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5 祁和晖阅读81次
一、“炎黄子孙”“与子同袍”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始终经历着三种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是血缘上、文化上的同源异流,二是后代各支系的“多元合流”,三是母族内各子族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汉族本身就是血缘与文化上由许多子民族融汇而成,许多相对于多数的汉族而称的少数民族,也几乎没有“纯种”族源———都是一个个相对“小”范围里的大融合,故我国在学习前苏联,短时间将错综复杂的中国人之间的民与族划分出现代概念中的“民族” 时,留下许多遗憾。从现代中国各族状况描写,说“多元合流”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然而就遥远的古代华夏各族群关系研究,则明显存在着一个“同源异流”的历程。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纪》所述,黄帝系原为炎帝系下一个部族,炎帝系为神农系部族,后世称神农氏。黄帝系为轩辕氏。炎帝神农氏姜姓,黄帝姓公孙。据《山海经·髦》透露,黄帝后嫘祖出自姜姓国。神农氏是三皇时代中之一“皇”的历史时期。《史记》云:黄帝系兴起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成归轩辕”;“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然后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五谷),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经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处于“知识爆炸”状态的黄帝系部族,代替了相对保守世衰的炎帝系部族的领袖地位。炎帝系领导的姜姓群雄(诸侯)大部分加入了黄帝系联盟,尚有一部分仍坚持炎帝系的守旧秩序。东夷中的蚩尤部族甚至武装作乱,向黄帝系挑战,黄帝组织诸侯兵力打败了蚩尤并擒杀了带头作乱的蚩尤领袖。相传正是在平息蚩尤之战中,黄帝发明了指南针和战车。指南针成为中华四大古典发明的第一发明,对人类走向海洋、发现新之功勋甚巨。相传黄帝战胜炎帝、灭亡蚩尤之后,一些坚持炎帝系秩序的部族纷纷向中原四方迁徙。只要不扰乱黄帝系诸侯的新兴秩序,黄帝系并不追究其远迁异地。这些忠于姜姓炎帝系秩序的部族基本上是炎帝姜姓部族以羊头龙为图腾之人。这些曾经在中原属于先进文明的“姜”氏部族,流徙于东方,与当地土著结合形成“东夷”;流徙到南方,与南方苗人土著结合形成“南蛮”;流徙到西方,与当地未进入中原的“牧羊之人”(原是炎帝系上升为姜氏族之前的乡亲部族)结合,形成“西戎”;流徙到北方,与当地以犬为图腾的土著结合形成“北狄”。战争是不祥之物,但是有时却以扭曲形式促进了广泛的社会进步。就像马克思说欧洲资本主义是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扭曲形式推进一样,在距今五千年前的东方,炎黄之战,促使忠于炎帝的一些发展到“耕牧兼营”水平的中原先进部族流徙四方,带动并促成了四方处于渔猎时期、游牧时期的“土著”迅速向耕牧兼营文明转化。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是形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元素,他们与炎帝系、黄帝系领导的中原炎黄文明同源。在后世分化为许多部族与民族,被后人称为“少数民族”同胞。
由于在文化上,甚至血缘上,中原形成的华夏族与四方夷蛮戎狄各族有双重的深刻的渊源关系,故尔,后世又不断的“多元合流”,形成以华夏为标志的中华民族。古羌人在华夏民族的形成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古羌人与今羌族在文化学上有很大的差别。华夏之“夏”,主要组成部族是古羌人。《说文》释羌为:“西戎牧羊之人也”。古羌人不仅因牧羊为生而得名,更以羊头龙为图腾而得名。相传炎帝神农氏姜姓,而“姜”是羌人最早进入种植农业的一部分。后世传“神农尝百草,教民耕农,故号神农氏,长于姜水”,标志已进入驯化植物、种植作物的野蛮中高级之“耕牧”阶段。黄帝与炎帝的冲突不是敌对部族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要求革新与坚持保守的部族内部的矛盾。炎帝部族多数“诸侯”都选择了跟随黄帝。对少数坚持固我的部族,黄帝系并不“赶尽杀绝”,而是听其远徙自便。故后世文献中有云:“少典(诸侯部族囚长)娶有融氏女,生黄帝、炎帝。”(见《国语》)即视炎黄为同胞兄弟。按《帝王世纪》则炎帝与黄帝“凡隔八帝,五百余年”。正如《史记》所云:黄帝生时,炎帝神农氏已“ 世衰”———作为领袖部族的神农氏系已进入“衰世。”按《史记》“五帝”,之后四帝为:
高阳氏(帝颛顼),黄帝孙,黄帝次子昌意之子
高辛氏(帝喾),黄帝曾孙,黄帝长子玄嚣之孙
唐尧(帝尧),帝喾次妃之子
虞舜(帝舜),帝颛顼七世孙
五帝世后即进入“夏商周”三代。夏始祖为大禹。大禹“兴于西羌”,乃帝颛顼后裔。《史记·夏本纪·索隐》、扬雄《蜀王本纪》皆记:“禹兴于西羌,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在今天岷江上游茂县、汶川、理县、北川、都江堰交界一带,即今羌族聚居区内。
在祭祀祖先神上,华夏有共同的人文始祖。《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后夏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神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从三皇、五帝、三代以后,在尊崇共同的人文始祖基础上,又发展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文化特征,以颜色崇拜看,《三统纪》说:伏羲为天统, 色尚赤,高阳氏(帝颛顼)尚赤;神农氏为地统,色尚黑,夏尚黑;黄帝为人统,色尚白,少昊尚白,尧尚白,殷尚白。
以古羌人为主体,不断融合四方各部族而形成的汉人以赤为天道正色,以黑为地道正色,以白为人道正色。崇红、崇黄、尚黑白,在颜色上继承了多种尚好。后世羌族尚白,明显有黄帝至殷人的色好。黑彝尚黑显然与神农氏、大禹之尚黑有联系。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三杰所著之《羌族史》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古代羌人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经济文化水平的不平,以及受其它民族影响程度等因素,迄今已分别发展为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中的各族。作为古代羌人的后裔,除一支继续留在岷江上游,得以保存至今外,大多数自隋唐以来,已为羌人各支成长起来的民族所代替。”[1]196中国古史学家徐中舒氏在《羌族史·序》中说:“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族。”“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中释“华夏”写道:“中国和汉族古称。华为荣,…夏‟为中国之人。春秋以后又称诸夏。古人将华夏与蛮夷或其裔对称。以文化和族类作为区分标准。距今四五千年时西北部的黄帝族打败九黎族和炎帝族进入中原。黄帝及其后代尧舜禹统一融合了苗黎夷蛮等许多氏族部落,与炎帝族、夷族组成部落联盟,在黄河中游两岸繁衍。公元前2100~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他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不断兼并,密切了华夏族与其他各族的联系。氐、羌、巴、蜀、滇、僰、濮、苗、越等族, 有的融合于华夏,有的在互相同化中逐步发展成为新的族体。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汉代华夏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份,人口繁衍,逐渐以汉族代替了诸夏、华夏等旧称。”[2]
华夏、诸夏、秦人、汉人、唐人都是指以汉字文明为代表的中原先进各族的融合体。华夏是一个大融合,华夏四周还有很多“小融合”。各少数族裔不断融入华夏,华夏周边的秦人汉人也不断的融入各少数族裔,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血脉相联、文脉相通的关系。因此,举凡中华儿女,皆可称“炎黄子孙”,举凡中华儿女皆确属“骨肉同胞”。
炎黄子孙,血缘文脉同源,这是研究古彝文化与古蜀文化关系的一大背景。
二、汉藏语系中各语族语支在语言文化背景上的亲缘关系
语言是体现各族群关系最稳定、最科学可靠的证据。有着亲属关系的语系语族,在历史上的联系必然是紧密的。汉藏语系依语言的亲属关系,分为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从成都平原上“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辨识,其古蜀文化的时间段大体相当于上起殷商中期,下迄春秋。“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略晚于三星堆———为晚殷早周。两处遗址出土器物虽无文字说明,但从其形态、风格,对照古人记述巴蜀历史的有关文字文献斟识解读,可以确定其为汉藏语系中汉语族文化遗存。
根据古今著述形成的共识,古彝文化与今彝族文化都属于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彝语支。藏缅语族中主要语支有: (1)藏语支———包括藏、门巴诸族语言。(2)彝语支———包括彝、白、哈尼、纳西、傈傈、拉祜、基诺诸族语言。(3)羌语支———包括羌、普米诸族和登人语言。(4)景颇语支———包括景颇、独龙诸族语言。(5)嘉戎藏族语言。(6)尚未划归语支的藏缅语族,如珞巴族、怒族、阿昌、土家这四族语言。如阿昌语,据《阿昌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说,其与景颇语支中载瓦、茶山、浪速、高日方言很接近,但是如果归于景颇语支又似不宜。(7)藏缅语支还有分布在中国境外的缅语支各族。
汉藏语系中汉语族与藏缅语族在古羌人背景上有着深远的亲缘关系。汉语族与古羌人亲缘关系已在前面炎黄子孙与华夏一节中作了略述。彝语支与古蜀文化之语支推测,还将在后文专题叙述。这里仅举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为例,剖其与古羌人渊源关系。借《羌族史》的解读为证。
藏族:“古代羌人的一支与高原原有居民融合,成为唐代的吐蕃。而后吐蕃又逐渐融合了许多支羌人部落,从而形成今日的藏族。”
中国境内外的缅族:“许多研究者认为缅人来自北方,与羌人南下有关。”如(英)戈·埃·哈威《缅甸史》云,“(缅甸)最初之居民或为印度尼西亚,然无丝毫遗迹留存。意者彼等必为蒙古民族所排挤。后者或系居于中国西部者,包括孟族(man)与来自东部之藏缅族。彼等必顺江而下, 无可疑义”[1]198。
景颇族:景颇人在1982年统计约50余万,其中10余万居我国境内,称景颇族。在缅甸的景颇人称克钦族;在印度阿萨密一带的景颇人称新颇族。据《苏联大百科全书·克钦人》说景颇人自高原沿横断山南下, 1200余年前的唐代居住在今德洪州以北、怒江以西地区。当时,这里属南诏地方政权的镇西节度使管辖,称“寻传蛮”。迄十五世纪,景颇人才沿钦德文河流域南迁,居住于今德洪州及滇西一带。《羌族史》说,据今景颇父老相传,景颇人死后有“送魂回乡”的葬俗。将逝者从现住地送到片马,又从片马象征性地往北送,程程相送,“最后送到西北昆仑山”才算魂归故乡。
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间的亲缘关系正是各民族文化血缘亲源关系的可靠证据。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各族先民中有来自北方河湟流域,昆仑山下的古羌人族源,彝语支各族的古羌人族源亦非常明显。蜀人先民有浓重的古羌人渊源也无例外。
三、三星堆与金沙两处文化遗存所标志的古蜀文化有着深远的古羌人渊源
古蜀国是黄帝后裔支庶建立的部族方国。《史记》之《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根据当时遗存的文字文献和司马迁南下巴蜀实地考察得到的谱谍资料,对蜀国与黄帝族的关系作了几组极重要的记述:
(1)“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今岷江流域)。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汇入金沙江一段)。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朴,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这是说黄帝长子青阳封国在岷江流域,次子昌意封国在雅砻江下游与金沙合流后一段。这地方正是古蜀国地区,也是后世羌族、彝族生息之地。西陵之女嫘祖,可能即姜姓部族之女,故其子息封国,都在古羌人居住区域。因《山海经》中透露,黄帝后乃姜人之女。(2)“ 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而“禹兴于西羌”。扬雄《蜀王本纪》亦云:“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蜀原为“西羌之乡”,经青阳、昌意、颛顼的治理,尤其经大禹治水之后,由“西羌”而升为“诸夏”之邦。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子高阳(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又“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华阳国志·巴志》)。从上述文献看,巴蜀是黄帝系后裔支庶建立的边远诸侯方国。中原有大事,须得参与。也要像“九州”内其他诸侯一样,按时向进贡方物。有专门进贡梁州境内方物的贡品贡道———载之于《尚书·禹贡·梁州》。巴蜀作为诸夏边远方国大体可确定其为后世“汉语族”属。故巴蜀文化表现出华夏文化的许多特点,像三星堆的神树与龙凤形器,牙璋、玉琮,如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所表现的金乌应日、十二历次等。
但是古蜀国又保留着一些古羌人文化痕迹。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星堆文物中那一根1米长的羊首龙身青铜杖———这显然是古羌人羊头龙崇拜的遗存。古蜀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蜀王时代。三星堆多鱼鸟形器,金沙多鱼鸟形器。此外,在成都温江区万春镇发掘的“ 鱼凫城”遗址中,其第二期至第四期相当于夏到商末周初,距今约4000~3500年。出土大量鸟头柄勺,长喙带钩。其l号坑所出金杖图,人头、鸟、鱼形象与柄勺上的鸟头一样,其风格形态、器物形制都与三星堆、金沙众多器物近似。依愚推测,这许多鱼鸟器形固与鱼凫蜀国有关,而也是华夏族帝颛顼“以鸟名官”的遗痕。
《华阳国志》称,益州郡有“益叟”,武都郡有“氐叟”,叟人是彝族在古代的称谓之一种。三星堆羊首龙身青铜杖是古羌人羊头龙图腾崇拜的遗存,而三星堆铜人背后所背祖灵筒则似是叟人或夷人的祖灵崇拜的影响。凝视三星堆大青铜立人,双手半握,抬于胸前,目视前方,使人易联想到后世彝族毕摩正在“作法”念咒的刹那。
古蜀国文物反映的文明程度应属于早已使用文字的文明族群,然而迄今未发现“巴蜀文字”的任何踪迹,仅有一些被称为“巴蜀图语”的符号。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推测,这是扬雄据口耳相传的旧闻史料写成的文字。是说距汉世万年之前古蜀人不晓文字。未说历夏商周的蜀人不晓文字。前辈巴蜀史大师蒙文通在《古族甄微》与《古地甄微》二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蜀人在李冰之前已知灌溉,文翁之前蜀固有学”。这一论断其实是将晋人常璩《华阳国志》的同样观点作了更深入的现代解读。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质疑“蜀人未知书”论驳道:“彭祖本生于蜀,为殷大夫。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至于汉兴,反无书学乎?”稍后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地理志》说,蜀人言语“颇与华同”。蜀人祭祀五帝,尤其是祭祀炎帝,早于秦国人。秦人始终只有四畤,在某些文化礼仪上是先出于蜀(如五畤),然后才渐次影响于秦。西周时期巴蜀已有著述。春秋时代,蜀人学问著述媲美齐鲁。如阴阳家先驱苌弘。《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载《苌弘》十五篇。苌弘为蜀人,后成周史,孔子曾向他“问礼”。苌弘死后葬于蜀,蜀人藏其血,三年化为碧血。后世全国文庙中,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都是坐像受礼,唯独四川资中(苌弘故乡)文庙中孔子为站像,因为孔子师事苌弘,不敢坐而受礼。蒙文通氏考,苌弘之学可能就是西汉天文学家、汉太初历法制定者四川阆中人洛下闳学派的学术渊源。先秦时蜀学著述留存于汉代者不少。《山海经》中《海内经》四篇与《大荒经》五篇,蒙文通考论是“巴蜀的作品”。
据种种历史文献和遗存文物,蒙文通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1)“巴蜀和中原语言的不同,可能还不到齐鲁不同的那种程度。”这一点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存在。以成都话为标准音的“西南官话”(包括云、贵、川三省及鄂西、湘西部分地方),在“四声”中,其阴平、上声发音与普通话完全相同。阳平声前半截同,尾音上西南官话略低。去声,“西南官话”比普通话调式平缓一点。的四川话,全国人民都听得懂。四川人学普通话往往成“川普”腔,就因为二者太相近。(2)蒙文通说“蜀文字与中原是一致的,而又有部分新字”。司马相如《凡将篇》出自李斯《仓颉篇》而有些蜀地新字。扬雄《方言》记录了蜀人方音、方言。扬马二人著述都表明蜀语与个别蜀地生字与中原语音文字“是同一系统”。研究古蜀文化,这一语言、文字背景又是不可忽略的。
巴蜀自古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夷文化之间的过渡通道。巴蜀走廊使西南夷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更有华夏大方向的高度认同。文化上产生的族别的、地域的差异,都是在华夏认同的大背景下的差别,其差别程度并不比齐楚吴越、岭南之地与中原的差异更大。这一点,古蜀人如此, 今四川人、重庆人、贵州人、云南人,整个大西南中国人也如此。
四、古彝文化与古蜀文化存在着许多联系和共同元素
古彝文化与古蜀文化在三个层面上有共同元素。
第一,古羌人渊源。古蜀人有古羌人血缘。西羌大禹生于西蜀、黄帝族与炎帝族(姜姓)组成的五帝系中其“支庶”一支世居在蜀。上文已有简述,此地不赘。再看古彝文化中的古羌渊源。
“据彝族传说和彝文文献,彝族先民是由西北高原大雪山下逐步迁徙到今四川、云南的”。
[1]198汉籍记载,汉代牦牛种越西羌、南中地区昆明人均是彝语支各族(彝、白、哈尼、纳西、傈傈、拉祜、基诺诸族)的先民部落。彝族先民在三国魏晋时还称为“叟人”,隋唐时称为“乌蛮、白蛮”,元代以后迄称为“罗罗”。“罗罗”是由彝族先民自称“诺苏”音译成汉语而成。亦有音译为“倮罗”、“纳苏”等者。“诺”意为黑,“苏”意为人,“诺”按血缘身份与骨头好坏分成等级,如“诺伯”、“诺低”、“诺比”。彝族先民尚黑,黑骨头为尊贵。这尚黑恰恰是神农氏与夏后氏的色尚。而彝语支中的白族先民尚白,喜欢著白衣、白头帕,与黄帝族中尚白的支系如殷人尚白一致。但有趣的是白族节庆习俗中除火把节外,还有土主会和神农会:土主会(每个村寨都有自己的土主,相当于社稷神),相似于川主会;神农会(每年敬祀神农之后才开镰打谷收割),神农炎帝是姜姓部族最早的伟大领袖,汉族着重祀黄帝,白族虔诚祀炎帝。
《后汉书·西羌传》说:越西羌是战国时南下的羌人的一支。又,东汉时,蜀西牦牛羌徼外古羌人的一支白狼部落,曾向汉廷贡献颂诗三章。这就是汉乐府中著名的《白狼歌》。“羌人南迁散布到中国的西部的广大地区……大渡河、雅砻江流域一带成为他们新的游牧地。从公元前四世纪初到西汉时,古羌人南迁大约经历了300年之久”(《丽江地区志·第四编·纳西族》(以下简称《丽江志》),纳西语与彝语基本相通。2008年在纳西族三朵节一次聚会上笔者听彝族优秀诗人罗庆春君说,他只须一个月内即可学会纳西话。这是余首次在文字文献以外,得知彝语支内不同族别间语言相近的实例。
《丽江志》写道:“纳西族源,自少可上溯汉牦牛种越嶲羌和牦牛徼外的白狼羌部”。又“丽江纳西族传说,其第一代首领叶古年,最早居住在西北高原的昆仑山中,后来乘木槎沿金沙江到达滇西北。当地土著十分惊异,以为天神降世,乃推为首领”(《丽江木氏宦谱》乙种本)。故《丽江地区志》郑重写道:“纳西族渊源于中国的北部河湟地区南迁的古羌人”。史学巨擘、南中泰斗方国瑜在《磨西民族考》中写道:“今之纳西,即古之…磨西‟。晋代《华阳国志》作摩沙。唐代《蛮书》作…麽蛮‟或…磨西蛮‟。磨、麽、摩、末等同音而异写之。…mo‟是古麽些民族的族名。…磨‟与《史记》、《蛮书》、前后《汉书》等古文献所载之“髦、牦、旄‟等族称有承递关系。当是同一族名的歧译。《后汉书·西南夷传》、《华阳国志》、《水经·江水注·若水注》诸有…牦牛王‟、…牦牛道‟、…牦牛羌‟、…牦牛县‟等…旄族‟及居地名称。由此可见…牦‟初为种族之名。因所畜之牛称牦牛。于是以畜牦牛之生计特征称其人种,便延而称其种族酋长为…牦牛王‟,又称其百姓为…牦牛夷‟。又因…牦牛夷‟出自古羌人,也通谓之…牦牛羌‟。又因…牦牛羌‟居越嶲郡地,亦称…越西羌‟。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西南夷地区设沈黎、汶山、越嶲诸郡。至天汉四年(前97年)并蜀,置两都尉,设牦牛县,又称牦牛县为…牦牛道‟。”彝语支各族与古蜀人有着同源异流的族源联系。
第二,古蜀人亦曾如古羌人一样不断南下。今彝族中有直接从炎黄华夏方国的古蜀人南下的族源与文化元素。仅举几端,略证其迹。(1)《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云:“蚕丛国破,子孙居姚”(滇中大姚地区),蚕丛国破后,其子孙南迁滇中,然则,柏灌国破,鱼凫国破,杜宇国破之后,其子孙的主要迁徙避难去向仍只能南进滇黔,甚至更远。(2)第五代蜀王开明十三世亡国,其子孙远迁交趾、九真之地,《交州外城记》、《水经注·叶榆河注》等文献最早透露开明蜀王灭国后,其子孙远迁交趾建国称安阳王之史事。秦国统一天下前,先灭巴蜀,改置巴郡、蜀郡。将开明蜀王降爵为蜀侯。但连杀三位蜀王子孙所封蜀侯后,开明蜀王子孙开始远迁避祸。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写道:“后蜀王子,将兵三万讨雒王、雒将,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
其郡县”;“雒将铜印青绶”;至汉文帝世,“后南越王尉陀举众攻安阳王”,“南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遂出于海, 今平道县后,王宫城,见有故处”。今越南人之“越语”,支属仍未认定。一说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一说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一说属汉藏语系中一支。古蜀人中远迁交趾的安阳王,据考为开明蜀王子孙名“泮”。
第三,巴蜀叟人邛、笮等与滇中叟、邛、笮等为同一族种。叟人是古羌人中很古老的一支。有学者认为“叟”即“蜀”的音转。《尚书·禹贡》提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搜”即叟。《史记·五帝本纪》云:“西戎、析支、渠搜、氐羌”。显然叟人已然从氐羌脱离而成族群。《华阳国志·南中志》云:“大种曰昆,小种曰叟”。南下的氐羌人,在滇中以大群落存在称“昆明”,此“昆”或许即昆仑山之“昆”。而以小群落存在则称“叟”。《华阳国志》说,益州郡有“益叟”,武都郡则有“氐叟”,彝族先民在三国魏晋时称为“叟人”。
邛人原为善于做工烧窑建碉之人。至今四川丹巴县、茂县、汶川等地尚遗存雄奇的“羌碉”邛笼。成都邛崃市旧名“临邛县”,因其在邛崃山下得名。邛崃山上有邛竹,作成邛杖,成为西汉最著名的外贸商品。邛人原曾居住邛崃山,而古邛都却一直在“越嶲”,今西昌城外邛海得名于邛都之海。成都旧有七星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桥名笮桥(竹编桥)。杜诗咏成都诗中有《陪李七司马江上观造竹桥(即笮桥)》,歌咏这种竹造笮桥是“伐竹为桥结构同,蹇裳不涉往来通”。这种竹桥就是竹索桥,就是笮桥。而笮人遗踪在原凉山州盐边县(古大笮县)尚可寻觅,时至今日纳西人仍将桥称为“笮”。两晋时期,纳西人聚居的县名叫“定笮县”。可见邛人笮人在成都平原者成为蜀民,南下者进入了彝语支各族。
爨人,据考,正是“当时为彝族所同化的汉人中的统治阶级,即是南中大姓”[3]。“南北朝时南中大姓霍氏、爨氏的统治及于越嶲。霍承嗣任越嶲太守和南夷校尉。爨龙颜父任越嶲、晋宁、建宁等八郡监军,本人袭封…邛都县侯‟。”[3]西汉赋圣司马相如有一弟子兴爨,其汉名盛览,相如正是在回答盛览提问时首次总结了创作大赋的法门:“合篡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官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卷二)盛览只能是才华非凡,才能有幸师从于西汉第一大文豪司马相如。三国时蜀士有爨习。东晋留下的《爨宝子碑》(碑在今云南南宁县城内武侯祠中),其碑额题《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书法为隶楷之间,用笔朴质,是汉字书法史由隶转楷的宝贵实物证据。稍后南朝刘宋时又有《爨龙颜碑》,此碑为楷书兼用隶法,书法家称“饶有朴散之意”。碑文为爨道兴撰写。此二方丰碑并称“二爨”。由二碑使人联想到彝族先民中的大知识分子都已娴熟使用汉文,与蜀人先民大知识分子使用汉文一样。否则,以彝族之古老优秀,不至于到唐代,甚至更晚才使用文字。彝文创于何时,至今无明文可考。彝族故老传说,距今50代毕摩阿拉则创彝文。按一代30 年计, 50代为1500年,若一代以20年计,则为1000年,故有人说彝文可能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元末明初。也有说可能始于东汉前后,但无证据。且彝文
为什么称为“爨文”,至今无人诠释。彝文与爨到底是何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9卷“彝族”中说,彝族语言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有6种差别较大的方言。大多通用汉语,使用汉文;有13世纪形成的音节文字爨文,亦称韪书,罗罗文。各地字形、读音不一之古彝文作了整理和规范化。先世出于氐羌。先秦至公元初,活动中心在邛都(今四川西昌)和滇池地区。3世纪后逐渐南下到今滇东北、滇南、黔西北等地。晋唐时爨氏成为云南大姓。东爨乌蛮曾建立南诏政权。元明时称乌蛮为黑爨或罗罗。彝族大部分自称“诺苏、纳苏、罗罗、撒尼、阿细、密撒濮等”。[2]
从语言文化论,彝族的母语第一是彝语支,第二是藏缅语族,第三是汉藏语系。依愚之见,彝人子孙使用彝语固是使用母语,使用汉语也并未脱离母语语境。
古蜀人本是古羌人之小支(叟)活动区域,古蜀国作为黄帝支庶,在夏商周世为侯伯,成为华夏文化一个大区。蜀人使用华夏主流语言是自然而然之趋势,这为蜀人在中华文化中作出重要贡献奠定了基础。民族文化学上的母语文化永远值得保护,但现代民族大融合中的母语概念则应与时俱新, 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李绍明,冉光荣,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K].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3]何耀华.中国西南历史民族学论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作者简介:
祁和晖(1939—),女,教授,首批特殊津贴专家, 1999年获评四川省优秀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献与文学研究与教学,在巴蜀文化研究上成绩突出,科研成果曾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
来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