,尚处于半蒙昧状态,但却显现了这种中国女性意识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在“女性”的定位上,显然不同于西方“在很小的时候,她就常常按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可遏制的内在力量去追求更完整,更自由的人生”,而是更直接反映出了中国女性相对被动的境况。不论露沙坎坷的身世,还是暑假中读书扰人的反复嗟叹,都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是三从四德的贤妇还是敢做敢为的新女性,她们都是被男性引导和塑造的,是封建宗法制和西方近代进步思想交锋下的产物。“在其引人注目的反叛姿态背后隐匿着不由自主的妥协与依附的阴影。”

二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文学的再次复苏,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篇章也相对丰富起来。其中不少篇章经由女性情谊这么一个男性无法触及的“避风港”,对新时期所蕴含的女性意识及生存处境作了深入探讨。

王安忆的《弟兄们》由三位已为人妻的女大学生发出了对“五四女性情谊”的首度回应。此时束缚女性的礼教枷锁已经具象化为婚姻的羁绊。女性自然地把自己的不幸归源于自己的性别,在要求更为自由的人生路途中否定着自己的性别。而这一既成事实的客观条件,渐渐演变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将男性意志和审美趣味灌输在女性意识的各个角落。于是在“女强人”神话兴起的时代,“女性情谊”亦无法摆脱对男性情谊的模仿。《弟兄们》中的姐妹们无论从称谓还是作为上都变成了“弟兄们”,她们不修边幅,称兄道弟,梦想自由自在的生活。从行为到意识,完全沦入了“雄性化”的巢穴。

“当社会尚不能为妇女实现全部价值提供相应的条件(物质和观念的)时,女性意识的雄化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悲怆意味的异化式的抗争。”这种抗争在90年代池莉的笔下再度演绎。《小姐,你早》中的小姐们在痛斥男人世界物欲横流、背信弃义的同时,却结成了同样以利益为基础的同盟。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将男性世界由哥们义气演变为利用关系的转化模式又一次照搬到了女性世界。小姐们显然不再执著于表面的模仿,而是在女人温柔的仪态下继续同样残酷的游戏规则。在小说中,复仇的小姐们始终忙于成为与男性平起平坐的人,但是缺乏成为充分意义上女人的关照,只能以强调女性特质来重申“女性情谊”的合法身份。在她们一再声称“这是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事”时,已盲目构建了一个男性缺席与半缺席的封

58

①

②[作者简介]闵婕(1977-),女,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

[收稿日期]2004-02-09闭环境。而小说中的刻意营造———巧妙设计三个被弃女性的相遇相知相助也难免形成一种虚幻性。而这种井底之蛙的强大只能造成女性世界处于男性中心社会的边缘状态之感。

综上不难看出,这种以男性世界为参照系的女性自我关照,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在张扬“自我”的同时,又受到“非我”力量的挟制。以男性世界为范本建构女性王国必然丧失自我,而伸张女性特质,又不免落于男权话语霸权的规定。

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境地,先锋派女作家面对本土女性主义理论匮乏,适时引入西方文化资源,充实了本来十分单薄的女性书写传统,将“女儿国”迷魅的一面发扬到了极致。其蹊径在于放逐到内心世界,涉及那些男性经验无法触及,男权话语无权定义的领域;其代价是现实时间的全盘退弃,沉溺于镜子和回忆的梦幻世界。摆脱了传统的叙述手法,镜子、回忆、梦境———先锋派的“标志性建筑”为“女性情谊”带来迥然不同的面貌,它不再是女性争夺社会权力的战斗营垒,而是一次女性成长的经历。

陈染的《私人生活》中,乐寡妇和拗拗的情谊是借助回忆和梦境来实现的,“她们把自己放逐到内部世界,与回忆梦境相伴,沿着时间通道滑离现实,而让事物更多地以自己的想象发生,让想象赋予事物以她们想要的方式与意义。”借助于梦与想象的存在,“女性情谊”有了寻觅女性历史的意味,唯一的记忆是女性身体,因而这历史也是自我寻觅的历史,而梦境中,乐寡妇和拗拗更令人分不清孰实孰虚。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则更彻底表现了这样一种“独角戏”式的情谊,欣赏与被欣赏,征服与被征服及其自我审视,在梦境想象构成的封闭环境中将心理自恋上升为哲学与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寻找。

在先锋派女作家笔下,封闭于梦境与幻觉之间的私人空间,为追溯寻找那失落的历史而自绝于男权话语之外。对于男权恐怖的认识使她自甘于放弃现实,退守于窄小的内在世界。而此时同性女人之间的友情无疑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绝望之上的,这种情谊似乎又难免有些悲怆了。

综上可见,新时期文本中的“女性情谊”的发展:女人们从温馨友谊走向义气结盟,再到钱权交易乃至梦幻中的合而为一,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本土女性意识的觉醒,抑或是对异域女性写作的模仿,而是“五四”以来的反封建传统反男权压迫的文化积淀以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双重催化的结果。在发展历程中,进步与局限性共存成为一种必然,不过以女性角度展开

叙述,张扬女性意识,从而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推上前台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

三

无庸讳言,社会思维范式与历史经验记忆往往令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具有“天然”的广阔发展空间与历史机遇。事实上,“80年代文学中,……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所能从中窥见的自我形象只能是‘男性形象’。”而女性作为主体的表现方式常常是:在宏大的社会场景(如社会进步)中以匿名隐晦的方式传递女性觉醒意识,或在超越性话语(诸如爱)的保护下传递女性生命体验。在主流文化资源不断借重与匮乏中,女性意识艰难地浮出文学地表。

这种背景无疑使书写女性体验的女性文学带上了“与生俱来”的自闭症,从“女性情谊”这个切入口,我们不难看出,女性的自我关照往往置于一个不太现实的封闭环境。而男人往往抛弃了传统“伟丈夫”的形象,以“入侵者”、“软弱者”的面目出现。文本中女性对男性的敌视与轻视不仅带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执,甚至让人怀疑是否这种态度源自内心深处的“过度自卑”。

“妇女的本质除了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同男性同等的权利外,还应该有开发自身性别潜力,擦亮自身性别魅力的特征,即女性必须清除长期以来渗透于她们身心中的男权意识,矫正和释放被男性社会压抑以久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僵硬走形的女性意识,从而为自己开辟一块而富有诗意的存在空间。”这样一种“性别潜力”、“自身性别魅力的特征”,便是女性情谊长期寻找的,不断认识的东西,无论是对哥们义气的模仿,还是在男权压抑下的梦境释放,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女作家们不甘于辖制于男权话语下的抗争。而女性情谊从浪漫化的构想走向对男性世界的模仿,乃至沉入主观精神世界。从客观角度而言,也是为使其上升至理性、哲学抗争的高度。

女性的从理论到实践是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而女性文学作为这股潮流中的先遣队难免步履维艰。客观上来讲,女性文本的创作还处在一种进行的状态之中,因此在批评之余,笔者更想祝愿我国的女性文学逐步走向成熟,获得更广阔的发展。

[责任编辑　王占峰]

From the“sisterhood”w atch the feminism literature in ne w period

Min Jie

Abstract:On the typical novels representing sisterhood in new period,the analysis is put forward in this article.The conclusion is made that female consciousness revived in and the western feminism theories pushed on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feminism literature in new period.The coexisting of limitation and advancement is the character of the literature in that period,which has profound justification.

Abstract:sisterhood,the feminism literature in new period

68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