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样的文字很是有些为难，《徐向前回忆录》付梓之时，徐帅本人已是耄耋老者，他老一生身经数百战，转战数万里，经历的历史事件太多，发生记忆错讹是正常的。但作为回忆录的执笔人员，的确有义务有责任认真核对相关史实和地理要素。笔者在此指出该回忆录的一些硬伤，是希望回忆录的执笔者们，本着求实求真的态度，在再版时以加注的方式予以弥补。  【回忆录原文】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门为岷江和杂谷脑河汇流的地方，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 【判读】 “理县下东门”实为今汶川县龙溪乡的东门寨村（今“羌人谷”旅游区），当时属理番县，因地处古灞州城东门之外而得名。此地实为龙溪河与杂谷脑河的汇流之处，距岷江峡谷尚有约10公里路程。东门外距薛城以东约20公里，距杂谷脑以东约40公里。（参见图1） 【回忆录原文】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因此起草了一份电报给，并且要我第二天去懋功，当面向陈述他的意见。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我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我要指挥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张国焘回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仍按的决定，攻打松潘。具体部署是：以王树声率四个团于岷江东岸，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阵地，继续阻击和牵制川军，并吸收胡敌南向；以陈昌浩率一部（右路），我率一部（中路），分路经黑水、芦花北进，出毛儿盖，迂回松潘。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从理县、茂县出发。就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慰问团抵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慰问团成员有李富春、林伯渠、罗迈（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张国焘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要权。还煽动一些同志，向建议由我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陈昌浩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我当时被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 【判读】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据林伯渠日记与陈昌浩等回忆等印证，张国焘与慰问团一起从两河口出发，在行至距杂谷脑以西约20里的关口（今朴头乡）时，张将慰问团安排在关口红军大学住下，自己先行去了杂谷脑。当晚21时，张和徐、陈曾联署过一份关于松潘战役部署调整的电报（有可能是张以张徐陈名义代署的），尔后便经薛城去了东门外，在东门外与徐向前、陈昌浩会面。“张国焘回茂县后，又来电话”，此处似不确。根据林伯渠日记与李富春1935年7月6日1时致电内容判断，张见了徐、陈后并未去茂县，而是留在东门外与赶来的慰问团会面。7月5日，还召开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和川陕领导的会议，史称杂谷脑会议，但这个会议实际上是在东门外召开的。7月7日，张国焘陪同慰问团从东门外赶回了杂谷脑，并没有再去茂县。“七月六日，我和陈昌浩分别率从理县、茂县出发”，根据朱德总司令1935年7月7日23时致李先念电中“徐、陈昨由理往茂”及徐向前回忆录的有关记录及其他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徐向前当日与陈昌浩一起经茂县去指挥黑水河下游的红四方面军，并没有返回理番县前去芦花指挥松潘战役的“中路”。“就在我们出发的当天，慰问团抵杂谷脑，慰问四方面军。慰问团成员有李富春、林伯渠、罗迈（李维汉）、刘伯承等同志。张国焘去杂谷脑，迎接慰问团。后来我听说，张国焘曾在那里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要权。还煽动一些同志，向建议由我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陈昌浩也发电报要求由张国焘任，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总参谋长。我当时被蒙在鼓里，对这些事情一概不知”，此说亦与实际情况不洽：一、慰问团李富春、刘伯承并不是7月6日才赶到东门外的，而是在7月3日或4日赶到东门外的；二、根据李富春6日1时致电的内容可知，7月5日，张国焘与徐、陈一起“商说”，向提出了徐任红军副总司令、陈当总政委等建议，所以这个要求，徐向前是知情的。至于陈昌浩7月16日致电要求张任等要求，徐向前有可能并不知道。  图1：杂谷垴和东门外

《林伯渠日记》中1935年7月2日～5日及7月7日的记录  七月二日，晴，早六时行（注：从大秋地出发），行约八十里到关口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宿营。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时抵杂谷脑，及番人群众均列队街口欢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东门外访徐、陈、原总兵站部吴先恩。余留此。……七月七日，晴，晚国、富、伯各□□自东门外回。 ——《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党史资料·第辑》（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4～第5页及相关注释，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李富春关于张国焘等建议充实总司令部、设常委事致朱德等电（1935年7月6日1时） 朱、周、王、毛：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富春六日一时 ——《李富春关于张国焘等建议充实总司令部、设常委事致朱德等电（1935年7月6日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9页，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朱德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及筹粮等部署致李先念等电（1935年7月7日23时） 先念并转陈、刘飞送林、聂：甲、四方[面]军五个团仍在石碉楼南。徐、陈昨由理往茂，拟经沙坝向石碉楼进，主力须俟石碉楼打开方由河东抽调。张今日赶杂谷脑，将经马塘到芦花与会合。三军团先头明日可抵芦花，开马河坝，九军团及后梯队在党坝、卓克基筹粮，五军团留懋功、大[达]维，协同二十五、二十七两师五个团扼守该地域。乙、胡敌既有两团在毛儿盖，我军不宜冒进。应集结二六七团、一军团主力及八十八师两团往攻，以便一举消灭其全部，并严防壤口通毛儿盖道上之敌向我前进的翼侧袭击。丙、八十八师两团应在芦花筹粮两天再进。六团留芦花整顿，并协同军团、师直属队与先遣工作团筹粮。丁、三军团九号起决以两个团带工兵、炸药向石碉楼攻击，以协同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打开此路，其另两团及教导营则维护马塘到芦花交通，看守桥梁并肃清沿途反动。戊、总政明日起往芦花。各部筹粮，首[先]须搜山，并争取藏民回家。麦子未全熟的及非土司、汉官的，不宜早割与全割。己、二十二分队由李派队暂送林、聂，用徒步通信至少一连。庚、运动必须集结前进，宿营地周围加障碍，严密警戒，搜山须配足火力，严密戒备。芦花至大[打]古交通，由林、聂派队维护。辛、敌情、道路侦察及执行情形，电告。朱德七号二十三时 ——《朱德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及筹粮等部署致李先念等电（1935年7月7日23时）》，《后勤工作·文献㈠》（中国人民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48～第449页，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陈昌浩有关东门外会议的回忆文字 会后派刘伯承和张国焘回来传达，但张国焘在路上把刘伯承留下了，只他一个人回来，完全用他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还是钦佩的，感到红军发展很大。但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以毛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好象都不对，遵义会议前是错了，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垮了，只剩下几千人。并以此为其脱离通南巴苏区作辩护（当时有些干部对离开有意见），证明他的领导正确，保存了力量，成了红军的主力，一方面军是不行了。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特别是攻击毛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我的思想除了右倾的共同点外，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了他的俘虏。对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的是否正确。但当时在表面上还没有什么，以后就会合了。两河口会议，事后回想起来我和徐都应该去，我悔恨的是那时我们去了情况会有不同，就不会光听张国焘一面之词。……两河口会议后他把刘伯承留下，只自己回来传达，主要是要抓我做他的帮凶，做他反党反的前哨站。 ——《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档案馆。 ……国焘由两河口开会回到离杂谷垴东廿里之徐向前所在地[引者注：实为离杂谷垴东80里]与我及徐向前见面时，国焘不待代表李富春、刘伯承到达，即满口提出非事实的诬蔑…… ——《陈昌浩自传》（1939年12月24日写于莫斯科）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