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琼 一转眼，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三年里，我常常想起父亲那次来县城找我的情景。 那天，我正在电脑上看《逆战》，隔壁有人喊我，有人找你。我走出去，看见父亲撑了一把很旧的雨伞，在飞舞的雪花里，正扬了头看我的门牌，一边说，我是他爸哩！ 我把父亲让进门市部，拉一把椅子给父亲，把我刚泡的茶递到父亲手上。父亲一边说不喝，一边接了茶杯。我问，这么大的雪，咋今天下来了？父亲说，到真草堂给你妈买风湿药。你妈那人就是喝不下去药——只好买了些膏药。 我拉开抽屉，父亲说，不要取烟，我身上有。我没有说话，抽出一支烟递给父亲。父亲点上烟，问我，你现在这房子多少钱？生意咋样？我唉了一声，说，就这房子，一个月都要一千二哩。也没得生意，见天能卖一百多元都是好的。有时候就是几十块钱。父亲也叹息一声，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混吧，过两年把娃混大了就好了。父亲又问，你们原来上边卖饭的都搬到哪去了？我说，就搬到我对面房子的后面了。父亲继续说，这县城，拆的我都辨不清东南西北了。父亲又说，一个好人，是个妇女，一直把他从真草堂领到我们的市场。父亲说，还是好人多啊。父亲说完这句话，就站起来，说，我回啊。我也站起来，你刚来，咋就走啊？我把你送回我的住处，孩子在家，你吃过中午饭再走吧。父亲说，不了。我就是来看看你现在在哪做生意？ 我送父亲走出门，父亲东看看，西瞅瞅，说，哪边是西？哪边是东？我指指东边，说，这边是东。父亲说，我还以为这边是西哩。我们回去是往西走哩。看到父亲不辨东西的样子，我对隔壁人说，帮我看一下门，我送我爸啊。父亲说，没事。你送到大门口就行了。我和父亲走到市场大门口，父亲说你回吧。我说，我送你过桥。走到人民路，父亲看到朝圣门，说，这就是朝圣门啊，门面是贾平凹题的，我知道。从这儿上去就上仓颉园了。父亲说着话，我们已走到南门口桥。我对父亲说，看到没有，这个桥是双桥，两边是后来加宽的。你记住这个双桥，下次就能找到朝圣门，到了朝圣门就能找到市场，找到市场，第三排就能找到我。父亲看看大桥上下，又问我那边是西？我指指大桥西边，说从这边上去就是我们那儿的车站了。父亲指指桥下边，说，我还以为那边是西哩。我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忽然就很悲哀，父亲今年是真的糊涂了。我说，那边是东，下边就是洛中，是往石门、景村方向去的。父亲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我坚持把父亲送过桥，指着南门口十字西北角的现代国美电器招牌对父亲说，你下次来了，只要看见这个招牌，就知道回家的路了。 我把父亲送过马路，坚持让他走上人行道。我对父亲说，把伞撑上，一直走，汽车站就把你挡住了。我又说，下了车，不要急着过马路，等车走了，上下看看没车了再走。父亲说，这我知道。看着父亲撑了伞，走在漫天飞舞的冰天雪地里，我的心情很沉重：父亲是真的老了。 前年的夏天，侄子行礼，父亲从老家来到城里。礼毕，我们从大嫂家出来，父亲说让我陪他去配副眼镜。父亲说他上一副眼镜是在雪亮眼镜行配的。我说，雪亮眼镜行最近在装修，我们去西北眼镜行吧。雪亮眼镜行和西北眼镜行不在一条街上，进眼镜店时，父亲怯怯地问我，一会出来朝哪边走？我都找不到方向了。我说，出门往东走几步就是中心广场，从中心广场往下走就看见雪亮眼镜行了。找到雪亮眼镜行你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父亲没有说话。那是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已经开始迷失在都市里了。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回家的路。对父亲迷失的不重视表现在我当时没有彻底陪父亲到始终，而是在父亲带上测试镜片后，给工作人员叮咛几句就径直走了，去经管我自己的门市部，把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那儿。 第二次还是陪父亲去配眼镜。父亲说，上次那个店里没有配成。人家说，老人家是散光，他们那儿没有那种镜片。这次去的是雪亮眼镜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小姑娘。很热情。当我把父亲的情况说给她时，她微笑着把我们领到一个专柜，说，看上哪副，先取出来让老人戴地试试，不行再换。试了几副，父亲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就拿这副吧。挺好的。女孩报了价，说，装修后才开张，就没有多说。我还在砍价，父亲掏出钱，说，收了吧。做生意都不容易。 出了店门，父亲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问我走哪儿？我一惊，才猛然意识到，父亲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曾几何时，父亲风里雨里，塬上山里，白天晚上，把他一生里最好的时光和生命都贡献给了教书育人的事业。曾几何时，父亲用一双腿两个窝窝头走几百里商州赴考，曾几何时，父亲天不亮就步行下洛州，用一根扁担挑两箩筐煤炭回家过年……不经意间，在我们忙碌自己的生意、经管自己的儿女，无暇顾忌父母时，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父母老了。曾经那么头脑清醒的、永不服输的父亲一下子迷失在并不繁华庞大的都市。 晚上回到家，给爱人说了迷失在都市里的父亲。爱人说，你都没有给父亲买点吃的？我说，父亲都问我卖吃食的搬到哪了，我都给他说了，咋就没想到给他买点啥饭呢？爱人说，看你做的啥儿子？！ 是啊，我做的啥儿子？迷失在都市里的父亲让我自惭形秽，深深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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