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农产品保护价的利弊

支持价格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许多国家出于保护农业的需要都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格或出口价格补贴。

各国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格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缓冲库存法，即或代理人按照某种平价（保护价）收购农产品，在供大于求时按这一价格增加对农产品的收购，在供小于求时抛出农产品，以保护价进行买卖，从而使农产品价格由于的支持而维持在某一水平上。另一种是稳定基金法，也由或代理人按某种保护价收购全部农产品，但并不是按保护价出售，而是在供大于求时低价出售，供小于求时高价出售。这两种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都稳定在确定的价格水平上。

应该说，支持价格稳定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业投资，也有利于调整农业结构，整体上对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支持价格也引起了一些问题。首先使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为收购过剩农产品而支付的费用、出口补贴以及为限产而向农户支付的财政补贴等等，都是必须为支持价格付出的代价。许多国家用于支持价格的财政支出都有几百亿美元左右。其次形成农产品的长期过剩。过剩的农产品主要由收购，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扩大出口，这就引起这些国家为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而进行贸易战。最后，受保护的农业竞争力会受到削弱。

在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美各国为解决自己的农产品过剩问题，都力图保护本国的国内市场而打入别国市场。因此，农产品自由贸易问题成为争论的中心。乌拉圭回合通过的农业协议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产品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其中重要的内容有两点：一是减少各国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包括农产品保护价、营销贷款、投入补贴等等，要求各国支持总量减让幅度为农业总产值的5%，同时降低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二是“绿箱”，各国应实行不引起贸易扭曲的农业支持措施，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实现农业结构调整，保护环境等支出。这表明，实行支持价格的老办法将难以为继，以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方式支持农业将成为趋势。

我国实行的“保护价敞开收购”也是一种支持价格。支持价格治标不治本。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状况，改变农民收入低的状况，并使我国农业能进入世界市场与发达国家农业竞争，必须提高农业自身的竞争力。比如，可增加对水利、科研、环保等支出；注重发展蔬菜、花卉、渔业、畜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国外农业并不仅仅是靠支持价格发展起来的，农业发达国家的在加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已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中国农业也只有走出对保护价的迷信，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资料来源：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三联书店，2000年

案例二：美国扶持农业发展的财政经济

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对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以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的教育、科研工作。美国联邦举办以促进农业发展为中心的大型综合开发项目，最为典型的是田纳西流域工程计划。1933年，联邦成立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负责进行了以修筑水库堤坝、综合利用水资源为主的大型公共工程，并在与各州及地方的通力合作下，共修建了29个大坝，控制了洪水，疏通了千余公里的航道，改善了水源供应，发展了鱼类及野生动物的繁养，还开辟出优美的游览区。这一大规模综合开发试验区取得的成功，使田纳西流域的收入增长了4倍，并提供了充足的电力。在农业教育和科研方面，每个州都建立一个州立农业学院，或者在州立大学设立农学院，各州赠地给学院建立农业试验站，联邦的农业部设研究试验局，组织农业科研工作。同时，为农业发展与应用研究提供经费。

2．推行休耕、限耕计划，控制耕种面积。针对美国不断出现农产品生产过剩问题，为避免由此推动农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导致农场主收入下降情况的出现，美国每年制定有偿休耕、限耕计划，以控制农产品生产，协调供求关系（这一计划目前主要适用于饲料粮食、小麦、稻谷和棉花这几种主要产品）。具体方法是：每一农场主的基本耕种面积要分为三个部分，即计划内面积、弹性面积和环保性休耕面积。计划内面积必须耕种计划作物并可得到的补贴，弹性面积可耕种任何计划作物和除水果、蔬菜以外的任何计划外作物，但不能获得补贴；环保性休耕面积是不耕种的面积。农场主是否参加的休耕、限耕计划是自愿的，但凡是参加这一计划的农场主都可得到现金、实物或贷款补偿。

3．价格支持。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民收入，联邦长期以来一直对一些主要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即保证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价格不低于官方提出的最低价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邦采取了无追索权贷款和购买的手段。所谓无追索权贷款，就是由联邦的农产品信贷公司发放给符合条件的、生产特定农产品的农场主的一种贷款。贷款率，即单位农产品的贷款额，是由联邦立法机构或农业根据立法规则确定的。如果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高于贷款率，那么农场主在出售农产品后，可以归还这一贷款加上应付利息；如果农产品价格低于贷款率，农场主可以不归还贷款而把自己的农产品交给农产品信贷公司，并且不负担任何费用或罚款。显然，贷款率就是支持价格或最低价格。如果贷款率高于市场价格，必然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这时，必须负责收购多余的农产品以维持支持价格，这就是所谓的购买。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购买是维持支持价格的基本手段，但目前这一手段只用于牛奶和糖两种产品。

4．直接收入支持。就是通过直接给农场主提供收入支持，保障他们收入的稳定。其具体手段包括目标价格和差额支付。目标价格，就是设置—个用于计算支付农场主收入的价格，或者说是理论上的合理的农产品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那些符合规定条件的农场主就可依法获得差额支付或补贴。支付率，即单位农产品应得的支付额或补贴额，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和贷款率两者之高者的差额。就是说，当市价高于贷款率，则支付率就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如果市价低于贷款率，则支付率等于目标价格与贷款率之差。直接收入支持的实施范围主要是玉米、小麦、棉花等主要农产品。

5．为农产品的销售创造市场。 包括扩大国内消费和促进农产品出口。在扩大消费方面，美国在支付社会福利费用时尽量增加食品的消费，这包括向低收入者发放用于领取食品的“食品券”，向在校儿童供应有补贴的早、午餐等。扩大出口方面，早在1954年美国根据国会通过《480号公法》(1959年起称为“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以赠予和长期优惠贷款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大量提供粮食、奶粉等食品，以帮助解决国内的农产品过剩问题。70年代后，美国主要采取提供补贴和给买主以出口信贷的办法来促进农产品的出口。直到目前，联邦仍对小麦等农产品的出口给予补贴。同时还对一些农畜产品的进口实施严格的限额制度，以保护国内的生产者。

简要点评：

农业是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又是兼有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弱质产业。因此，世界上各国都针对本国农业的稳定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在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持农业发展应本着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的原则，在市场机制充分调节的前提下，发挥财政的大力扶持作用。财政支农应综合运用直接支援与间接支援、财政支援与信贷支援、财政支援与价格支援、税收支援与补贴支援等方式，重点支援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项目、农业科研推广项目、农村教育事业和生态农业项目的建设。

本案例表明，美国对于农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其将支农的重点放在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的教育和科研方面，并通过推行休耕、限耕计划，控制耕种面积的方法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在支农方式的选择上，既有直接的财政，如：对农场主给予直接的收入支持，保障其收入的稳定；也有间接的财政：如采取了无追索权贷款和购买的手段对农产品价格进行支持，消除农产品市场上的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使农产品价格稳定在长期供求均衡的市场价格水平上，切实保护农场主的利益。此外，还通过对出口农产品提供补贴、出口信贷和部分农产品进口数量的方法，扩大农产品销售市场，保护国内生产者利益。美国这些支农不仅使美国农场主的收入稳定提高，而且使他们应付经济危机能力得到加强，从而保证了美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在我国，农业从总体上讲仍属弱势产业，其特殊的生产条件及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客观上需要的扶持，美国扶持农业的财政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目前，我国财政支农的重点已转向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在综合运用各种支农方式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支农财政，诸如：财政每年有大量资金直接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教育和科研以及农业扶贫等方面；税收方面，继续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并于2006年全国范围内取消征收农业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认真贯彻关于出口退税新帐不欠决定，及时审批农产品的出口退税，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财政补贴方面，继续推进完善现有农业补贴，健全对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切实落实对农民的“三减免、三补贴”和退耕还林补贴等，落实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价格方面，促进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的完善和落实，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农业信贷和保险方面，对符合信贷条件的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提供信贷支持，健全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增强农产品出口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的宣传力度，针对农产品出口的特点和需要，研究开发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的新险种，大力推广出口信用保险，鼓励农产品出口企业积极参加出口信用保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案例三：纽约市的房租管制——最高限价例证

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能够，而且也的确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自1943年起，纽约市就实行了一个规定房租最高价格的房租管制制度，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使房租(即租用一套公寓一个月的价格)低于其均衡价格水平。据说主张对房租实行最高限价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帮助穷人。在短期内，房租管制可能把收入从出租人转移给承租人。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房租管制曾经给数以万计的家庭提供了廉价而有效的生活保障或低于市场价格的住所。不管财力如何，这一直是纽约市的一项在政治上无人敢碰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房租管制可能产生一些非常不合意的影响。最高限价导致住房短缺。也就是说，对公寓的需求量超过其供给量。据一些观察家的估计，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纽约人口大约减少了100万，并且国家对中等收入阶层和低租金公共住房实施了规模最大的资助计划，但纽约仍短缺价值大约30亿美元的可供出租的新住房。据报道，在1986年，有些人不得不花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寻求租房。

由于需求量超过供给量，现有的公寓不得不采用价格以外的措施来进行分配。这自然可能使房东采取微妙的歧视方式来选择房客。同样，房东也可能从那些急于寻找住所的房客手中接受额外的支付或贿赂。在很多情况下，房东将减少对房屋的维修。由于住房短缺，承租人也只能接受较差的服务，许多事都得靠自己去做。在可能的情况下，房东会把一套公寓分成几个部分出租，因为从划分后的几个部分各自在最高限价下得到的租金之和超过原来整套公寓的租金。房东就是通过这些办法来对付最高限价的。

根据兰德公司的估计，在纽约，由于受房租管制法的影响，租金的增加远远低于成本的增加。对1943年以前建造的单元住宅来说，房租每年的平均增长幅度大约为2%，而房东的各种成本的平均增长幅度每年大约为6%。这样，新住宅难以兴建，老住宅又年久失修也就不足为奇了。

《纽约时报》呼吁：“当公寓空出来以后，就应当终止租金管制……它将增加住房供给，这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肯定也会认为，房租最高限价的继续施行，决非解决住房严重短缺的一项适当措施。但我们这里的目的决不是判断房租管制的反对者的是非曲直，而是要表明我们所讨论的微观经济学概念在了解这些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资料来源：（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小品和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案例四：对鸡蛋的补贴弊端

　　有资料表明，1995年天津市鸡蛋生产量减少１亿斤，当定点门市部被迫以3.30元/斤的价格出售鸡蛋时，农贸市场的鸡蛋价格却一度达到了3.9-4.1元/斤的水平。这除了生产成本上升的冲击之外，与补贴制度的缺陷是不无关系的。一方面，价格补贴的存在使鸡蛋的实际收购价达到3.5-3.80元/斤的水平，当生产者手中不受管制的鸡蛋由非国营门市部征购时，生产者心目中已有了一个很高的心理价位，更希望通过此举弥补由于受到价格管制而遭受的损失（即使对生产者由于低价出售而遭到的损失进行了补贴，而且补贴额很高，但名义收购价很低，也使生产者形成吃亏的错觉），于是市场价被拉动到很高的水平；另一方面，较低的价格刺激了需求，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供求双方的矛盾。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法，在不受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就表现为价格的上涨。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价格管制反而使鸡蛋的市场价格上涨和不稳定，这是一项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失败的制度安排，最终要被设计者放弃也就是必不可免的。事实证明，像鸡蛋、大白菜这类生产周期较短、替代性较强的产品的价格水平和供求关系，最好由市场来调节：在短期内，鸡蛋价格的上升，一方面正好刺激了其替代品（如肉类消费等）的消费量上升，调整了消费结构；另一方面，吸引了外部（地）市场供给量，很快就能增加本地供给；同时刺激资源向生产领域流动，养鸡的人就增加，从而在稍长的下一生产周期使本地鸡蛋供给上升，价格又会再度回落下来。由此看来，至少在某些产品领域里，即使从维持物价稳定、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的目的出发，选择市场调节也是最理想的制度安排。

案例五：票贩子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高价格案例

看过病的人都知道，在一些名牌医院挂专家门诊号有多难。价钱倒不贵，北京协和医院治疗门诊的最高价格为14元。这是规定的专家门诊的最高价格。这种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穷人也能找专家看病，但它却引起了什么后果呢？由于价格低，无论大病、小病，人人都想看专家门诊，但专家看病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样，供给量小于需求量，存在短缺。在存在短缺但价格又不能上升的情况下，解决供给小于需求的方法有三种：配给（由医院决定给谁）、排队和黑市。黑市交易是票贩子和病人之间的交易。票贩子是一批以倒号为业的人，他们或拉帮结伙装作病人挂号，或者与医院有关人员勾结把号弄到手，然后以黑市的均衡价格（比如100元）卖给病人。尽管门屡次打击票贩子，但由于丰厚的利润，票贩子屡禁不止。医院为了对付票贩子，实行了持身份证的挂号实名制看病，但仍没有解决问题，变化只是票贩子由卖号变为卖排队的位置，可见只要存在价格，短缺就无法消除，票贩子决不会消失。

票贩子的存在既损害了病人的利益，又损害了专家的利益。病人不得不付出高价，这种高价又不由专家所得。在我们的例子中，价格14元是医院得到的价格，病人却付出了100元，其间的差额86元就归票贩子及提供号的人所得。有关部门制定价格的意图也许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除票贩子的办法 不是“加大打击力度”等等，而是取消对专家挂号费的价格。一旦价格放开，挂号费上升，想看专家门诊的人减少（小病不找专家，大病、疑难病症才找专家），愿意看病的专家增加，最终实现供求相等。这时，票贩子无利可图，自然也就消失了。

当然，放开专家门诊涉及到医疗制度的改革问题，比如医院分级收费、医药分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但要解决专家门诊的供求矛盾，从根本上铲除票贩子，还是要放开价格。这是医疗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资料来源：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三联书店，2000年。

华西医院“医托”分工合作 疯宰外地患者

2009年03月03日07:39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医托”在向患者介绍其他医院的情况

△搭讪：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介绍“华西分院”名医 

□装病：称自己也要去“华西分院”看病，拉患者同往 

□看病：先问患者籍贯，再开高出市价4倍多的药品 

□送离：监视患者乘车离开，防止其发现上当去投诉 

“我是一名在川大华西医院工作的医生，平时常看到一些患者卖牛卖粮，来到我们医院看病求医时，却遭到医托们的黑手。他们（医托）把病人骗去他们的小诊所，开上三四千元的药，并且他们开的药与患者的病一点也不相干，好多药都是已过期的……”半月前，本报报料QQ收到这封举报信，里面详细介绍了“医托”骗人的招数，留下了一串“医托”常用的“野的”车牌号码。记者随即展开调查。 

分工明确“医托”们组织严密 

知情人介绍，川大华西医院门诊部门外聚集的“热心人”就是“医托”。他们一般在医院门口或各诊室门前寻找目标，只要看见手拎大包的外地人，或者拿着CT片往医院走的人，他们就会慢慢地走过去，漫不经心地开始搭讪。“医托”们一般先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然后说自己的亲人也得了这种病，在某门诊被省内名医治好，并热心地告诉你地址。这为“诌活”。 

等患者上当准备前往就医，“医托”马上电话通知诊所准备接应，这为“报活”。当患者在黑门诊看完病离去时，还会有同伙一同乘车监视，防止患者发现上当去投诉，这为“送活”。“医托”们一般五六人为一小组，中年女性居多。“医”与“托”一般四六或五五分成，一些医院还都有“打手”护院。 

热心搭讪 介绍病人去“华西分院” 

2月20日上午，记者征得一名来自眉山的患者王先生同意后，假扮成他的亲人一同去看病。“麻烦问下，挂号在哪里？”王先生向医院门口的几名妇女问。“挂号要办卡，要本人身份证，你带了没有？”一名中年妇女问。“没有。”话音刚落，中年妇女又问：“你要挂什么科嘛？”王先生说：“我肾不好。” 

中年妇女很耐心：“我告诉你有个地方不用办卡，华西医院的分医院，你直接去找那里的徐老师，他专看肾病。”与此同时，另一名热心妇女也主动上前来：“我刚从那个医院过来。”“费用贵不贵？”王先生担心医疗费用。“一个月就是一两千元钱。”热心妇女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医院地址和教授姓名，并再三催促王先生“赶快去，不然教授要下班了”。 

一名身穿绿色上衣的妇女看到王先生有几分心动，于是上前拉住王先生的衣角就走，称自己也正好去永丰路的“华西分院”看病。 

患者被带到附近一家医院就诊

严格盘问 看病前先查患者籍贯 

“司机。”几名热心妇女与停在路边的一辆奥拓车司机打招呼，看得出来他们并不陌生。“15元钱。”司机伸出头说。几分钟后，王先生与几名热心妇女来到“华西分院”。 

走进医院，有一栋小楼，门口写着“保健中心”几个大字。王先生花10元钱挂完号后，一名男子开始对他盘问：“你从哪里来？”“眉山。”王先生回答。“你不是眉山的喔？”男子似乎有些不相信。停顿半分钟后，该男子又催王先生快去看病。 

王先生被带到徐医生的办公室。“你看什么病？”徐医生连头也未抬下便问。“肾病。”王先生回答。徐医生在经过简单的几句询问和不到1分钟的摸脉诊断，确定王先生是前列腺有问题。 

“你家在哪里？”徐医生关心地问。“眉山的。”王先生说。“那你直接吃药就可以了。”医生说。对于医生的诊断，王先生有些不放心：“你们医院不做化验？”徐医生瞪了他一眼，“你要化验，就把房子卖了，慢慢去查嘛。”医生严厉的斥责，让王先生几乎说不出话来。 

漫天要价 药价高出市价4倍多 

王先生拿着药单来到医院财务室划价，总共1800元，所开的药仅仅是几盒“清热通淋”和其他几种药。随后，王先生以身上钱不够为由，终于得以脱身。随后，记者通过网络查询，发现徐医生开出的每盒138元的“清热通淋”，单价仅为25元。 

2月23日，记者再次来到永丰路这家医院门口。中午时分，一位戴着帽子的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妈看完病走出医院大门。记者亮明身份后，这位来自夹江的老人说：“我到华西医院挂号，忘带身份证，在医院的门口遇到一名妇女，她带我们到这里来看眼病。医生开了一盒‘明目蒺藜丸’和一盒‘复明胶囊’，总价220元。”记者到华西医院门诊部对面的一家药房调查，“明目蒺藜丸”单价是19元，“复明胶囊”单价也才10多元。 

调查取证后，记者将了解的情况向高新区有关部门举报。据了解，成都市卫生局不久将联合药监、开展一场打击“医托”的专项行动。 

□《分工合作“医托”疯宰外地患者》追踪 

　揭露川大华西医院门口“医托”疯宰外地患者的报道刊出后，引起众多读者关注。虽然成都市永丰路这家“华西分院”早在几年前就被成都市卫生局列入“黑名单”，但“医托”为什么长期存在，患者在遭遇高价药欺骗后为何不向有关部门投诉？记者就此再次展开调查。

打手威胁 患者上当后不敢投诉 

　　暗访过程中，记者连续几天在“华西分院”门口出现。2月23日12时，医院的门口突然出现了两名年轻男子，其中的黄衣男子气势汹汹地跑到记者面前，二话不说一把按在记者的肩膀上。“你到我们这里来几天了，有什么事情？”黄衣男子大声地问。“身份证拿出来，要不然我们到里面去说，走走走！”他带着命令的口气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记者立即拨打了110。黄衣男子见记者报警，他的话锋立刻转了180度。“我主要是对住在里面的人安全负责，不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黄衣男子说。 

　　“你是医院的？”记者问。“不是不是，我在里面帮他们开车。”黄衣男子辩解。通过对前期暗访资料看，黄衣男子正是询问患者王先生的人（本报昨天已报道），也正是该医院的护院人之一。据了解，每当有患者返回该医院找医生退药时，都会遭到威胁，所以无人再敢投诉。 

　　流水服务 “医托”每天收入上百 

　　为了能够拉客源，医院还有“专车”在各大医院门口等候。2月27日，记者在永丰路的这家医院门口蹲守，半小时内，果然看到报料人举报的川AJ79××、川AUV2××、川A30L××、川AF93××等“野的”将“医托”和患者拉到医院门口，收到钱后又返回川大华西医院门口等待。 

　　报料的川大华西医院的医生说，他从“医托”那里了解到，在整个中，“医托”、“野的”司机、打手、医生都要分成，当然医院分得最大利益。而通常每个病人，“医托”可分得二三十元钱，每天收入高达上百元。 

　　医生提醒 别信“医托”花言巧语 

　　武侯浆洗街派出所民警介绍，“医托”抓进来后，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进行批评教育后就放了。民警表示，“医托”既不属于一般治安秩序管理范围，也无法证实为真正的诈骗犯罪行为。许多“医托”对此心知肚明，因此肆无忌惮。 

　　昨日，曾向本报报料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生提醒外地来蓉就诊的患者，不要相信“医托”的花言巧语。“医托”不仅骗取了钱财，最致命的是耽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间。记者周海波摄影杨涛 

　　编后 

　　在连续两天的报道中，我们除了惊叹“医托”中，各个环节组织严密、分工细密、表演逼真之外，更是对这些无良人士赚昧心钱气愤难平。如果说其他只让消费者经济上受到损失，那么“医托”则是在吞噬人们的健康与生命。 

　　“医托”虽然已存在了较长时间，但为什么一直如此猖獗？在“3·15”消费者权益日渐渐临近之际，我们推出这组系列报道，除了再次提醒广大患者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之外，更希望相关部门在“医托”现象上深挖原因，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根除“医托”，为消费者护航，为患者分忧，营造一个放心、安全的就医环境。　 

案例六：价格到底谁说了算——价格管制

2003年7月15日，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媒体给予了足够关注。

值得回味的是，中国改革就是从价格改革入手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这么多年，我们还停留在要出面，为民航这样的垄断行业价格听证会阶段，而不能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呢？

实事求是说，这些年为了把垄断行业推向竞争的市场，做了不少工作。1999年年底，中国电信一分为四；民航也早就各路诸侯分治，航空公司林立，于是乎，真正的竞争来了，为打折打得头破血流，消费者得到了实惠，经济学家感觉总算与市场接轨了，该来个优胜劣汰了。可在这个时候，却出面，有个比喻：都是国有资产，手心手背都是头，干吗要拼个你死我活。于是在的倡导下，民航各路停止价格厮杀，搞起了价格联盟，但市场法则是拧不过的，该打折还是打折，只不过由以前的“明火执仗”改为了“暗渡陈仓”。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竞争深入不下去，该死的死不掉，该长的长不大，市场真的“失灵”了，价格变成了苦孩子，打折变成了瞎折腾，总“舍不得”放手让市场来裁决价格，苦孩子永远不能长大成人。

经济学家常说，市场具有比任何权力更绝对的权威。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主加里.贝克尔认为，国有企业应该民营化。过去十几年来，经营不善的国企转为民营已经是世界潮流。美国将邮政民营化，英国在撒切尔当政期间，就将原来由经营的航天、汽车、电子通讯民营化，成效显著。我们的民航、铁路、电力等为什么就不能姓“民”呢？为什么不能像食品、家电、服装等行业，取消管制，取消那么多的“局”、“部”呢？

案例评论：

我们经济生活中有两种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市场机制和命令经济。（市场机制是指单个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命令经济是指资源的分配由来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

亚当.斯密把市场机制比喻为“看不见的手”。所谓看不见的手，是指当每个人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最好的公共福利。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也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导着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其他机构根本不需要干预社会资源的配置，“看不见的手”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有什么作用呢？根据微观经济学，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高效率；二是促进公平。在提高效率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必要利用法律手段维持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二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如污染，可通过环境保护来增加经济福利。三是提供公共物品，如国防及法治、支持纯科学和公众健康等。

在促进公平方面，主要指通过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再分配包括：一是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税率也越高。二是转移支付制度，如失业保险制度、对低收入阶层给予消费补贴，如提供食品券、经济适用房等。

案例七：牛奶为什么倒入下水道

2002年3月5日上午，西南乳业老大——成都市华西乳业公司重现中学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提及的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的一幕：工人把成吨的鲜牛奶倒入下水道，以避免巨额的损失。很快和其有合同关系的奶牛养殖户业不得不把部分牛奶倒入下水道。而2002年春节前后，南京多家遭奶站拒收的奶农就已经开始倒多余的牛奶了。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中国人也开始逐步能对这样的事情不太怎么吃惊了，不会像过去一样问出“弱势群体还买不起牛奶，你们却把它倒掉，怎么可以？”这样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的问题了。

牛奶为什么要倒掉？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养奶牛毕竟不是做服装，对市场感应并不会太灵敏。3年前，成都地区乳业发展看好，所以很多企业（在的鼓励下）纷纷投资乳业，奶源偏紧，曾经出现鲜奶短缺。市场调节（加上鼓励）的结果是，奶牛养殖量的增大，仁青、新都等地不少农民开始养奶牛。现在，大大小小奶牛饲养户加起来，1天的产奶量便达1000吨。其中，80吨鲜奶潮水般涌进了四川乳业三强之一的华西乳业有限公司。3年后的今天，在大大小小各家乳业公司的参与下，市场这个蛋糕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已经被挖到极至，换句话说，市场根本就没有消化这么多牛奶的能力。反映在华西乳业公司，只能按照每天处理60吨鲜奶的规模运作，中间整整差了20吨。这20吨怎么处理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方面，和奶农定的合同是长期合同，不能随便毁约，否则就会丧失奶源，无论是降价收购还是拒绝收购都会断掉未来的业务联系。在如今乳业诸强以规模优势争夺市场和资源的时候，如此做法，就是把自己的货源拱手送出。另一方面，增加生长能力、卖出更多牛奶只会加剧市场供应量，导致价格整体下滑，最后的损失不是倒掉这些牛奶能比拟的。即便目前倒了部分牛奶，市场也有了反映，300毫升的华西奶售价已从春节前的2.20元骤降至1.50元；每件华西奶也由50多元降至39元，比可乐、中档纯净水还要便宜。

虽然在消费能力尚弱的当今中国，出现这样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生产过剩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但从中也能反映出当地在产业上有所失误。地方特别是农村，部门过分干预农民投资和养殖决定，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通过行政命令，强行调整农业产业结果，出台鼓励措施发展养殖业，奶源快速增长。如某市对每头牛补贴３０００元、每建一个挤奶站补贴３０万元，使近年该地区奶牛存栏迅速突破１０万头。

另一方面，地方部门过分干预企业运作，特别干预国企的运作，在市场、资金、管理尚不能达到要求的时候，往往以迎接WTO的名义，鼓励企业做大规模。然而让此类没有根基的大集团“强行入世”，是否能抵抗市场风险，和外省外地外国公司抵抗呢？其前景令人担忧。

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是由于缺乏宏观，无经营的恶果，那么中国造成倾倒牛奶这一现象则是管的太多了。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