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 rnal of Guangx i U n iversity(Ph ilo 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0年10月
O ct.2000
α
论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毕生追求
熊明辉,吕有云
(广西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5)
[摘 要] 一说到柏拉图,人们立即就会想到他的理论哲学。的确,柏拉图对哲学
的影响之大,也许超过任何人,黑格尔把他的哲学推崇为冠绝古今的哲学,罗素则
将他与亚里士多德一道并称为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同
他们前后的任何思想家相比,他们对哲学的贡献都更为巨大。是什么动力推动着他
去研究哲学并取得这一系列伟大成就呢?是对理想政体的毕生追求。正是出于对心
目中理想国家的向往和追求,柏拉图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于他的政治理想——培养“哲学王”,实现理想政体。至于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实际上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提供
理论依据罢了。
[关键词] 柏拉图;哲学王;理想国
[中图分类号] 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5001207
一“哲学王”概念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年,卒于公元前348年。他的生平跨越了从雅典衰落到马其顿兴起的时期。他的家世是贵族的,因此他从小受到了贵族式的教养。他的父亲阿里斯顿(A riston)追溯其祖先可到古代雅典的王族,他的母亲伯里克蒂恩娜(Pericti one)则出自长期活跃于政坛的世家。阿里斯顿在柏拉图孩提时就去逝了,伯里克蒂恩娜便改嫁给柏拉图的叔父毕里兰泼斯(Pyrilam p es)。毕里兰泼斯是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Perocles)的党羽和朋友,曾作为雅典使节,被派往波斯和其它亚洲国家执行任务。青少年时期的柏拉图是在他继父的家中度过的。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柏拉图,自然地对作为一个公民的政治责任抱有坚定的主张,早年时期即认为自己应该从事政治生涯。
柏拉图的成长,正赶上雅典历史上最辉煌的伯里克利时代的尾声,当时雅典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发展已达到登峰造极。经过伯里克利几十年的治理,雅典的民主政体已达到完全的成熟。当时类似于上议院的阿列奥帕格斯议会已经大权旁落,除审判杀人外,全部功能已由500人议会即大议会以及法庭所取代。这些机关的成员甚至包括将军都是通过选举或抽签产生并由城邦支付薪水。可以说雅典在当时就是民主政治的代表。
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以雅典的全面战败而告终,雅典历史上最光荣的伯里克利
α收稿日期:19990611
作者简介:熊明辉(1968—),男,贵州省务川县人,广西大学讲师,硕士。
时代结束了,雅典在政治上也没落了。这场战争使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准则和宗教信仰遭到破坏,法制陷入解体;各派政治力量为了夺得政权,其斗争空前尖锐,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柏拉图出于一个公民的政治热情,希望从事政治活动,以改变雅典当时的社会面貌。实际情形也的确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政治模式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寡头,史称“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中的一些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克利提亚(C ritias)在内,是柏拉图的亲戚或朋友,克利提亚本人也曾是苏格拉底(Socrates)的学生,他们邀请柏拉图参加。起初,柏拉图也真诚地相信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不久之后,柏拉图就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得人心的。事实上,“三十僭主”的寡头只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被推翻了。在斯巴达的同意之下,雅典又重新恢复了民主制。从表面上看,恢复的民主政体的施政仍然是温和的,但这已经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民主制。这个中的一些掌握实权的人由于有大赦而无法对自己内部的敌人直接加以报复,但在大赦的范围之外喜欢寻找任何的借口来控诉这些敌人。这种政治气氛带来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公元前399年,城邦检察官指控苏格拉底为城邦宗教的异端,以邪说教坏年青人,宣判苏氏有罪并将他处死。这次审判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诬告。民主中的一些当权者之所以要整倒苏格拉底,是因为他和贵族党派有联系,后者中有许多是他的学生和朋友。但法庭依照当时的大赦法,不能以这个罪名来告发苏格拉底,于是由民主政客安尼图斯、悲剧诗人美立都和修辞学教师李康来充当形式上的告发者,诬告苏格拉底。苏氏被判有罪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始终遵从所谓神谕,终日沉溺于论辩,专门下功夫揭穿那些以智慧自命的人或事,暴露了那些公认为有智慧的人的无知,引起了许多权贵人物的不满。在审判中,检察官们指控苏氏以邪说败坏青年,但自始至终都不让当时在场的苏格拉底的任何一个学生出来作证。出席审判的人里面有很多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他们的父兄,而起诉书中提不出这些人中有哪一个能见证苏氏败坏过青年。最终法庭以多数票通过判处苏格拉底有罪并处以死刑。
苏格拉底被民主法庭处死,这件事给柏拉图以很大的冲击,使柏拉图的人生追求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政治上的阴谋诡计之可怕在青年柏拉图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他清楚地看到,在政党政治的圈子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始终保持完整的人格和诚实的品质。从这整个事件中,柏拉图深深感到,越是认真地研究政治和法律,就越体会到公正地治理国家是困难的;在一个法律和道德正以惊人的速度恶化的时代,要公正地治理国家是极不容易的;而要重建一种新的道德准则,更是极其困难的;在政治上要是没有朋友和支持者,那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从此,柏拉图对自己曾经满腔热情所追求的政治生活深感失望,原有的政治抱负突然消失了。经过一番理智的思考,最后他自称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结论:“一切现成的国家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政制,没有剧烈的处置和很大的运气是不能改革的。实际上,我被迫相信,为社会和个人寻找正义的唯一希望是在真正的哲学中,否则人类的烦恼不能得到缓解,直到,要么真正的哲学家们掌握政权,或者由于得到某种奇迹,政治家们成了真正的哲学家。”①柏拉图跟苏格拉底一样,认为无知是罪恶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源,使一切的人德行完美所必须的就只有知识。
①柏拉图:《柏拉图十三封信札》第7封,第324-326页,转引自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第16页,1984年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了要达到善,必须有知识。凡是知道什么是善的人就会做出正当的事情来,同样,只有掌握了智慧的人才能够有智慧地治理好国家。所以,只有将哲学家的智慧与政治家的权力完满地结合起来,人类才会得到安宁,正义的实现才有可能。
二、理想国的理论建构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苏氏怀有深厚的敬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苏格拉底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被民主法庭判处死刑以后,柏拉图对雅典的民主制已完全绝望。于是,他怀着探求哲学与政治、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途径以及实现理想政体的希望,开始了为期12年左右的游历活动。在12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了麦加拉、埃及、昔勒尼、马格那、大希腊以及西西里等地。这期间,他经历过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当他游历塔仑它木时,他结识了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A rchytu s),他们俩结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在阿启泰的领导下,塔仑它木推行着温和的民主政体,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上比较发达,文化上比较进步。阿启泰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许多知识部门的先驱,特别在数学和力学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著名学者欧德穆斯的称赞。尤其是,阿启泰在哲学上颇有贡献,以致亚里士多德也要写一部专著《阿启泰的哲学》来阐述他的学说。塔仑它木的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说,柏拉图与阿启泰的交往和友谊,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哲学王”的信念,阿启泰成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第二件事情是他第一次到叙古拉的遭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狄翁(D i on)这个人,此人是柏拉图游历中结识的另一位重要的朋友,在柏拉图的一生中极为重要。他们俩一见如故,狄翁很快就接受了柏拉图的主张。狄翁是叙拉古城邦僭主狄俄尼索(D i onysiu s)一世的内弟。通过狄翁的介绍,柏拉图得到了宫廷的邀请,于公元前387年,第一次到了西西里。狄俄尼索一世是一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厚颜无耻的者。柏拉图到狄俄尼索宫廷后,就和这个僭主大谈僭主政体的弊端,强调统治者的私利不是最好的目的,除非他本人在德行上出类拔萃。柏拉图的谈话激怒了这位僭主并招来杀身之祸。幸亏有狄翁和阿里斯托梅涅等人的及时劝阻,狄俄尼索一世才没有处死柏拉图。但事后,这个暴君却把柏拉图交给了当时在他宫廷的斯巴达使节,并唆使斯巴达使节在归途中把他卖为奴隶。幸亏柏拉图的一位昔勒尼朋友阿尼刻里(A nn iceris)在奴隶市场上看见,才将他赎回并送回雅典。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终于又出现在雅典。经过种种挫折和12年的实地考察,柏拉图意识到,要改革雅典的政体,必须要有“可靠的朋友和支持者”,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为此,需要培养一批既精通哲学和自然科学,又善于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以实现他主张的由掌握治国之道的人来治理国家的理想。这样,在朋友们的资助下,柏拉图一回到雅典就参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盟会组织的经验,创建了自己的阿卡德美学园(即A cadem y学园)。柏拉图创建的这个学园,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传授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贵族子弟成为统治者的学校。
柏拉图开办这个学园极为成功。此后20年他都致力于这项事业。在他之前,有不少外来人到雅典授徒,而现在却是外来人到雅典来学习了。直到公元前367年,他都过着一种安谧平静的生活。在这20年中,他经过潜心研究,写下了他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理想国》。
《理想国》这部对话体著作是专门讨论如何建立一个理想国家的,柏拉图在此详尽地描绘了他的理想国的蓝图。这是欧洲人所写的第一部关于空想社会的著作。在著作的开头柏拉图讨论了人与人交往中的“公正”问题。他认为,大家各做各的事,这就是“公正”。每个人应该做他份内所应做的事,而不必干涉别人的事。这样,每个人各得其所,也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在古希腊,“公正”是跟“和谐”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如果全体中的各个部分都发挥出其适当的作用,整体也就进行得顺利了。
柏拉图把他理想国的公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立法者和监护者,即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是神用金质做成的;第二类是军人,即国家的保卫者或辅助者,他们是神用银质做成的;第三类是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是神用铜和铁做成的,只能处于最下层,从事卑贱的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这三类人各有不同的天赋,各应具有不同的职能,各有不同的道德。用金子做成的人赋有最高的理性,他们的职能就是管理国家,他们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国家中处于统治地位。用银子造成的人,赋有意志的本性,勇敢善战,是国家的卫士。用铜和铁造成的人,他们只有情欲的本性,因此,只能安分守己,节制情欲,忍受劳苦,为统治者及其辅助者服务。金质做的父母有时也会生出银质的子女,银质的父母也会生出金质的子女,但不能让铜铁做的人僭越到高一等级,掌握权力。因为在他看来,“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①
为了保证统治者能履行他们管理国家的职能,柏拉图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他们应如何培养、如何生活的计划。为训练统治者的心灵,需要有“文艺”,也就是司文艺美术的女神所监护的所有艺术;为训练统治者的身体,需要有体育,也就是运动。通过“文艺”训练,人可得到文化修养。必须把年轻人训练得举止端庄、温文又勇敢。为达到这个目的,书籍必须受到严格检查。荷马和赫西阿德所描写的神,总是争吵不休好象是一些酒徒,这对于敬神是极其有害的。在他们的作品里,有些段落很可能使人怕死,或使人欣赏放荡的行为;也有些段落使人疑心的坏人兴旺,好人反而受苦。所有这些都不可不严加禁止。至于音乐,也要加以检查。凡是柔婉的音乐、靡靡之音,都足以消磨人的志气,非禁止不可。只容许那些鼓舞勇气和促进节制的雄壮纯朴的韵调。特别是长笛最易挫伤人的锐气,败坏道德。只有七弦琴和竖琴于人心有益。其余如刺绣、绘画、雕刻和建筑也都要像这样加以净化。
培养统治者,要让他们吃清淡的东西。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医生了。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必须见猥亵的东西。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必须跟恐怖和诱惑作斗争。经过考验,只有他们能抵抗这些东西,他们才有资格充当统治全国的监护人。柏拉图认为最理想的统治者就是“哲学王”,即作为国王的哲学家。对此,柏拉图曾为他是否要把这个思想公诸于众大伤脑筋,踌躇了很久都不敢说出来,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如果他鼓吹只有哲学家才能当国王,这不是危险的僭越野心吗?最后,他只好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他的这一思想:“除非哲学家就是王,或者这个世界上的王和君主都具有哲学的精神和力量,使政治的伟大和智慧合而为一,并把那些只追求两者之一而不顾另一的平庸的人们驱逐到一旁去;否则城邦就绝不会免于灾难而得到安宁——而且,我相信就连全人类也不会得到安宁,——唯有到了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国家才有获得生命并见到天日的可能。”②
《古西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3页
①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0～161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统治阶级(包括统治者和辅助者两个等级在内)的个别成员,除了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外,妻子儿女也应当是公有的,因此,不允许组织各自的家庭。统治者选定了一些男女作为辅助者之后,就让他们集中在一起表面上用抽签的方式,实际上是由统治者按照“优生原则”进行分配,使男女结合。小孩出生后,立即送到专门设立的机构去审查,并想尽办法不让其父母知道哪个是他们所生的孩子。父母既不知道自己的子女,小孩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至于那些畸形的或“低劣”的孩子,都要放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去处理。为了贯彻“优生原则”,他还主张,妇女生育的年龄应在20岁到40岁之间,男子应该在25到50岁之间。在生育年龄以外的男女,性交是自由的,但不能生育。如果怀孕,就必须实行人工流产或把婴儿杀死。既然每个儿童都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因而就必须把每个有父亲或母亲年龄的男女都叫“父亲”或“母亲”。
这样,人们的私心就会慢慢消弱,公德心就慢慢增加起来。然后从这些人中选出出类拔萃的人,接受哲学的训练,最后挑选出精通哲学的人来执政,成为“哲学王”。
柏拉图的理想蓝图,当然不是纯粹的空想,也不是他的独创。他是在探讨了当时希腊的各种政体(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特别是在他的理想国中,从政治制度、财产制度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类型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斯巴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为蓝本的。
斯巴达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一个城邦,自古沿袭王政。在希腊史上它是唯一长期保持两王执政局面的城邦国家。斯巴达组织包括四个部分:两个王、长老会、公民大会和监察官。全部居民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的是由多利亚人组成的奴隶主贵族;其次是被征服的阿卡狄亚人,大部分是手工业者、农民和边区居民;最低层的是土著人,主要是希洛特人,他们的地位同奴隶差不多。斯巴达人以战争为自己的职业,战争就是他们的生命。为了适应战争生活,国家规定一切公民都是军人,必须保持军人生活和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斯巴达的儿童一出生,就要经过国家检查,根据是否健康决定弃留。小孩长到7岁便须离开父母,直到20岁以前,都要集中进行军事训练,21岁编入,30岁以后才允许结婚。就是在结婚后仍然要随时听从国家的调遣,并在公共食堂就餐。
斯巴达的教育不重视智育,而重体育和品行训练。青少年在受教育期间,学习荷马史诗和爱国歌曲,经常进行体育竞技比赛。他们衣着简朴,食宿疏陋,以培养坚忍、服从、勇敢的品性和强烈的爱国精神为宗旨。每个斯巴达人都以为国家服务为目的,个人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国家。在斯巴达公民中间,勇敢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品德。对于怯懦者的蔑视成为社会公认的道德制裁。一个人如果在战场上有什么怯懦的表现,回到国内后就将为人所不齿。人们不再和他一起吃饭,一起打拳;在跳舞场上,他只能坐最次的位置;在路上走时,要给别人让路;其服饰也是卑贱的,甚至要忍受妇孺的训斥和责骂。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道德生活里,人们养成一种宁死不屈的勇敢品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较大程度上是从这里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寻找斯巴达的影子。
三、培养“哲学王”的实践
柏拉图不仅从理论上寻找和探索理想国,同时也非常重视从实践上建立理想国,培养“哲学王”。他创办阿卡德美学园的目的,也正是为了造就“哲学王”。他一方面企图把他的学园作为未来的统治者的一个训练基地,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已经获得权力的统治者提供实际的指导。为此,他总是不断地寻找实践“哲学王”教育模式的机会,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实际情形也正是这样。当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二世(Perdiccas )要求给他派一名政治顾问时,柏拉图为他派去了欧佛赖俄(Eup hu rai o s)。欧佛赖俄到任后告诫宫廷团体要“研究几何和从事哲学思考”,并说服佩尔狄卡二世,在青年王子腓力(Ph ili p)领导下设置一个专门研究几何和哲学的组织。在腓力登基后,斯佩夫西图(Seu si pp u s)(继柏拉图之后的学园主持人)提醒腓力,他的掌权应归功于柏拉图。此外,柏拉图还和阿塔留斯的僭主赫尔米亚(H erm ias)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他们当政治顾问,并促使赫尔米亚把他的僭主政体改变为比较合法的政体。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柏拉图在开办阿卡德美学园20年后,再次离开雅典,亲自实践“哲学王”的理想。公元前367年,叙拉古国王狄俄尼索一世去世,王位由其子狄俄尼索二世继承。但是,这位年轻的君主对执政毫无思想准备,不能胜任。自然就得求助于他的舅父狄翁。狄翁实际上成了一个摄政者。由于新国王热心学习如何治理国家,而狄翁本人又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所以,他建议把柏拉图请来作国王的老师。柏拉图也大概认为这是一次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培养“哲学王”的好机会,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
60岁高龄的柏拉图再次渡海来到了西西里。开始一切都还挺顺利,新国王也很听话。有一段时间,朝廷间居然盛行学习数学。但是,在朝中也有不少人不赞成革新,他们在国王面前说狄翁和柏拉图的坏话。于是,国王对他的舅父开始怀疑起来,并以从事活动的罪名将狄翁驱逐出境。国王对柏拉图仍然很敬重,但柏拉图这时已经有些厌恶,很想离开。后来,适有一次战争,学习不得不中断。这时,国王才允许柏拉图离开,不过有一个条件:一旦战争结束,他必须回来。柏拉图答应了,但也提出一个条件,即狄翁也要能获准回来。
此后的五年,柏拉图是在学园度过的。但是,这样的生活又被打断了。当叙拉古的战争结束后,国王又邀请柏拉图回去,但却不准狄翁回国。柏拉图由于狄翁不能回国,本想拒绝再到西西里。可狄翁想与国王和解,便极力主张柏拉图去。柏拉图也听到传闻,说国王已经变得一心向学,在战争期间还亲自研究数学。柏拉图想,说不定还有把国王教育成一个“哲学王”的希望。于是,公元前361年,柏拉图便第三次来到了西西里。
但此行却惹了更多的麻烦。柏拉图极力主张国王和狄翁和好如初,这激怒了国王。狄俄尼索二世非但不给狄翁回国,还下令没收了狄翁的全部财产。柏拉图打算回雅典,但国王不许,二人便争吵起来。国王就竟把柏拉图禁在御花园里达一年之久。最后,在老朋友阿启泰的斡旋下,柏拉图才得以重返雅典。柏拉图训练“哲学王”的理想再次成为了泡影。
柏拉图回到雅典后,重新安顿下来,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直到公元前348年平静地去世,享年80岁。
四、晚年对理想国的修订和补充
柏拉图苦心绘制出了理想国的蓝图,但当别人问他,这种理想国在人间能否实现时,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惶惑,并承认这种国家只存在于天上,在人间是难以确证的。在他晚年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终于认定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似乎找不出哲学式的君王,所以最好就在法律统率下,把一人统治与多人统治结合起来。为此,他不得不再度回过头来对自己先前设计的理想蓝图作出修订和补充,以寻求“第二好的国家”。《法律篇》中描述了这种“第二好的国家”大致的特征:
第一,主张放弃财产公有和公妻制。他在继续坚持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主张把土地分给全体公民,由他们各自进行耕种。除了妇女和财产公有制,在理想国和“第二好的国家”中,
一切都是相同的,同样的教育,两个国家的公民都不从事奴隶般的职业,实行共餐制度。
第二,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他在《法律篇》中提出的“第二好的国家”,除了取消公有制、公妻制以及保留家庭外,其政治结构和理想国的大体相同,但突出了政治、立法、法律的重要性,认为除非法律高于统治者,否则国家是得不到拯救的。
第三,应当推行混合政体,强调公职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柏拉图看到,斯巴达由于过分强调军事组织而导致国家的衰落;波斯由于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而导致自己灭亡;而雅典则由于无节制的民主政体而导致没落。所以,他主张推行混合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君主政体,但包含君主政体的原则——服从,并以此作为明智和充满活力的治理原则;它不是民主政体,但包含民主政体的原则——法律,并以此作为公民所共同遵循的自由和权力的原则。一句话,该政体的基本特征是:各级政权部门的官吏,都必须定期更换和通过选举产生,从最重要的法律监护者、教育、军事首领、男女祭司、司库到农村法庭、市场和城市管理人员等等,都是定期更换和通过选举产生的。
第四,认为法律体系服从的“公理”。他为规定了7条“公理”,即:(1)父母应该统治子女;(2)高贵者应该统治卑贱者;(3)老人应该统治青年;(4)主人应该统治奴隶;(5)好人应该统治坏人;(6)有思想的人应该统治无知的人;(7)当选的人应该统治落选的人。他声称,这些公理,无论是对大国还是对小国,甚至对家庭都是确定无疑的,绝对有效的。
此外,他把国人还大体上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公民,他们拥有土地和政权,不参加生产而无偿占有奴隶生产劳动的成果,从事政治活动;第二等是工匠和商人,他们大体上是由客籍异帮人担承和组成,不享有政治权利;第三等是奴隶,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在政治上没
有合法的权利。他还把“第二好的国家”的人数,大体定为5040人。
①纵观柏拉图的一生,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其理想政体,培养“哲学王”,其中培养“哲学王”是他企图实现理想政体的手段。培养“哲学王”有两个途径:一是让哲学家做国王;二是让眼下的国王或统治者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
虽然柏拉图一生所追求的“哲学王”最终成了乌托邦,而且他的理想国理论也是良莠并生,好坏杂处的,但是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也可以发现不少颇有启示甚至合理的东西,比如,他不是从超自然的神,而是从社会的经济分工中去寻找国家的起源;对私有制弊端的某些揭露;男女平等的主张;强调美德与知识间的联系;重视教育在治国中的作用;注重文艺作品对培养人的品德情操所起的潜移默化作用;注重法治等等。这些思想和主张对我们今天进行国家建设无疑可以起到某些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陆桂生)
—81—①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第430页,198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