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中国的应对思路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学术界和各国关注的焦点，有望得到实质推进。由于事关各国重大利益，各主要大国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博弈。为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应该遵循何种参与思路，值得探讨。
一、国际金融体系：概念界定及改革焦点
本文中国际金融体系作广释，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体系是在协调众多国家货币制度、法律制度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国际货币关系的集中反映，它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总体框架，包括各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各主要国家银行以及其他重要的具有体系性影响的大型金融企业等。
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金本位制时期，从1816 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第二阶段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起始于二战结束后的1945 年，终止于1971 年；第三阶段是牙买加货币体系时期，始于1976 年1 月签订的牙买加协议，也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体系。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促使国际社会开始更多地关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并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的问题讨论上：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被认为是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国际金融监管乏力直接导致全球金融风险累积和扩散；国际金融组织的决策机制有失公允使其危机应对、救助和管理能力受到质疑。
1．国际货币体系
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被认为是金融动荡的根源。1971 年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率兑换终止之后，美元仍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且不再受美国国内黄金储备的约束，因此美联储的货币发行权力获得实质性的扩张。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时，首先考虑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对于美元所承担的国际货币角色及其应该对全球经济所承担的责任则放在次要位置考虑。所以，当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时，美联储通常会采取降低利率、实行扩张的货币，从而扩大消费，刺激美国国内经济增长。同时，美国会向外输出美元资产，输入大量商品和服务，然后通过美元的贬值，使得实际外债减少。这种对外转嫁风险、输出通胀的举措是美国单方面掌握货币主导权的不平等交换。事实上，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已造成了美国债务的累积，美元的滥发造成美元流动性的扩张，有可能再次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因此，在没有制度和机制约束下的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爆发不可避免的一个主要根源。
2．国际金融监管
国际金融监管存在制度性缺陷。历史上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一个国家内部的金融机构应该受到妥善监管和规制，否则很多结构性缺陷比如风险控制的缺失、公司治理混乱、贷款分类和条件的隐患等都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在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引入和采用相同的标准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提高透明度和降低道德风险。关于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问题，国际金融稳定论坛（FSF）曾制定了12 项主要准则和标准，外加 项补充标准。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依据这些标准对它们国内的金融市场和进行改革。但是在2009 年之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和几个国际金融中心是FSF 的成员，而且，这些国际标准大都是发达国家根据它们国内的情况和发展阶段制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由于其发展阶段较低、法律基础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资金技术不足等各种客观条件制约，很难贸然接受这些国际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不遵守这些规则，尽管有些国家已经签署了相关的国际协议。例如，巴塞尔协议对于银行最低资本金比例的规定，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银行都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因此，在缺乏一个公正的、得到广泛认可的国际金融机构对国际金融准则和规范的执行进行一视同仁的监督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国际金融准则和规范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与财政主权的对立或冲突。
3．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面临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安排，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最后贷款人机构，而是让IMF 承担了部分类似功能，例如向其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以帮助它们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但IMF 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机构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不具有充足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在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当中，它未能迅速、有效、及时地给予危机国援助，同时又给受援国施加了很多苛刻条件。为此，很多国家对IMF 的有效性与公平性极为不满。当前以IMF 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其治理结构基本上还是依照二十世纪中期世界经济的格局制订的，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在IMF 和世界银行中的影响力最大，具有否决权。这些机构领导人也大都由欧美人士担任。它们的合法性由此受到质疑。
二、各主要经济体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立场
1．美国的立场
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美国的基本立场是继续维持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储备货币地位。在此大前提下，美国愿意基于国际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相应改革。只是无论哪种改革方案，美国的意图都是尽量把新兴力量纳入到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去，使改革之后的体系继续为美国的全球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服务。
美国之所以愿意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主要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罪责难逃。此次危机发生之后，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是引发全球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面临国际社会对于其金融监管不力、从而使金融风险蔓延全球的指责压力。其二，迫于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是美国同意改革的根本原因。近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大国经济实力的上升，美国充分认识到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承认和确立新兴市场大国在体系中合理合法的代表权和发言权的重要性，否则可能会迫使新兴市场大国另起炉灶，在现有体系之外建立其他的竞争机制，从而对现有的由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造成重大挑战。其三，近年来欧洲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增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对美国的挑战愈发公开化，有时候甚至让美国感到咄咄逼人。为此，美国需要有所应对。美国的策略是表面上高调呼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要求，实质上却是挟带这个广受支持的呼声迫使欧洲让渡在现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份额和代表权。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的结果是欧洲国家将要减少在IMF 和世界银行中的份额，美国本身的地位却未遭受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动摇。而且，美国还要求改革IMF 和世界银行执董会，要求在减少现有席位的基础上，保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大国的席位，实质上是要求欧洲国家减少席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具有一定意愿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享有优势地位所能带来的利益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这会更进一步地加强它维持主导地位的意愿。另外，美国还会通过其他方式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和改革成本的负担对象。美国在G20 匹兹堡峰会上大力倡议实现所谓的“强劲的、可持续、均衡的增长框架”，一个重要意图在于转移各国要求美国承担危机后进行改革的压力，而且希望通过改变IMF、世界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部分功能，迫使顺差国采取改革汇率以及增长的方式承担危机后改革的成本。
2．欧洲国家的立场
尽管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但却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根据IMF预计，欧元区的贷款和证券价值损失至少会有8140 亿美元，如果加上英国（6040 亿美元）以及其他欧洲国家（2010 亿美元），损失总额将达1619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损失额10250 亿美元。欧元区经济增长2009 年和2010 年将至少会下降为负4.0％和负0.1％，比美国的负2.9％和0.9％增速还低，其失业率也至少会分别上升至9.9％和11.5％。这使得欧洲主要国家对美国非常不满，认为是美国在金融监管上的疏漏和美式金融资本主义造成了这次金融危机，并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近年来，随着欧盟的扩大以及欧元地位的巩固，欧洲主要大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要求对美国进行制约、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愿望也更为明显。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欧洲和美国具有较多分歧。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欧洲国家希望逐步消减美元的霸权地位，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尤其是法国多次强调了这个立场。欧洲希望通过提升欧元地位来回避风险以及拓展其金融利益。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欧洲反对美国要求减少IMF执行董事会席位的提议，认为当前的架构具有合法性、包容性和有效性。美国的提议实质上是要消减欧洲国家在IMF执董会中的席位。欧洲国家还认为，在改革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和份额比例的同时，也要考虑份额比例与所作金融资源贡献的一致性，而欧洲目前在国际金融机构中所作的金融资源贡献最多。
欧洲国家还要求对IMF决策中的最低多数票门槛实行改革。目前85％的多数票门槛其实给了美国事实上的否决权，而欧洲希望在其份额和投票权下降之后能对美国也有所制约。欧洲国家还认为，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应该由其成员国协商作出，而不应由其他机制（即指G20）作出。关于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欧洲要求对所有的相关个人、机构和金融产品进行严格监管，特别是在薪酬制度上，要设立，防止金融机构和管理层为了短期利益，承担过多风险，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威胁。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美国和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监管模式已经失败，现在应该是以欧元区模式来制订全球金融监管规制的时候了。总体来说，欧洲的确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对美国发起了攻势。但是欧洲由于存在众多国家，意见较难达成一致，特别是英国和法、德之间具有较大分歧，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立场上难以形成合力，而且在现有体系的改革中，其某些方面的既得利益将会受损。
3．日本的立场
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日本没有采取特别积极的立场，而是基本上采取了跟随美国的策略，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目前体系中，日本基本上享有全面参与者和规制制定者的地位；二是日本在政治安全等大的格局中需要和美国保持一致；三是日本本身的经济利益。日本的1 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大部分都是以美元形式存在。而且在外汇储备之外，日本还有其他庞大的海外资产（截至2009 年3 月底为4295450 亿日元,按当时汇率计算，约合43362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也都是美元资产。因此，美元的安全对于日本来说，关系重大。为此，日本积极表示支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地位。但是日本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趋势下其影响力的可能下降有所担心，特别是在G20 匹兹堡峰会确立由G20 取代G7 成为世界经济议题的中心论坛之后，日本原本作为G7 中亚洲唯一成员国的优越感受挫，被迫面对国际金融力量格局变化的局面。为此，日本开始重视亚洲经济与金融合作，日本新任首相鸠山更是向中韩两国积极推销“东亚共同体”概念。
4．主要新兴市场大国的立场
目前，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四国”拥有全球14.4%的生产总值，其经济增速和增量都令世界瞩目。新兴市场大国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新兴力量。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权、发言权不足，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它们也各自或者联合发出了要求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总体而言，它们的要求代表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些主要的新兴市场大国受到严重影响，更加激起了它们对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不满，对改革的要求更为强烈。2009年6 月16 日，金砖四国峰会也首次举行，发布联合声明要求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俄罗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较为激进，提出了全盘改革计划，认为应通过制定公约来增加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和实效性，通过储备货币多元化和金融中心多元化来巩固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建立现代化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建立规范金融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体系。
印度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主要是希望体现其大国地位，增加发言权和代表权。印度认为，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比例与投票权必须进行改革，IMF至少应该转移六七个百分点给发展中国家。IMF执行董事会需要进行重组，要让其更具地区平衡性，且对其规模的任何变化都需要保护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当前IMF投票权公式应该进行改革，购买力平价的GDP应该成为主要因素。印度认为，G20 代表了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方向，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国际舞台上应该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巴西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必须建立一个新型国际资本流动调整机制，改变目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导的贷款机制，降低新兴经济体今后继续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可能性，国际金融机构应更具有合法性和代表性。巴西认为要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终结美元作为惟一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趋势
1．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大势所趋
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更加明显，各方改革要求更为迫切。鉴于以下四方面因素，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有望得到实质性推进。
首先，新兴市场大国在全球经济力量格局中地位上升，其代表性和发言权需要提升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新兴市场国家在21 世纪最初几年里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已经成为群体性崛起的世界历史现象；美国由于执行错误的对外和经济造成了经济实力的暂时受挫；欧洲扩展速度过快，内部整合尚需时日，且需消耗较多经济资源，亦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对外合力；日本已经多年陷于经济低迷，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其经济实力又是一次打击。新兴市场大国蓬勃发展和发达国家实力增长相对停滞甚至下降的格局使得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成为历史必然。
其次，发达国家都意识到对当前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纳入新兴市场大国有利于其整体利益。一方面，现在如果没有新兴市场大国的参与，很多全球性经济议题单靠发达国家已经不能解决。另一方面，如果继续阻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排除新兴市场大国的有效参与，则可能迫使它们建立一个于当前体系之外的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从而对当前体系形成竞争，并最终导致当前体系的瓦解，这是发达国家担心的局面。
再次，发达国家之间在是否维持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上出现分歧，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美国和欧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博弈愈发明显，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中也存有重大分歧，双方都希望用自己的模式作为建立国际金融监管规制的基准。
最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的分化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大国之间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上具有共同利益。在改革IMF 的份额和投票权上，美国就积极支持新兴市场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而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和针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监督方面，欧洲和新兴市场大国又有共同利益。
2．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难以一蹴而就
尽管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变动的背景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获得了比较好的历史机遇及较强的动力。但是，考虑到新兴市场大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力量和地位仍然有限，再加上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惯性、其本身覆盖范围与包含内容的复杂性以及各国利益的多样性，国际金融体系要实现全面彻底的改革尚需时日。
第一，新兴市场大国的软硬力量都未达到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金砖四国GDP之和占全球GDP之比为14.4％，而欧盟、美国与日本的GDP之和占全球之比却仍有61.9％。经济实力不足，在可以动用的经济资源上就存有差距，这必然表现为控制和参与国际金融体系能力的差距。另外，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是转轨经济体，参与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较少，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仍然须要完善，经济上也须要进一步改革，这是新兴市场大国参与和推进国际金融改革上所存在的软约束。
第二，危机过后，改革动力与意愿可能会消减。每次遇到经济或金融危机，各个国家都会认识到国际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须要改革。但是一旦危机缓解或者过去，推进改革就会遭遇强大的国内政治阻力。我们已经看到，随着美国国内金融形势的稳定，美国进行大规模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政治阻力也越来越大。华尔街对试图干预其内部治理机制的措施都坚决反对。考虑到华尔街在美国政治中的强大势力，我们难以对美国进行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也难以在国际监管上进行有利于全球金融稳定的改革。美国已经把恢复全球经济平衡的重点重新转移到压迫贸易顺差国身上，要求中国对人民币进行升值，却不考虑美国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应该更明确地承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应承担的责任。
第三，G20 机制化前景仍然不确定，与其他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关系有待理清，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应扮演的角色也未能明确。从目前的进展来看，G20 主要是讨论战略性的经济议题，然后达成政治指导原则，具体事务则交由其他国际金融机构（IMF、WB、FSB 等）负责完成。G20 匹兹堡峰会确定由G20 取代G7 成为世界经济议题的首要论坛，也就G20 峰会今后每年举行一次达成协议。但是G20 在成员、议题范围、议事方式、与其他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究竟应该是何关系上，各国还没有达成具体协议。
3．各主要经济体利益分歧较大，国际经济协调愈加复杂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国际经济协调仅仅是在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展开的，利益相对一致。然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为国际经济协调带来了新的特征和要求。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参与协调的经济体的范围已超越发达国家，纳入了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G20 取代G7/8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各成员国有不同利益诉求；二是宏观经济协调的内容更为广泛，涉及货币、财政以及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步缓解，国际经济协调的复杂程度将上升。目前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此次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不平衡，所以需要进行协调的各国国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宏观货币财政，还包含了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及产业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协调就面临着更为复杂和艰巨的形势，须要G20 主要成员国加强协商及合作，特别是重视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调整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新兴市场大国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如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上利益也不尽一致。例如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就存在一定的差异。俄罗斯比较激进，希望能联合金砖四国对美元即刻发起挑战，但是中国因为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在短期内仍然需要美元的稳定。在IMF 改革上，有限份额在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如何分配也会出现争议。在G20 代表性上，一些发展中小国对不能参与讨论感到失落，非洲国家就希望至少能拥有一个代表席位。
4．多边合作进程较慢，区域和双边金融合作动力增强
面对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不利影响，各国在国内通过各种措施，减缓危机冲击，恢复经济增长；在国际层面上，则加强协调，力图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以防止下次危机的再次发生。但是考虑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具有长期性以及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的复杂性，再加上观察到欧元区和东亚地区通过金融合作明显增强了对危机的抵抗能力，各国今后推进区域与双边金融合作的动力将会增强。
历史经验显示，为了弥补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现有体系缺乏主导权的地区和国家，一个有效的补充和替代途径就是加强地区金融合作。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痛感国际金融体系弊端，加速推进亚洲金融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这次危机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之间签署了一系列金融合作协议。总体来看，东亚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固然和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相对封闭有关，但是它们之间所形成的范围广泛的金融合作也是能够保持金融形势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近提议要建立“东亚共同体”，以增强区域经济整合，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这可能意味着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有望更为实质性地推进。
双边金融合作也有加强趋势。2008 年9 月到2009 年4 月，美联储与英国、欧洲、日本、瑞士等四家央行签署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旨在缓解世界范围内美元流动性的紧张并为美联储提供大量外币储备通过这些双边协议，美联储和四大央行向市场表明其具有充足流动性的信誉，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此外，危机发生后，中国央行也和6 个国家货币当局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总额达到6500 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以及区域金融稳定有重要意义。
四、中国应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思路
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已经是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成员，但是地位和影响力仍与中国的实际政治与经济地位不相称。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诉求，中国有必要就未来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出自己的战略主张。
1．认识自身实力，把握历史机遇
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机会凸显。一方面中国本身经济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上升；另一方面，得益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力量上升，发达国家掌控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局面已经被打破。另外，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同时，中国仍面临内外约束与。就内部而言，首先，中国经济实力还不够强，最主要的精力还得用于国内经济发展与改革；其次，高端国际化金融、法律、管理人才匮乏，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也有待加强。从外部看，关于如何改革，新兴市场大国也有分歧，短期内难以统一立场，发达国家余威尚在。
2．加强大国协调，争取战略协作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大国存在利益分歧，各有打算。中国要想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取得与本身实力相当的地位，妥善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尤为关键。一方面，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美国是现行秩序的最大得益者，而中国是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量，中美立场存在较大不同。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又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债务国，两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此，中美建立相互信任，协调好彼此利益关系，是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条件。中欧在监管体系改革上对美立场相近，但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上存在利益分歧，双方须要沟通。中日在如何推进世行改革以及东亚合作上也须进行协调。金砖四国之间以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要协调彼此立场、形成共识，争取一致行动。总之，中国应继续加强和各个主要经济体及大国间的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充分利用多渠道、多平台、多领域的方式，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充分表达中国的观点。
3．抓住战略重点，推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目前来看，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监管体系的改革困难更大，且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尚未做好足够准备。但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已经讨论多年，并有很多较为现实的方案，且中国也具有较强的参与能力，对中国国家利益也非常重要。G20 匹兹堡峰会已经确定G20 将作为今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论坛，中国则是该论坛的重要成员。因此，现阶段中国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推进G20 的机制化，加强其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以G20 为主渠道，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
4．掌握战略突破点，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战略的重要一环。首先，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化程度上升，中国的货币应该在充当国际货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长远发展有利。第一，中国可以增强在人民币汇率稳定发展方面实施掌控的主动权，而不必过度依赖美元等其他国际关键货币的汇率变化；第二，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将使得中国在应对国际收支失衡时拥有更大的空间。
5．找准战略支点，抓好-上海金融轴心
目前，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还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双重任务：金融深化发展；从计划性金融向市场主导的金融转变。此外，人民币现阶段仍无法实现自由兑换，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人民币国际化最为重要的制度瓶颈。但是中国有两个战略支点可以倚靠。首先，上海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具有背靠内陆的广阔发展空间；其次，境外的具有开放的经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良好的法治环境。上海和之间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用好的既有优势，挖掘上海的新优势，协同合作，共建-上海金融中心，是增强中国金融实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支点。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