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群众。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现象，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但不能表述为“最大的危险”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也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可以说“不坚持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执政后的危险，但不是“最大危险党脱离群众倾向的主要动因在于:集中精力和聚拢资源“办大事”,容易催生和增加党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即脱离群众的“非政治化”;国家治理分化成科层体系与扁平基层组织两大类别,科层对基层的“命令关系”也容易导致党脱离群众的倾向。贯彻群众路线,必须以小为大、以下为上,“以小为大”,方能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中心”;“以下为上”,方能真正落实“人民至上”。这是化解风险危机、确保长期执政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新时代长治久安之道。党自执政以来，由于强敌环伺，由于紧迫的“现代化”任务，我们集中精力聚拢资源“办大事”。七十余年来“大事”办得非常成功。到本世纪中叶完成民族复兴大业的任务取决于党能不能继续办好“大事”。然而，“办大事”也很容易导致行政化和官僚化。不少干部认为：党是办“大事”的机构，群众的“小事”应主要由市场机制和司法部门解决，或者“外包”给社会组织。也有不少干部认为：日新月异的数据获取和计算技术能让政权空前高效地控制社会。还有干部认为：“为人民服务”主要是给群众利益，增加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上述理解不仅片面，而且会强化党的“非政治化”，即执政集体脱离群众的趋势。把自己当成“上帝”，架空“人民当家作主”，在政治上极其危险。党只管“大事”，党与群众的关系就逐渐蜕化成“控制”群众和给群众发“慈善”的关系。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比起“大事”，群众的“小事”即每户群众的“身边事、烦心事、急难愁盼的事”，事关“民心向背”，是更大的政治，是根本的政治。集中精力聚拢资源“办大事”，忽略群众身边的小事，就会使党面临日渐增加的执政风险。“大事”办得越成功，脱离人民日常“小事”的风险就越高，执政的风险也越高。中国短命朝代的教训、苏联的教训、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早已证明了这个逻辑。由此，党不能是一台官僚机器，如果“官府”越建越宏伟、台阶越垒越高、意识形态与生活现实脱节，群众就会畏而远之。有西方学者认为，是不可持续的“成就党”；一旦耀眼奇迹不再，经济社会进入“常态”，党的领导就濒于崩溃。这种说法虽不正确，但值得我们警惕。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确是我国“同心圆”的优势。但“同心圆”并不是为“办大事”而生，而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独特政治文明，其正当性和生命力来自党与人民同心同德，来自群众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崭新执政纲领是中国党理论创新的里程碑，是党长期执政的永久纲领。只要党以人民美好生活为中心，人民就会以党为同心圆的圆心。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关键在强化党与群众的“骨肉”关系，组织动员人民当家作主，办好群众自己的“小事”。
法律依据
《中国党章程》
总纲，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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