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右，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第9战区士兵

一、薛岳战报太荒唐，即便重庆军令部已作修订，仍存在大量水分

如前一期《短史记》所述，有“战神”之誉的薛岳，其“三次长沙大捷”之战报，与日方之战报，存在着极大差距。前两次“大捷”的历史，尚不难明了。因中方高层对外，虽重点宣传挫败了日军进攻长沙的图谋；但对内，亦了解长沙之所以未失陷，实因日军并无意攻取。①

“第三次长沙大捷”，日军确曾猛烈攻击过长沙，且遇挫败走。故分歧的焦点在于：薛岳战报称，“敌军官兵遗尸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具，……其敌已焚化之阵亡及重伤官兵则遍地皆是”；日方战史则谓，此役遗尸28612具，被俘1065人；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歼敌数据差异如此之大，究竟孰是孰非？

诚然，日方战史亦未必可信，大有夸大伤亡、缩减自身损失的嫌疑。故在讨论薛岳之战报，究竟有多少水分这个问题上，为保守计，自当尽可能使用中方材料；日方战史数据，仅供参照之用。

首先对薛岳该战报进行“挤水”的，是国民军令部。在《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检讨》中，先是将薛岳所宣传的日军兵力达12万人，缩减为“总兵力约五万余”②；再将所谓日军遗尸五万余具，遍地已焚化之尸体尚不在其内，修订为“据俘虏敌各官兵供词综合判断，敌军伤亡当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③换言之，重庆军令部的调查认为，日军此役，伤亡总计约在3万左右，与“遗尸五万、焚化者尚不在其内”，差距甚大。

但军令部的这一数据，仍有水分可挤。据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赵子立披露，“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后来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让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勒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虽没有万人，但冢中也有几百具尸体。”④

按：长沙攻防战，是此役最为激烈之战斗，日军投入兵力甚巨，伤亡亦最重。然吴逸志造“倭寇万人冢”，掘出已掩埋之全部日军尸体，仅得数百具；长沙附近另两处“倭寇万人冢”的情形，也大致类似。由此，不但可知薛岳所谓“遗尸五万余具”，乃是诳言；亦可证日方战史所言不虚——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所著《长沙作战》，1942年1月4日，日军决定放弃长沙反转撤退时，丰岛第三师团“伤亡已经达到700多名，携带弹药几乎消耗殆尽”。⑤

图注：盟事人员和记者视察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遗弃之尸体(照片居中拼合部分不完整)

二、日军弹药已尽，仍能有序撤退，且九战区拿不出战俘供记者参观，此战之成色不难揣测

另，薛岳在给重庆的战报中谓：日军攻取长沙失败撤退后，“败残之敌又经我军四次之猛烈围歼，生还无几，实为敌军空前之惨败”。但在重庆高层看来，薛岳该战报，实在荒唐可笑。据国民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日记记载：

“(在军事委员会)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⑥

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也承认，“关于战果部分，如日军伤亡、我军所获战利品等则有所夸大”。据其披露，“第三次长沙战役，日军陷入了重围，伤亡惨重；但日军的指挥系统未被打乱，日军虽然在艰苦的状况下撤退，却始终是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⑦该记载，与日方战史所述日军有序撤退之情形相同。日军既能保证“有部署、有指导的撤退”，自不可能出现薛岳所谓“生还无几”之结局。

再，薛岳在战报中称“生俘敌松野荣吉炮兵大尉以下官兵一百三十九员名”，但尴尬的是，当外国记者来到长沙，在战区报告会上提出要看日军俘虏时，却被告知“几个重伤、重病的俘虏，已经死了，无俘虏可看”。面对“你们打了胜仗，为何不捉俘虏”的质疑，赵子立亦只能无奈强辩：“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中国作战的目的，是要把日军从中国领土上一步一步地赶出去，中国作战的目的不是捉俘虏。”⑧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日军发动此役，其目的本是为牵制九战区防其南下，以策应日军攻取九龙。长沙成为其攻击重点目标，是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在战役期间的独断决定；正因如此，参战日军才会陷入携带弹药严重不足之窘境，而终未能攻陷长沙。此节，不独日军战史有载，中方材料也述之颇详。如新10师30团2营6连连长陈万钟，在前线即观察到“日军弹药、给养均靠空投”。⑨

而薛岳之所以敢于在日军撤退之后，对其实施节节阻击，亦在于意外缴获日军文件，了解到其弹药将尽。但薛岳向重庆隐瞒了此事，据赵子立披露，“当时薛岳对这个文件极保守秘密，除捡得——第4军、薛岳和（赵子）立外，其余的人都不知道，更不呈报(重庆)会了。”究其原因，乃是“他怕这个文件一公布，说明了日军预定要撤退，并无久居长沙之目的，那么他就不能向会邀功，向世人吹嘘第九战区如何奋勇击破日军攻占长沙的目的了”⑩——薛岳给重庆的战报，确实没有提及此一关键信息。

综上，一方面，弹药已尽之日军，在所谓“天炉大阵”中，仍能有序撤退；另一方面，号称日军“生还无几”的薛岳，面对记者，却拿不出日军战俘以供参观。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具体成色，已不难揣知。

注释：

①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赵子立明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没有进攻长沙就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也没有进攻长沙。”见赵子立：《第三次长沙会战》，收录于《赵子立将军纪念集》，陶君雅/编，团结出版社1997。事实上，第二次会战，日军虽无意攻取长沙，但长沙仍被小股日军攻陷，旋即撤离。薛岳曾一度竭力对重庆封锁该消息，但终不免败露。②该数据与日方战史所记载的日军兵力部署较为接近。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P140。③《军令部编第三次长沙会战经过概要》，收录于《中华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④⑦⑧赵子立、王光伦：《第三次长沙会战兵力部署及战斗经过》，赵当时系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王当时系第六十军第一八三师营长。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华国民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P173。⑥《何成濬日记》，转引自王奇生，《抗战时期的若干特质与面相一一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⑨陈万钟：《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在福临铺战役中》，收录于《烽火余生》，昭通部昭通市黄埔同学会编，2005。⑩赵子立遗稿：《第三次长沙会战》，收录于：陶君雅编，《赵子立将军纪念集》，团结出版社1997。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