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它以其光辉的主题思想,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优美典雅的独特风格和隽拔通俗的文学语言著称于世。它如同我国文坛艺苑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吸引着世世代代的观众与读者,震撼着他们的心弦。在我国,崔、张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西厢记》的许多佳词丽句脍炙人口。
关键字: 西厢记艺术成就 现实主义 叙事主线 人物形象
《西厢记》的演变：
《西厢记》的文学源头为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形成最早为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年至804年），距今大约1200年。《莺莺传》并不是唐传奇中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作品。有“今世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指崔张故事）以为美谈”之说。《莺莺传》中的基本矛盾是张生与莺莺的矛盾，是爱情与负心的矛盾，结局是悲剧性的。
金代(公元11年至1208年)，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史称“董西厢”。在“董西厢”中，人物基本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张生与莺莺共同追求爱情幸福而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成为爱情与礼教的矛盾，结局是喜剧性的，“董西厢”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
到了元代，《西厢记》终于定型，主题逐渐从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发展成“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爱情理想宣言，形式上也从说唱文学过渡到元杂剧。
王实甫的《西厢记》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个性化；艺术上更加精美成熟，；结构严谨完整，情节起伏跌宕不落窠臼；心理描写与人物性格、戏剧情节紧密相关；语言华美、富有个性化。王实甫以赞扬的笔调，细腻的笔触，充分描写了莺莺和张生作为初恋的少男少女的真实而强烈的感情，而不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也不再考虑是否会误国误身。简而言之，杂剧中的莺莺，不再是妖孽、不再是尤物，而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的寻求爱情幸福的纯情少女。作者对爱情给予了的高度肯定，对人的正常的权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传统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局，学习南戏的，首创性地以五本二十折(或作二十一折)的宏大篇幅，来给以足够的表现；又打破全戏由一角唱到底的，让张生、莺莺、红娘甚至配角惠明都唱，一出之中也灵活转换唱的角色，用丰富变化的手段来表现丰富变化的内容。
历代许多思想不同、地位各异的文人们一致为之倾倒,有的称赞它是“化工”之作,是“出于童心”的“天下至文”(明李卓吾《焚书》);有的则说它是
“无所不工”,“以神以韵”的“神品”(明王骥德《曲律》);有的说它是“北曲压卷”之作(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有的评它是“南北杂剧之冠”(明徐复祚语);有的说它是“词曲之关睢,梨园之虞夏”(程巨源《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序》);有的说它是“超时空”的艺术佳作(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有的则将它与古典小说《红楼梦》合称为“中国古代文艺的双璧”(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有的称赞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凌驾于元、明、清三代任何一个处理同类题材的剧本之上”(董每戡《西厢记发覆》)。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1, 西厢记的现实主义真实性
造成《西厢记》艺术生命不朽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透过爱情故事的描写,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崔、张故事反封建的主题,赋予作品以时代精神。
《西厢记》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金末元初的年代。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实质,指出:“结婚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新的联姻以加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1）所以,“婚姻的缔结”,“是一种由父母包办的事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婚姻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以门第财产和家世利益为转移的父母包办和本人自主的矛盾。这种封建婚姻制度,完全排斥男女双方表达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权利,是造成无数爱情、婚姻悲剧的主要根源。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有一些所谓名儒投奔蒙古人,献上典章礼乐制度三纲五常等统治中国的儒学”(2)元人则继承有利于其统治的封建礼教,并与佛、道结合,用封建礼教统治并麻醉人民;另一方面,元人对汉人和其他民族实行野蛮统治,赤裸裸地掠夺、买卖、蹂躏妇女,惨状目不忍睹。人的尊严被摧残毁灭,人的思想感情受到最沉重的压抑。《西厢记》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尖锐提出和真实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牵动千家万户的、于元代更加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与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矛盾。这个主题,在《西厢记》里,象一条蜿蜒的细流,九溪十八涧,曲曲弯弯,跌宕多姿,岸花明媚,细浪湍激,魅力动人地歌颂了青年一代为争取幸福爱情与自主婚姻而忘餐废寝、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张生、莺莺,月下私期,是那么的欢畅欣喜,有情有义;他们的长亭离别,又是那么的悲凄缠绵,难舍难分,使古今读者为他们这种美满爱情所歆动、所陶醉。最后,剧本通过张生之口,发出了这样的呼唤:“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
都成了眷属。”于是,它象划过乌云笼罩的黑夜长空的一道电光,预示着暴风雨的到来,给灾难深重的人民以精神鼓舞;它喊出了广大青年男女的共同心声,引起了世世代代青年男女的强烈共鸣!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反抗精神,,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西厢记》正是“由这位母亲产生出来的”、“最完美”、“最绝世”的“女孩儿”,“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彭·琼生曾精辟地称颂莎士比亚的剧作是“本世纪的灵魂”,那么,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和与它同时代的杂剧作品是“元时代的灵魂”。
2 。西厢记大小矛盾和内外冲突贯穿于一条主线
《西厢记》用一条主线贯穿大小矛盾和内外冲突,戏剧情节的发展汪洋恣肆,气象万千,犹如长江出三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莺、张一对青年男女,在惊涛骇浪中为爱情而抗争、而痛苦、而欢乐,广大读者的心潮也随着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而起伏跌宕。在这剧情曲折回环的发展过程中,作品结构进生动丰富的矛盾冲突,编织入多姿多彩的喜剧性情节。
突出主线,使作品紧紧围绕崔、张爱情的产生、受阻和胜利的过程,组织情节,展开矛盾,在全剧形成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围绕主要线索,层层展开矛盾。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是主干,贯穿始终;莺莺、红娘、张生之间的矛盾,以及莺莺内心的矛盾,是枝叶,由主要矛盾产生,受其支配,并为其服务。这样,三重矛盾,一线贯注,紧密扭结,相互补充,相互推动,使戏剧冲突比较集中。作者环绕作品主线,根据主题要求,精心组织布局,将大小事件和故事情节巧妙地编织在五本二十一折的结构中,形成一部宏伟的整体。各本有中心事件,各折又都有完整的戏剧情节,各本、各折之间,连环盘结,互为因果,联递推进,使剧情沿着主线向预定的方向进展。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崔、张一见钟情,矛盾遂开始酝酿产生;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兵困普救,张生解围,老夫人赖婚,爱情受阻,矛盾得以展开;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红娘传书,莺莺闹简,集中表现莺莺的内心斗争,以及莺莺、红娘、张生之间的内部矛盾,是矛盾的继续和深化;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莺莺酬简,夫人“拷红”,长亭“送别”,草桥“惊梦”,两种势力第二次正面冲突,矛盾激化,全剧出现高潮;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莺莺寄书,郑恒争婚,崔张团圆,矛盾解决,二人的理想得以实现。五本戏各有中心,又围绕一个主题,有机地体现了矛盾发生、发展、激化与解决的完整过程。这些矛盾的发展并不是平铺直进的,而是有张有驰,急缓相间,引人入胜,合理自然。全剧共
有三个高潮,而每次高潮的出现,都有一个酝酿、积聚、渐进的过程,突发事变既出人意料,又是逻辑的必然。崔、张二人的爱情,经过“惊艳”、“借厢”、“联吟”、“闹斋”,由萌生到加深;“寺警”一折,由暗到明,老夫人被迫允婚;红娘高高兴兴去“请宴”,莺、张二人喜气洋洋准备成亲,在欢快的气氛中,接踵而来的却是老夫人的“赖婚”,这犹如晴天一声霹雳,老夫人翻云覆雨,莺莺怨恨欲绝,张生痛不欲生,红娘义愤填膺,戏剧矛盾冲突被推向第一个高潮。接着,剧情又转入莺、张、红三人之间喜剧性的矛盾冲突之中,一连串的抒情性描写,加上莺莺内心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经过误会与谅解、冲突与和谐,在“琴心”的渐积,“前候”、“闹简”的铺排之后,于“赖简”一折中,又出现了戏剧冲突的第二个高潮。经过“后候”,在“酬简”一折,莺、张私下结合,人们正为他们挣脱封建羁绊而激动和兴奋时,“拷红”又掀起了轩然大波;结果,却是红娘挫败老夫人,化险为夷,导致了老夫人许婚;不料,老夫人才许婚便逼试。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哭宴”一折,离愁别恨,触目伤怀。接着是“惊梦”,梦境送别,莺莺私奔,张生魂惊,两人的性格发展出现了新的飞跃,感情的怒涛掀起了连天大波,激烈凄惋,将戏剧冲突推向了最高潮。大潮过后,又生余波,张生“报捷”,莺莺“缄愁”,郑恒“争婚”,老夫人再度悔婚。然而,张生归来,误会被解除,阴谋被揭穿,反扑被击败,莺、张庆“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全剧冲突在皆大欢喜中获得解决。（3）
3 丰富的人物形象
从始至终,作者都以饱满的笔触,着力描写了剧中人物的感情潮汐。他们有时使人发笑,让你的感情得以舒展;有时使人哭泣,令人的感情在眼泪中得以净化。作者在描写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即描写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的同时,充分揭示了人物内心的冲突,描画出他们各自丰富的内心世界,挖掘出他们各人细腻深邃的复杂感情,
张生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青年形象。他具有忠诚的心肠,正直的品格,正义的理想。他痴呆得可笑而又可爱,鲁莽得可气而不可厌;他轻视功名,忠于爱情,与那些善于调情的“风流才子”,惯于玩弄女性的,截然不同。
崔莺莺《西厢记》中的莺莺是一个感情深沉、情格内向的贵族少女。长期封建礼教的教养与母亲的严格管束，相国小姐地位，已经与尚书之子郑恒定婚的身份，都使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欲爱不得，欲罢不能，欲说还休。（4）
红娘是中国古典文学艺苑中头一个成功的奴婢典型。她机灵、正义;宽大为怀,见义勇为;
聪明机智,又深谋远虑。作品歌颂她帮助崔、张在叛逆道路上的抗争,在戏剧发展中展示她的品格,丰满了她的形象与个性。红娘是我国古代文艺作品中无与伦比的奴婢形象。
老夫人作为已故的相国贵孀，她对世态炎凉也有着切身的感受，她对莺莺的爱是真心的，而她对相国家谱与名声的维护也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在不触犯她的根本利益的时候，她可以不失为一位宽厚的长者（让红娘陪莺莺去佛殿散心，答应长老让张生搭斋），而一旦违反了她的根本利益，她就绝不会轻意让步，从赖婚、拷红到逼试、悔婚，她所念念不忘的就是“相国的家谱“。她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根本原因是因为张生与莺莺门不当、户不对，而她被迫默认两人的结合，并不是发慈悲、仍然是为了相国家谱。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的著名的理想。在《西厢记》之外，关汉卿在《拜月亭》中提出过“愿天下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白朴在《墙头马上》中喊出了“愿普天下姻眷皆完聚”的呼声，都是对已婚夫妇的良好祝愿。而《西厢记》所提出的是爱情理想，希望有情的未婚男女都如愿以偿。这一理想和人世间一切美好的理想一样，有着足够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所谓广泛性，是指它企图囊括“天下”，具有“都成了眷属”的，全盘包容的气魄；所谓深刻性，是指它以“情”为皈依，把是否有情看作幸福婚姻的首要条件，从而与人类历史上先进的婚姻理想接通了联系，因而具有了思想上的深刻性。从剧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赞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而反对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才是美好的，值得赞美的。王实甫把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情看作是幸福婚姻的基础，这是一种十分进步的爱情理想，他没有说让天下有钱的、有貌的、有才的、有权的都成了眷属，而是把是否有“情”看作是幸福婚姻的首要条件，确实把握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这不仅比我们今天社会上的许多人的爱情观念要进步得多，而且也是符合人类爱情婚姻观进化的方向的。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