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出书名或作者（15个，15分）

刘向《别录》、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玉书等编《佩文韵府》、陈梦雷、蒋廷锡等编《古今图书集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溥《唐会要》、阮元《宛委别藏》、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孙星衍《岱南阁丛书》、卢文弨《抱经堂丛书》、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朱彝尊《经义考》、鲁迅《古小说钩沉》、张心澂《伪书通考》、章学诚《校雠通义》、荀勖《中经新簿》、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阮孝绪《七录》、王俭《七志》、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二、名词解释：（6分，5个）

1.熹平石经（一字石经）、2.正始石经（三体石经）、3.银雀山汉简、4.郭店楚简、5. 马王堆帛书、6. 石鼓文、7. 旋风装、8. 蝴蝶装、9. 卷轴装、10. 百衲本、11. 监本、12. 错简、13. 《永乐大典》、14. 《四库全书》、15. 辑佚、16. 辨伪、17. 甲骨四堂

百纳本 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犖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

监本  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新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错简：指由于篇章简策错乱，或一篇错入他篇，或一篇之内段落文字互错致使古籍失其原貌。

辑佚 辑佚,就是将散见於有关典籍中的某部失传书的篇章段落或零星短句搜集到一起,重新编排,以求尽量恢复原书面貌的工作. 辑佚古书,起源很早.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辨伪：考证古籍书名、作者和内容真伪及著作年代的研究工作。伪书的出现有其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作伪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有的伪题作者和书名,有的时代混淆,有的在内容上真假杂糅等等。

《四库全书》清乾隆间敕编。按照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部下分类。其中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部分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部分类下分属，如礼类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属，小学类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属等，凡四十四类、六十六属。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永乐大典》

明成祖敕解缙等撰，后复敕姚广孝等与解缙同监修。原名《文献大成》。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永乐元年（1403）闰七月始修，终成于永乐五年（1407）冬。全书体例仿元阴时夫《韵府群玉》及宋钱讽《回溪史韵》，并以《洪武正韵》为纲，按其单字排列，先注音义，又依唐颜真卿《韵海镜源》例，注楷、篆、隶各体。“用字以系事”，即“随字收载”有关文献。每首字及标目以下，或以一字一句分韵，摘引数句；或析取一篇，以篇名分韵；甚至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如《水经注》，即全书录入。就其体例而言，实兼有字书、韵书、类书、丛书之综合功用。采掇搜罗，极为浩博，且中多世所不经见之书。所收各种文籍大致有七、八千种之多。明代之前大量秘籍佚文，赖此以传。又其引文“皆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兼容并包”，故又有极高校勘价值，为唐宋类书所不可企及。此书正本原藏文渊阁，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曰：“文渊阁制既庳狭，而牖复暗黑，抽阅者必秉烛以登，内阁辅臣无暇留心及此，而翰苑诸君所称读中秘书者，曾未得窥东观之藏。至李自成入郡，付之一炬，良可叹也！”据此，可知正本毁于明崇祯末年。或谓被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死后葬入永陵。藏于皇史宬之副本，明清易代之际亦有散佚。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辑佚，所据即为副本，据当时清点之数，已缺二千四百二十二卷。嘉庆、道光之间，因挟带、偷窃，亦有部分散失。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绝大部分被焚毁，兵燹之余，亦被入侵者劫走。现散藏于近十个国家和地区。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共七百三十卷，缩印二百零二册，另附原书卷二四三五至二四三七“乌”字韵仿制本一册，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又将新征集之六十七卷影印出版，又连同原影印本七百三十卷合并影印成十六开精装本，分装十册出版，为目前最齐全之本。 

三、简答：（10分，4个）

1. 古代书籍常用的装帧形式

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2. 简述“文献”涵义的演进。

文献一词，是一个动态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

1、“文”、“献”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论语.八佾》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不能征之矣。

文献,文指文化典籍,献指年高而有道德学问之人.何晏集解引郑玄解为"文章贤才".所谓"贤才即指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这些人有丰富的阅历,见广识多,许多材料,特别是史料,都是靠他们口耳相传.

2、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著作--《文献通考》马氏在序言中解释了此书命名的来由：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已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

马端临也讲得十分明了,文是指书本记载,献是指名流口传议论.明谢肇氵制 《滇略》卷六《献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志乡贤也."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献"也是这个意思.

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新的理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运用,"文献"的涵义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从二十世纪初起,文献的材料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光记录,即感光材料胶卷,胶片,即用摄影方法保存文献.几乎在同时或稍早(1900年)出现了磁记录,即磁性材料磁带,磁盘,这是将声响,图象和数据变成电信号使磁性材料发生选择性磁化以保存声音,图象和数据的方法.至四十年代,出现了电记录,即电子存贮器,用计算机操作程序来存贮文献.这些以科技为基点的新型载体,与传统载体相比,尽管仍具备物质属性与信息属性,但从视觉(直视)看,符号属性消失了,符号为光,磁,电所代替.它必须借助于特殊的器械将光,磁,电转换成或还原成文字.这是传统学科面临的新问题.

3、198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给文献下了简明的定义。

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国际通用的《文献情报术语国际标准(草案)》(ISO/DIS5127)对"文献"的释义是:

在存贮,检索,利用或传递记录信息的过程中,可作为一个单元处理的,在载体内,载体上或依附载体而存贮有信息或数据的载体.

该定义强调了文献是可以进行加工处理的“单元知识”；存贮（记录）“单元知识”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存贮声音、图像、文字、符号等知识的磁性载体（磁带、磁盘、光盘）文献等。另一种说法是：

为了把人类知识传播开来和继承下去，人们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将其记录下来，或写在纸上，或晒在蓝图上，或摄制在感光片上，或录到唱片上，或存贮在磁盘上。这种附着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统称为文献。

简言之,就是记录一切人类知识信息或数据的载体.

3. 简述文献载体的发展变化。

一、  甲骨

甲骨四堂

对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四位研究家：罗振玉，字展堂。王国维，字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人称：甲骨四堂，罗董郭王。唐兰曾评价他们的殷墟卜辞研究“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四堂”分别从古文字学、史学、考古学、社会历史学等方面开拓了甲骨研究的新领域,其中又以雪堂起步最早。

二、 金石

古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一般分礼器（即祭器）和乐器两大类。礼器以鼎为最多，乐器以钟为最多，故铜器铭文也称为钟鼎文。

铜器铭文的字数多寡不一，字数较多的如西周时的大盂鼎。

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东周时期的“石鼓文”。唐代初年在陕西宝鸡出土，在十个形似鼓状的石柱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及贵族游猎之事，故又称为猎碣。出土之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曾写诗吟咏过，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

古代常常将重要经典刻在石碑上作为标准本。如在我国古代由于对儒家经典的重视，所以还有将整部儒家经典可在石碑上作为标准读本的，称为“石经”，历史上著名的有“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开成石经”

熹平石经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丹，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因其为汉代所刻，故一称“汉石经”。因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

正始石经三国时魏文帝正始年间，用古文、小篆和隶书3种字体，刻了《尚书》、《春秋》2部。也称 “魏石经”或“三体石经”。

三、 简牍

居延汉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这一带的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首次发现了约10 200枚简牍，先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胡适任研究院院长后,通过与美国国会图书馆交涉,1965年将这批稀世珍宝交付给了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再次在这一地区的烽燧遗址中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现存甘肃省博物馆。这些简牍年代约在西汉武帝末年(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之间，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这些简牍的内容涉及汉代长城沿边的边防屯戍及有关典章制度、屯戍吏卒的日常勤务和他们使用的兵器工具、吏卒及其家属的生活，沿边交通驿传的管理制度等，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居延汉简甲乙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银雀山汉简1972年在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竹简。简文书体为早期隶书，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1号墓出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若干种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其中《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证实了孙武、孙膑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宋代《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等兵书的出土，极大地推动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研究的普及和深化，并确立了中国古代兵法在中国古代史、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

睡虎地秦简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年至秦代的墓葬，从其中的11号墓出土了1155支秦代竹简，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等。云梦睡虎地秦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大量秦简，有一半以上是关于秦代法律，它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法典。云梦秦简的出土，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历史学家对于秦朝的法律制度了解很少，因为秦朝统一以后所制定的很多法律都已散失，而现存的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只是不成体系的一些片段，无法了解全貌，云梦秦简的发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些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助于秦文化的深入研究。秦简的发现对于研究秦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郭店楚简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战国楚简804余枚,计1.3万余字年代經推定為戰國中期偏晚。郭店楚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经古文字专家研究整理得知，郭店楚简全部为先秦时期的18篇典籍。其内容为儒家和道家两派著作

四、  缣帛

马王堆帛书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大批帛书，总计28种古籍，2幅地图，1幅导引图，共计12万余字。这些帛书出土时放在一涂漆木匣中。有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字体有篆、隶之分。篆书的抄写于汉高祖十一年 (前196)左右，隶书的约抄写于汉文帝初年。共 12万余字，均破损严重。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和《老子》甲乙本，其中甲乙本《老子》为所见最古的本子。篆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

五.    纸

赫蹏纸西汉时长安的一种薄小纸.纸质.《汉书·外戚·孝成赵皇后传》载,成帝时宫中有这种纸.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皇后赵飞燕之妹赵昭仪为害死得子的后宫宫人曹伟能,遣狱丞籍武送去"裹药二枚赫蹏,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赫蹏,薄小纸也."又引孟康曰:"蹏犹地也,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 

敦煌卷子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是汉武帝所设河西四郡之一，为当时丝绸之路通往中亚之要道，是汉唐时代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汉魏之际，西域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很深，敦煌也因而成为我国最早的佛教中心之一。自东晋时佛教信徒开始在此凿窟造像，至唐代，莫高窟已拥有1000多个内有精美壁画、佛像的石窟，故又称"千佛洞"。建窟造像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700余年。大约公元11世纪的某个时间，大量经卷、文书、绘画、法器被集中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封存起来，然后在外面重新绘上壁画。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第17号石窟（藏经洞）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洞窟。洞中藏有一层层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幡、织物、法器，总数约5万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遗书多数为手写本，不少写本是书法精品，也有少量稀世罕见的雕版印本。内容以佛经居多，另有不少道家、儒家经典，以及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占卜、信札、帐册、户籍、契约等文献。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现。

六、缩微胶片(胶卷) 

1909年,1913年,1917年,伯希和数次将部分敦煌文献的胶片送给罗振玉,罗振玉分别编印成《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敦煌文献丛书十五部. 1934年,著名学者王重民,向达分别到巴黎和伦敦,拍摄了大量的敦煌文献胶片.王重民并撰有《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敦煌古籍叙录》等.除了劫余部分外,被劫掠到国外的敦煌文献都是靠胶卷重新流传到国内的.直到现在,国家图书馆对某些珍本,孤本及前出版的报纸,杂志等仍采取拍摄缩微胶卷,以保存文献. 

七、.磁带,磁盘 

磁带,磁盘属于磁记录.磁记录是把声响,图象和数据变成电信号使磁性材料发生选择性磁化以保存声音,图象和数据的一种方法. 在电子存贮器,光盘,互联网出现之前,磁与胶片都对记录文献作出了贡献. 

八、电子存贮器,光盘,互联网 

    4. 目录学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

（１）考察古籍概况，确定研究目标：目录是文化发展史的缩影，通过目录，可以对本专业的古籍数量，学术价值如何，哪些古籍亟待整理出版，哪些需要辑补或辑佚，等从而确定研究的目标。

（２）搜集版本，选择善本：整理古籍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是校勘。因此，搜集多种不同版本，是进行整理的条件。通过目录，可以了解一部书的刊刻情况，版本的多少及其优劣，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条件。

（３）考篇目之分合：一部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多经过数次整理和刊刻，篇卷往往有分有合。如《素问》一书，《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其中有《素问》九卷；齐梁间全元起作《素问训解》为九卷，其篇目与今通行王注本不同。王注本整理为二十四卷，后世刊行版本，有九卷本，十二卷本，二十四卷本，而明正统道藏刊本为五十卷。这类情况，从历代目录对《素问》的著录，可以反映出来。

（４）考书之真伪：利用历代目录是否著录，可以考辨古书的真伪。如《银海精微》，旧题唐孙思邈撰。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根据唐宋各代的目录中未见著录，并结合宋代王安石等关于“银海为目”说，断定此书为宋以后之书。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此书不惟不见于唐宋艺文志，亦绝不见于明以前藏书家目录。考《千顷堂书目》卷十四医家类有《银海精微》二卷，在明代不知撰人之内，书名、卷数，皆与《四库》著录本同。然则此书乃明人所作，本不题撰人，亦未尝依托古书，不知何人忽题为孙思邈，盖方技家辗转传钞，因其书不著姓名，恐其书不足以取重，遂妄取古人之名以实之耳。”

（５）考亡佚之书：历代典籍的散亡，已述于前。有的全书亡佚，有的残缺不全。因而辑失工作也是整理古籍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目录，可以了解书的亡佚状况，如书名、卷数、作者、书的性质等，为辑佚提供有关的线索。

5. 图书分类法的演进

自从有了图书的收藏，也就有了对图书的分类的研究。从西汉到现代，我国先后出现了《七略》、《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有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

 1、六分法：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制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系统反映国家藏书的分类目录，也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

西汉文化知识结构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经典文化观念。“七略”的“略”是区划的意思，等于说一大块、一部分。《七略》将当时的图书分七种，其第一略是“辑略”，是叙例，被班固分别摘零编列在总序、六略序及各类小序。所以七略实则是六略，分为六大类，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大体系。《七略》原书已失传，我们只能从《汉书·艺文志》识其概貌。

六艺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儒家经典及六经读物。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诸子百家著作。下分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其中小说家不入诸子之流，所以称为“十家九流”。

兵书略　　收入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　　收入阴阳术数的著作。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收入神仙方技的著作。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诗赋略　　收入歌词与辞赋创作。下分：赋：屈原之属、陆贾之属、荀卿之属、杂赋；歌诗(歌词)。

2、七分法：南朝时宋代的王俭于公元473年编撰了《七志》。《七志》的分类法主要是继承《七略》之体,在六大部分之外另将图谱志列为一大类,将佛、道两家列为二类附于《七志》之后。比王俭稍晚一点的梁朝阮孝绪也采用了七分法编制了《七录》。《七录》的体系,严格说来与《七略》有很大的区别。例如,术数、方技合并了,兵书、诸子合并了,加上史部——记传录等,《七录》严格说来是五分法,只是因为将佛法录、仙道录正式作为大类,才勉强凑成七部分的。

按《隋书经籍志·序》载王俭《七志》的类目：

经典志  六艺  小学 史记  杂传

诸子志  古今诸子    

文翰志  诗赋 

军书志  兵书 

阴阳志  阴阳图纬

术艺志  方技           

图谱志  地域

佛、道附见

《七录》类目：

       内篇  经典录    记传录     子兵录    文集录   术技录   

       外篇  佛法录    仙道录

3、四分法：四部分类法始创于荀勖。据《隋志序》“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以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中经新簿》将图书发为甲、乙、丙、丁四部：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即六艺略的内容——经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即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内容——子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收录新兴的史部书和类书——史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即诗赋略的内容——集

这种图书分类体系的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七略》成书以后近300年间由于学术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典籍范围扩展的情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

晋元帝时，著作郎李充在《中经新簿》基础上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正式确立了四分法的次序。

《隋书·经籍志》总结前人经验，采用了经、史、子、集的专名，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成为我国第二部综合性的图书目录。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清乾隆时纪昀等奉敕编制《四库全书总目》，成为四分法的集大成者，把四分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四部分类法是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另一大体系。

《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67个子目编排图书的。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著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纪传体，了"二十四史"为代表，它们都是官修的正史；……杂史，如《朝野佥载》。史部还包括地理著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著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集部以文学书为主，但又不限于文学书。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4、十二分法：除《七略》、四部外，我国还有一些其它的分类法，最主要的是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该书标新立异地将图书“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体系完备，精详周到。但因为不是“正统”，影响不是很大。

5、近现代的分类法

我国近代，由于西学的影响，产生了一批新的的分类法：《西学书目表》、《古越藏书楼书目》、《南洋中学藏书目》等，打破了四部分类的传统，摆脱了尊儒思想。

1910年，《杜威十进分类法》开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繁荣局面，出现了一批“仿”“补”“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分类法，如《中国图书分类法》、《中国十进分类法》等。

后，我国先后出版了30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分类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法》）、《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等。其中，《中图法》已经修订出版了第四版，名称改为《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图法》是我国图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

目前国内大部分图书馆采用的分类法是《中图法》第四版，1975年出版，目前还有其电子版问世。《中图法》将图书分为五大部类：（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理论（2）哲学（3）社会科学（4）自然科学（5）综合性图书。

    6. 辨伪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1查明传授源流    

目录学与辨伪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些提要式书目里，常有关于古籍考辨的记载。

柳宗元《辨鬼谷子》说“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从而得出“《鬼谷子》后出”的结论。

历代辨伪学家都非常重视从史志著录考察作者和传授源流，以辨别真伪。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辨题名萧统所作的《昭明太子集》、题名岳珂所作的《索湖诗稿》、题名吴璃所作的《蕉窗葸隐词》等书为伪书，也都是从查考史志或诸家书目入手 的，这的确是考辨古籍的一个重要方法。

   2考订作者生平

《斜川集》十卷，题宋苏过撰。书中内容与作者时代经历不符。

据苏过墓志，过卒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但集中却出现南宋的嘉泰(1201一1204)、开禧(1205—1207)诸年号，以及周必大、姜尧章、韩惋胄诸人。集中所述时事，亦皆在南渡以后，这些都不是苏过所能接触到的。

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发现南宋词人刘过(1154—1206)《龙洲集》所载之诗与此尽同，所以《提要》判断此书“盖作伪者因二人同名为过，而抄出冒题为《斜川集》以渔利耳”。

3分析作品内容

旧诗中的“排律”一体，唐、宋、元皆未有，直到元末杨士宏选《唐音》，方以“排律”标目，明代高棅选《唐诗品汇》，仍之立目，从此一直沿用下来。

《孟浩然集》标有“排律”之体，故《提要》认为已有误入，断非原本。另有《山谷精华录》一书，题黄庭坚撰，任渊编，而其书列有“五言排律”之目，作伪之迹，不掩自露，其属“伪题编者”已毋容置辨。这些都是从文体上判断古书真伪的显例。

凡古籍中出现后代的称谓、人名、地名、朝代名以及谥号、避讳等等，则其书即使并非全伪，至少已经过后人的窜改或增补，这也是常见的通例。  

7. 古籍的版式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印页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称，主要有：

版面指每页上印版所占范围。版框 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行格 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版心 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鱼尾 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

白口、黑口 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牌记：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朱丝栏 乌丝栏 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8. 善本的标准“三性”、“九条”

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篡，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三性”是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九条”包括以下九方面：（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政权所印行的图书。（5）辛亥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7）辛亥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9. 论述校勘四法的优劣得失

１、对校法：

《校法四例》云：“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也就是广备本，用同一部书的各种版本互相参校的方法。

对校的前提和关键，在于考察版本的源流及优劣，鉴别、确定底本与校本。一般地说，底本必须选择善本，即成书年代较早，刻写比较精美、内容完整、错讹较少的传本，如宋元刻本及历代官刊本等。当然，如果能有祖本或接近于原稿定本的初刻本更好。因为从版本的规律来看，晚出的本子经过辗转重刻，难免增添些错误。当然，有些晚出的版本，由于经过了高手的精校，错误较少，也可以此精校本作为底本。底本选好以后，还应考虑用哪些本子作为校本。如果底本之外只有一两个不同的版本，可全部作为对校本；如果不同版本较多，则需要找清各本之间的渊源关系，选择部分与底本不同渊源的本子作为主要校对本。对校法的主旨在于校其异同，不校是非。实际上也可以把对校作为校勘的第一步，即收集校勘资料的过程，然后再用其他校法辨明是非和决定取舍。对校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各本对校发现版本间存在的异文，即“校异同”，从而为进一步确定底本正误提供可靠的内证——发现问题，并为改正错误提供有力的证据。

优点在于“最简便，最稳当”，“不参己见”，免去妄改之弊。其缺点则是“不负责任”，“不校是非”。通常情况下，不能完成校勘任务。对校是校勘方法中最基本的一种,凡校一书,必先用此法,然后再用其他方法。

２、本校法：《校法四例》云：“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择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此用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这段论述说明，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书中的错误。其中，有用本书文句订正错讹者，有参考注文刊定正文者，有根据文义、文例订正谬误者，亦有根据文辞韵律进行考订者。

使用本校法首先要具备以下几个前提条件：

(1)书籍须是出自一人之手，才可选用本校法。若是多人合著，则不可用此法。由于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遣词造句特点和行文的习惯，对问题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如果用本校法前后互证，强求一律，就会导致以不误为误的现象，失去“复原存真”的校勘宗旨。例如先秦古籍，流传至今，有些经多人改撰，已非一人之作。如《周易》有卦辞、爻辞、易传，《礼记》、《论语》为其孔子门人汇集，故用本校法时尤宜慎重。

(2)资料来源必须相同，才可选用本校法。因为资料来源不同，往往对历史、风俗人情、名物制度的记述各有差异，若用本校法前后比勘，互相校改，无异于削足适履。如先秦古籍中，《尚书》有虞书、夏书、周书，《左传》采自晋、楚、鲁、周、郑、宋、卫等国简策旧文，由于多引用旧文，不事改作，前后文字多有明显的差异，故不宜用本校法。

本校法的优点是：在没有对校本和他校本可据的情况下，仍能校正书中的文字错误。 缺点是：该法有一定的局限性，对非出一人之手和资料来源不同的古书，不能用本校；对于校出的误脱衍倒等异文，除可确认为抄刻致误者外，一般不宜迳改原文，只能写入校勘记中。

３、他校法：

《校法四例》云：“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法不能证明其讹误。”在此，陈氏明确指出“他书”是指“前人之书”、“后人之书”和“同时之书”。校勘古书，除了用对校本校之外，还可利用本书所引前人之书及后人所引本书之文进行校勘。

使用他校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

(1)必须弄清本书与“他书”的关系。据陈垣所论，“他书”也就是本书所引前人之书、引用本书的后人之书、与本书有相同或相近内容的同时代之书。此外，与本书作者相同或由同一著作分化出的“他书”，也应列入。

(2)对“他书”必须有所选择。在弄清本书与他书源流关系的基础上，便可根据目录和文献检索知识收集他书资料，并对收集的他书资料进行初步分析，看其引文内容的多少和可靠程度。一般说来，如果可供校勘的他书资料较少，则全部用作他校本；如果他书资料很多，就应选择相同内容较多、引文比较严谨者作为主要他校本。另外，他书也必须选择善本。

他校法的特点： 

(1)范围最广，用力最劳。他校法是以他书校勘本书，由于一书在撰写中常常引用大量的他书，又常常被多种后世著作所引用，所以他校法具有“范围最广，用力最劳”的特点。 

(2)非此法不能证明文字的讹误。因为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以讹传讹，各版本之间难以发现问题，反不如所引之书更符合古籍原貌，所以有时用他校法获益更多，非此法不能证明其文字的讹误。 

(3)不宜轻改原文。古人引书，不似今人严格，为了自身的编写目的或行文的方便，常改动原文，或凭记忆引书，或摘取有关内容，中间不示省略。

故以他书校勘本书，必须小心谨慎，只有通过对校、本校找出内证的情况下，才可改动原文，否则，只宜对专门名词术语以及时间、地点、人物等易于辨析的字句择善而从，而对其余的异文只宜写入校勘记中，不宜作为校改的主要依据。对于个别行文之出入、虚字之有无以及省略之引文等，不但不可据改，亦不必写入校记中。

4、理校法：

《校法四例》云：“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必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理校法就是据理推测正误。这是校勘的最高妙同时也是应当最慎重的方法。理校法的特点

(1)最为高妙。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对校、本校和他校只能校出异文，而对异文的是非正误，必须通过理校加以判定。特别是在没有资料可供比勘的情况下，要想正确地推断古书文字的正误，就更加困难，故段玉裁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要想正确地运用理校，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从不同角度分析判断古书的文字。如果运用得恰当，则可以解决千古悬案，平息后世纷争，为读者提供可靠的资料。 

(2)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对校、本校和他校，不论内证或外证，总有可供比勘的文字，所以比较稳妥，而理校法主要据理推测正误，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往往会得出错误的推断和结论，不仅不能纠正古书中的讹误，反会以不误为误，妄自勘改，使纠纷愈甚。所以理校必须严肃谨慎，以事实为据，不能凭空臆测。

校勘的方法虽然有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方法，但在实际校勘工作中，并不是孤立的使用，而是几种方法综合运用，特别是遇到较为复杂的问题时更是如此。同时，校勘的历史也已证明，凡是比较成功的校勘，也都是采用综合校勘取得的，即所谓“曲径旁通，多方求正，终得其是”。

10. 辑佚的资料来源有哪些？ 

1类书    

是辑佚的重要资料来源。《北堂书抄》，虞世南在隋任秘书郎时所编，一百六十卷。书中避隋讳，《直斋书录解题》：“其书成于隋世”。书中摘引隋以前古籍中的词句甚多，可惜不尽注明出处。

2古注  

  清代学者从汉人经注中，辑录先秦和汉代人的经说，从唐人义疏中，辑录魏晋人的经说，汇成辑本，已取得不少成绩。除经注外，最受重视的古注，当推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及李善《文选注》等。

3子史群书 

  先秦子书如孟、荀、庄子和汉代子书《春秋繁露》《论衡》等，也都保存有古子家说，钩玄索隐，未尝不可集腋成裘。

4总集    

《文选》选录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为38类，共700余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上承《文选》，辑录南朝梁末至唐末作家2200余人，作品近2万篇。其中南朝诗文居十分之一。唐人诗文占十分之九，唐代散佚诸集，多赖此书得存。

5杂纂杂抄    

指“类辑旧文，涂兼众轨”的资料汇编性质的书，有些宋元笔记，往往也保存一些珍贵史料，可供辑取。

6地方志    

地理志乘之书，以《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舆地记胜》等对后世影响为大。

7金石 

   金石类书籍种类繁多，王昶《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搜罗最备。其书著录三代至宋末辽金历代石刻1500余件，按时代编次，摹录原文。间加训释，保存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常为辑佚者所采摭，

8石室秘藏与出土佚书  

清光绪二十五年(19)发现的敦煌莫高窟藏书，皆唐五代人手写，并有雕本，佛经尤多，还有不少文学作品，

最令人珍视的有唐、五代词和变文。

9海外流散佚书    

我国的古典文献，流传到朝鲜和日本的较多，尤其是日本。

四、论述题（15分）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