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和洛阳是古代中国建都朝代最多、最为著名的两大古都，古时称之为两京。长安历史上总共有十几个朝代在此建都：西周、秦、西汉、新、东汉（末年）、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而洛阳在建都朝代数量上也差不多，共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孝文帝之后）、隋（炀帝）、唐（包括武周）、后梁、后唐等十三个朝代之多。如果对以上这些朝代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新莽时期全国分崩离析，群雄并起，统一名存实亡。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期间山东地区限于混战，五年后，献帝出长安东走，长安已化作一片焦土。西晋末年，洛阳被十六国之一的刘汉攻陷，晋愍帝即位于长安，三年后西晋即彻底灭亡。以上两个时期，都可以看作原先建都于洛阳的政权避难长安、苟延残喘，所以持续时间很短，只是名义上的统一王朝。洛阳，统一的全国性政权为东汉，和隋唐的一部分时期，其中隋大部分时间政治中心在东都洛阳，唐朝时长安洛阳为东西两京，皇帝常常往来于两京之间，武周时改洛阳为神都，正式定为都城。 在古代中国，决定一个都城地点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理位置、山川形势等自然因素，也包括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首先，笔者从自然条件分析长安和洛阳建都各自的优势。长安地处偏西，位于内地和边疆的交界处，而洛阳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交通便利上洛阳占有优势。而长安居关中之地，东有崤函天险，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易守难攻，一旦东方出现变乱，便可以坐镇长安，进可攻，退可守。并且，西汉、隋唐都在北方和西北方面临匈奴、突厥那样强大的草原民族的威胁，长安靠近边疆，是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时经营西域、反击草原民族的重要基地。秦汉时期，观众就修建了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等水利设施，使该地沃野千里，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供养大批脱离生产的和官吏。但关中地区人口的过度集中，造成了当地自然环境的逐步恶化，再加上政治中心在战乱之际又常常沦为主战场。最后，长安的经济优势终于一去不复返。到了唐朝，长安城达到鼎盛，但关中却常闹饥荒，粮食已经不敷食用，皇帝常常带着大臣不远千里去东都洛阳就食。 洛阳所在的伊洛谷地较为狭小，山东的经济中心并非在此，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并不十分发达。但洛阳居天下之中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成为它最大的优势。前面已经提到，隋唐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脱节。当时主要粮食产区是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和江淮一带，京都的粮食严重依赖两地的转运。隋炀帝时开凿大运河，永济渠和通济渠分别以洛阳为中心分别向东北和东南延伸。洛阳成为大运河的中枢和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中心。隋代在洛阳建设有含嘉仓和洛口仓这两大粮仓，粮食到唐朝贞观年间都未用完。如果把粮食从洛阳再运往长安，不仅要多走一千多里路程，而且在三门峡一带，常常出现船只倾覆的事故。解决这个困难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迁都洛阳。 隋炀帝在位期间大多数时间都驻留在东都洛阳，洛阳取代大兴城成为实际的都城。唐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中心在两京之间频繁变迁。但是，受到西北边患的牵制，长安作为都城的时间远远长于洛阳。洛阳控制东部，但离西北过于遥远，对突发事件无法及时反应。并且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洛阳位于四战之地，和平年代的优势在战时反而变成劣势。所以，隋唐时期的长安和洛阳，一个以政治军事立都，山河环绕，易守难攻，向东有居高临下之势，向西可以打通西域，作为防备草原民族的缓冲区；另一个以交通经济立都，四通八达，天下之中，有漕运之利。唐末至五代，政治中心由长安迁至洛阳，又从洛阳迁至开封，一方面反映了中原王朝边防线内收缩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权对东南财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在大运河改道后，开封成了新的航运中心。北宋初年，宋太祖曾计划先迁都洛阳，再迁至长安，但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在开封集中全国一半的禁军，全部依赖大运河转运粮草。此时长安和洛阳都已衰败，原先的优势大多荡然无存，无法容纳数量巨大的人口，迁都只好作罢。在古代社会后期，西北边患逐渐被来自东北边患取代，中原政权的的都城开始东移，扼守由北向南的交通要道，以有利于边防，例如明朝定都于北京。这使得长安和洛阳永远失去了作为都城的资格。 除了这些因素外，王朝的政治需求也是决定定都地点的因素。西周定都镐京，关中时周族的发源地，十分适合他们的农耕经济，周成王时修筑洛邑为陪都，号成周，是为了了监视和震慑商朝的移民，控制东方领地。秦朝统一后，沿用了原先的首都，国祚短暂，未能来得及考虑都城迁移的问题。西汉最初定都于洛阳，后娄敬进谏，力陈关中的险要和富庶。西汉最终定都关中，除了以上原因，还因为在东方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国，定都长安可以随时扑灭可能的叛乱。东汉光武帝起兵于河北，南下攻取洛阳后再四面出击，平定天下，刘秀的功臣勋贵大都为南阳豪强，东汉政权依赖于豪强的支持，洛阳也位于他们的根据地。但东汉仍把长安视作东都，大多数皇帝每年都必须渠长安拜谒祖宗陵寝。但东汉时期，长安地位的下降不可避免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对边疆的控制力减弱，羌人叛乱至东汉灭亡仍未彻底下去，三辅一带成为内迁戎狄的居住地，到五胡乱华的时期，关中胡人与汉人的比例已经失衡。曹操的政治中心在控制河北和河东的要地——邺城，到曹丕即位时，选择已废弃多年的洛阳为都城，主要时因为洛阳靠近南方，便于对吴国用兵。前秦由氐族建立，氐族长期居住于川陕陇交界一带，在关中也有相当大的人口规模，前秦定都长安也与靠近祖先所居之地有关。北魏孝文帝南迁，目的地也是有邺城改为洛阳，同样有洛阳位置靠南，便于对南朝用兵。并且，洛阳作为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古都，在汉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归属感。定都洛阳，北魏既能有效拉拢汉族，又可以以中华的正统自居，显示孝文帝全面汉化的决心。北周、隋、唐的建立者出身关陇军功贵族，关中是他们传统的根据地。唐朝建立初始，就有关陇士族、山东士族和寒门的争斗。武则天大力任用出身山东的官吏，打压关陇士族，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降低长安的政治地位，避免受到牵制。 所以，整体上看，长安的优势在于地形，洛阳的优势在于交通。建都于长安的典型性朝代，如西汉、唐朝成为了中国古代最辉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王朝。长安地处西北，位于与草原民族征战的前线。定都长安也成为外向型朝代的标志。而洛阳，地处中原正中，易于控制东部平原及各路诸侯。所以西安和洛阳称为中国古代的东西两京。两城建都时间都差不多。仅此两城尽可体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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