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智库在现代社会对公共决策具有巨大影响作用，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国外著名智库信息资源建设经验进行分析，其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建设经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资源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 智库；信息资源；建设

智库在现代社会对公共决策具有巨大影响作用，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各国著名智库信息资源建设运作机制，对构建我国新型智库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外著名智库信息资源建设经验进行分析，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资源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世界著名智库概述

现代智库发端于西方社会，是为适应现代社会高度发展和满足现代国家日益复杂的决策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当今“智库”的作用日益突显，在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国家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排名前列的全球领先智库，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全球智库报告，2015）。其中美国著名智库主要包括：布鲁金斯研究会、外交关系协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兰德公司、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等。欧洲著名智库主要包括：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问题学会、欧洲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日本著名智库主要包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野村研究所等。

美国智库目前在数量、规模及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世界首位。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对和公众最具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有专门的图书馆，面向学会内部提供关于经济、外交、治理等图书、期刊以及电子资源。学会的决策产品主要以出版学术著作、学术刊物以及简报的方式展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庞大的信息技术部，其成员为传播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和扩大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1]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是瑞典研究和平与安全等重要问题的学术机构。该研究所以其对全球安全问题权威性的评估而享誉世界，它在关键问题上的报告分析具有重大影响。每年研究所召开十几次国际会议和论坛，同时，接纳全世界的专家与学者到研究所客座访问。研究所拥有庞大的图书资料库，还将其研究成果定期出版，分送到全世界各地，以换取大约350种期刊。[2]

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是现代日本脑库的“典型”。野村综合研究所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他们设立了企业调查部、经营调查部和证券调查部，专门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并在纽约、伦敦、巴西、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因而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形成一个完整的调研网络。通过调研网的触角，野村建立了自己的信息库，专门收集经济动向、股票债券市场、国民所得、家计、商品价格、金融等方面的情报资料。在东京本部没有第一流的图书馆，藏书四万册，外国杂志四百九十种，国内杂志六百八十种，日本报纸三十七种，外国报纸二十八种，特种行业的报纸八十八种，并备有电子计算机检索等现代化信息设备。

综合来看，多数国际著名智库均有自己的图书馆，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源，传统文献类型多样，根据智库的研究领域而有所不同；电子资源建设也比较完善，有专门的数据库，尤其是智库本身产生的高价值的报告、视频等资源都通过数据库形式保存并提供服务；部分智库还设立了学习与共享中心，加强知识共享与利用。

二、世界著名智库信息资源建设

智库研究离不开信息资源支撑，智库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更是决定了其对信息资源的特殊要求。首先，为确保智库决策咨询研究的科学性，信息要准确和全面。其次，智库决策咨询研究的前瞻性，需要以一些倾向性信息作为研究入手点。因此，世界著名智库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建立了比较完善可靠的信息资源支持体系。

（1）以研究项目为导向的信息资源建设理念

许多西方专业智库的成立都是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而兴起的，因而其信息资源建设都以其研究项目为导向。

英国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简称RUSI），主要研究英国和国际安全与防务问题。其军史图书馆收藏着从18世纪到21世纪，从克里米亚战争到冷战时代不同时期的军事典藏，也正是因为拥有这些珍贵文献，RUSI图书馆在业内一直享有名气。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SIPRI）是瑞典研究和平与安全等重要问题的学术机构。其馆藏基本都是以研究项目为导向，包括后续的各类资源建设也是基于这一原则。这种信息资源建设导向打破传统的信息资源学科设置体系，因其对研究项目权威性信息资源的绝对占有，确保了其在智库相关领域研究的核心竞争力。[3]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服务模式是项目制，如立法国会奖学金项目、公共领导力资格项目等。项目制具有系统性、灵活性、多元性的特点，项目制取代会议制的意义在于培训服务由粗放、随意转向系统、专业。布鲁金斯学会的项目制培训已经日益成熟，形成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服务模式。

（2）对信息资源进行持续不断的积累和整合

智库的战略性调整是常态，以不断面对各种新领域、新课题。随着智库战略性调整，智库需不断关注、搜集新历史事件的档案和资料，并对决策者有用的信息进行精心过滤、合成及系统整理，以便于智库做出中立的判断、评价，及时、适时地给予决策者可靠、有用、易懂、易得的信息。依靠信息技术对数字资源进行科学整合对现代智库非常重要。通过广泛的信息整合，可以向智库提供多元化的有效信息，满足智库研究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提高智库决策咨询研究的科学性。

美国胡佛战争、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and Peace）为了不断面对新历史事件的研究需要，持续收集积累相关文献档案资料。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甚至不惜承担巨大的政治和安全风险。1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全世界的智库中只有“胡佛”派人到华沙收集了波兰乃至整个东欧的第一手资料。1991年苏联解体时“胡佛研究所”用微缩胶卷的形式保存了大量苏共档案。伊拉克战争期间，“胡佛研究所”又将其敏锐的触角伸向战乱中的伊拉克，获得了来自伊拉克纪念基金会的资料。目前，“胡佛研究所”拥有9个图书馆、160万册藏书、6万个微型胶卷和2.5万种期刊，共约4000万件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和资料成为胡佛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资源保障。[4]

大多数智库将其拥有的信息资源进行分类组织，根据主题构建专题知识库，根据地区构建区域知识库。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并将其拥有的信息资源分类为艺术、儿童、民事司法、教育、能源与环境、健康与保健、国际事务、、人口和老龄化问题、公众安全、科学技术、药物滥用研究、恐怖主义与国土安全等。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根据区域不同，将信息资源分类为欧盟、美洲、俄罗斯联邦、中东和非洲、亚洲等。该研究所还负责欧洲最大的国际关系研究资源库“世界事务在线”（WAO）公共文献工具（多语种主题词汇编、地区和主题分类、专有名词的规则、范畴表）、参考书目和事实资料库管理系统、技术性基础设施形态和运营组织形态的维护。

英国著名智库简氏信息集团向客户提供内容广泛的信息分析服务，提供的产品包括《防务周刊》（Defence Weekly）、《国际防务评论》（International Defence Review）、《导弹与火箭》（Missiles and Rockets）和简氏军事年鉴等。因其信息产品的权威性而具有影响力，成为许多国家政治家、军事家们决策时的重要论据。作为一个专门收集分析军事信息的国际机构，简氏信息集团将智库的信息过滤和情报整合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一些智库非常注重碎片信息的整合与积累。如美国布鲁斯金学会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一直非常重视全球视野的研究，要求从事外交的专家在出访后写下“旅行报告”，记录有关外交事务的灵感、领悟和争论，为战略研究和咨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

（3）多渠道获取信息资源

得到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资源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国外智库都有各自可靠的信息数据来源，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情报信息网络。国外某些大型智库还将专题研究与信息研究部门对等设置，或配置专门的信息资料人员，通过这些部门或人员获取原始的、更多是分析整理出来的专题资料。德国的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设有欧洲一体化研究室、国际安全研究室等8个专题研究部门。与之相对应，该基金会设立欧洲事务信息研究室、国际安全信息研究室等8个专门信息研究室。这些信息研究室主要由信息研究专家和信息管理者组成，为该基金会的专题研究部门以及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各部门提供信息服务。[3]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设有专门图书馆，收藏关于国际问题、安全和国防内容的相关文献，自建军事数据库，动态监视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冲突，包括非军事组织，动态更新，并可以自动生成各类数据统计报告，建立相关索引，提供远程访问和定题服务，进行知识积累和服务，长期致力于竞争情报分析（互联网安全领域）的研究。美国新经济思维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设置有专门的数据库，包括论文、视频、报告、在线课程等。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图书馆藏有4万册书，7000种期刊杂志，有专门多媒体资源数据库，有数字资源项目，同时配备有7名竞争情报专家。

为了及时可靠的获取信息，许多国外智库还建立了国际性的沟通网络。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在伦敦、华盛顿、纽约、新加坡及中国等地都设有各种事务所，负责搜集有关的信息和情报。通过这些机构，野村综合研究所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满足了委托客户的要求。斯坦福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除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门罗公园的总部外，在国内的华盛顿、佛罗里达、马里兰、密歇根州、蒙太纳、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维吉尼亚、德克萨斯州等大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在国外的欧洲、中东以及日本、中国等亚洲地区也设有办事处，这些为数众多、分布极广的分支机构构成了斯坦福研究所的情报信息网络。此外，国外智库的“旋转门”机制，智库的研究者会到担任要职，离任后也会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这种机制也为智库公共研究带来了许多的第一手资料。

（4）建立专门的信息情报服务部门和专职信息处理团队

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资源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国外智库都有各自可靠的信息数据来源，一般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和情报信息网络。在全球的各类智库中，信息情报部门成为组织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为配合其“将知识应用于发展实践”的理念，专门设立了知识服务信息部，提供各类信息和资源以及咨询服务。知识服务信息部还包括各类信息收集、传递、互动和共享平台，如知识合作中心、参与资源中心、学习小组等。英国发展研究院先后建立了网站和信息系统网络，成立知识合作小组，以统筹全院的知识信息的整合与传递。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建有图书馆，为研究所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提供参考咨询、图书借阅和无线网络服务，并提供丰富的电子资源，包括2100种全文期刊和多个专题数据库，并有自建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专家演讲数据库，并动态更新精选的期刊和电子资源，面向全球各地的会员提供服务；除图书馆外，还有专门的数字资源部门，提供资源共享。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专门设立了知识服务信息部，并配备了知识共享专家。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成立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部，由图书馆与信息服务管理处、教育与培训处、信息研究处、图书馆、德国信息网络与科学门户网、系统管理与编目处、技术信息管理处等部门组成。其信息情报功能分为两部分：一是由专人为各研究室、议会和联邦各部门提供直接的信息服务；二是负责德国国际事务和区域研究网络的开发、维护和运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自1968年起也专门为研究人员成立了图书馆，其馆藏基本是以研究项目为导向，而其中大量的报告、丛书和会议文献成为不可多得的灰色文献。日本著名的民间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建有自己的图书馆并定期出版《智慧的资产创造》；建立起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国内外各类情报资料以及各地区、各行业的宏观与微观数据信息，为智库的咨询研究提供完备的信息数据支持。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图书馆收藏了19世纪以来极为丰富的各类载体的东南亚文献，被业界誉为东南亚研究所的“智慧中心”，另有数个学习中心、一个出版社。[5]

有效决策是建立在信息过滤和信息分析基础之上的。在国外大型智库中，一般都有专门的信息分析人员。信息分析人员通过有效的信息分析与研究，通常以报告的形式呈递给决策者。信息分析人员需要对信息具有超强的敏感性，经常就正在或未来发生的事情做出判断和进行预测。信息分析人员与专业研究人员一样，都堪称某一问题的专家。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甚至配有数据分析中心，进行数据分析比较和挖掘研究工作，为智库的研究需求提供服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建设有内容丰富的各类数据库，包括经济、医疗数据、人口与生命统计、专利等大量数据，配备有信息系统专家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布鲁金斯学会有一个庞大的信息技术部，其成员为传播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成果和扩大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6]

国外不少智库设有专职的信息主管。如英国发展研究院在组织架构的战备管理小组中专门设有信息官，并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组织架构中也专门设有“信息协调专员”，以整合传递各类信息情报。也有一些智库在高层领导中明确主管信息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创办于1927年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十分注重情报工作的服务和积累，该学会有一位副负责主管图书馆和科研协调。创建于2003年的澳大利亚罗维国际研究所日常工作由执行主任负责管理，直接对执行主任负责的五位主管中包括信息主管、数据库管理、媒体活动事务主管、行政主管和项目主任。

综上所述，世界著名智库多元化的信息资源建设经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信息资源建设具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高春玲．布鲁金斯学会的核心价值、运行机制及未来构想[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4）:97-107.

[2]张利军．和平与安全研究的权威机构——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世界知识，2000（14）:18.

[3]吴育良．国外智库信息服务的分析及启示[J]．情报杂志，2015（2）:188-193.

[4]吴育良．图书情报机构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J]．图书情报工作，2012（S2）:29-31.

[5]王世伟．试析情报工作在智库中的前端作用——以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为例[J]．情报资料工作，2011（2）:92-96.

[6]周琪．美国智库的组织结构及运作——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J]．人民论坛，2013（35）:8-14.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