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巧云

著名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先生多年来不懈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和研究，著作丰硕，阐发问题精微深刻，见解新颖独到。但目前学术界对叶先生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探讨并不多，从比较诗学角度对之进行评论的就更少了。据笔者所查，目前还没有专论叶嘉莹先生在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祝晓风在《中西融会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一文中，有一部分论及叶嘉莹先生在中西文论沟通方面的批评实践，但对叶先生在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并无涉及。叶先生研习中国古典诗词，有着较自觉的比较意识，很早就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她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已引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及文论予以解析和观照，发掘、揭示中国古典诗词之生生不已的兴发感动之力量。笔者认为，叶先生的研究成果，对探索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世界文化中地位的确立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对叶嘉莹先生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观点做一初步探讨，以期有裨于学术界对叶嘉莹先生学术理论体系之研究。

一

叶嘉莹先生少承家学，从小酷爱诵读古书，写诗填词。入辅仁大学后，师从顾随，学习古诗、词、曲学，受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熏陶、滋养甚深，有着浑厚的国学根基。1948年到，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初期，的一些刊物陆续翻译、介绍了欧美现代派及新批评的理论，学坛便出现了一股“现代风”潮流。叶先生受此风潮影响，在她的一些文章如《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燕台四首》、《李义山〈海上谣〉》等都采用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自此开始了比较文学的批评实践。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以现代西方理论评析古典诗词盛极一时，但在具体运用西方理论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一些弊病，许多年轻学者，在以西方理论、新方法评说中国古典诗词时，“引用新理论之心太切”，“对旧诗传统太生疏”，“思想之模式过分西化”，[1]所以常常出现误解、误读的现象。叶先生对此颇为担忧，她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逐渐消亡、中国文论未来发展前途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深深的焦虑感。这种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承的使命感，使她一直在思索中国诗学的发展及如何走向世界、中西方诗学如何对话与交流等问题。

自60年代末出国，叶先生游历西欧、北美、日本，定居于加拿大，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翻译等课程。处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叶先生对诠释学、读者反应论和接受理论、现象学等西方的文学理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她给非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教授中国古典诗词时，必须以学生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作品，因此，叶先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授课方式，即将中国传统的评说方式与西方文学理论结合起来阐发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蕴，深受学生的喜爱。叶先生曾说：西方人学中国古典文学，说起来就像东方人读莎士比亚，但更有隔膜。西方人对于诗歌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多种方式，但他们体会的意境不够，理论却很严格。[2]西方一些研究者因对中国古文学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评说往往出现误解和曲解的现象。如何将中国古典诗词、文论丰富的意蕴在当代的语境下予以完满的阐释，如何使中国古典文学、文论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学的魅力，确立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背景，使叶先生能够从跨文化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找合适的途径。叶先生在哈佛大学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课题时，从中国传统诗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欲要建立理论体系，必有外来之刺激的观点。

“”后不久，叶先生回国访问、作科研工作，到各高校作讲学，为国内词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此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学术界遂涌现出一种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理论一涌而入，引用西方理论术语、概念已成为时尚，传统理论的光辉大有被淹没的趋势。叶先生对此现象亦忧亦喜，“忧的是古典诗歌的传承，在此一代青年中已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危机；而喜的则是他们的态度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对古典的教学和研读都不应该再因循固步，而面临了一个不求新不足以自存的转折点。而这其实也可以说正是一个新生的转机。” [3]如何将“危机”化为“转机”？叶先生提出，可以假借西方一些理论的光照，对中国传统中的某一些诗论做一些更为科学性的更为理论化的反思，以此建构中国新诗学体系。这一理路与叶先生在70年代的观点一脉相承。同时，在这一时期，叶先生著书立说，以开放的心态，倡导以西方新理论补足和扩展中国传统诗学。在《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等文章和讲座中，对中国旧诗的评析和估价、传统诗学的承继等议题展开讨论。1986年至1988年为《光明日报》撰写“随笔”专栏，在第一篇《前言》中指出“如何将此新旧中西的多元多彩之文化来加以别择去取及融会结合”，是开放下处于反思时代的青年们所当思考的一项重要课题。并在随笔中用西方的诠释学、现象学、符号学、接受美学、新批评等理论对张惠言、王国维的评词方式予以观照，梳清了近百年来关于常州词派理论的纷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王国维的“境界说”实现了现代阐释。这些都为我们借鉴西方理论补足传统诗学，建构新文学批评体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叶先生众多的著述中，《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是其比较诗学方面的专著，其它如《叶嘉莹说词》、《我的诗词道路》、《迦陵论诗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等著作和文章中都处处闪烁着有关比较诗学方面的真知灼见。纵观叶先生关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点，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必有待于外来之影响。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就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叶先生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旧诗之评说的传统，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文论的观照。通过对刘勰、王国维诗学著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它们对中国诗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叶先生认识到：“历来写文学批评史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出过中国文学批评要想建立理论体系，必须有待于外来之影响的此一严重之问题。可是事实俱在，刘勰之值得注意的成就乃是因为受了外来佛典之影响，而刘勰以后一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都只能在单篇零简的诗文书牍，及琐屑驳杂的诗话中打圈子，虽有精义却始终不能发展组织为有理论体系的著述，便也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外来刺激之助力的原故。” [4]处在晚清的王国维先生，因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写作的《〈红楼梦〉评论》，揭开了运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的序幕，被誉为中国现代批评的开篇。《〈红楼梦〉评论》与其后写成的融中西文论于一体的《人间词话》等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叶先生据此认为：“要想使中国文学批评在理论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则我们正还有待于另一次新的外来的刺激与另一条新途径的开拓”。“近年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发展既日趋于精密深微，而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重新加以诠释和评价也已经成为势不可免之一种必然的趋势。” [5]

此后，叶先生多次呼吁以西方新学说、新理论来拓展和补充中国传统文论。叶先生认为，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中国诗学传统，并不是否定传统评说的成就，而是时代不同了，传统的评说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读者的需要，但又不能用外来的新理论取代中国的传统批评，所以应把西方新理论融合入中国旧传统中。我们当今所负的责任、所要努力做的工作就是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论对传统批评的精义作出好的论说和分析，以此发掘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确立其在世界文化中之位置；并把西方长于分析的研究方法、富于思辨的理论概念融入中国传统诗学中，使之含混的概念明晰化，使其散漫的观点、见解理论化、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新的理论体系。尽管在现实中，一些学者在以西方文论观照中国古文论、解析中国古典诗词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却不能断然否认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体系重构中的作用，“决不可因噎废食地便把这一条拓新的途径，认为不祥而妄加堵塞。因为中国文学批评之需要新学说新理论来为之拓展和补充，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阻遏的。” [6]

“以史为鉴”，叶先生从中国传统诗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认识到当代诗学的发展、新体系的建立，亦必有外来文化、诗学的刺激和观照才会实现。同时，叶先生的这一论断，也是总结中国文论现实的结果。因为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企图完全避开西方文论，建构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国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都离不开他国的影响。具体到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亦是如此。因此，在一个民族的诗学陷入危机时，有必要以他种文化或诗学体系为参照，寻求他种文化和诗学体系的证据来反思自己所属的诗学体系，以求“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反观传统、解释传统、选择传统，通过调整传统的内部结构来创造一种更富有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 [7]而以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古典诗词，来观照中国传统诗学，正是在异质文化诗学的启发下，从新的视点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解说，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评价中国传统诗学，保留传统诗学的精华，扬弃其不科学、不合理的部分，补充新的养分，能够发现中国传统诗学“新的意义空间”，[8]找到其在现代的新的生长点，创建新的与现代文学发展相适应的诗学体系。我想这是叶先生倡导以西方理论补足、扩展中国文学批评的真意所在。现在，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已达成了共识。

第二、在中西诗学对话、交流中，应采取“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择其需要而用之”的态度和原则。叶先生认为，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我们“既不可坚持古老之传统故步自封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可迷信西方之理论俯仰随人为削足取容之举”，[9]而是要采取“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态度。在以西方理论观照、补足中国传统诗学时，要从原理上着眼，不能生搬硬套，或以西方理论完全取代中国文论。因为“理论乃是自现象归纳而得的结果。中西文学既有着迥然相异的传统，则自西方文学现象归纳而得的与中国文学现象并不全同的理论，其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国之文学批评，自不待言。这种相异，正如两个身材全然不同的女子，按照这个人体型所做的衣服，穿在另一个人身上，自然不能完全适合。可是体型虽然不同，然而剪裁制作的原理却又正有着某些共同的可以相通之处。如果不能从原理原则上着眼来对中国说诗的传统加以拓展和补足，而只想借一件别人现成的衣服来勉强穿在自己的身上，则一方面既不免把自己原有的美好的体型全部毁灭，更不免把借来的衣服扭曲得十分丑怪。” [10]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叶先生又指出“中国文学批评虽需要有理论体系之建立，然而完全假借西方之理论来批评中国固有之文学，却绝非真正可以通行无碍的途径，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一文的错误和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11]由此可见，叶先生倡导用西方文论补足中国传统诗学，是要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实际出发，从原理、方法上着眼，借鉴西方一些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发掘其中的丰韵，理清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概念的含义，并选用西方的一些方法，来建构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所以，我们在批评实践中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文学理论套用在中国文学的解释中，也不能拘执于西方文学理论系统，盲目地追随崇拜西方理论，更不能以西方理论代替中国传统文论。否则，不但新诗学体系无法建立，而且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蕴也不能真正得以完满、正确的阐发，以致被解析得面目全非。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五四给了我们新的眼睛去看事物，但一厢情愿去拜倒细分的解剖(解剖的结果是肢解)的西洋思维方式的裙下，是会伤及我们美感领域及生活风范的根的。” [12]

叶先生在谈到她自己的批评实践时，说她并不愿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所拘缚，“无论中西新旧的理论，我都仅只是择其所需而取之，然而再将之加以个人之融会结合的运用” [13]。以叶先生的批评经验，我们在分析作品，阐发文论时，不能无选择的照搬西方概念、术语，而是应根据批评需要，采纳西方文论中可以适用于中国文本解释的某些概念、术语，并将它们融入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神生命之中，为我所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总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以“为我所用”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因而导致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本的误读。笔者认为，误读之现象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将之完全归结于实用的态度不免过于武断。再者，对待外来文化，如果不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着眼，不加选择地吸收，岂不是陷入外来文化的汪洋中而迷失自我？因此，在反思中国传统诗学、建构中国新诗学体系时，选取适用于中国文本的西方理论是必要的。季羡林先生在《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七个问题》中也指出：“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不要怕人说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干一件事情有时候必须考虑一下实用，考虑一下功利，否则，自己就会堕入别人或自己挖好的陷阱内而不能自拔”。[14]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也提倡这种“实用主义”原则，他在写作《比较诗学》时，就是根据“实用性”来选择跨文化的证据。学者袁鹤翔博士也认为，一味追求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而不注意实用将使中国的比较文学成为附庸，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落后。[15]可见，在对待外来文化观照本民族文化时，这实在是值得汲取的一种态度。

第三、在以西方理论阐发、观照中国文学及其批评时，必须对两者的传统都有深刻的了解，尤其对中国传统要有透彻了解。

叶先生认为，一些西方学者和熟习西方理论的中国学者在“以西释中”时出现歪曲、谬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陌生和浅陋的认识。所以叶先生在提倡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强调对中国传统的研习。她说，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古典诗歌，“评说对象既是中国的旧诗，就应当对中国旧诗具有相当的了解，才不致在评说时产生重大的错误。在今日要想为中国旧诗的评说拓展一条新途径，最理想的人选当然乃是对旧诗既有深厚的修养，对新理论也有清楚认识的古今中外兼长的学者。如果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话，则对旧诗的深厚的修养实在该列为第一项条件。” [16] “如果对中国旧传统之诗说并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而就想以西方的理论来取代中国旧有的诗说，有时就不免会在评说中造成许多误解，徒只袭取了西方的一些皮毛，却把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宝贵的菁华和特色完全失落了。” [17]叶先生的这些观点和担心，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在以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反观中国古文论时，我们既要对所使用的西方理论有深入的认识，还要对所适用的对象亦即中国文学作品本身的质素和中国旧传统诗说也有相当的了解，否则结论就有可能流于空泛、谬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像王国维、钱鍾书、宗白华、朱光潜等这样古今中外都兼长的大师级人物越来越少。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传统的根基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摒弃了传统中的一些糟粕，同时也抛弃了许多的精华，实在令人痛心。我们年轻一代传统的积累很薄弱，但又没有耐心和毅力坐下来去钻研中国古籍，发掘传统理论的价值，只是一味地追寻西方日新月异的理论。当前，有很多人对西方理论很精通，但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却知之甚少，叶先生在此特别强调对中国传统的体认，是基于中国学术的现实。中国文论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状况，有力地证明了：“只记西方理论而不懂自己的东西，是不能互通以用的” [18]，没有对传统文论的了解和继承，发展中国诗学就是一句空话，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因此，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特别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要想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有所成就，不但要有西方理论的基础，更要深入了解中国传统诗学，叶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

叶先生身处异域文化背景中，精于中国古典文学文论，又通于西方文学理论，在向西方人传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她关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这些观点，都是长期进行中西比较诗学批评实践的结晶，有其特点和价值。

首先，就笔者视界所至，在叶先生之前，还没有一个批评家明确提出中国文学批评要想建立理论体系，必须有外域文化之影响刺激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都是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叶先生总结了它们产生的原因，认为是外来思想、文化作用的结果。而且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和《论新学语之输入》中都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思想、中国学术有待于外来之刺激，有赖于西方思想补足的观点。这些都为叶先生解决长期困扰心头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思路。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叶先生遂提出外来刺激对中国诗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见解。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离不开西方理论的观照，必须将西方的一些概念、方法融入中国传统诗学中，才能建立起适合时代需要的文学批评理论。由此可见叶先生确实是远瞩，她的这种观点指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未来方向，顺乎了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潮流。

其次，叶先生倡导中西比较诗学是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阐释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建立，目的是希望为中国传统诗学，“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19]从叶先生的这种主张以及她大量的批评实践可以看出，叶先生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面，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较侧重于中国诗学自身发展和走向世界的问题。这种学术追求与钱鍾书、刘若愚、叶维廉等学者不尽相同。钱鍾书、刘若愚、叶维廉等学者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除了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传统诗学的实践外，更多地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阐发，侧重于寻求中西文学共同的规律。钱鍾书先生的研究旨在寻求中西文学、文论的共同的“诗心”和“文心”，叶维廉先生也是在努力寻求中西文学共同的“美学据点”，共同的理论规律。刘若愚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阐释、梳理中国的古代诗学，目的在于使中国传统的批评理论能够与世界其他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进而能形成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20]

叶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中国新诗学体系的建立和中国诗学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翰先生曾认为，文化的一元化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因为没有互为他者的相互参照，没有从多种视角深入认识自己的可能，也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互证和互识，就不会有新文化的创建。[21]具体到诗学体系而言，亦是如此。当前，中国诗学处在反思、解构、重构的现代转型的新时期。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中国百年来的文论发展实践来看，中国新诗学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一种世界性的视野，需要以它种诗学体系为参照，接受、转化他种文论学说来补充中国传统诗学之不足。同时，要使中国诗学走向世界，确立其在世界文论中的地位，对中国的诗学学者来说，就要摆脱过去比较封闭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的诗学为参照，打通中西方诗学之间的那堵‘墙’，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去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它民族诗学之间的会通点，这对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22]现在，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以西方文论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观照已成为学者们从事的重要课题。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看到，叶先生对中国古文论的现代阐释、中国诗学发展的有益探索及其观点都具有前卫性、远瞻性。

同时，这些观点对我们现在从事中西比较诗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要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对中西方诗学都要有深刻的了解，既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盲从。叶先生之所以在中西比较诗学中有许多创见，不仅在于叶先生对中国诗学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故能对其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洞察力；更在于其双重的文化背景，使她能够站在更高的学术观点，远瞩，以跨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中国文论的发展前景，遂能博采中西之长，度越前贤而自出机杼；此外，叶先生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还得之于，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论传统，发现其精髓及缺陷，并积极寻求补足中国传统文论之途径。这些亦正是当代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的学者所应学习和补足的方面。

参考文献：

[1]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2]夏悲：《使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和永生的人》，《国际人才交流》，2000年第2期，第31页。

[3]叶嘉莹：《叶嘉莹说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页。

[5]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112页。

[6]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149页。

[7]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8]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49页。

[9]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60页。

[10]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148页。

[11]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79页。

[12]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3]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60页。

[14]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15]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16]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148-149页。

[17]叶嘉莹：《叶嘉莹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8]马斗全：《漂亮的叶嘉莹》，《东方艺术》，1997年第5期，第24页。

[19]叶嘉莹：《叶嘉莹说词》，第194页。

[20]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贞、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1]参见乐黛云：《重读翰先生的〈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第3页。

[22]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作者工作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

试论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理论

朱巧云

文章提要　著名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和研究，著作丰硕，阐发问题精微深刻，见解新颖独到。但目前学术界对叶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探讨并不多，从比较诗学角度探讨的就更少了。事实上，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叶先生不仅有大量的批评实践，也提出了一些理论主张。本文将叶先生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观点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并认为这些观点有其特点、价值，对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新诗学体系的建立、中国诗学走向世界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著名加拿大籍华人女学者叶嘉莹先生多年来不懈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教学和研究，著作丰硕，阐发问题精微深刻，见解新颖独到。但目前学术界对叶先生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探讨并不多，从比较诗学角度对之进行评论的就更少了。据笔者所查，目前还没有专论叶嘉莹先生在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章。祝晓风在《中西融会的现代词学观———评叶嘉莹先生的两种词学近著》一文中，有一部分论及叶嘉莹先生在中西文论沟通方面的批评实践，但对叶先生在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并无涉及。叶先生研习中国古典诗词，有着较自觉的比较意识，很早就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她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就已引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及文论予以解析和观照，发掘、揭示中国古典诗词之生生不已的兴发感动之力量。笔者认为，叶先生的研究成果，对探索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世界文化中地位的确立有积极意义。本文试对叶嘉莹先生关于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理论观点做一初步探讨，以期有裨于学术界对叶嘉莹先生学术理论体系之研究。

一

叶嘉莹先生少承家学，从小酷爱诵读古书，写诗填词。入辅仁大学后，师从顾随，学习古诗、词、曲学，受中国旧文化传统的熏陶、滋养甚深，有着浑厚的国学根基。1948年到，一直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60年代初期，的一些刊物陆续翻译、介绍了欧美现代派及新批评的理论，学坛便出现了一股“现代风”潮流。叶先生受此风潮影响，在她的一些文章如《一组易懂而难解的好诗》、《燕台四首》、《李义山〈海上谣〉》等都采用了一些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自此开始了比较文学的批评实践。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初，以现代西方理论评析古典诗词盛极一时，但在具体运用西方理论方面，学术界存在着一些弊病，许多年轻学者，在以西方理论、新方法评说中国古典诗词时，“引用新理论之心太切”，“对旧诗传统太生疏”，“思想之模式过分西化”，[1]所以常常出现误解、误读的现象。叶先生对此颇为担忧，她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逐渐消亡、中国文论未来发展前途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深深的焦虑感。这种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承的使命感，使她一直在思索中国诗学的发展及如何走向世界、中西方诗学如何对话与交流等问题。

自60年代末出国，叶先生游历西欧、北美、日本，定居于加拿大，在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翻译等课程。处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叶先生对诠释学、读者反应论和接受理论、现象学等西方的文学理论，也有着相当深刻的了解。她给非中国文化背景的学生教授中国古典诗词时，必须以学生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解作品，因此，叶先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授课方式，即将中国传统的评说方式与西方文学理论结合起来阐发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蕴，深受学生的喜爱。叶先生曾说：西方人学中国古典文学，说起来就像东方人读莎士比亚，但更有隔膜。西方人对于诗歌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很多种方式，但他们体会的意境不够，理论却很严格。[2]西方一些研究者因对中国古文学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评说往往出现误解和曲解的现象。如何将中国古典诗词、文论丰富的意蕴在当代的语境下予以完满的阐释，如何使中国古典文学、文论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文学的魅力，确立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背景，使叶先生能够从跨文化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找合适的途径。叶先生在哈佛大学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课题时，从中国传统诗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出发，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中国文学批评欲要建立理论体系，必有外来之刺激的观点。

“”后不久，叶先生回国访问、作科研工作，到各高校作讲学，为国内词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此后，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学术界遂涌现出一种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理论一涌而入，引用西方理论术语、概念已成为时尚，传统理论的光辉大有被淹没的趋势。叶先生对此现象亦忧亦喜，“忧的是古典诗歌的传承，在此一代青年中已形成了一种很大的危机；而喜的则是他们的态度也正好提醒了我们对古典的教学和研读都不应该再因循固步，而面临了一个不求新不足以自存的转折点。而这其实也可以说正是一个新生的转机。” [3]如何将“危机”化为“转机”？叶先生提出，可以假借西方一些理论的光照，对中国传统中的某一些诗论做一些更为科学性的更为理论化的反思，以此建构中国新诗学体系。这一理路与叶先生在70年代的观点一脉相承。同时，在这一时期，叶先生著书立说，以开放的心态，倡导以西方新理论补足和扩展中国传统诗学。在《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评赏》、《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等文章和讲座中，对中国旧诗的评析和估价、传统诗学的承继等议题展开讨论。1986年至1988年为《光明日报》撰写“随笔”专栏，在第一篇《前言》中指出“如何将此新旧中西的多元多彩之文化来加以别择去取及融会结合”，是开放下处于反思时代的青年们所当思考的一项重要课题。并在随笔中用西方的诠释学、现象学、符号学、接受美学、新批评等理论对张惠言、王国维的评词方式予以观照，梳清了近百年来关于常州词派理论的纷争，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王国维的“境界说”实现了现代阐释。这些都为我们借鉴西方理论补足传统诗学，建构新文学批评体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叶先生众多的著述中，《中国词学的现代观》是其比较诗学方面的专著，其它如《叶嘉莹说词》、《我的诗词道路》、《迦陵论诗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等著作和文章中都处处闪烁着有关比较诗学方面的真知灼见。纵观叶先生关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观点，最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必有待于外来之影响。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就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叶先生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旧诗之评说的传统，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西方文论的观照。通过对刘勰、王国维诗学著述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它们对中国诗学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叶先生认识到：“历来写文学批评史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出过中国文学批评要想建立理论体系，必须有待于外来之影响的此一严重之问题。可是事实俱在，刘勰之值得注意的成就乃是因为受了外来佛典之影响，而刘勰以后一千多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都只能在单篇零简的诗文书牍，及琐屑驳杂的诗话中打圈子，虽有精义却始终不能发展组织为有理论体系的著述，便也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外来刺激之助力的原故。” [4]处在晚清的王国维先生，因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写作的《〈红楼梦〉评论》，揭开了运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的序幕，被誉为中国现代批评的开篇。《〈红楼梦〉评论》与其后写成的融中西文论于一体的《人间词话》等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叶先生据此认为：“要想使中国文学批评在理论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则我们正还有待于另一次新的外来的刺激与另一条新途径的开拓”。“近年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之发展既日趋于精密深微，而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重新加以诠释和评价也已经成为势不可免之一种必然的趋势。” [5]

此后，叶先生多次呼吁以西方新学说、新理论来拓展和补充中国传统文论。叶先生认为，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中国诗学传统，并不是否定传统评说的成就，而是时代不同了，传统的评说方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代读者的需要，但又不能用外来的新理论取代中国的传统批评，所以应把西方新理论融合入中国旧传统中。我们当今所负的责任、所要努力做的工作就是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论对传统批评的精义作出好的论说和分析，以此发掘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确立其在世界文化中之位置；并把西方长于分析的研究方法、富于思辨的理论概念融入中国传统诗学中，使之含混的概念明晰化，使其散漫的观点、见解理论化、系统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新的理论体系。尽管在现实中，一些学者在以西方文论观照中国古文论、解析中国古典诗词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却不能断然否认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体系重构中的作用，“决不可因噎废食地便把这一条拓新的途径，认为不祥而妄加堵塞。因为中国文学批评之需要新学说新理论来为之拓展和补充，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阻遏的。” [6]

“以史为鉴”，叶先生从中国传统诗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认识到当代诗学的发展、新体系的建立，亦必有外来文化、诗学的刺激和观照才会实现。同时，叶先生的这一论断，也是总结中国文论现实的结果。因为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企图完全避开西方文论，建构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国的发展，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都离不开他国的影响。具体到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亦是如此。因此，在一个民族的诗学陷入危机时，有必要以他种文化或诗学体系为参照，寻求他种文化和诗学体系的证据来反思自己所属的诗学体系，以求“站在一个新的角度，用一种新的眼光来反观传统、解释传统、选择传统，通过调整传统的内部结构来创造一种更富有生命力的‘新中有旧’的传统。” [7]而以西方文论来阐释中国古典诗词，来观照中国传统诗学，正是在异质文化诗学的启发下，从新的视点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解说，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评价中国传统诗学，保留传统诗学的精华，扬弃其不科学、不合理的部分，补充新的养分，能够发现中国传统诗学“新的意义空间”，[8]找到其在现代的新的生长点，创建新的与现代文学发展相适应的诗学体系。我想这是叶先生倡导以西方理论补足、扩展中国文学批评的真意所在。现在，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已达成了共识。

第二、在中西诗学对话、交流中，应采取“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择其需要而用之”的态度和原则。叶先生认为，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我们“既不可坚持古老之传统故步自封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可迷信西方之理论俯仰随人为削足取容之举”，[9]而是要采取“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态度。在以西方理论观照、补足中国传统诗学时，要从原理上着眼，不能生搬硬套，或以西方理论完全取代中国文论。因为“理论乃是自现象归纳而得的结果。中西文学既有着迥然相异的传统，则自西方文学现象归纳而得的与中国文学现象并不全同的理论，其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国之文学批评，自不待言。这种相异，正如两个身材全然不同的女子，按照这个人体型所做的衣服，穿在另一个人身上，自然不能完全适合。可是体型虽然不同，然而剪裁制作的原理却又正有着某些共同的可以相通之处。如果不能从原理原则上着眼来对中国说诗的传统加以拓展和补足，而只想借一件别人现成的衣服来勉强穿在自己的身上，则一方面既不免把自己原有的美好的体型全部毁灭，更不免把借来的衣服扭曲得十分丑怪。” [10]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叶先生又指出“中国文学批评虽需要有理论体系之建立，然而完全假借西方之理论来批评中国固有之文学，却绝非真正可以通行无碍的途径，静安先生《〈红楼梦〉评论》一文的错误和失败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11]由此可见，叶先生倡导用西方文论补足中国传统诗学，是要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实际出发，从原理、方法上着眼，借鉴西方一些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发掘其中的丰韵，理清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些概念的含义，并选用西方的一些方法，来建构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所以，我们在批评实践中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文学理论套用在中国文学的解释中，也不能拘执于西方文学理论系统，盲目地追随崇拜西方理论，更不能以西方理论代替中国传统文论。否则，不但新诗学体系无法建立，而且中国古典文学的意蕴也不能真正得以完满、正确的阐发，以致被解析得面目全非。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五四给了我们新的眼睛去看事物，但一厢情愿去拜倒细分的解剖(解剖的结果是肢解)的西洋思维方式的裙下，是会伤及我们美感领域及生活风范的根的。” [12]

叶先生在谈到她自己的批评实践时，说她并不愿为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所拘缚，“无论中西新旧的理论，我都仅只是择其所需而取之，然而再将之加以个人之融会结合的运用” [13]。以叶先生的批评经验，我们在分析作品，阐发文论时，不能无选择的照搬西方概念、术语，而是应根据批评需要，采纳西方文论中可以适用于中国文本解释的某些概念、术语，并将它们融入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神生命之中，为我所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总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以“为我所用”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因而导致了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本的误读。笔者认为，误读之现象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将之完全归结于实用的态度不免过于武断。再者，对待外来文化，如果不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着眼，不加选择地吸收，岂不是陷入外来文化的汪洋中而迷失自我？因此，在反思中国传统诗学、建构中国新诗学体系时，选取适用于中国文本的西方理论是必要的。季羡林先生在《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七个问题》中也指出：“我们研究比较文学，不要怕人说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干一件事情有时候必须考虑一下实用，考虑一下功利，否则，自己就会堕入别人或自己挖好的陷阱内而不能自拔”。[14]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厄尔·迈纳也提倡这种“实用主义”原则，他在写作《比较诗学》时，就是根据“实用性”来选择跨文化的证据。学者袁鹤翔博士也认为，一味追求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而不注意实用将使中国的比较文学成为附庸，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永远落后。[15]可见，在对待外来文化观照本民族文化时，这实在是值得汲取的一种态度。

第三、在以西方理论阐发、观照中国文学及其批评时，必须对两者的传统都有深刻的了解，尤其对中国传统要有透彻了解。

叶先生认为，一些西方学者和熟习西方理论的中国学者在“以西释中”时出现歪曲、谬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陌生和浅陋的认识。所以叶先生在提倡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强调对中国传统的研习。她说，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古典诗歌，“评说对象既是中国的旧诗，就应当对中国旧诗具有相当的了解，才不致在评说时产生重大的错误。在今日要想为中国旧诗的评说拓展一条新途径，最理想的人选当然乃是对旧诗既有深厚的修养，对新理论也有清楚认识的古今中外兼长的学者。如果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话，则对旧诗的深厚的修养实在该列为第一项条件。” [16] “如果对中国旧传统之诗说并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而就想以西方的理论来取代中国旧有的诗说，有时就不免会在评说中造成许多误解，徒只袭取了西方的一些皮毛，却把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宝贵的菁华和特色完全失落了。” [17]叶先生的这些观点和担心，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在以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反观中国古文论时，我们既要对所使用的西方理论有深入的认识，还要对所适用的对象亦即中国文学作品本身的质素和中国旧传统诗说也有相当的了解，否则结论就有可能流于空泛、谬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像王国维、钱鍾书、宗白华、朱光潜等这样古今中外都兼长的大师级人物越来越少。经过“五四运动”和“文化大”，传统的根基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摒弃了传统中的一些糟粕，同时也抛弃了许多的精华，实在令人痛心。我们年轻一代传统的积累很薄弱，但又没有耐心和毅力坐下来去钻研中国古籍，发掘传统理论的价值，只是一味地追寻西方日新月异的理论。当前，有很多人对西方理论很精通，但对中国古典文学、文论却知之甚少，叶先生在此特别强调对中国传统的体认，是基于中国学术的现实。中国文论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状况，有力地证明了：“只记西方理论而不懂自己的东西，是不能互通以用的” [18]，没有对传统文论的了解和继承，发展中国诗学就是一句空话，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诗学对话与交流。因此，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特别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要想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有所成就，不但要有西方理论的基础，更要深入了解中国传统诗学，叶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

叶先生身处异域文化背景中，精于中国古典文学文论，又通于西方文学理论，在向西方人传授中国古典文学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她关于中西比较诗学的这些观点，都是长期进行中西比较诗学批评实践的结晶，有其特点和价值。

首先，就笔者视界所至，在叶先生之前，还没有一个批评家明确提出中国文学批评要想建立理论体系，必须有外域文化之影响刺激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都是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叶先生总结了它们产生的原因，认为是外来思想、文化作用的结果。而且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和《论新学语之输入》中都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思想、中国学术有待于外来之刺激，有赖于西方思想补足的观点。这些都为叶先生解决长期困扰心头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思路。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叶先生遂提出外来刺激对中国诗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的见解。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批评体系的建立，离不开西方理论的观照，必须将西方的一些概念、方法融入中国传统诗学中，才能建立起适合时代需要的文学批评理论。由此可见叶先生确实是远瞩，她的这种观点指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未来方向，顺乎了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潮流。

其次，叶先生倡导中西比较诗学是立足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阐释和中国现代诗学的建立，目的是希望为中国传统诗学，“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19]从叶先生的这种主张以及她大量的批评实践可以看出，叶先生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方面，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较侧重于中国诗学自身发展和走向世界的问题。这种学术追求与钱鍾书、刘若愚、叶维廉等学者不尽相同。钱鍾书、刘若愚、叶维廉等学者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除了以西方理论观照中国传统诗学的实践外，更多地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阐发，侧重于寻求中西文学共同的规律。钱鍾书先生的研究旨在寻求中西文学、文论的共同的“诗心”和“文心”，叶维廉先生也是在努力寻求中西文学共同的“美学据点”，共同的理论规律。刘若愚先生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借用西方的理论模式阐释、梳理中国的古代诗学，目的在于使中国传统的批评理论能够与世界其他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进而能形成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20]

叶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中国新诗学体系的建立和中国诗学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翰先生曾认为，文化的一元化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停滞，因为没有互为他者的相互参照，没有从多种视角深入认识自己的可能，也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补、互证和互识，就不会有新文化的创建。[21]具体到诗学体系而言，亦是如此。当前，中国诗学处在反思、解构、重构的现代转型的新时期。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中国百年来的文论发展实践来看，中国新诗学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一种世界性的视野，需要以它种诗学体系为参照，接受、转化他种文论学说来补充中国传统诗学之不足。同时，要使中国诗学走向世界，确立其在世界文论中的地位，对中国的诗学学者来说，就要摆脱过去比较封闭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的诗学为参照，打通中西方诗学之间的那堵‘墙’，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是去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它民族诗学之间的会通点，这对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 [22]现在，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古典诗词，以西方文论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观照已成为学者们从事的重要课题。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看到，叶先生对中国古文论的现代阐释、中国诗学发展的有益探索及其观点都具有前卫性、远瞻性。

同时，这些观点对我们现在从事中西比较诗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进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要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怀，对中西方诗学都要有深刻的了解，既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盲从。叶先生之所以在中西比较诗学中有许多创见，不仅在于叶先生对中国诗学传统有着深刻的了解，故能对其的发展具有相当的洞察力；更在于其双重的文化背景，使她能够站在更高的学术观点，远瞩，以跨文化的视野来考察中国文论的发展前景，遂能博采中西之长，度越前贤而自出机杼；此外，叶先生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还得之于，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论传统，发现其精髓及缺陷，并积极寻求补足中国传统文论之途径。这些亦正是当代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的学者所应学习和补足的方面。

参考文献：

[1]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2]夏悲：《使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和永生的人》，《国际人才交流》，2000年第2期，第31页。

[3]叶嘉莹：《叶嘉莹说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页。

[5]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112页。

[6]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149页。

[7]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8]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49页。

[9]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60页。

[10]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148页。

[11]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第179页。

[12]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13]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60页。

[14]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15]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16]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第148-149页。

[17]叶嘉莹：《叶嘉莹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8]马斗全：《漂亮的叶嘉莹》，《东方艺术》，1997年第5期，第24页。

[19]叶嘉莹：《叶嘉莹说词》，第194页。

[20]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贞、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1]参见乐黛云：《重读翰先生的〈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第3页。

[22]饶芃子：《中西比较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