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 程 论 文

题目：中国当前问题及防治对策

课 程 名 称           形式与        

考 查 学 期  2012/2013学年第 一  学期  

考 查 方 式             课程论文         

姓       名             沈玉蓉           

学       号             ************      

专       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

成       绩                               

指 导 教 师             林婉芳            

    中国当前问题及防治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之中。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转型，这种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问题就是转型期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目前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众多社会政治问题中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

一、中国目前正处于消极现象的高发阶段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国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一战略转移，开始了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中国发生了为世人瞩目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种种消极现象也逐渐滋生蔓延起来，严重困扰着社会，对稳定形成威胁，成为人们所

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可以说，中国目前正处于消极现象的高发阶段。

　　1、从消极现象的表现形式看，呈现的是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案件越来越严重，犯罪人员增加，犯罪数额巨大；以权谋私问题继续突出，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屡禁屡犯，危害的范围广泛；挥霍、铺张浪费的现象相当严重，且花样不断翻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现象也普遍存在；粗暴强制和欺压群众的恶劣现象，在一些地方的基层严重存在；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案件逐年上升，现象普遍存在；队伍中执法犯法和徇私枉法问题日趋严重，个别的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和势力的内线；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蔓延，任人唯亲、跑官要官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成风。

　　2、从消极现象的表现特点看，呈现的是集团化和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

大要案急剧增多，有的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受贿案多于贪污案的现象；领导干部违法的增多，层次也升高；集团性案件和跨地区跨行业的案件大量增加；集体违法违纪和法人犯罪的案件增加；和新技术紧密联系的智能化案件相继出现、逐年增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领域往往成为行为的多发区。

　　3、从消极现象的整体态势看，尽管党和加大反的工作力度，但的总体规模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

这１０多年来，党和反的立场和态度一直是坚定的，明确提出了“两手抓”的方针，没有太大的失误；廉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反工作成效是明显的。仅党的纪检机关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９３年的１２年间，就查处党内违纪案件２１６万件，处分党员１６０万人，其中开除党籍的３６万多人。特别是１９９３年党和决定开展反斗争后，反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但是，消极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的总体规模尚在继续扩大。

　　因此，中国目前在反问题上，面临的是非常严峻的形势。    

二、中国转型期的成因

对中国转型期的成因，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概括起来，观点主要有八种：(1)干预市场导致寻租活动高涨和猖獗：(2)权力失监导致；(3)现代化导致；(4)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5)强国家弱公民社会的非均衡造成；(6)导致；(7)从事行为的高收益低风险诱发更多的；(8)公民和之间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和监督机制缺陷加剧了。

我们知道，是公职人员及其工作单位运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谋取私利的行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和那些参与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使下，经过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后所作出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最终影响着个人选择。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现象仍处于多发易发阶段，这说明目前中国的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公职人员选择了通过的方式来满足个人的利益和要求。

1．激励机制上的缺陷

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成为行为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激励机制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职人员工资性收入水平长期偏低，以及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不利于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2)各级预算行政经费拨款普遍留缺口和容许党政机关及群团和事业单位创收改善职工福利的，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位导致众多单位利用自身的权力和资源逐利行为的猖獗；(3)寻租行为比起诚实劳动和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容易发财致富，导致寻租行为的盛行。

这种激励机制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非国有部门来说，由于市场缺位和市场机制不健全，与寻求直接的生产性利润的活动(简称寻利行为)比起来，寻租行为在实现收益最大化方面要更加便捷；二是对于非公职人员来说，由于经济管理和法制建设滞后，通过非法手段致富比起劳动致富要更加容易；三是对于地方来说，由于资金分配中的计划以及优惠等非经济因素在发展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向上争取资金、等种种优惠手段成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便捷手段。“跑部钱进”占去了一些地方领导相当大一部分工作时间，驻京办事处成为“跑部钱进”的大本营。这些都助长了非国有部门、非公职人员乃至地方向掌握资源分配权行贿的冲动。

2．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

在转换时期，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缺陷，为行为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行为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成为转型期猖獗的一个重要

原因。

根据近年来中纪委全会的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的工作报告，我国目前所流行的形式可以概括为以下10种，每种形式的流行背后都有着深层的制度性原因：(1)“一把手”：主要是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一把手的流行，反映出现行领导和权力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缺乏透明度等弊端；(2)用人：具体表现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行为，它彰显出现行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在干部任用上缺乏表达机制和“由少数人选，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弊端；(3)行政执法和司法：主要表现为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究其根源在于现行执法和司法既缺乏必要的性又缺乏必要的监督的弊端；(4)贿赂：它是指下级及为办公事用贿赂上级部门或的行为，如“跑部钱进，进京送宝”及对上级检查团接待规格上的竞相攀比行为等。公贿的流行，深层原因在于现行间管理财权和事权过于向上集中的弊端；(5)基层政权：主要是指一些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为恶势力所把持，成为他们欺压百姓敛财自肥的工具。基层政权说明现行政治中基层权力获得和运用机制规范化程度较低；(6)审批性：即利用行政审批权从事权钱交易，它突出反映了现行审批制度中审批事项过多审批手续繁琐，审批权集中于个人的弊端；(7)寻租性：主要指企业为寻求的保护或优惠而主动行贿，其制度诱因在于现行经济管理中干预和保护过多；(8)垄断性：主要是指那些从事公共服务或公益事业的行业或部门，凭借垄断经营权谋取部门利益的行为，其制度基础在于现行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行业或部门行政性垄断的现实；(9)税收流失性：主要是指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进行税收减免而引起税收流失，它反映出现行税收征管中税收减免开的口子太多并且政出多门的弊端；(10)商业贿赂：私人企业、公司在和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商业往来中利用佣金、回扣等手段获得采购或服务合同等，它反映出监管的软弱和采购管理、公

共投资等制度中存在着大量漏洞。

3．约束机制的缺陷

中国转型期公职人员个人或群体行为所面临的约束机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所面临的自律约束机制；二是由各种形式的监督所构成的责任约束机制；三是由各种法律法规和专门实施它们的反机关构成的制度约束机制；四是由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所形成的约束机制。这四种约束机制构成了防范和遏制的四道屏障，他们的作用在转型期中国由于种种因素而受到削弱。从自律约束机制来看，道德内约作用有限，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不尽如人意。从责任约束机制来看，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和监督的以及许多干部精心编织的人情关系网削弱了有关责任追究规定的效力；决策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权力、责任不对称削弱了各种监督机关的监督力度；过于强调一把手的责任削弱了一般公职人员的权能；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缺乏政务公开的法律保障，来自群众监督的责任约束仍然是一种软约束。从制度约束机制来看，反法制建设滞后，廉政制度建设重数量轻实效，反机关的权能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从约束机制来看，新闻监督力度不够，民间声音微弱，公职人员工作单位内部约束作用有限。凡此种种，导致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约束机制软弱乏力，而约束机制的软化与激励机制的扭曲、机会结构的畸形发展一起

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猖獗的主要制度原因。

          三、当前现象的对策分析

　　1、构筑“以德倡廉,不想”的道德防线

　　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要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公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建立“监督保廉,不能”的权力运行机制

　　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我们要切实加强、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设计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

　　要建立具有相对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3、 创造“以法护廉,不敢”的法律环境

　　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也就是说,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的内涵和外延,用法律规定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

　　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

　  4、 提供“俸禄养廉,不愿”的经济条件

　  为国家公职人员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机构;另一方面,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比较能够抵制一些物质利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劳动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

四、现阶段反斗争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反关键要更紧密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证改革与发展的快速进行。由于问题严重困扰社会的局面，要到经济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换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确立以后才能得到缓解，所以，加快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的治本的途径”（语）。这就要求我们开展反斗争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以促使经济结构和经济尽快转换。因为我们虽然不可能“超越阶段”，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尽量缩短这一过程。而深化改革、加速经济发展，尽快实现经济结构和经济的新旧交替，又反过来为我们遏制和消除现象创造了物质的、的，包括各种法律规范等方面的条件，是遏制和消除现象的最根本

的途径。

　　二是要充分发挥我们自觉反的主观能动作用。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现阶段现象之所以“高发”和“多发”，自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我们的各种努力，只能解决上升的“幅度”问题，即只能使上升的幅度小一点，势头缓一点，但上升的总趋势很难因此而改变。但是，这并不是说就可以任其发展，让它自生自灭就行了。恰恰相反，在这个经济和经济结构双重转换的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的“整合”作用——即社会内部的自身调节作用不能充分有效发展的情况下，正是我们的主观努力，即我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现象的坚决抵制，我们党和对分子的坚决清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对行为的坚决打击，等等，能对消极现象起到决定性的遏制作用，可以把它控制在相对最小的限度之内。因为在客观条件不理想的状态中，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平稳过关。否则，如果中国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因问题而引发社会震荡，那将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而且也将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下大决

心、花大气力抓好反斗争，把现象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

　三是要正确评价当前反斗争的工作成效。有的同志问，现在越反越多，能讲党和反斗争的成效大吗？这里就有一个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的问题。如果在一般的社会状态中，现象呈现持续发展和上升的趋势，这肯定是惩治不力的缘故。但是，如果社会本来就处于现象高发和多发的特定发展阶段，就不能仅用这一标准来衡量了。在当前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衡量反斗争是否有成效的标准，一方面是看是否把消极现象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是看通过反斗争，是否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和环境。从世界范围来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稳定始终是一对矛盾，而现象的发展蔓延是影响稳定的重要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这对矛盾，就陷于现象泛滥、国内政局不稳、经济发展缓慢的境地。他们都羡慕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奇迹。应当说，这其中也有反的一份功劳，是反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我们对反工作成效的评价，应该从整体中、从动态中、从发展中来把握，才能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这是因为,高薪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加大了国家公职人员的成本和风险。在生活风险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一旦被发现有越轨行为,不仅会失去得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的经济条件。

　　综上所述,通过以德倡廉、监督保廉、以法护廉、俸禄养廉,为防范权力筑起一道思想道德防线,提供一定的经济条件,建立一套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使为官者、掌权者“不想”、“不能”、“不敢”、“不愿”,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现象滋生、蔓延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选自《中国当前问题及防治对策》作者：何增科

2、选自《中国反二十年》作者：陈波

3、选自《广东省国内时事日报》2012年10月24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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