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书・
摘 要 分类论述《世说新语》中有关神童的记载并探索其成因与培育途径,为今天优生优育作借鉴。
关键词 世说新语 神童 成因 培育途径
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因素。要想促进社会的进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就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发现和使用。优质人才的涌现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从小就表现出才质兼美的人尤其为社会和家庭所重视和瞩目,他们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神童”。早生于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不少关于神童的故事,研究他们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今天大谈特谈“神童”和“早慧”的人们来说,不仅很有意义,而且十分饶有兴味。
一、“神童”神在哪里?
《世说》除了在《夙惠》篇中几乎专章论述“神童”以外,还在其他的篇章中也记载了不少,共有20多位,如何晏、王戎、张玄,陈元方、陈季方等,各有各的“神”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智商超群
智商超群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耳聪目明,有惊人的记忆力。《夙惠》第一篇就记载了陈元方和陈季方兄弟俩的事。他们是东汉名士陈仲弓的儿子,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陈仲弓安排小兄弟烧饭,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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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与客人议论,可是到了开饭时间,饭还没有烧好,陈仲弓便问兄弟俩饭怎么还没蒸好,兄弟俩便跪下说:“大人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著箄,饭今成糜。”陈仲弓又问道:那么你们记住了什么呢?兄弟俩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开了,互相穿插补充,将客人与父亲的对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了出来,真可以说是过耳不忘了。类似的还有张玄之和顾敷。一个是顾和的孙子,一个是外孙,年龄都只有七岁,一同住在顾和处。顾和常常同当时名士清淡,他们俩便在旁边玩耍,好像一点没有注意大人谈话,但是等晚上客人一走,他们俩就在灯下模仿复述客主双方的言论,丝毫没有遗漏的地方,令人称奇。
神童智商高的另一表现是有过人的判断力、洞察力。如王戎小时候同一群小孩游戏,有个小孩发现路边有株李树,上面有许多李子,于是大家争着爬上树去摘,只有王戎一人没有动弹,有人觉得很奇怪,便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那李子肯定是苦的,因为它长在路边,如果好吃的话早就被人摘光了。采下李子的小孩一尝果然是苦的,根本就不能吃(《雅量》4)。再如孔融的两个儿子更是识见惊人,甚至超过他们的父亲———小时候也有“神童”之称的孔融: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否?”儿徐进曰:“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言语》5)
对政敌斩草除根是曹操一向的方针,从来不曾心慈手软过,而且孔融名声太大,又不肯向他低头,屡次在大庭广众下出他的洋相,曹操不杀他难以服众,必杀一儆百以镇住时局和,不管怎样,孔融绝无活命之理,他的两个聪明过人的儿子如果留下更是心腹大患。可悲的是孔融对曹操的认识和对祸患的预见,还不如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样著名的论断竟出于岁小儿之口,从此成为千古名言,小儿真神哉!
(二)极富同情心和爱心
《世说》记神童另一神的地方是都非常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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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于向大人建议,实施自己的爱心。《德行》篇33载: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著青布绔,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谢奕对一个有罪过的老人处以酒罚,虽然可属“风流”之罚,然而在小小年纪的谢安看来仍是太过分了,他的一句童言———“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其中蕴藏着多少同情与爱心!他的话使谢奕猛醒,为之改容,立即放了老翁。
神童对人的爱心更多地体现在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爱戴上。一旦有人要损害自己父母的名誉,他们便会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使人不可小觑。如《方正》1中记载陈仲弓与人约好中午一同出发,可中午已过,友人未到,陈就先走了。客人后来到了,见到七岁的陈纪在门口玩,就问他父亲的行止,陈纪告诉他,父亲见他未来便先走了。客人非常生气,就说:真不是人,与人约好的,倒丢下别人自己先走了。陈纪马上回敬他:“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令客人羞愧万分,连忙赔礼道歉。陈纪维护了父亲的尊严,成为千古佳话。而八岁的范宣对父母的敬爱则有另外的表现。一次他在后园挑菜,误伤了手指,于是大哭起来。别人问他是不是痛得很,他答道:“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因为孔子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遗训,他小小年纪竟能领会此意,确实非同一般。
(三)技艺与胆识过人
《世说》中的神童还有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技艺与胆识过人。如王修十三岁时就写出《贤人论》,为当时的知名学者评为“足参微言”。江仆射年少时就擅长下棋,戴逵十一二岁就画艺惊人,邓艾十二岁时就揣摩行军打仗,与孩子们玩时,动辄作军事游戏,计划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安营,俨然是个小军事家。胆识过人的记载更加有趣,皇帝心血来潮,“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好多人都不敢去看,小王戎却去了,而且还仔仔细细地观赏了一遍,毫无惧色。晋武帝突发兴致,要见山涛的儿子,山涛不敢推辞,来问儿子。当时山涛儿子正坐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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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戴着便帽去了会对皇帝不敬,就不愿去见皇帝。通过这件事,都认为山涛的儿子识见胜过山涛,山涛也感叹自己不如儿子。这些以及前面提到敢于顶撞损害父亲名誉的大人的陈纪,都是很有胆识的。
(四)应对巧妙
伶牙利齿,应对巧妙,更是《世说》中神童的特长,几乎每个神童都是出语惊人。这些惊人之语又常常是出乎提问和发难者的意料之外,并且常有后发制人的效果,如孔融小时候在大庭广众中高谈漫议,引起在座众人的赞叹,可是却有一位不识相的人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马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君必小时了了者”,令那人哑口无言。
再如孔坦去拜访梁国杨家,主人不在,九岁的儿子出来待客,孔坦指着果盘里的杨梅逗他:“此是君家果。”那小机灵应声便道:“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孔坦忍俊不禁的同时,不得不佩服此儿的聪明机智、敏捷善对,甚至高大人一筹。
钟会,钟毓兄弟关于见皇帝时出不出汗的回答也十分巧妙有趣。魏文帝曹丕听说钟繇的两个儿子“少有令誉”,于是召见他们。见到皇帝时钟毓汗流满面,文帝便问到:“卿面何以汗?”钟毓对答:“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又问钟会,“卿何以不汗?”钟会的回答是:“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这段妙对,不仅反映出小兄弟俩才智过人,而且犹如顾恺之的传神之笔,画龙点睛般勾勒出两人的不同性格特征,钟会虽然并没有害怕,却把这种不出汗的原因也说成害怕,可见他从小便比较滑头,是个善于奉承应酬的人。
应对最妙的要数“日近长安远”的故事了: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涕,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答曰:“日近。”
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头见日,不见长安。”(《夙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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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之所以大为世人传诵,有它多方面的原因,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晋元帝偏安于江左,名士大族皆从北方迁来,他们的心理非常复杂,亡国之痛还时时从心底泛起。元帝关心故土的情况,见有人从北方来,便仔细询问,并伤心流泪。就自然引起儿子的提问,也自然地转入问儿子长安与太阳哪一个更远。儿子的回答使他转悲为喜,充满了希望,于是他特意召开盛大宴会向群臣昭示小太子的英明。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着所有文武大臣的面,儿子似乎有意给父皇难堪,回答与昨天完全相反,使得父亲大惊失色,然而正在父皇无脸下台时,儿子解释道:“举头见日,不见长安。”真是一语惊四座!今天看来这句话虽然是不科学的,然而却大大地超出了所有人的意外,并迎合了当时人的胃口。当时清谈之风正盛,对人的才辩能力极其重视,甚至大有庄子诡辩之遗风。“举头见日,不见长安”这种虽不科学又近于幼拙但颇得玄风之旨、诡辩之趣的妙语,得众人之盛誉是理所当然了,从这段对话,太子的睿智敏捷和善思令人赞叹。
二、神童之“神”从何而来?
《世说》中这些神童是天生的,还是人工培养的?如果培养,又是怎样培养的呢?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世说》中的例子,不难找到正确答案。
首先从大环境来看,当时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氛围之中,知识与智慧受到尊重,人的个性与才华受到欣赏与重视,热爱人才,尊重人才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聪明过人、口齿伶俐,然而又不失孩子气的小神童更是大家精心呵爱的重点对象。上至最高层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对神童的喜爱和关注都是一致的,且都是发自内心的。就连平素以心狠手辣著称的曹操也是如此,《夙惠》篇2载: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人问其故,答曰:“何氏之庐也。”魏武知之,即遣还。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何晏的喜爱程度,恨不得让他天天都在自己身边,甚至想让他做自己的儿子,这可真是天大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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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何晏却并不乐意留在宫中,又不能明白地“抗旨”,他便采用了图解的方式,在地上画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说这是自己的家,其实是说自己像囚犯一样,因为人在框中正是一个“囚’字。曹操一下子便明白了何晏的意愿,送他回家了。曹操爱神童确实是出于真爱,这种爱不仅表现为对神童的欣赏重视与物质上的关怀备至,而且没有因为他是小孩子,自己是一国之尊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十分尊重神童的人格和意愿,这就是真正的爱才。
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可以说已经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神童更是为大家津津乐道、关爱非常。如许多神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参与到当时的士人清淡圈中,并且受到大人的热情鼓励和赞赏。谢尚八岁时就“语已神悟,自参上流”,当时的人都交口赞叹道:“年少,一坐之颜回。”(《言语》46)对于这些神童,人们甚至用当时品评名士的标准来一一鉴赏、分别高下。如郗超见到傅瑗的两个儿子很可爱,观察了很久,品评道:“小者才名皆胜,然保卿家,终当在兄。”(《识鉴》25)《言语》51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懕。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被亲故泣,不被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顾和的一句问话终于试出了孙子与外孙的高下,证明了自己原来推测的正确。当时的爱才之风之盛,甚至到了连神童的影子都欣赏的地步,如任育长年少的时候就“甚有令名”,名士王戎挑女婿,数百人只选中四个,任便是其中之一,其“神明可爱,时人谓育长影亦好”(《纰漏》4),真是喜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次从小环境来讲也是十分有利于神童的出现与培养的。这个小环境指的是家庭。从刘义庆记载来看,这些神童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诞生于士门大族之家,父母兄弟亲属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都比较高,如王、谢、张、桓、陈、孔、钟等都是当时的大姓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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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王戎的父亲王浑在当时就是名人,又是大官,影响和势力都很大;陈纪、陈谌兄弟俩的父亲陈仲弓既是大官又是学者,德高望重,孔融为“圣裔”更是众所周知,钟氏兄弟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钟繇,他高居太傅之职,不仅是大文学家,而且是杰出的书法家,他首倡的楷书使他名垂千古……至于神童的亲戚朋友中名人雅士就更多了,他们不仅自身文化层次高,而且极其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对于子女的教育自然更是尽心尽力,丝毫也不放松。如高居太傅之位的谢安平时在家里就经常给儿女们上课,在下雪天还把儿女们召集起来,与他们论讲文义,后来看到雪下大了,便以雪为题,让儿女们即兴吟诗作比。所以,从这样的家庭中出几个神童是很正常的。就连在这些家庭中的奴婢也都是有些教养的,甚至也读过不少书,如郑玄家的奴婢不仅熟读《诗经》,而且还会活学活用,有一次,一个婢女犯了错误,被罚站在泥水中。另一个婢女正好路过看见了,便问道:“胡为乎泥中?”那个被罚的马上答道:“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文学》3)“胡为乎泥中?”和“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都是《诗经》中的句子,不熟读《诗经》或是熟读了而不善于思考的人,是根本想不出这么绝妙而有趣的应对的,由此可见郑家人水平之高,奴婢尚且如此,何况其他的人呢?
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们不仅极为重视,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法。首先针对儿童的特点,他们采取的是以鼓励引导为主的方针,从不采取硬灌和填鸭式的教学形式,也从不打骂和惩罚孩子,哪怕他们真的犯了错误。他们努力营造的是一种非常宽松和自由的教育环境,没有一定的成法和戒律,这样的环境十分有助于儿童智力的开发,有助于他们想象力的发达和思想的活跃。陈仲弓的两个儿子因偷听大人谈话而把饭烧成了饭糜,陈仲弓没有一句责怪的话,而是马上问你们到底听到了什么,当兄弟俩几乎一字不拉地把宾主双方的话复述出来时,陈仲弓欣喜若狂,说道:“如果这样的话只要饭糜就可以了,何必要烧饭呢!”可以想见这样的一句话对小兄弟俩是多么大的鼓励啊!在这样的家庭中没有专横的权威,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有的是一种民主的气氛,小孩子与大人一样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甚至被鼓励着参与家政乃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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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如谢安八岁的时候就被哥哥谢奕抱着一起去审案,看到不当,连忙劝止。难能可贵的是,谢奕竟为之改容,立刻“纳谏”,一点也没有当作是“童言”置之不理,而是立即改容照办,这就是当时的“家风”。
他们不仅在家里积极鼓励“神童”的成长,还努力地向外人宣传自己家“神童”的神异之处,目的在于把“神童”由家庭推向社会,获得良好的声誉,为子女将来成为国器铺平道路。晋明帝因为儿子的一句关于太阳和长安谁近的回答,竟然想到要开一个盛大的宴会来展示一番,昭示太子的英明,为太子以后登基奠定基础。至于一般的士族家庭虽不会如此张扬,但是他们或让孩子直接参与士族的聚会和演讲,让他们靠自己的本事去获得美名;或是自己向亲朋好友宣传,扩大其知名度,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想让“神童”为社会所承认和接纳。如王澄给别人写信,把自己的儿子王微大大地称赞了一番,说他是“风气日上,足散人怀”(《赏誉》52),王应也向别人夸他的儿子“其神候似欲可”(《赏誉》49)。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虽然“神”过大人,然而却没有大人的那种老成气,而是身心自由,天真活泼,他们善于思考,不人云亦云,个性鲜明,自信心和参与意识都非常强。
这些家庭的学术气氛都非常浓厚。这些家学深厚、世代书香之家,不仅有着丰富的藏书,优越的读书条件和环境,而且有着一种读书求学的气氛,平时与父母往来的也都是士族名家,他们一见面便是讨论文义、清谈玄理,就连家里的仆人都深受影响,更何况那些求知欲极其旺盛、好奇心和模仿力都特强的孩子呢。他们天天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就学起了他们父辈的样子,甚至把清谈当作一种有趣的游戏来演习,如前面提到的张玄和顾敷在家里客人走后便模仿大人的样子清谈,学得维妙维肖,分毫不差。让孩子们有意无意地接触学术讨论,在耳濡目染中发生兴趣和增长知识,是当时人教育子女最常用的。谢安夫人有一次责怪丈夫不太管教孩子,谢安回答说:“我常自教儿。”(《德行》36)意思是说我每天的言谈举止都是在教导儿子。这种不直接训导,而是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感染和诱导的教育方法,是当时家教的一大特色。
再次,神童的大量出现恐怕与道家房中术还有一定的关系。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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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方术十分盛行,人们非常重视延年益寿之道,号称能够使人长寿登仙的房中术自然受到名士们的青睐。在这些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讲到了受孕的选择、孕期的护理和优生,虽然里面掺杂着一些神仙迷信和不科学的成份,然而有许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科学性,如六朝人所著的《洞玄子》书中就有:
凡女怀孕之后,须行善事,勿视恶色,勿听恶语,省淫欲,勿咒诅,勿骂詈,勿惊恐,勿劳倦,勿妄语,勿忧愁,勿食生冷醋滑热食,勿乘车马,勿登高,勿临深,勿下坂,勿急行,勿服饵,勿针灸。皆须端心正念,常听经书。遂令男女如是,聪明智惠,忠真贞良,所谓“教胎”者也。
由此可见,早在1400多年前我国就有了“胎教”一说,而且其中的许多观点即使用我们现代医学观点看来都是有道理的,符合现代优生学的原理。用道教这种“教胎”之法养出的孩子虽不一定个个都是“聪明智惠”和“忠真贞良”,然而它确实能保证母子平安,有利于胎儿身心的健康成长。
当然神童的出现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因素,如遗传的因素、个人后天的努力等等,然而在这种对“胎教”重视,对子女教育重视,对文化重视的时代,产生大量的神童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所以社会好,神童才会多,神童之“神”才能更好地发现和发挥!这大概就是刘义庆的“神童观”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责任编辑:倪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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