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网格化社会治理

孙东河

江苏省常州党校，江苏常州213016

摘要：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当前响应国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举措和优秀成果，已成为地方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重要抓手。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的兴起和推广绝非偶然，而是有着丰富、深刻的现实背景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推进了管理资源要素集成与公共服务流程再造、精细化管理和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回应了地方在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取得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和做法，其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局限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进。

关键词：网格化；社会治理；信息化；精细化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9）25－0275－02

作者简介：孙东河（1974－），男，江苏省常州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网格化社会治理最早是在2004年由北京市东城区探索出来的一种新的数字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随后在上海宁区、浙江省舟山市、湖北省宜昌市等地区不断实践、总结和推广。简单地说，网格化社会治理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管辖区域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将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具体网格，通过现代化信息技术，全面快捷地完成网格内信息采集、综合治理、民生服务、城市管理等多项职责。网格化社会治理是当前响应国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举措和优秀成果，已成为地方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重要抓手。

一、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兴起

网格化社会治理的灵感来自于电力和自来水的应用，正如终端用户在使用水电时只需打开开关即可快捷、便利地获取水电资源，而不必考虑后台（电网水网）供应的一系列复杂过程。网格技术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发达国家，起源于计算机领域，后来不断扩展至其他行业和领域。“网格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用户在使用网格计算能力时能够做到如同使用电力一样方便，为用户提供与地理位置无关、与具体计算设施无关的通用计算能力，消除信息孤岛和资源孤岛，实现信息的高度融合与共享”。［1］网格化社会治理同样包括“网格”和“用户”两个部分，只要“用户”提交需求就可以方便快捷得到“网格”的优质服务。因此，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核心思想就在于用户提交需求的便捷性和网格响应需求的精准性与及时性。

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的兴起和推广绝非偶然，而是有着丰富、深刻的现实背景的。可以说，近几十年来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空前的挑战和压力是网格化社会治理产生的最重大、最直接原因，也为网格化社会治理不断发展和推广提供了持续性的现实动力。首先，在新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治理搭建了“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治理结构和联结控制机制。在这种模式中，单位组织几乎包揽了单位成员甚至成员子女的医疗、住房、交通、教育等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全部事务。为数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个人依赖于单位，大量的社会管理和服务都由单位自身办理，形成了“单位办社会”的格局。而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社会治理功能则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只是作为对单位制的补充，对极少数游离于单位组织之外的人员进行管理。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现实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民营企事业单位、个体户、自由职业者蓬勃发展，在基层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在传统意义上的“没有单位的社会人”。另一方面，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改制的浪潮到来，单位制受到强烈冲击而日渐衰落、萎缩，国家通过单位控制社会的基础也随之发生了动摇。由于新经济组织基本不承担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责任，叠加原先的“单位办社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当广大居民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困难时，既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单位”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也不知道究竟该向谁去寻求帮助，由此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产生了“主体缺位问题”。其次，原本我国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社会治理功能就比较薄弱，面对新近出现“没有单位的”和“失去单位支撑”的巨量的民众回归社区，大量的复杂难解的问题和矛盾在这个基层管理与服务的“薄弱地带”越积越多，从而对党和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成为地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随着改革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社区逐步取代单位成为基层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显然，旧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和力量无法承担如此重任，显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比如，管理服务理念滞后回应性差、机制僵化运行不畅、方式简单粗放效益低下、信息闭塞居民满意度低。面对如此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各地区都在积极、努力地探索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举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由此应运而生、脱颖而出。

二、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创新

网格化社会治理通常会在全地域依据一定的标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划分若干网格（比如城市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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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村200户为一网格，或者以一万平方米作为网格单位），配备网格长、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等若干人员。网格化社会治理通过各类管理资源要素集成和公共服务流程再造，凭借网格化信息系统管理平台，推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构建网格责任包干机制等一整套的运行机制，确保社会治理运行通畅、行之有效。

（一）网格化社会治理实质上是探索以公共需求和结果为导向，对各级和职能部门的各类管理资源要素集成和公共服务流程再造。网格化社会治理模式在纵向上将社会治理资源各要素下沉到社区以下更小的单元———网格，通过专职网格员收集信息、发现问题、提供服务。一般问题网格内解决，网格内解决不了的及时上报上一级平台，从而在组织体系上解决了基层管理与服务中“主体缺位”和“管理真空”问题，实现社会治理上的“纵向到底”。同时，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横向上各部门的管理与服务的职能打通，涉及民众的问题和需求在网格收集、集中，实行“小事一格解决、大事全网联动”，各级都有这样统一的平台，使得问题和需求可以快速地到达相关的职能部门，实现社会治理上的“横向到边”。网格化社会治理既不改变原有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治理结构，也不增设横向上的新的职能部门。而是强调基层民众的需求为导向，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资源要素纵向上延伸到网格，同时强调整合横向上原有职能部门的管理服务资源，尤其是强调提升部门间的综合协作能力，从而实现各级和职能部门的各类管理资源要素集成和公共服务流程再造。

（二）精细化管理是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网格化社会治理就是对“网格”内各项管理与服务进行精细化管理的探索尝试。面对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和社区治理的复杂多变，旧的社区管理中粗放型的管理方式显然难以为继，主要表现为管理职责不明确、流程不完整以及管理对象的种类不具体、数量不准确。而网格化社会治理努力探索将企业精细化管理引入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管理以十九世纪末泰勒的科学管理为基础，成熟于十世纪中期的日本。精细化管理以提高管理效率为目标，科学确定程序标准，以最大程度降低管理和服务的成本。精细化管理首先要将管理总目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整套从“操作层面”到“战略层面”的综合立体式的“目标体系”；要将明确的管理职责、指标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并通过考核激励和责任追究加以强化；推崇管理的标准化和程序化，并通过规范明晰的工作程序力图有机衔接所有流程和环节。相对于粗放型的管理方式，精细化管理并不仅仅是管理方式手段的提升，更是当前网格化社会治理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益求精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

（三）现代信息技术为网格化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治理创新显然将会产生数量空前的“网格”，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海量数据。现代信息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应用为精细化处理海量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数据提供了得以成功的途径。当前先进地区在建设网格化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时，都必须开发一个综合性、集成式的网格化管理信息管理系统，并努力与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系统实现交互共享，推进信息化集成，统一标准、整体联动。许多先进地区还在探索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与综治中心、合成维稳中心“三中心合一”模式，构建上下贯通、横向联动、内部统一的规范化、高效化运行机制。从当前实践效果上看，网格化社会治理有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力支撑，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社区治理从静态管理、粗放型管理、被动管理、多头分散和事后处置向动态管理、精细化管理、主动服务、综合协调和预警防治的转变，显著提升了社区运转效率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四）网格化社会治理离不开有效的运行机制。网格划好、人员配齐、系统平台构建完备还不足以使网格化社会治理运转良好，还需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强化党建引领机制，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探索网格党建工作实质化运行新机制将党建服务点设在网格、党支部建在网格、党员纳入网格，使党的领导充分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最末梢。［2］从实践上看，网格化社会治理首先就是对“网格”内各项管理与服务进行的网格责任包干制。网格员承担网格内从社会治安、民生服务、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全面明确的工作职责，确保网格内物件和事件都有人管理和服务。既然是责任包干，就必然需要配套考核激励机制以增强工作纪律和责任感、激励网格管理员的工作主观能动性，从而提升网格工作效率、效能和效益。从目前实践情况看，这一机制一般由“群众评议、督查评议、专项评议、年度评议”构成，每项权重分值均有所不同，其中群众评议权重最大，并依据评议得分兑现综合绩效考核奖励。［3］除了以上三项机制，表达机制、分层解决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组织协调机制等等也是网格化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网格化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借鉴并实现了对“无缝隙”理论的超越。网格化社会治理推进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管理资源要素集成与公共服务流程再造、精细化管理和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回应了地方在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取得许多卓有成效的经验和做法。但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出现毕竟只有十多年的时间，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局限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进。

［参考文献］

［1］Foster，C．Kesselman．The Grid：Blueprint for a new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M］．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USA，1998：34－37．［2］张恺．社区党建网格化实施路径研究［J］．郑州党校学报，2012（6）：34．

［3］竺乾威．公共服务的流程再造：从“无缝隙”到“网格化管理”［J］．公共行政评论，2012（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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