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翻身始当家作主人

抗日战争时期，井陉路南、路北两县抗日政权，即遵照党的指示，在根据地的部分地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日本投降后，又在新老区继续实行这一；在新区开展减租减息，在老区进行减租减息的复查工作。其中，对地主一律实行“二五减租”或“三七”分果或“四六”分成。“二五减租”，即对出租、出佃的土地，不论地租为实物或现金，出租出佃人应一律按租额减收25%；减收以后，地租不得超过土地正产品收获量的375‰，超过这个标准，叫“三七五交粮（租）”。同时还要求减轻借贷利息，不准高利盘剥，开展了保佃、清债、退押及雇工增资斗争，实行了合理负担及“统一累进税”等等。由此，消弱了封建地主势力，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条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主动发展生产，参军参战。

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1945年4月24日，同志在延安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中指出：“‘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对此，把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五四指示”开宗明义地号召：“各地必须明确认识，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据统计，土改前，井陉全县耕地39.6万亩，农民15.7万人，人均耕地2.5亩。地主198户，723人，人均耕地16亩；富农595户，2695人，人均耕地6.5亩；中农人均耕地2.3亩，广大贫民耕地极少，雇农、佃农则全无土地，专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而伪、恶霸地主王景岳一家强占土地1500余亩，人均45亩，是全县人均土地的18倍。实行土地改革，是人民的呼声，是历史的必然。

井陉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46年秋初开始，到1949年春结束，历时三年。期间，穿插有正太战役——井陉县城及周边地区的，平息红会，井陉路南、路北两个民主县的合并等重大事件。

井陉路南的土改经过大致是这样：当时井陉路南县辖4个区、167个村，其中老区的村庄在抗战期间就进行了几次减租减息和查减运动，但并未实现“耕者有其田”。1946年6月，晋冀鲁豫局在邯郸召开会议，传达“五四指示”，研究了在贯彻该指示中如何发动群众、掌握等问题。6月6日，太行区委发出《执行“关于土地问题指示”的指示》，要求“今后应根据党新的指示，新的精神，积极放手发动群众，以期在六个月内完成新区这一任务。”“因此应大胆放手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变更土地关系消灭封建。”7月8日到中旬，太行区委还在涉县赤岸召开了全区40个县的领导干部参加的土地工作，传达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学习了土改的方针、路线、等。之后，太行一地委在临城县也召开了土改工作会，根据各县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工作部署，并向各县派出了翻身队（工作队），深入到村，发动群众，帮助土改。紧接着，井陉（路南）县委于7月28日至8月7日，在苍岩山召开全县干部扩大会议，部署土改工作，参加人员有县、区、村三级领导人。会上决定，先在三个老区的31个村庄开展，并确定第二区的彪村、第三区的北障城，第四区的金柱村为土改试点，以点带面，指导运动的开展。

为了加强对土地运动的领导，县委在分头派出工作组的同时，还成立了联合办公室，由杜文华负责，不定期编发《翻身通讯》、《工作通讯》、《土改运动参考资料》等。工作组进村后，采取了自上而下给群众撑腰作主和群众自下而上串连酝酿相结合的方法，层层发动；先后召开了党员会、干部会、佃户会等，训练了贫雇农骨干，组成了运动核心；并认真贯彻执行“紧紧依靠贫雇农，巩固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同时各级干部也深入进行“查思想、查立场、查作风”，要农民“追穷根、算苦帐”，弄清四个问题：即一是“穷人为什么穷？”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地主剥削造成的；二是“究竟谁养活谁？”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是农民养活地主；三是“土地本来是谁的？”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被地主阶级霸占的；四是“蒋军必败咱必胜”，克服怕“变天”、怕得罪人的思想。

井陉路南土改运动，开始是温和的，首先宣传党的，动员地主、富农自动献田。因工作进行地比较稳妥，致使一些开明绅士、地主主动献出了部分土地。在土改过程中，由于老区过去减租减息、清算斗争开展地较深入，所以在贯彻“五四指示”中，重点是复查和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新区的重点则是结合反奸、清算斗争，继续清算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

是年8月底，在县土改委员会的领导下，土改运动在三个老区全面展开，以贫雇农为骨干，带动广大群众，建立农会组织，村村开大会、搞斗争，处处申冤仇、搞清算。当时的口号是：“找得到（阶级划分），看得准（目标明确），打得狠（坚决斗争）；斗地主，砍黑旗，雇、佃、贫、中农团结起，都与地主去讲理，定把封建反彻底……”在这些口号的鼓动下，农民日夜进行清算斗争，其势如破竹。在清算斗争大会上，群众和受害户面对地主诉苦申冤，诉苦者大都是泪水湿襟，泣不成声，直到斗得地主理屈词穷，低头认罪。

土地改革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反动地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收买地痞流氓，组织还乡团武装，经常进行骚扰破坏，倾全力反扑。上文所述，9月2日还乡团从微水集结出发，准备突袭金良川上游的吴家窑、金柱，却被井陉营和民兵伏击在半路的横山岭，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尽管反动地主武装不断进犯、搔扰，但并不因此而中止土地改革的进行。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工作组的周围，依靠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一手拿杆，一手拿算盘，你来进犯，就狠狠打击你，你被打走就继续搞清算。在和敌占区交界的前沿村，清算斗争常常受到干扰，于是就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将清算对象转移到老区，联合数村群众进行斗争。如芦王川下游五村的张家庄、河应、塔寺坪、塔寺坡、南王庄，就把清算斗争对象带到东尖山，集合了17个村3000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村清算斗争大会，会后将清算对象扣留在老区监视劳动改造。如此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推动了运动的迅速发展。到9月中旬，有21个村的土改基本完成。

1946年秋末，太行一地委在赞皇召开土改经验介绍会议，其“经验”主要是对地主、富农要采取硬的手段，扫地出门，肉体消灭。提出“不怕地主没饭吃，不怕地主没衣穿，不怕地主没房住”的口号；将杀下放群众，把原来杀人必须经县批准的规定，改为村农会即可决定杀人。会后，秋末冬初，井陉路南的土改斗争出现了乱打、乱吊、乱杀的局面，个别中农也成了斗争的对象，这种局面不仅出现在新区，也出现在老区。由于采取了这种极“左”的做法，致使河应、塔寺坡、金柱等地，不仅地主、富农逃跑，而且老百姓也跟着逃走了。在乱打乱杀中，东尖山割掉了一个人的耳朵，南障城村杀人十几个，胡家滩村第一个加入中国党的党员、后为脱产干部的杜春文被人说成与地主有勾结，立场不稳被杀掉。开明绅士、井陉路南县第一任李正芳先生，当时住在苍岩山上某村，因该村没有地主、富农，就把李正芳拉出，活活杀死，据目击者讲，其残忍之状，实难口述。土改中划定阶级成分，开始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主要根据村里的穷富而定，如张家庄王绍先家，因有几个壮劳力，日子过的比较富裕一些，就被定为富农。不过，这些都是运动的支流，时间不长，县委即根据上级的有关指示，对土改中出现的极“左”倾向进行了纠偏，县委主要领导亲自下去指导工作，向群众宣讲土地，使土改运动按着“五四指示”的要求，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

这次土改运动，历时5个多月，井陉路南有31个村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将近一半的村庄消灭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据第一区和第二区21个村统计，农民获得土地2359亩、房屋655间、粮食728石、衣服544件、现洋2695块、冀钞（冀南银行）18.5万元、农具188件、牲畜41头、羊194只。另摘自1946年11月《南王庄翻身运动总结》：“全村236户，771口人，共有土地2261亩，其中水地98.3亩，旱地2162.7亩。”“斗争分‘硬斗’与‘讲理’两种。斗争对象是封建地主一户、经营地主一户。”“献地的富农2户，中农7户，共献地41.28亩，献房子6间，现金3万元；解决各种问题152件，其中属于恶霸问题94件，属于贪污问题1件，属于高利剥削18件，属于高利剥削问题20件，属于雇佣问题19件。”“果实及其分配情况：①果实种类和数目——土地69.245亩,房子55间,牛3头,驴1头,粮食16.84石,衣服29件,大瓮22个,缸盆2个,猪1头,家具21件,树33棵。②分得果实的阶级及户数——贫农40户，153口人，得到的主要是土地和财产；中农76户，218人，得到的主要是家具。③翻身运动后阶级的升降变化——原有经营地主3户，下降为中农2户；原有富农6户，下降为中农5户；原有贫农90户，其中20户上升为中农；雇农3户，有一户上升为中农。群众组织建设情况：①原有民兵30人,新发展15人,共45名;②原有农会会员63人,新发展59人,共122名;③原有妇救会员50人,新发展8人,共58人,又新组织慰问团24人;④先没有妇征队,新发展36人;⑤原有工会会员7人,新发展5人,共12名;⑥原有积极分子22人,新发展12名,共34名。”

1947年4月，井陉全县，分属于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区的井陉路南、路北两县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由于客观原因，在行政管理上仍分属南北两个政权。但遵照上级指示，正太铁路以北五里以内的村庄划归给井陉路南领导。同年五六月，继续进行土改工作，重点是新区，即铁路沿线及其附近的村庄；有岩峰，东、西、南、北方岭，武家庄，金良川下游的部分村庄，城关以南的村庄以及微水至东窑岭铁路沿线两侧的村庄。太行区也派来工作队，分头进驻在上述各村庄。这次进行土改，吸取了上年土改的经验教训，强调组织好、发动好群众，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工作组很快组织起，经过训练后分头进入各村，同时县委领导也作了分工，进行蹲点指导。如县委副王琳负责第三区，宣传李林书、焦汤铭负责第四区，副董月三、组织杜士秀和副褚海林负责第五区。第五区又分为三片，褚海林在庄旺，东窑岭、山北一带，董月三负责微水、长岗、罗庄，杜士秀负责南、北秀林，南、北横口，神堂寨，梅庄，翟家庄，南河头各村。这次对新区的土改，尽管注意了防“左”的倾向，但由于受周边县的影响，尤其是晋察冀在西柏坡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即“五月复查”会的影响，个别村庄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过火行为。如北横口村有个别干部动员积极分子用烙铁烙人，遭到群众的反对；有位县级干部在微水、罗庄蹲点，不注意，盲目学外地“经验”，也跟着喊：“对地主、富农的要杀，他们杀我们一个，我们杀他们十个，他们杀我们十个，我们杀他们百个、千个，杀，杀，杀！”致使运动一时出现偏差。但这股歪风很快被制止。

应提及的是，在井陉路南对新区进行土改正红红火火之时，反动地主和反动派残余势力，孤注一掷，组织吴家庄、李家庄、周家坑一带10余个村的红会会员450多名，于8月15日，在会首吴树亭等操纵下，发动了武装，并杀死下乡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攻占了井陉城。17日，在、获鹿营和井陉民兵合力反击下，将平息。此期间，新区的土改也极大的激励着青壮年参军参战，时正逢石家庄前夕，在“支援前线大，刨掉封建老蒋根”的口号下，掀起空前热烈地参军高潮。据统计，全县五个区4天内报名就达3000余人。10月5日，第四区15个村1.2万名群众还举行了庆祝胜利支援前线大会，会上青壮年争前恐后报名参军，单张家井、长生口、于家、东关、北关、城内等10村就有686名青年报名；女青年也踊跃报名，仅吴家垴就有20名，连同河东、城内，共有46名报了名。张家井樊占廷亲自送两个儿子去报名，河东村霍慎铭动员他的5个侄子报了名，在短短的几天内共有1063人报名参军，其中妻子送郎30多人，母亲送儿10多人。会后，还分三路进行了，一路城关、一路南峪、北峪，一路于家，各路都是锣鼓喧天，爆竹连声，高呼“卖蒋介石，庆祝大胜利！”“有血性的男儿参军上前线！”

井陉路北土改过程大致同路南。当时井陉路北县辖5个区，134个村。第一区区址设在辛庄，是巩固区，是路北县委、县所在地；第二区设在方山，是新区，是第一线村庄，反动派武装不断骚扰；第三区设在威河西，除冶河西岸相邻的威河西和冶里两村外，其他均为游击区和敌占区；第四区设在小作，只有7个村能自由进出，进行正常工作，其他都是敌占区；第五区区址设在南腰子，只有4个村能进出，但不能留驻。就已所控制的134个村庄计，共有土地9.73多万亩，人口4.23万余人，人均土地2.34亩。

井陉路北的土改运动步骤是这样：首先举办训练班，培训干部，成立土改领导班子。1946年10月，县委、县在北康庄举办了两期土改骨干训练班，第一期10月10日至20日，10天，培训干部75名，第二期8天，训练干部66名。训练班结束后，区干部返区，县干部分别下区帮助区举办训练班，传达、布置土改工作。各区分头举办训练班、培训干部，限于情况各异，方法不尽相同。第一、第二区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第三、第四、第五区因环境不安全，采取了分组训练与分村传达的方式。其中第一区35个村，培训干部156名；第二区25个村，培训干部86名；第三区5个村，培训干部25名；第四区7个村，培训干部35名；第五区2个村，培训干部20名。全县计划进行土改75个村，共培训支部、村长、委员和农会等村干部316名。为加强对土改运动的领导，县级由党政领导干部并邀请民主人士参加，组成土改运动委员会，随即派出土改工作队三个组18人，分赴各区指导工作。各区也成立了由县、区、村干部组成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并在进行土改的村庄成立了相应的“贫农团”组织；由于情况不同，有的称“土地改革委员会”，有的称“清算委员会”，还有的叫“农民司令部”、“定评调解委员会”等。为了保证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的村还组织了“参谋部”、“指挥部”、“纠察队”、“农民骨干小组”等。“贫农团”在土改过渡时期是全村最高的权力机构。

是年冬初，井陉路北的土改运动全面展开。11月5日前为第一阶段，工作内容为宣传教育，调查研究。首先宣讲“五四指示”，县委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编印宣传品15种，多为快板、小调、小曲等，还编演了秧歌舞、霸王鞭和独幕剧，如《斗恶霸》、《大报仇》、《穷人翻身》、《土改问答》等。接着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会议，如支部会、党员会，各群团会员会、骨干分子会、穷人会、中农会和地主富农座谈会，认识土改的重大意义，讲清楚土改是为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新型富农经济，为了“耕者有其田”，而不是“”和平分土地。同时还召开各种回忆会、忆苦会，使农民通过回忆相互启发教育，加深阶级感情，增强斗争性，使“天下农民是一家，斗倒地主咱当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土地才能回老家”的口号普遍深入人心。期间，并大力宣传在前方不断胜利的消息，教育群众增强胜利信心，克服“恐蒋变天”思想。通过宣传教育，有的区总结出，要搞土改，必须“三想”：想翻身先翻心，想种地要斗争，想受穷甭斗争。第一区还提出在土改中应“四不怕”：一不怕地主不满意，二不怕农民得到地，三不怕麻烦发动群众，四不怕搞乱社会秩序。当然，这些提法今天看来是否妥当，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衡量。

11月5日至20日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分析阶级状况，确定斗争对象，组织阶级队伍，进行清算斗争。为了壮大声势，使运动进入高潮，防口一带，组织了8个村2250来人参加的联村斗争大会，先将清算对象集中在某一村，然后组织队伍，高举彩旗，手持农具，高喊“地主，偿还血债”等口号，浩浩荡荡进入控诉复仇会场。井陉路北县共斗争103户，其中第一区28户，第二区55户，第三区7户，第四区13户。经过斗争，共获得胜利果实如下：土地8275亩、房屋1557间、粮食2857石、木材1829方、驴6头、羊144只，另外还有农具、现洋、家俱、衣物等大批浮财。

11月21日至12月5日为第三阶段，任务是分配胜利果实，召开翻身大会；12月5日至20日为第四阶段，任务是填发土地证，调解纠纷，总结经验教训。井陉路北这次土改运动，共有5842户分得胜利果实，这些户都是无房少地、生活困难的烈属、军属、干属、荣退军人、贫农、雇农和部分下中农。为此，各村还召开了盛大的庆祝翻身大会，有的村还把这一天定为“穷人翻身纪念日”，如第四区梅家庄就将11月12日定为“翻身节”。值得说明的是，这次土改中，对待地、富是本着“清算、革地”的原则，迫其交出多余的土地、财产；对地富出身的干部军人家庭，实行留面子、“献田”的做法；对中农的土地财产一般不动，个别调整。即使是被斗地主，也分得了与他人相同的一份土地，如北防口大地主何崇义，全家9口人土改后还留有土地30亩。

井陉路北土改同路南土改一样，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地主武装还乡团经常对边缘村庄进行袭击，尤其是大部分村庄还被对方所控制的第五区，致使土改运动不能顺利进行。如前文叙述，在贵泉村搞土改的区农会张喜珍被害，区实业助理员刘顺、县民政科干部栾成生等被杀，常坪村支部栾三考、葛丹村支部李四狗和秀水村支部刘双喜等也先后惨遭杀害。反动地主逃亡，群众情绪不稳，致使一些村庄的土地改革严重受挫。所以，井陉路北县原计划完成5个区75个村，实际上只完成4个区68个村，第五区的7个村未能如期完成。

1947年4月26日，工委到达阜平县城南庄后，4月30日，刘少奇在城南庄晋察冀边区机关干部会议上，曾批评晋察冀贯彻“五四指示”不深入，土改不彻底，右了，农民没有真正翻身；要对土改运动复查，纠正右的错误。5月上旬，工委和冀晋区在平山又先后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冀晋行政公署还发出了《关于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进一步进行土地复查的指示》，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随即开始了“五月复查”，其中心内容就是除清算尚未清算的土地之外，进一步清算地主的浮财、房屋、衣物、牲畜以及其他一切生产、生活资料。

井陉路北县委贡文屏参加了冀晋区的土地会议。会议的基本内容是检讨前段土改情况，要学习冀鲁豫经验，对地富要实行掘地三尺，把浮财全部挖出来，让贫雇农彻底翻身；认为原先搞得（第一次）土改是“和平土改”，要求这次加强阶级斗争观念，充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狠狠地斗争地富；要实行“群众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说杀谁就杀谁”、“说砸谁就砸谁”的办法；要把现有村干部当作石头，统统搬下去，另成立贫农团来领导土改。贡文屏回县后，在县委驻地贾庄村南大庙召开了会议，传达贯彻区土改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和各区委、区主要部门的领导共一百多人。会议进行了3天。随之，冀晋区派来土改工作队7组39人进驻城关以北矿区一带的24个村，华北联合大学土改工作队41人分配在第三、第四两区。在贾庄土改会上，尽管贡文屏对冀鲁豫的经验没有原原本本的传达，但会后还是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如有个别村用烙铁烙地主，有的区将地主扫地出门，有的地方干脆把原来的干部当石头搬掉，第二区某村支部还遭到暗害。还有不少中农的利益受到侵犯，据1947年9月统计，仅第四区9个村就侵犯128户，第一区某村侵犯17户，使一些中农产生恐惧心理，大吃大喝，无心从事生产；而在一些贫雇农中出现铺张浪费现象，认为吃没了还可以再清算。这种极“左”风刮得时间不长，就予以制止。5月下旬，晋察冀局迅速下发了《关于纠正土地改革中过“左”现象的指示》；工委也在平山西柏坡召开了一次土改工作汇报会，井陉（路北）县委张文和新到准备接任县委、原北岳区二地委组织李力安参加了这次会议。汇报会上，领导同志明确批评了土改中一些极“左”的作法。这次汇报会实质上是一次纠偏会。西柏坡土改汇报会后，井陉（路北）县委立即部署停止学习冀鲁豫经验，并对第一区某村烙铁烙地主的事件作了严肃批评，对被扫地出门的地富安排了生活出路，把被搬下台的干部又都扶上了台，并对杨青村支部被害一案进行了严肃查究，掘坟验尸，对肇事者进行了法律制裁。

1947年4月16日和17日，晋察冀野战军先后井陉矿和井陉城，24日攻克反动派在井陉的最后一个据点——威州“猴山”炮楼，至此全县。1948年1月13日，井陉路南、路北两县合并，井陉县委和县民主驻地均设在城关。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工委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五四指示”发表后各区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区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会议还决定，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组织。“但是，会议对前一段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缺乏注意，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倾错误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当然，毫不例外地也影响了井陉南北两县合并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土改复查纠偏。

1948年1月18日，井陉县委在威州召开土改整党会议，也叫干部训练班，这是南北两县合并后的第一个会议。会议由两县合并后的第一任县委李力安主持。参加会议的为区级以上脱产干部，一百余人，大部分来自路南，路北也有少数干部参加，因路北大多干部参加过地委的整党。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土地法大纲》，并以“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为内容进行整党，同时部署土改复查工作。会前，县委曾听取各区工作汇报，经讨论作出《关于目前土改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就“土改中组织队伍和打仗”、“搬石头和支部党员旧干部的处理”、“划阶级定成份”以及发动青壮年、青年团、妇女等15个问题，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如在“组织队伍”问题中说，“什么叫队伍？随便一伙人聚在一起不能叫队伍。队伍一定要纯，不纯不能打仗，打也打败仗，或是混打一起。”“所以，组织队伍第一件事，便是清洗不合格的人出去。第二件事便是贫农团团员对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自己人，有个明白的认识。”“什么叫骨干？骨干第一要成分好，第二要思想好（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土地法大纲），必须能联系群众，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认识代替群众的认识，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意见当做广大群众的意见，不能把贫农团的决议强迫中农来接受。”在“党员和旧干部处理问题”中说，“各村中地主、富农党员，一定要停止党籍。这一点做是做了，但是认识上还有些模糊。无论他们过去有什么功劳或有多少苦劳只要他还是地主，还是富农，他站的立场就还是剥削贫雇农的立场，就还是敌人的立场，就一律应该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旧干部以暂时不参加贫农团为原则，因为参加进去会影响群众的发动，使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思想不易树立起来。没有问题的中农、贫雇农的旧干部，可以在贫农团的领导与监督之下，担任村中日常事务工作，或组织调查统计组。”

威州整党会议，加强了党的领导，促进了南、北两县政权的统一；但由于受“左”的影响，会上伤害了一些干部，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为此，1948年底和1949年9月，县委先后两次作出决定，给受了处分的同志重新作了审查或恢复了名誉。其中，1949年9月30日县委在《关于去年土改会议干部处分的修改决定》中称：“去年土改会议，关于干部处分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是正确的，为了党内成分和作风的纯洁及贯彻土改的正确执行，严肃党籍是完全必要的，但也不能不承认，由于在（左）的空气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有的成分提高了，有的错误扩大了，因而在处分上也就有些不够恰当，因在土改会议后，有不少同志虽然受了处分，并不悲观，而且积极努力工作……为了端正整党，和根据同志们的实际表现，特作重新审查和修改。”甄别改动的同志有许林、杜九洲、杜进义、张成秀、刘继汉、马子清、刘荣芳、杜录廷、高玉亭、康国芳、张凤翔、刘永彬。

时隔40个春秋后，当年任井陉县委的李力安（20世纪80年代曾任黑龙江、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在回忆土改这段往事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井陉工作了4 个多月，印象较深的是土改运动。无疑，群众的土改运动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但由于起初工作中缺乏经验，具体的没有跟上，在划分阶级成分时，过分强调了民主，忽视了集中，群众愿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划就怎么划，什么原则、标准，不够明确，有的错划错斗，侵害了中农利益。当时，平均主义思想、分浮财的思想严重，唯成分论严重。有的把出身不好的或有点问题的国家干部交回村里，让群众任意批斗。那时我当组织 认为满不错的，但也被搬了“石头”。可我下去工作，贯彻，也是这么做，也搬了几块“石头”，伤害了干部的积极性。上边决定处分的不用说，我也做主解散过一个支部，威州会议上也拍板处分了一些不应该处分的区级干部……这种上行下效，工作中本来就“左”了，还一个劲的批右，造成越来越“左”。作为县委，就是怕右，好象“左”比右好。1948年4月，我调离井陉准备南下时，看到四分区和井陉的工作还不是最“左”的，有的地方“左”的更为严重……当然，这是后话。

威州会议后，全县集中力量，按照《土地法大纲》的要求，进行复查、纠偏，共复查了115个村，其中重点村66个，着重进行和解决了对漏网地主的斗争，对侵犯中农利益的赔偿，对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落实以及“搬石头”的遗留问题等。

“桃花红，梨花白，四八年里搞土改。贫雇农，上舞台，斗倒地主和老财，分房分地分浮财，贫苦百姓笑开怀。”1948年，随着土改运动的逐步深入发展，极大地调动了翻身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全县形成了翻身不忘本，积极生产、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保卫土改胜利果实的热潮。不约而同地提出，“地主统治坏天下，农民翻身打天下，团结一致坐天下，参军参战保天下”的口号。1948年3月，在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期间，县委副王琳带领35名干部率先参军入伍上前线。是年底，全县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翌年初，中国党井陉县党组织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全县299个村，已建起支部240个，共有党员4484名。

1949年3月，井陉县给全县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至此，从1946年开始，历时3年的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结束，在全县农村推翻了封建主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完成了民主的任务。“太阳红，月亮明，区穷翻身，实行耕者有其田，种地人儿有地种，若是没有党，要想翻身万不能。”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5116万斤，亩产144斤，人均326斤，农民欢欣鼓舞。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