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类型与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方式转变
郭元晞 常晓鸣
〔摘要〕 对国际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产业的承接,是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
径之一。以往研究多强调产业承接方对产业形式和产能的引进,属于典型的“产能增长”模
式。广大中西部地区固然有产业培育和提高产能的客观要求,但更关键的是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自身产业结构升级。未来中西部地区对产业转移和承接机制的建立,应采用新的“内生性发展”模式。通过甄别产业转移的不同类型,做到产业承接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承接产业和产业结构升级良性互动,实现相应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关键词〕 产业承接;转移类型;落地产业;内生性发展模式;自主创新;中西部;东
南沿海
〔中图分类号〕F06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4-0033-05
〔作者简介〕郭元晞,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晓鸣,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074。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长期的平稳、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凭借劳动力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外向型产业发展战略,及时把握住国际第三次产业转移浪潮机会,迅速跻身于世界制造业的大国地位〔1〕。同样,由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也是后者实现产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得益于中国特色的市场化进程和各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机构组织开展的招商引资活动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机制和形式。这一方面利用公信力降低了产业转移主体的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解决了企业在融资、配套设施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招商引资带来的产业投资和产出增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推动了中西部地区由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变。
但在实际的产业承接工作中也存在着相当的问题和不足。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承接的产业形式多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利用型产业。传统的加工贸易和中间投入品生产环节的日益强化,可能将引致工业化水平相对薄弱的中西部地区陷于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
赖”和“低端锁定”〔2〕
,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愈
发加大。第二,部分地区直接或间接引入了不少高消耗、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生产项目,虽然带来
G DP 数字上短时间的增长,但也为区域经济长期
和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一旦资源衰竭或者替代品大规模出现,将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长期的颓势。第三,各地区普遍存在着“重投资、轻技术”和“重招商,轻嫁接”等产业承接现象。各级在招商引资中,往往关注产业与项目投资金额和产出能力,对其采用的技术水平和设备工艺考量较少,对企业投产后与已有产业间的对接和融合也缺乏相应的规制和引导。
二、产业转移和承接的作用机理
一般而言,产业转移是指特定形式的产业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即产业中的企业等主体将生产形式整体或部分从原产地迁移到其他区位进行生产活动〔3〕。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产业经济在地理空间上是趋于集中抑或分散,取决于推动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和促进空间发散的离心力之间的力量权衡和演变。〔4〕其中的向心力,主要包括产业前后向的关联、劳动力市场的溢出效应以及文化习俗等等;离心力则包括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和要素价格等因素。若加上制度经济学有关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间比较的论断,上述影响产业转移的力量可被概括为产业选择集聚抑或转移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前者主要指劳动力L及土地资源R等生产要素的可得性和价格
水平、技术设备投入I
T 和原料能源获得成本C
;
后者则包括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C
M
,税费T和运
输成本C
T
,市场化程度M E和产业制度环境I等也对企业或企业集合在一定空间上的生产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向心力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推动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这同时也将推动土地、劳动力工资等生产性成本的不断攀升。从更长期的观点来看,当交易成本的节约与生产成本的增加相互抵消时,空间上的产业集中趋势将达到阈值或临界点;之后随着边际生产成本大于边际交易成本,促使产业转移的离心力越来越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间的动态变化引致整个产业成本体系的持续性变动,最终决定了产业在空间结构上的重新配置和再优化。将这一过程转换为更简洁的数学形式,产业转移IT的动力机制可以表示为:
IT=f(L,R,I T,C0,C M,T,C T,M E,I)
(1)
假定各影响因素间相互,则上式的全微分形式为:
d IT=
9IT
9L dL+
9IT
9R dR+
9IT
9I T d I T+...+
9IT
9I d I
(2)
这一基于增量视点的产业转移机理方程表明,企业或行业的产业转移决策是对众多因素所构成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综合考察而作出的,这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格局有着较强解释力。上个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兴起,不仅反映出改革开放国家战略的成功实施,也体现了国际产业资本为获取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意愿动机。这一期间,服装、玩具和家用电器等消费品生产企业的“潮涌”,带有明显的地域性指向。来自港澳、的大量中小企业集中于珠三角、福建;而来自欧美的外商投资企业则散落在上海、北京等地区,反映了中小型外资企业在产业转移中对生产成本、税收和优惠的高敏感性以及相似生活习俗的特定偏好。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均有明显提升,基于产业关联效应、资源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效率等因素考量的产业区位标准,日渐成为国内外代表更高技术水平和投资规模的产业转移指向。
与此同时,上述理论模型还对解释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自1997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东部地区要积极向中西部地区实施产业梯度转移”的10余年间,全国范围内技术级差鲜明、各具分工特色的产业空间结构仍未形成,反而是各地的产业结构日益趋同,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因生产绩效的差别而日益加大。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我国是一个拥有庞大内陆腹地、资源分布高度空间异质化的大国,而且在于梯度转移理论与我国现实经济生活的偏差太远,使其无法发挥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同一产业的技术差距确实存在于东中西三个地带,但如(1)式所表明的那样,决定产业是否进行转移是对包括技术因素在内的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生产和交易成本的实证分析已经证实,三个地区在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落差和梯度〔5〕。这也为产业承接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单纯依靠税收或土地成本的人为降低换取招商引资的成果,并不符合产业转移的内在规律,自然也不能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地发展。
现代经济条件下,企业还可借助于产业升级消减生产及交易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发展瓶颈。为比较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两种选择途径的差异,首先对产业升级的机理特征做出描述〔6〕。假定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需要一系列特定的要素,两种产品之间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企业从现有产品转型为未来产品生产所获的利润增量为ΔP,显然它是两种产品间技术距离d的线性函数,即有ΔP=λd,其中的λ为技术升级带来的边际利润。转型期内的边际成本递增决定了升级产品制造成本C(d)是技术距离d的非线性函数,即C(d)=θd2/2,其中θ为特定产业生产成本常数。于是企业的最优化问题转化为max=(λd-θd2)/2。由其一阶条件可得产业升级的最佳选择d3=λ/θ,相应的产业升级最优成本为C3=λ2/θ。
因而,产业升级这惊险的一跳并非任意的或受主观意愿支配的,而总受到产业初始技术状态或能力的制约。这意味着,企业在进行产业升级或者产业转移决策时,面临依靠升级所产生的成本增加和通过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成本节约间的选择,即d IT-λ2/θ的符号为正还是负的问题。换言之,在纳入产业升级因素之后,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和多元,当且只有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成本节约高于产业技术升级所必需的成本增加时,企业或企业集合才有足够的意愿和动力改变其生产的空间区位,产业转移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必然现象才可能出现和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产业转移和承接的理论观点,是建立在完全市场和要素自由处置基础之上的,忽略了产业承接方对产业转移这一要素和生产流动的主动性影响。对于中西部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如果缺乏对产业承接的统筹规划,所能承接的产业项目只能是发达地区濒临淘汰的落后产业,无法通过产业转移和承接的有效联系实现要素和技术结构升级。因而,如何借助于产业转移,为实现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体系的“蝶化”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注入动力,构建新的产业承接模式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我们认为,这一新范式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超越对资源粗放使用的增长路径: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有益于新型工业化之路的展开和深入;完善区域产业和部门的配置效率,有助于产业承接和自身产业成长的良性循环;可担当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为实现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的发展路径。
三、产业转移的类型划分
以往的研究侧重对产业转移过程局部特征的考量,多依据空间分布的不同将其分为国际和国内的产业转移,或者根据分工组织关系的变换将其划分为产业垂直式或水平式转移,或根据生产组织的差异分为产业投资和产业贸易上的变更。这样的分类结果要么割裂了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间内在的技术联系,要么将现代经济体系中日益迂回的网络关系过于抽象和线性化,均无法对产业转移内在机理以及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作出系统的把握。
作为产业转移和承接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分析工具,应从产业演进的动态特征出发,根据产业发展的要素约束、技术关联和产出结构等不同维度进行类型划分。其中,要素约束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源、能源等外生性要素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等内生性要素的共同投入创造更多的产品和产出价值,要素结合的不同方式决定了不同产业发展的可能性边界;产业技术关联既表现为产业结构中主导与配套产业间的互动关系,也可被视为商品价值链内上游和中下游各环节之间的序列特征,它决定了该产业的技术效率和产业绩效的增进能力;产出结构则反映该产业最终产出与特定需求结构之间的匹配程度,产业主体收益的最优必定意味着市场区隔所造成的空间和时滞成本的最小化努力。因而,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机制由此可得到更为清晰的描述:一定地理空间上产业形态,其产品和产出能力是由资源、资本和技术能力等多要素共同决定的;产业内的竞争、下游产业对中间投入品需求或最终市场的需求结构等制约着产业的产能和价值实现过程;一旦某要素的供给出现明显变动,且无法由其他要素深化获得有效替代,生产过程或环节发生空间区位的移动就是产业主体的必然选择,移动方向和目的地也必能够克服要素变化所带来的生产阻力,或者新区位上其他要素优势的加强得以消减该要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依据演进过程中产业在上述维度上的变动差异,我们可将产业转移分为淘汰型转移、产能型转移、扩张型转移、配套型转移和延伸型转移五类。其中,淘汰型转移是指生产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企业就会进行技术更新与改造,资产专用性迫使淘汰的生产设备向异地迁移,以此实现设备价值回收的最大化。这种转移形式在分工协作较为复杂和技术设备主导的制造业中最为突出,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汽车制造业依靠市场开放所换来的多为国外同行已经落后和濒临淘汰的设备生产线。产能型转移是指产业受制于当地生产要素供给、产业规制或产业周期等瓶颈式制约
而被动寻找满足其生产条件的空间替代,近年来以“高耗能”著称的电解铝产业向西部水电能源富集区的频繁转移便是明证。扩张型转移则是受到追求新市场和扩大市场力量的驱动,只要某种产品具有在目标市场的扩张前景,产业投资和由此带来的生产能力就会纷至沓来。这尤其体现在存在有限市场销售半径的细分产业扩张上,诸如世界啤酒巨头英博、AB 、S AB 以及水泥业中法国拉法基、德国海德堡等寡头对我国相关地方性企业的大规模并购。配套型转移主要是与产业结构中主导产业和前、后向配套产业的分工组织关系相关联的,一旦主导产业出现空间区位变动,与之协作配套的产业或生产环节也会追随至相应的生产区位,例如英特尔芯片封装测试生产线在四川成都的投产,直接带动了中芯国际、友尼森和埃森哲等一批相关配套企业的落户,形成了I C 设计、制造和封装的完整半导体产业链。另一种配套型转移则是基于价值链上不同环节间功能和主导关系而言的,包括了由“生产商驱动”和“买方驱动”的两种配套产业转移机制,前者以欧洲空中客车和美国波音公司为代表,他们利用核心总成技术优势和市场垄断地位,将飞机制造过程中零部件生产和工序外包转移到价值链上并无议价能力的其他企业。消费品和零售业中的巨人沃尔玛、宜家和耐克属于典型的“买方驱动”式配套型转移,它们依靠品牌、市场网络优势和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选择生产制造的配套厂商,由此形成相关制造环节和产业的转移。延伸型转移主要指服务业领域内的产业转移,这种转移兼具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外延拓展和内涵适应性调整双重特点,通过与目的地基础设施、服务环境条件等因素的横向融合,形成更具规模和活力的生产性网络,诸如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和信息咨询等产业最初是跟随制造业转移而进入内地市场,随着国内市场日渐开放和自组织机制的强化,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逐步扩大和延伸,形成对应地区的前沿性发展产业。下图是我们以经过抽象后两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对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作出的描述
。
图1 简化后的价值链产业转移类型
如图1所示,五种不同的转移类型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适用的产业形式有着较大的差别。淘汰型转移与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相关,主导性产业变更、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间升级都会引致相对落后的技术和设备密集型制造业发生转移。产能型转移一般具有对资源、能源和产业生态环境等因素的高度依赖性,一旦某要素供给衰竭或价格大幅上涨,产业就会发生整体性撤离。扩张型转移多表现为由制造、装配环节向研发设计、市场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的渐进式移动,这种转移是以区域之间存在梯度性市场需求和技术差距为前提的。配套型转移是产业主体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将零部件和次要生产环节分散到适宜地区组织生产,以此形成中间品投入的世界或区域性供给体系。与上述偏重工业或制造业的转移类型不同,延伸型转移包括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产业转移。前者强化了生产性服务部门参与社会分工的渗透范围和深度,降低了融资、保险、物流、咨询等中间环节在制造业中的内部组织成本;消费性服务业转移则通过消费内容和形式的更新,激发普通顾客对生活服务品的消费潜力,带动当地需求结构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四、产业承接与内生性发展模式的良性互动理清产业转移的基本类型,并不意味着在承接产业中完全拒绝淘汰型产业的转移,或者过度推动和扶持配套型或延伸型产业转移的落地。其中原因有二,首先某些淘汰型转移的产业和技术设备相对于发达地区是落后的,但对欠发达地区而言是急需甚至先进的;产能型转移有助于激活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潜力,提高资源、能源等禀赋的开发和应用水平;扩张型或配套型产业的承接填补了产业结构中的空白,推动产业规模效应实现。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由主导性产业转移而带动的配套型产业转移,总是围绕前者的移动区位而布局;延伸型产业转移的承接和发展,又受到自身产业构成、基础设施和市场容量等方面发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区对这两种产业转移类型的承接,并非依靠短期优惠或主观努力所能达成。尤为重要的是,市场容量的和区域间差异的客观性,决定了西部地区不可能简单复制东部地区依靠国际产业承接和发展外向型制造业的成功经验〔7〕。现有的市场需求规模条件下,一旦中西部地区蕴含的生产潜力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产出,将可能产生庞大的产能闲置和资源浪
费。因此,建立以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内生性
内生性发展是基于自身要素禀赋、内在动力机制以及自我演化驱动的产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它是指以满足本区域以及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手段,构建完整的区域产业价值链,推动域内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密集利用和内生式经济发展,以此实现自身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其中,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结构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是中西部地区产业持续发展的基本指向,服务于内需市场不仅可推动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产业经济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型,而且为东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竞争,跃迁到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提供有力的支撑。〔8〕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再创造等不同阶段培育而成的核心能力,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重视在产业转移中对共性技术的积累和再创新,是承接项目与自身产业部门耦合的关键。基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区域产业价值链涵盖了从资源采掘、利用、加工再到国内对产成品消费的内生循环过程,中西部地区可遵循以下不同的产业价值链流向建构内生性发展的产业网络:一是以自身较为富集的资源和能源为基础,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的技术效率及产成品质量,进一步延伸基础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二是以区域经济腹地和市场容量为依托,通过产业深化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拓展服务链和供应链;三是以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体验经济为导向,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形成相对完整的现代经济部门配置,提升产业经济的生产绩效水平。由此,充分挖掘和激活中西部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巨大潜力,优化配置有形和无形的资本因素,以产业承接、新兴产业培育以及高科技对传统产业改造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最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结合产业转移的不同类型与产业内生性发展模式,我们可对中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方式转变的原则和途径作出清晰界定。首先,产业承接应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积极引进那些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内生性发展的产业形态,这是选择性承接类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则。对于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内生式发展的产业类型,尤其是对资源和能源粗放使用、对环境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危害的淘汰型和产能型产业要坚决予以拒绝和摒弃;对于关联效应大、推动要素和产业升级的扩张型或配套型产业转移形式,要重点引进和扶持其壮大;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应进一步推动对延伸型转移产业的承接力度和深度,形成金融、物流和信息咨询等服务业的区域性中心和增长极,拉动经济腹地的产业调整和升级,以实现整个地区经济的内生式发展。其次,机构应建立产业承接和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服务机制。不仅重视对产业承接的类型识别和选择,也要完善转移产业落地后其成长和壮大的配套服务与建设;改革招商引资和产业规划、管理部门之间职能分立的弊端,形成利于产业承接、落地产业健康发展和带动新的产业承接之间良性循环的制度环境。再次,重视产业发展规划和规制的制订与实施,以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道路统领区域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将产业承接和在此基础之上的产业升级作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最后,中西部地区应立足于丰富的科教资源基础,提升在产业承接中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适合国内产业价值链构成的中端适用技术开发和应用,以技术创新对承接的产能型和扩张型转移产业进行升级改造,推动中西部地区在产业承接方式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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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