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喜福会》中母女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识

李利敏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喜福会》文本分析来揭示母女两代人对文化、生活的二元对立,由此分析说明美籍华人对自己身份/文化的迷惘和困惑,由最初抵制中国文化、看不起中国文化到后来慢慢理解中国文化、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优点到最后实现文化的消解。在美国社会对这些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移民表现出浓厚兴趣的同时,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对自身的弱势文化(中国文化)因素也更加重视,最终消解了文化中的二元对立。

【关键词】　美国华裔文学;二元对立;文化消解

　　一、导言

《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是由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于19年出版的小说。这部小说曾先后赢得美国国家读书奖、联邦俱乐部金奖以及国家图书评论奖提名等多项奖。

二、文本分析

《喜福会》探讨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爱恨关系以及两代人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近些年来美国华裔作家对中美文化间关系进行探索的一个范本。它叙述的是生活在美国的四个中国家庭四对母女之间的生活和分歧。四个家庭的母亲都在1949年左右从中国移民美国,她们常聚在一起打麻将。其中有一位母亲在中国期间遭遇战争,为忘掉苦难,排遣寂寞,组织大家打麻将,并安排一些茶点,以图喜庆吉利,并将之命名为“喜福会”。四位母亲把“喜福会”当成她们在美国寻找遗失在中国的梦幻和希望之处,当成可以把心中惆怅一吐为快之地。它的宗旨正如文中描写的那样:“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扪心自问,与其悲悲切切的等死,不如快快乐乐的迎接灭亡,因此,我们决定把每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快乐。”这样一个被母亲们视为快乐的精神家园,在女儿们眼中却“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的华人小社团。小说中处处体现了母女两代人的冲突,但透过冲突看到的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美国文化(强势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弱势文化)的冲突,结果往往是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

在文章的开始,作者这样描述一位老太太初到美国的梦想:“到了美国,我就要生个女儿,她会很像我。但在美国,她却无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在美国,不会有人歧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讲上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这是当时移民的共同心愿———开始新的美好的生活,并且让自己的子女过上富足的生活,成为能讲一口漂亮英语的美国人。这四位母亲最初很不愿意跟子女讲述她们在中国的身世,这本身也意味着她们有意避讳中国,她们想成为美国人,无形当中这就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丢失。尽管这些新来的移民有意识的放弃或压抑了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刻意地模仿美国人(因为他们意识到,在美国,要想保持一张不变的中国脸孔,那是很困难的。)尽管她们在努力融入美国文化、适应美国规矩,但是美国呢?它真的有如我们所称谓的是个“大熔炉”,可以敞开双臂欢迎一切国家的人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在她们努力融入美国文化(强势文化)、适应美国规矩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的一位母亲(徐安梅)模仿美国生活方式去海滨度假时,失去了一个儿子。

在这个母亲们固有文化(中国文化)显然处于弱势的美国社会中,她们只能把对这种文化的依恋局限于家中。她们希望孩子们“能适应美国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但她们却发现孩子们很快就学会按美国的思维方式来处理问题。种种现象表面上看是女儿们对美国身份的自信,对中国文化的抵制,实际上却表明融入了主流文化的第二代华人移民所感受到的文化身份危机感不亚于她们的母亲。她们内心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中国血统。因此,她们抑郁,烦闷,迷茫,处理不好自己与丈夫的关系。如果把目光从不和睦的移民家庭中移开而放眼美国全社会,我们发现小说中的女儿和母亲其实同是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的“他者”。女儿们尽管全面接受了主流文化,但仍无时不被文化边缘人的无归属感所困扰:第二代美籍移民既不被祖先文化也不被主流文化所接受,他们的黑头发黄皮肤注定他们无法在美国社会中轻易融入大众人流。因此,尽管她们生在美国,受美式教育,向往做美国人,但却由于她们的“他者”身份和昭示与主流文化迥异的外表而被排斥在边缘地位。

但是任何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流动的,具有不确定性,文化也是如此。特别是随着流散人口和全球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文化的旅行,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在《喜福会》中,女儿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要去中国度蜜月,大家讨论着母亲是否同去。美国女婿说笑着,说母亲可以去帮他们翻译菜单。女儿虽不乐意母亲前往,但同时又想到:“我们三个各不相同的人,登上同一架飞机,并排坐着,从西方到东方,倒也挺有点意思的”。这实际上象征了中美两种文化的交流,实现了文化旅行的过程,也实现了中国文化从边缘向中心进发的过程。

中国文化从边缘向中心进发在《喜福会》中还有体现。书中的四个女儿无一例外都是典型的美国名字。这显然是当初父母为了让孩子早日融入主流文化的良苦用心。但当孩子们已过而立之年,“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用中国名字,当成了时髦之举”。这一潮流显然是在适应社会的变化。用中文名字标榜自己的文化身份一目了然,又简单易行。尽管流散人口和全球文化的交流模糊了民族界限,对民族文化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惟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具有民族特点,越容易得到世界的承认。这说明在强势文化大举进攻弱势文化的同时,弱势文化也在慢慢的由边缘向中心转移、靠拢。

文章最后吴精美回到中国,见到自己姐姐时的描述正证实了这点:文化的靠拢,文化的消解,文化由冲突最终达到完美的统一,达到和谐。文章是这样写的:“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这种女儿最终继承本土和西方两种文化中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

三、结论

所以说,谭恩美小说中的母女矛盾远非普遍存在于每个家庭中的“代沟”那么简单。他们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范式,亦或说代表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权利关系中统治与从属的两个对立面。当然,最后两种文化还是消解了。因此,东西方两种文化在谭恩美小说中两代华人移民身上的有机统一和她们基于此而重塑的具有不确定性质的文化身份有效的对抗消解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

【参考文献】

[1]　谭恩美.喜福会.程乃珊,严映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下转第145页)

文史纵横文化/身份认识的二元对立及其消解批人情小说,从苏州通俗小说的灵魂人物冯梦龙重价收购刊刻《金瓶梅词话》,到吕天成的《绣榻野史》,再到《痴婆子传》,这些人情小说都是江浙地区市民生活和刊刻活动的产物。人情小说作为明代小说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虽然因其内容淫秽,伤风败俗而不宜传播,却是明代通俗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改变了从前以改编旧作的方式描述历史或神魔故事的创作方法,逐渐走上了以创作反映现实人生的道路。在人情小说后,明代还崛起了一股时事小说的出版高潮。

明代江浙地区繁荣的城市经济大大刺激了话本的创作与传播,发达的教育为文人话本创作与消费培养了一批作家文人。而明代话本作家绝大多数为江浙人,文人话本也大多刻于江浙地区,形成了苏州、杭州两个创作、刻印中心。在江浙地区的刊刻活动中,正是江浙文人的创作才能与商业头脑的结合,推动了话本的繁荣局面。其次,江浙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明代活跃的商业活动,为该地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作家在创作中弘扬了光辉灿烂的地域文化,使文人话本成为江浙文化的独特载体。再次,江浙地区繁荣的刊刻活动加强了小说的流通,丰富了读者精神生活,同时刺激了市民对话本的需求,推动了文人的创作和书坊的出版。

3、明代通俗小说的接受

明代通俗小说的接受者主要是指作品的读者和评点者,读者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创作发展的总趋势与读者的要求变化基本是一致的,读者群往往迫使作者创作时优先考虑他们的要求,这种强制性的影响,是通过书坊实现的。书坊主人为了扩大销路,获得更多的赢利,便采用迎合读者趣味的手法,小说史上一些流派的兴起、繁荣、衰落,包括各类小说的出现,都与此有关。这些在客观上推动了刊刻的发展,也丰富了通俗小说的创作。

伴随小说创作一起发展的还有小说评论,他们是小说在传播中一个特殊的过程,评论家既通过对小说的阅读去接受和欣赏它,又通过自己的批注,使读者阅读有人指点。随着评点这一批评形式的不断成熟和发展,评点的注释色彩渐渐削弱,日益向评的方面倾斜并获得了文本价值,评点的传播功能就大大超过了其他版本,在客观上加快了通俗小说的传播速度,并为小说批评理论的成熟作了准备。

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具体的作品和小说的传播接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而将它们得以紧密联系的,便是刊刻活动。江浙地区作为明刊刻的重镇,不但为通俗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人资源和商业条件,还在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江浙地区的刊刻活动,激发出明代通俗小说的创作能量,对其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就江浙地区刊刻活动对明代通俗小说的意义而言,江浙地区作为明代经济和刊刻的重镇,不仅促成了通俗小说创作和传播的繁荣,还成为晚明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的一面镜子,促成通俗小说独特的人文内涵。虽然刊刻活动和文学的商业化,也使通俗小说暗藏脆弱,但在商业发展和通俗小说的发展里程中,这些负面影响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无法改变明代通俗小说的重要地位,它仍然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并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而江浙地区的刊刻活动对推动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的。

总之,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可以看作是精神产品与商品相结合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依赖于刊刻活动而开始的,并不断的发展壮大,也同时从反面推动着刊刻活动和商业的发展。江浙地区作为明代刊刻的重镇,在最大范围内壮大了通俗小说的声势,使其成为明代影响最大的体裁。江浙地区不但用其丰富的人文资源和商业手段,激发了明代繁荣的小说创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小说理论的发展,并为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永不褪色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　宋莉华.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　王平.明清小说传播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5]　许振东.17世纪白话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6]　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7]　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3.

[8]　杜信孚.明代出版简史小考.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郑冉(1984-),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硕士.

(上接第147页)

交帐!”对金钱的占有欲是多么强烈!这真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浓厚市侩气息的投机商人。

鲁迅先生说:“细看一雕阑,一画础,虽细小,所得却更为分明,再以次推及全体,感受遂愈加切实。”《守财奴》的细节描写,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种艺术境界。这些细节描写,形象生动地刻画了这个虚伪、凶狠、贪婪、吝啬、狡诈的守财奴形象。仔细品味文中的细节描写更能具体地理解他贪财———骗财———抢财———守财的举动,理解他毫无人情味,一味贪、占、守的悲剧人生。他是金钱的主人又是金钱的奴隶,除了占有金钱以外,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拜金”泯灭了葛朗台的人性,也割断了他和其他人之间除了“金钱交易”以外的一切感情和联系纽带。“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赚钱,人的一切均是交易。”———这就是一个守财奴的人生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一卷.

[2]　中学语文教学,1995.8.

(上接第148页)

　　[2]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

[3]　E. D.Huntley,Amy Tan:A Critical Compani on,Greenwood Press,1988.

[4]　Hom i Bhabha,The Locati on of Culture.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4.

【作者简介】

李利敏(1981-),河南汤阴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上接第152页)

　　学出版社,2004.

[6]　束定芳.现代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赵七月(1987-)女,江苏金坛,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学历:在读硕士,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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