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种视角为参考框架
西方关于人际传播理论的研究发端较早,迄今积累下来的理论成果非常丰富,这就为后人的总结和整理提供了基础。1978年,密歇根大学的杰拉德·米勒(Gerald R. Miller)在名为《人际传播理论与研究的现状》的论文中,将以往的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视角或者方法分为四种类型。1
第一种类型是情境的方法(The Situational Approach),认为人们在区别各种人际传播形式的时候主要是通过描绘不同的场合、情境和环境来实现的;第二种类型是发展的方法(The Developmental Approach),认为人类的交往和传播处在一种线形的发展态势当中。发展的观点后来被“过程”的观点所取代,这是因为人们的关系并不都是处在一种良性的“发展” 态势当中,一段关系也有可能是倒退的,而“过程”这个概念则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延伸性,可以描述前进和倒退的关系类型;第三种类型是规律的方法(The Law-Governed Approach),认为人际交往和传播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规律,这些规律决定着人们的交往和传播;最后一种类型是规则的方法(The Rule-Governed Approach),认为支配人际关系和传播的是一些具体的规则,在通常条件下,人们都是通过遵守这些规则来行事,但也有可能打破规则,只不过打破规则人要受到某种惩罚,这一点和规律不同,规律是不可打破的,当规律出现例外时,规律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了。
米勒的分类为当时人们探讨人际传播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考框架。1999年,格伦·斯坦普(Glen H. Stamp)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细化的分类标准。他通过研究1975—1999年发表在《人类传播研究》上的288篇关于人际传播研究的文章,用草根理论的方法将这些研究文章的研究路径归为17个大类。2分别是:
(1)认识(32篇,11.1%) 。这部分研究关注传播者的内在状态,关注传播者本身的心理特质,主要把兴趣集中在诸如信息的处理、预先编码、记忆、先后顺序的决定、社会认知、动机、知识、目标、认识的编辑以及计划和内容这样的一些问题上。
(2)非语言传播(28篇,8.3%)。 在人际传播研究中,非语言传播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诸如抚摸、表情和空间等等。其研究话题包括非语言传播的解码、肢体运动、空间侵犯、挤眼睛、非语言编码等等。
(3)获得顺从(22篇,7.6%)。 这类研究主要关注怎样使得别人顺从自己的意愿或者在人际交往的环境中说服别人。包括在不同类型的关系中获得顺从的策略、获得顺从的维度、人际关系中的劝服、选择获得顺从的行为、不顺从的结果、策略的先后顺序、人际顺从障碍的克服、语言和非语言上的获得顺从的策略等等。比如波士顿和史蒂夫(1984)研究了影响获得服从信息选择行为的因素。发现在获得服从的情境中,虽然个体关心公平,然而也更加关心顺从行为对别人是否最有利。
(4)讯息类型(22篇,7.6%)。讯息类型的研究主要关注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包括控制的讯息、爱、同情、嘲笑、礼貌、要求、尴尬、拒绝、语言侵犯、建议、叙事、伤害和关心等等。
(5)人格(20篇,6.9%)。这个类型的研究关注传播者的人格特征以及这些人格特征是如何影响传播过程的,包括主导性的人格、自尊、性别、自信、语言行为的气质、传播风格、自律、个体差异,认识复杂性、情感方向和依恋类型等等。
(6)人际影响(20篇,6.9%)。这种类型的研究主要关注讯息、情境和其他的变量对人际影响的作用。包括帮助请求的结果、引起焦虑的讯息、安慰的讯息,多重目的的讯息、内疚的讯息和刻板成见,等等。
(7)谈话(17篇,5.9%)。这种类型主要探讨会话的结构和种类、会话的组成部分、特殊策略会话的效果,包括说话时间的数量、会话的语法、故事或者沉默的结果、谈话时机的取得、会话结构、打断、中断和互动管理等等。
(8)亲密关系(17篇,5.9%)。这种类型主要关注亲密关系中的传播,比如家庭关系、婚姻关系、父母—孩子关系和亲密的朋友关系。包括工具性和表意性传播,传播模式、理解、内容主题,婚姻关系中的满意,朋友关系中的自治和惯用的传播,人际关系中的满意和玩乐,家庭传播中的传播图式和类型,等等。
(9)认知(16篇,5.6%)。这种类型研究传播者的感知世界,其他交流者以及他们自己的情况,交流者的态度、归因过程、人的感知、人际评价和人际期望。伯格(1975)提供了人际传播互动中归因过程的研究典型。其研究发现早期交往中提供的信息类型对理解和解释后来的行为是有帮助的。
(10) 欺骗传播(15篇,5.2%)。这种类型关注人际欺骗,研究主题包括作为一种建构的欺骗、欺骗的察觉、各种关系类型中的察觉、欺骗行为、欺骗和其他人格特点的关系等等。
(11)初次交往(14篇,4.9%)。这一类研究集中在初次交往中的传播,探讨影响初次交往结果的不同变量,如吸引力、类似性、差异性、初次交往的背景、初次交往中的语言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的交往,等等。
(12)文化(12篇,4.2%)。这类研究关注文化如何影响交流以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传播的区别。研究主题包括文化适应、信息获得、关系类型、关系术语、社会身份、亲密、传播问题和传播制约等。例如孔迪古斯特(1986)研究了在日本和美国不同类型的关系内传播是如何不同的(如陌生人、熟人、同学、朋友、好朋友、恋人)。
(13)关系发展(12篇,4.2%)。这类研究关注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种的传播。研究领域包括社交渗透过程、关系改变、转折点、关系建立过程中的传播、关系提升和社会网络对建立关系的影响等。
(14)理解(12篇,4.2%)。这种类型的主题是关于交流理解的特殊建构,如交流理解的效果、关于理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行为,交流理解和自尊的关系等。
(15)自我暴露(12篇,4.2%)。这类研究关注人际关系中自我暴露的不同层面。如自我暴露的程度和预期,信任关系,爱,自我暴露的互惠、类型和行为以及在人际传播中作为一种策略的自我暴露,等等。
(16)交流能力(11篇,3.8%)。这种研究关注交流的熟练和能力。研究领域包括社交观点的获得、角色的获得、社交能力、建立关系的能力、社交技巧缺乏、不同群体的社交能力、社交能力的各种模式,等等。
(17)冲突(10篇,3.5%)。这类研究探讨人们生活中的各种冲突。研究主题包括冲突的模式、语言冲突策略、冲突管理、调停、争论、侵犯以及各种环境下的冲突。
以上17种分类的优点是深入、细化和具体,但是在概括性和抽象程度上有所欠缺。2007年,巴克斯特(Lesile A.Baxter )和布雷斯维特(Dawn O.Braithwait)合作编著的传播学教材《人际传播:多元视角之下》将人际传播理论分为:(1)以个人为中心的人际传播理论;(2)以话语和互动为中心的人际传播理论;(3)以关系为中心的人际传播理论。在第一种类型中,被归入的代表性理论有行为组合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等人际传播理论。在第二种类型中,他们归纳进了传播适应理论、话语分析理论、期望破坏理论和礼貌理论等。而感情交换理论、传播隐私管理理论、关系辩证法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属于以关系为中心的人际传播理论。3
此外,在人际传播理论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分类,如有学者将人际传播理论分为一般理论(General)、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关系发展(Relationship Development)、关系维修(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和人际影响(Influence)五个方面,这种分类方法认为对话理论、礼貌理论等属于一般理论,社交渗透理论和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等属于关系发展类别的人际传播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属于认知加工类别的人际传播理论,互动理论和关系辩证法理论等理论属于关系维修类别的人际传播理论,社会判断理论属于人际影响类别的人际传播理论。这种分类标准的内涵比较模糊,标准也存在重合的现象。
还有人将其分为情境的视角、关系的视角、定量的视角和功能的视角四个类型。以上分类方法各有自己的分类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但是也都存在问题,比如分类的标准并不存在的指标,指标之间没有互斥性和排他性,内含交合等问题。
本文在回顾有代表性的西方人际传播理论时,参考了以上的分类标准,同时也有所改进。主要原因是:第一,原来的参考框架本身都或多说少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后人的改进,第二,人际传播理论研究成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新近几年的理论创新视角独特,用以往的参考框架来进行分析,难以达到对西方人际传播理论的客观认识和评价。鉴于此,本文在对以往西方人际传播理论的理论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草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不断的比较-分类-比较-分类的过程,认为大致存在着八种认识当代西方人际传播理论的视角,分别是情境、能力、关系、过程、规则、功能、文化和心理视角。本文将用上述八种视角为参考框架,展开对当代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代表性理论的评述。
一,情境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情境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着重研究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传播的特定背景,代表性理论有传播适应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华德·吉利斯(Howard Giles)教授提出,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理论,研究的是在交往中人们彼此影响的方式。4该理论认为,就特定情景而言,几乎在每一种不同的关系中我们都必须调整自己的语言。当我们对小孩说话时,我们必须改变说话的方式和词汇,比如要慈眉善目,语言循循善诱。但是当和成人说话时,我们经常改变说话的方式,包括说话模式和行为模式。我们可能会显示出尊敬的姿态,言语谨慎。当对象再次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交流方式又要调整。如与老板或者朋友交流的时候,上述两种方式就都不适用了。交流的对象和环境中都存在许多变量,我们必须根据这些细微的、特别的变量来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以适应特定条件下的沟通类型,达到沟通的目的。
传播适应理论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1)集中(Convergence),意思是在不同的交往情境中个体改变他们的言语模式。集中的概念不仅仅包括语言模式还包括行为。比如在一些交流的情境中,一些人不但改变他们说话的方式,而且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甚至装束。比如一位年轻的男士第一次去见女朋友父母时,这个年轻人可能比平时穿着得更讲究,行为上比平时更加沉着,说话比平时更加有礼貌。交往中的人可能集中展示自己认为在交往中应该展示出来的方面。(2)分歧(Divergence)的情况是强调和自己原来的传播行为不同的交流方式。(3)保持(Maintenance),就是保持本色,我行我素,不做太大的改变。传播适应理论承认,人们的语言在不同情境下不会都发生改变。各种谈话中都有一些往往不会改变的东西。保持是指不同情境中个体不改变自己某些传播行为。5比如,一个经常和朋友乱开玩笑的人,在遇到新朋友时还是会肆无忌惮地开玩笑。
吉利斯解释了集中和分歧的原因。认为,每一个体都有一种想被人喜欢的心理。人们认为对他人的想象会产生别人对自己的吸引力。特别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想被比自己社会地位更高的人喜欢,因此,在与之进行交往的时候,就需要调整和适应他们的交流风格。表面上看,迎合别人的期望是决定我们是否会集中的重要因素。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有分歧,这是因为我们想展示同别人的差别,如民族和语言等会导致人们在传播行为上的分歧。吉利斯曾经用传播适应理论研究了在商业环境中年轻人和年龄较长的人之间的互动,发现年龄较长的人往往比年龄较轻的人在互动中调整更少,而集中和分歧等几个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吉利斯还应用传播适应理论研究了警员在公共交往中的行为和态度。这个理论在关系和身份方面展示了存在于各种情境的公众和警员的互动模式,讨论了警员和公众的适应模式。6
社会比较论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是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1954年的一篇名为《社会比较过程理论》的论文中所提出的。在此,费斯汀格认为,个体内心有一种依靠外部的形象来评价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能力的驱动力。这些外部形象作为参考框架,可能是一个物理世界、或者是其他人。
虽然费斯汀格是第一个创造 “社会比较”术语的人,但是社会比较的思想却早已有之。其源头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都曾关注过人与人之间的比较问题。后来一些哲学家,如康德、马克思和卢梭等人就道德批评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发表过见解。萨特也曾经说过“他人即地狱”。他们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社会比较的思想。然而,社会比较理论真正地成为一种理论却是离不开费斯汀格等人的工作,这一理论的直接学术资源来自他和他的同事们关于社会传播、群体动力、自动效果、顺从行为、社会群体和欲望层次(level of aspiration)的相关研究,而研究本身有着雄厚的实证基础和思想基础。
20世纪50年代,费斯汀格得到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分会的一笔资助,后者是社会关系的实验室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项研究,费斯汀格发展出了社会比较理论。在最初理论中,他认为社会比较理论有几个潜在的假设:第一,人类有一种能够通过和别人进行比较来检验自己的意见和能力、从而对自己进行评价的驱动力。他还补充说,这种比较的倾向会随着他们自己与别人的观点、能力的差别的减少而减少;第二,人类都有一种要获得更高能力的向上驱动力,但是有一些非社会性的抑制因素让实现这些能力几乎没有可能。社会比较通常有两种主要类型:向上的比较和向下的比较。向上的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发生在当个体把自己与那些在某些方面地位比他们高的人进行比较之时。在这种比较中,人们想证明自己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通过比较试图证明他们与更高层次的群体的相似性。向下的社会比较是一种防御性的社会比较,发生在某个方面受到威胁的人把自己同更加不幸的人进行比较之时。它强调比较的积极效用。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说法。费斯汀格认为,如果停止了在自身和他人之间的比较,就会导致双方意见的敌对倾向。他的假设还说明了比较群体(comparison group)的改变会产生和比较群体实现一致性的压力。然而,如果个体、理想形象和比较群体在评价者的思想里是非常不同的,那么缩小比较程度的倾向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个体对与自己特征相似的人特别容易产生能力和意见上的精确评价;第三,与比较群体特征的差距会影响比较的结果。比起与比较群体特征差别较大的个体,与比较群体特征比较接近的个体有更强烈的改变倾向。
费斯汀格提出的许多概念后来发生了改变。但是一些基本的东西仍然保留下来了。包括比较群体的相似性、比较群体的倾向、社会比较的一般过程等。自社会比较的理论引入传播学以后,很多研究已经证明社会比较议题比原来想象的更复杂,而人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比较和动机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从1954年就开始启动了;与社会比较有关的动机包括自我提高、立场认知、积极的自我评价的保持、封闭、归因的组成等。从社会比较理论中,还发展出来了几个理论模型,包括代理人模式(Proxy Model)和三人组型模式。7
二,能力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人际传播理论的能力视角关注的是一个好的传播者的传播能力构成以及形成原因等问题,代表性理论有传播能力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传播能力理论(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的代表人物是斯皮伯格(Spitzberg, B. H.)和库帕克(Cupach W. R.),他们在1984年出版的《人际传播能力》一书是该理论的发端之作。8这一理论认为,沟通能力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人们选择适当和有效的传播行为的能力。人际交往中的传播能力指人们在达到自己沟通目的情况下而不要使对方感觉到没有面子。经常被用来说明这种能力的构成模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知识;(2)技能和(3)动机。知识就是明白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传播行为才是正确的。技能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采用正确的沟通行为的能力。动机是以一种自信的姿态去与别人进行沟通的期望程度。一个好的沟通需要具备三种能力:认识到什么样的传播行为是恰如其分的;拥有实现恰当传播行为的能力;怀有用有效和恰当的方式进行沟通的愿望。
传播能力理论的一些研究关注两个沟通者如何发展能力,而不是关注单独的个人能力。在这个模型中,两个人的交流可能在一个关系范围内是卓有成效的,而在这个关系之外,则可能是缺乏沟通能力的。这种指向强调不同的环境和情境、或者不同关系中的变量的作用。一个人能够和朋友及同事进行很好的交流,但和父母或者配偶则有某些交流的障碍。同样,一个在私底下口若悬河、非常健谈的人则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支支吾吾,不知所措。传播能力理论的批评者认为,它还不成其为一个传播理论,而是一个有能力的沟通者的参考框架。这一构成模型还可以作为其他能力的基础模型和参考框架,就像一个筐子,什么都可以装,有着广泛的适用性,缺乏学科的排他性和独有的解释力。
创立建构主义理论的学者是杰西·德里亚(Jesse Delia),他在1982年《人类传播理论》上发表《传播研究的建构主义路经》一文,成为人际传播中建构主义研究视角的先河。9这一理论认为,那些能够恰当认知他人的人,拥有实现积极的传播效果的复杂能力。他们能采用一种修辞性的信息设计逻辑,生产个人中心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同时追求多重的传播效果。作为一个理论,建构主义的人际传播理论涉及到一个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在一个既定的情况下促进了实际的交流过程。测量和观察这个认知过程可以说并非易事,但是,可以认定的是,那些善于在特定情境中操控信息的人比那些不善于这样做的人,在人际传播上将会更加成功。另外,从认识论上看,建构主义的人际传播理论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真实性,而真实性决定于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创造和理解复杂信息方面的能力。
人际传播的建构主义理论也遭到很多批评。它试图去解释一些人际传播者为什么在实现他们的传播目标上比其他传播者更为有效和成功。认为那些具有更复杂认识能力的人在人际传播中将更为成功,因为他们在发送新信息的时候,在应用修辞和逻辑方面能力更强。但人们企图去研究这个认知过程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个理论在应用、或者实践层面来看是棘手的。尽管如此,人际传播的建构主义理论为将来的研究打好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强调在人们进行有效传播中发挥着重要和关键作用的那些因素。
三,关系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关系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认为,人际传播就是信息的发送者和信息的接受者为了创造共同的意思而同时地交流信息的过程,这个理论视角强调传播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关系。关系视角下的代表性人际传播理论包括:人际传播的语用理论、预期破坏理论、人际欺骗理论和关系辨证理论。
人际传播的语用理论(Communication Pragmatics)重要代表是瓦兹拉维克和比文,他们在1967年发表了人际传播学的重要文献:《人类传播语用学》。传播语用理论依赖特定的情境,认为错误传播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使用相通的语言”。之所以出现这种语言的差异是因为人们对他们所说的事情有不同的观点。当人们交流的内容和关系不匹配的时候,错误传播就可能发生。一个家庭中的关系是互相联系的、并且高度拒绝改变。家庭成员中的传播具有内容和关系的结构,这个系统只有在当家庭成员接受外来帮助去重塑关系格局时才会发生改变。例如,一对夫妻可能就他们女儿的学习成绩大伤脑筋,并且互相争吵。丈夫认为女儿的学习成绩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据说女孩子从初中开始就在很多方面赶不上男孩了。而妻子则认为女儿学习成绩的下滑由于夫妻双方都没有待在家里,没有给与女儿必要的感情支持和学习上的帮助。但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这个女孩在学校里总是被男孩子追求,这直接影响了他的情绪和心理稳定性,从而影响了学习成绩。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夫妻双方同女儿坐在一起,坦率地交流想法,找出问题的真正原因,重新组织他们对问题的认识。然后再找老师协商解决问题。10
当传播语用理论应用一些公理的时候,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人文理论。这个理论对沟通是如何发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但也仅仅是一个框架而已。为了解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传播语用理论需要考虑具体的情境。每一个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有许多的真实。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更多地决定于自由意志。但这个理论是一个框架,在一个情境中,人们能用一个特殊的方式选择交流。从价值论上讲,传播语用理论充满价值判断,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的解释。
对传播语用理的许多批评都是基于科学标准,但是由于这个理论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科学的理论,也更适应于人文科学的标准。传播语用理论方上的严密在把它应用到具体情境时是存在问题的。然而,这一理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多的联系。如由于一个家庭经常会有错误交流的情况发生,这个理论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些错误传播会发生。传播语用理论提出的重新组织问题的建议以求更好的理解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很好的和适用的建议。
预期破坏理论(Expectancy Violations Theory )把人际交往看成是与内容高度相关的信息交换,可以被用于破坏其他人的期望,他人根据两个人之间的喜好或者积极地、或者消极地认识事物。预期破坏理论试图解释人们对意料之外的他人行为的反应。预期主要建立在社会规范和交流者特点的基础上。对预期的破坏导致激(arousal)并迫使信息的接收者进行一系列对破坏的认知评价。这一理论认为,预期会影响到传播结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并认为积极的预期破坏增加了破坏者(violator )的吸引力,而消极的预期破坏则会减弱破坏者的吸引力。11早期关于预期破坏理论的传播研究是由伯贡从1976年开始的。他探讨了诸如人际空间以及传播功能如何通过预期和预期破坏来观察的问题。这个理论由两部分组成:空间关系学和举止神态学。它涉及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空间距离问题,人们之间应该保持的“合适”距离以及当这种距离被破坏时的结果。传播者,或者破坏者,某种程度上拥有现在、或将来解释自己行为的权力。这个理论后来被应用于其他形式的非语言行为以及其他的传播行为上。12最近,伯贡和他的研究团队在重新完善这一理论,并发展出一个新的理论——互动适应理论(Interaction Adaptation Theory)。后者是一个解释人际互动适应的更为全面的理论。
预期破坏理论有三个基本的假设: 首先,人们寻求酬赏其他人并且避免惩罚他人。其次,打破和转移的行为引起人们对破坏者品质和互动双方关系的注意。第三,对破坏行为的评价建立在特定行为和行为者的基础上。这一理论认为有三个因素会影响到一个人的预期行为:互动者变量、环境变量以及与互动性相关的变量。互动者变量就是进行传播行为的那些人的特征,如性别、种族、文化、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年龄、收入等。环境变量包括空间的大小和围绕进行互动的范围的特点。互动性相关变量包括社会规范、交流的目的、情境的特点等。随着预期破坏理论的发展,这些因素也发展为传播者特征、关系特征和环境变量。13
预期破坏理论的关键概念之一是破坏 (violation valence),或者说信息接收者。一个被破坏期望的人(violatee)对预期破坏的反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取决于两种情况:对行为的积极、或消极的解释,以及破坏者的性质。
上述讨论可以被总结成预期破坏理论的六个主要命题(1)人们对他人都有语言的和非语言传播行为的预期。(2)预期破坏引起激励,并进一步导致信息接收者将注意力转向他人关系和破坏的意义。(3)传播者的回报决定了对模棱两可的传播的解释。(4)传播者的回报决定了行为如何被评价。(5)破坏(Violation valences)由三个因素来决定:(a)对破坏行为的评价(b)破坏行为是否多多少少都比预期的有利(c)破坏的大小程度。一个积极的破坏发生在当行为比期望的更有利之时;一个消极的破坏发生在破坏行为比预期的更不利之时。(6)积极的破坏( Positive violations)会产生比预期的情况更有利的结果。消极的破坏( negative violations )会产生比预期的情况更不利的效果。14
亲密关系中的预期破坏理论可以应用到非关系互动(non-relational interaction)和亲密关系中。1998年,在预期破坏理论提出大约20年之后,艾菲菲等人进行了几项研究对亲密关系中的预期破坏类型进行了分类。他们总结出来了九点:支持和确认是一个在别人有特殊需要时提供社会支持的行为,如坐在生病的朋友身边;批评或谴责是对信息的接收者表示不满,谴责侵犯者的行为;之所以出现破坏是因为期望没有实现;关系的增强强化了交流者的义务,比如,说我爱你,就意味着深化爱情关系;关系的减弱是和关系的增强相反;关系的违反是对认识到的关系准则的破坏,比如欺骗,不忠,出轨;奉献的行为是没有被预期的建议,意味在关系中的专一;漠视行为说明朋友对你并不重要;接纳(inclusion)的姿态是一种表现出意外的兴趣,将某人加入一个特殊的活动或者生活,比如邀请某人一起度假或者披露个人信息,或者邀请某人会见自己的家人;不典型的相关行为是一种意想不到的行为,不符合人们对关系的认知。15
预期破坏理论认为人类有一定意义上的自由意志。它主张,人类能够评价和解释关系并做出是否破坏他人期望的决定,这个决定取决于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预期破坏理论认为只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所有的交流行为都有规范,如果这些规范被破坏了,就会产生特定的可以预测得到的结果。这个理论寻求价值中立,因为这个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寻求客观地描述当人们的期望被破坏时他们会怎样做出反应。
人际欺骗理论(Interpersonal Deception Theory) 的主要理论家是布勒(Buller)和伯贡( Burgoon) ,他们于1996年提出了这一理论。其基本内容是,发送者通常试图操控虚假信息,并因而害怕会被对方发现。而接收者总是试图揭露、或者察觉信息的有效性,并会引起对信息发送者是否正在欺骗自己的猜疑。人际欺骗理论有三个假设:(1) 欺骗和其他传播形式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因为人类是以目的为导向的。人际传播都是为了达到一些重要目的,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使交谈更加顺利,劝说他人接受自己的建议等等。(2)人际传播的基础是信息管理。人们可以通过选择操控信息的准确度、完整度、正确性、相关性来进行欺骗。(3)在欺骗传播中,信息的接收者是影响欺骗事件进程和最后结果的积极参与者。16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但是谎言的接受者,有时候自己也是谎言的实践者。用言语进行欺骗的现象常见于我们的生活和交际实践中,可以说,谎言和语言欺骗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人际欺骗理论认为,欺骗信息包括三个方面:(1) 主要的欺骗性信息,通常是口语的;(2)辅助性的欺骗性信息,通常包括口语和非口语的方面;(3)无意中的行为,大多数是非口语的。 犹德 ·K. 布罗恩、大卫·B. 布克、艾米 S. 鄂布苏和辛迪·H. 怀特等人做过一个实验研究。提出在人际传播理论研究中,人际欺骗理论实现的一个重要转变是提高了信息接收者在传播中的中心地位,承认了人际传播中的怀疑本身对信息发送者行为的重要影响。在该研究中,他们试图探讨四个问题。第一,信息发送者的行为和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怀疑有怎样的关系;第二,怀疑是怎样如何被信息接收者公开表达的;第三,信息发送者在陈述信息时是否能够察觉到接受者对信息的怀疑态度;第四,怀疑如何影响信息发送者的行为。
其研究结果显示,确实存在着信息发送行为会引起人们怀疑的现象。接收者的怀疑态度一般不用语言来表达,而怀疑行为会改变信息发送者的一些非言语的行为,另外,怀疑还会产生更多更复杂的传播模式。就本质来讲,欺骗理论是一个非常人文主义的理论,这是因为在它看来,各种各样的现实在不同的、关涉到个人情境中都有可能发生。 17
关系辩证理论(Relational Dialectics)的奠基性文章是1988年巴克斯特(Baxter)和蒙哥马利(Montgomery)合著的《关系发展中传播策略的辩证视角》一文。这一理论认为,传播中的人们经历一种内在的,冲突的力量,后者会让传播处在一种矛盾的紧张关系当中;而人们的关系越是紧密,冲突就可能会更多。关系辩证理论认为人际关系可以被分为三个辩证的方面。(1)联系和分离。尽管在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渴望能够建立一种亲密和持久的联系,但是,很少有人际关系能够经历一个足够长的时间,除非相关当事人在一个人身上花费一定的时间。关系辩证理论还认为太多的联系会导致个性的丧失。(2)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关系中的伙伴需要对他们的关系有一种预见的能力,需要了解和建立处理关系的自信。然而,如果没有新奇、神秘以及自发性的东西介入其中,那么关系就会变得乏味和单调。(3)开放和封闭。在一个人际关系的框架中,交流双方会感受到追求透明的压力,并且会说出很多的个人信息。然而,这样又会侵犯人们保护隐私的天然追求。关系辩证理论对于解释人际传播行为中的一些戏剧性、或突然的改变来说,非常有用。18
人际关系的辩证理论认为,存在多元真理,主要取决于每一个特殊人际关系中的个体特征。这一理论建立在特定关系的基础上,是从特殊的情境中总结出来的结论,所以以难概化为一般性的理论。但是,它在解释特定情境的时候却是非常有力的。
四,过程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人际传播理论的过程视角认为,关系总是处在某种特定的过程中,过程是关系的存在状态;关系有可能是发展进步的,也可能是倒退的。这一视角的代表性理论包括:社会渗透理论,关系发展理论和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社交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主张,随着人际间关系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传播交流会从一个相对狭窄、非亲密的层面向更深的、更个人的层面发展。它的代表学者是奥尔特曼(Altman)和泰勒(Taylor),他们在1973年出版了《社会渗透:人际关系的发展》的专著。19社会渗透理论认为,我们越是在他人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我们越是有可能透过生活的细节敞开心扉建立亲密的关系。或者,如果自我坦白的程度很高,那么人际关系就会得到深层次的发展。在这一理论看来,每一个意见、信念、偏见和着迷都是分层次的。随着人们逐渐互相了解,这些关系的表皮就“脱落”, 露出核心部分。而表皮都有一定的宽度和深度:宽度就是一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话题,深度是在每个话题上所拥有的、可用信息的数量。最外层面是高度可见的信息层面,如一个人的衣着和语言。最里层面是生活中的私人细节等。随着关系的发展,交往双方就享有关于自我的更多方面。奥尔特曼和泰勒认为,当得到回报时,一对关系会持续下去,当一对关系相对来说较珍贵时,关系也会持续下去。
根据社会渗透理论的观点,关系发展和关系退化是通过语言、非语言和环境导向的行为实现的。奥尔特曼和泰勒用洋葱来形容自我披露(self disclosure)的发展过程:所有关于你自己的信息都存在于洋葱里的某个地方,分为表面、次表面,中间和核心层。表面信息包括那些其他人仅仅通过看到你就可以了解的事情(如性别,种族和大致年龄);次表面层包括你与别人分享的任何社会信息;中间层包含你偶尔与别人分享,不是严格隐藏的信息;最后,剥掉中间层上面的表皮就是核心层,这里的信息都是私密的、并且被小心地坦露。20
奥尔特曼和泰勒还用自我坦露的深度和广度阐述了关系发展的四个阶段。两个陌生人最初的交往就是定向阶段(Orientation),其典型特点是涉及很少的共享信息。比如,新来的同事或许会共享范围广泛的表面信息,比如它在什么地方上学,他的家乡在哪里,但是没有信息跨过次表面。第二个阶段是探索阶段(exploration),包括诸如偶然认识,或者在工作上或学校认识的人,涉及到更为广泛的信息的相互坦露。在次表层话题上的坦露继续进行并且不断拓宽,并且在一些特殊的话题上可能包括来自中间层的信息。交流各方表现出非语言的提示,反映了想认识对方的渴望并且与语言坦露上什么的增加相一致。在这个阶段,核心层的信息保持严密的警戒并且没有被坦露。第三个阶段是情感交流(affective exchange) ,包括亲密的友谊或者浪漫的爱情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人们彼此非常了解并且有一个相当长的增强的历史。”21在这个阶段,次表层的交流是开放的并且很广泛。交流各方已经消除了阻止在隐私议题沟通上的许多障碍。最后的是稳定交流阶段(stable exchange),交流的双方可能接触所有的话题和所有层次的信息。(比如表面、次表面、中间和核心层)。因此,交流者彼此非常了解。不过,奥尔特曼和泰勒警告说,社会渗透从来不是全面的,尽管大量的语言、非语言和环境信息的交流,交流各方仍然彼此之间有些神秘 ,预测和解释能力从来都不是完美的。22
社交渗透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根据人们自我坦露的程度来预测人际间关系的发展程度。基于一种成本和回报的模式,这个理论认为进行人际传播的双方必须坦露自己的心扉。社交渗透理论能够根据心灵坦露的程度预测关系的发展,解释了在一种人际关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需要存疑的地方。它并不是全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理论的创建者提出了一个线性的模式,这个模式并不是解释社交渗透理论最好的方法。
关系发展理论(Relationship Development)的主要代表者是马克·科纳普(Knapp, M.L.),他在1984年发表的《人际传播和人类关系》一文是论述关系发展理论的最早文章。关系发展理论根据人们关系亲密层次的变化来识别和理解人们的人际传播和关系发展。在社会渗透理论的阶段基础上,科纳普发展自己的关系发展和恶化的阶段。他选择的比喻是上楼梯,每一个不同的关系阶段有不同的梯级。关系发展被楼梯左手的向上的楼梯来代表,关系淡化用楼梯右手的向下的楼梯来代表。23
科纳普和凡吉利斯蒂提出了人们走到一起的五个阶段。首先,“开始” 就是交流者之间打开交流渠道开始接触。其次,“试验” 让交流者通过从肤浅到更个人的沟通彼此更好地认识。第三,交流者完成了“强化”阶段。第四个是“整合”,可以比喻为交流的双方变成了一个整体。交流对交流者而言变得容易,他们彼此共享几乎所有的事情,甚至最个人的隐私。在科纳普和凡吉利斯蒂的模式里,关系发展的最有一个阶段是“结合”。
他们还描述了关系退化的五个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发展阶段的镜子。“区分”指得是交往者把他们从配对关系中分开,注重他们的个性。退化的第二个阶段是“”,交往者进行的交流频次更少,个人化程度更低。在第三个阶段——“停滞”——中,交往者用非语言的行为传播负面感情,并且往往会想象交往的情形而不是重复过去的争斗。第四个阶段是“回避”,交往者企图增加身体和心理的空间,为没有伴侣时的生活做准备。关系退化的第五个阶段是“终结”,或是关系的真正结束。终结可以在开始交往、关系维持了很长时间、或者任何时候发生。阶段模型可用来解释爱情关系、单相思和同性关系,也有助于夫妻双方理解为什么伴侣们对关系的要求是有差异的。当一个人想要提升两人的关系层次时,“看”也许就意味着他、或她想增加积极的情感。当一个人试图缩短两人的关系层次时,就要减少某些与他人相关的、特定的负面情感。阶段理论的应用有些矛盾之处,尽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际传播,但这些理论很少得到直接的检验。就与现实的联系而言,关系发展模式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因为符合现实的观察。人们在人际交往中总是一步一步地发展关系,而这个理论为我们精确地描绘出了这种模式。24
就研究者和研究的关系而言,这个模型是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发现建立在他们对研究的兴趣之上。就研究的价值判断而言,这个模型是居于人文和科学研究中间的研究。这个模型因为把人际关系分成特定的阶段而被认作是没有偏见的。但是问题是,到底把人际关系分成几个阶段的判断是主观认定的。
人际关系的发展理论在更多的时候被人们批评说是一个暧昧和模糊的理论,因为很多学者认为它只是一个模型而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理论。而且,这个模型更多的是一个人文研究意义上的模型而不是严谨的科学范畴的模型。尽管这个理论假设人际关系发展总是要经历这样、或那样的必经的几个阶段,但是他们的本质是描述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解释了已经发生的事物,而没有去预测在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 )在1975年被伯格(Charles R. Berger )和加尔布雷思(Richard J. Calabrese)首次提出,它能够预测和解释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他们把人的交往分成三个阶段:建立阶段(entry stage)、人际阶段(the personal stage)和退出阶段(exit stage)。25关系建立阶段的特征是行为规范的使用,人们交流的内容通常都是一些人口统计学上和事务性的信息。一些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或者你有没有养宠物等表层问题。随着两人关系进入第二阶段,他们的卷入程度就会加深,这时人们开始探究彼此的态度和信仰。一般来说,这是在彼此陌生的人已经历了关系建立阶段之后才进入的。一个人试图知道对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一些私人问题。随着坦露行为的进行,人们在情绪上的卷入会不断加深,最后一个阶段是退出阶段。在此,曾是陌生人的个体之间开始思考是否有必要继续发展彼此间的关系。如果彼此之间都不喜欢,他们可能会选择停止经营一段关系,理解这个关系发展的循环规律,是研究人们是如何减少对方身上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26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有着浓厚的后实证主义的传统,可以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演绎推理来得出其有关结论,许多研究的结果奠定了不确定减少理论的基础,它已有7个公理和21个定理。277个公理是(1)陌生人是带着对彼此高度的不确定性进入社会交往的,然而,当他们开始交谈时,不确定性就开始减少了;反之,如果想要减少不确定性,就需要更多的交谈;(2)随着非语言传播的增加,不确定性的程度开始减小,反之亦然;(3)高度不确定性促使陌生人询问对方更多的问题。随着不确定性的减少,问题会逐渐减少;(4)关系中高度不确定性难以让人拥有情感的亲密感;低度不确定性容易让人们拥有情感的亲密感;(5)高度不确定性在交往中形成更多的对称性问题。(6)性格相似性会减少另对一个人的不确定性,性格差异会产生高度不确定性;(7)不确定性的增强会减弱喜欢程度;不确定性的减弱会增加喜欢的程度。
伯格和加尔布雷思由此推导出了21个法则:(1)谈话的数量和非语言的表达正相关;(2)交流的数量和亲密的程度正相关;(3)花费在交往上的时间和交往中的疑问反相关;(4)沟通的时间和对称交流的情况反相关;(5)沟通的程度和个人相似性正相关;(6)沟通的程度和喜欢正相关;(7)非语言表达和谈话的亲密程度正相关;(8)非语言表达和信息搜寻反相关;(9)非语言表达和对称交流反相关;(10)非语言表达和喜欢正相关;(11)非语言表达和相似性正相关;(12)沟通的亲密程度和信息寻求反相关;(13)沟通的亲密程度和对称交流反相关;(14)沟通的亲密程度和喜欢正相关;(15)沟通的亲密程度和相似性正相关;(16)提出疑问和对称交流正相关;(17)提出疑问和相似性负相关;(18)提出问题和相似性负相关;(19)对称交流和喜欢负相关;(20)对称交流和相似性负相关;(21)相似性和喜欢正相关。总体上,人们相互认识的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喜欢程度,都可以通过不确定性减少理论来得到分析。28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提出十一年后的1986年,伯格对他的理论又进行了论证,对这个理论做出了局部的修正。伯格后来还提出了三种类型的信息搜寻行为:被动的,主动的和互动的,被动的信息搜寻行为就是通过对刺激做出反应来从交往者那里得到信息。主动的信息搜寻行为就是在交往中向对方提出问题;互动的信息搜寻行为就是交往双方直接提出问题。29伯格和布拉达克(Bradac)的研究表明,交往者的坦露行为会影响到关于他们是否具有吸引力的判断,而就是这个判断会决定是否结束一段关系。伯格承认孔迪古斯特(Gundykunst)。帕克斯和阿德尔曼(Adelman)等人的工作,他们把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应用到了一些更广泛的范围中。而普米诺普(Planalp)和哈尼科特(Honeycutt)研究了业已存在的关系中的新的不确定性问题,显示长期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对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
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在人际传播学领域内引发了许多讨论。批评者认为减少不确定性不是交往行为的驱动力。迈克尔·森那弗兰克(Michael Sunnafrank)的研究认为,交往的真实动机是对良好关系的期望。克勒曼(Kellerman)和雷诺兹(Reynolds)指出,有时候在人们之间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是人们并不想减少这种不确定性。30古迪孔斯特则认为,不确定性减少理论是用来描述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行为的理论,这是伯格和加尔布雷思在发展这个理论时所采取的人口统计学资料的特征。31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公理和法则的问题。如果一个公理被否定,那么其他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所有其他公理都将站不住脚。最近几年,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已被应用到对新的关系的研究中。尽管它仍被人们作为一个解释和预测交往行为的理论而受到推崇,但也逐渐开始被应用到一些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此外,组织社会化研究和媒介功能研究也吸收了这个理论的学术营养。孔迪古斯特认为用新范式来检验这个理论非常重要,借此可以夯实不确定减少理论的基础,拓展不确定减少理论的解释力。
五,规则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规则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认为,人际传播都是因循一定的规则而进行的。规则可能是微观的意义的共同协商和确定,也可能是人际交往中的规范和“潜规则”,它们制约和决定了人们的交往和传播。规则视角的代表性理论包括意义的共同管理论和人际吸引理论。
意义的共同管理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皮尔斯( Pearce)和克罗伦(Cronen)的文章《传播、行为与意义:社会现实的建构》是其发端之作。他们认为,意义建构的过程取决于特定的、具体的情境和背景,意义被创造出来、进而被理解的过程可能是在不断改变之中,这就是对真实的多重性的界定和理解。在讨论建构背景时,各个层次上的人的经验、信仰和价值观都发挥着作用,关系和文化等因素也发挥着作用。按照意义的共同管理理论,有效传播应该包括两个部分的作用:一是共享的规则体系;二是行为意义的协调管理。以规则为基础,人们更重视的是规则的一致性以减少传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争取最大获益和最小损失。交谈中的参与者通过达成一致意见、协调行为和故作神秘等方式共同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现实。一致性是在叙述时的一种统一的背景,协调就是要有共同的真实经历,而神秘是一种对没有表达的叙述的希望体验。例如,当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时,一对夫妻想为其日常交流中经常出现的词语创造若干缩略语。这个单子可以列出很长很长,但是他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一个局外人可能要费尽心思也不能理解它们。这是一种新的语言吗?一对夫妻可以用之进行很好的交流,但是要想同局外人进行交流这种语言却是毫无用处的,它只能用于缩略语被交流的双方都能理解的情况下。战争期间,间谍的密码更是一种最严密的意义共同管理,借助特殊的信号进行传播,而信号的意义是被双方严密控制的,不能向外人泄露。32
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的理论,意义的共同管理理论似乎有分析的一致性和方法的系统性。这一理论需要通过应用于个案来证明它的广泛适用性,因此追求这个理论的广泛应用性是费时的。总得来说,意义的共同管理理论探讨了两个人如何通过个人思想的交流来创造一个共享的意义。在传播中创造意义的双方都有责任,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都有意义构建的义务。33
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不仅相互知觉﹑相互认识﹐而且也形成一定的情感联系。 这种情感联系集中表现在人际吸引上。对人际吸引的研究是人际传播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通俗地理解,人际吸引是个体与他人之间情感上相互亲密的状态,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肯定形式。按吸引的程度,人际吸引可分为亲合、喜欢和爱情等形式。亲合是较低层次的人际吸引,喜欢是中等程度的吸引,爱情是最强烈的人际吸引。人际吸引是发挥着把两个人凝聚到一起、并防止其分开的驱动力的作用。根据人格心理学家的观点,人际吸引就是一个人通常通过诉诸他人的要求实现吸引的品质。为了准确地预测吸引,必须考虑个性和情境。排斥也是人际吸引中的一个因素,吸引的概念可以从非常吸引(extreme attraction )到非常排斥(extreme repulsion)。
人际吸引有很多方面,最为常见的有:(1) 外表吸引(Physical attractiveness ),是指人们一般喜欢外貌美的人。 外貌美对于第一印象的形成尤其重要。喜欢美的东西是一种自然倾向﹐尽管不同文化的人对美的标准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2) 接近(Propinquity )性,在其他条件相等时人们倾向于喜欢邻近的人。研究表明﹐随机被安排在同一宿舍或邻近坐位上的人容易成为朋友。同一楼内住得最近的人容易建立友谊。邻近性与交往频率有关。邻近的人常常见面﹐容易产生吸引。(3)相似性(Similarity )。物以群分,人以类聚这条成语说明了相似性是人际吸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根据默瑞的吸引-相似性模型,人们会与真正具有相似性的人互相吸引。纽科姆指出,人们会改变对相似性的认识来达到关系的平衡。另外,在预测人际吸引时,对相似性的认识发现比真实的相似性更为重要。人们往往喜欢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这里所说的相似性不是指客观上的相似性﹐而是感知到的相似性。实际的相似性与感知到的相似性是有联系的﹐而且前者往往决定后者﹐但二者不是完全对应的。感知到的相似性包括信念﹑价值观﹑态度和个性品质的相似性﹐外貌吸引力的相似性﹐年龄的相似性﹐以及社会地位的相似性等。人们在早期交往中﹐信念﹑价值观和个性品质的相似性往往显示不出来﹐此时年龄﹑社会地位﹑外貌吸引力往往起着重要作用。随着交往的加深﹐信念﹑价值观﹑个性品质等因素的作用便突出出来﹐甚至超过其他因素。(4) 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是指人们喜欢那些与自己个性品质相反的人。一个主动的支配型男性和一个被动的顺从型女性彼此间有吸引力。选择与自己个性品质相反的人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相互满足需要。(5)互相喜欢(Reciprocal liking ),是指我们喜欢那些也喜欢我们的人﹐不喜欢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一种满意的关系是双方的自我都受到支持的关系。(6)交往频率,R.B.扎永茨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让被试者看一些人的面部照片﹐有些照片看25次﹐有些只看一两次。然后问被试者对照片的喜欢程度。结果表明﹐看的次数越多越喜欢。 这个效果在社会心理学中被称为曝光效应。
人际吸引的基本原则包括:(1)强化原则: 强化是学习论的一项基本原则,运用到人际吸引中,就是我们喜欢那些能给予我们奖励的人。(2)联结原则: 联结是经典条件反射中的一个极其重要学习原则。我们喜欢那些与美好经验联结在一起的人,而厌恶那些与不愉快经验联结在一起的人。(3)社会交换原则: 这一观点认为,我们对于一个人的喜欢与否,是基于成本与利益所做的评价。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我们认识到从人际交往中,得到的报酬超过成本时,便会喜欢和我们交往的人。
研究发现,人际相似性和吸引有多个维度,人们被个人风格,人口统计学,身体和外表,态度、社会和文化背景,个性、兴趣、交流和社会技能等方面与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 一项由T·纽科姆(Theodore Newcomb)在1961年进行的对大学宿舍舍友的研究证明,具有相同背景、专业、态度、价值观和政治观点的人容易成为朋友。根据拜恩(Byrne)1971年提出的“吸引法则”,对于一个人的吸引和那个人与自己态度的相似性的程度呈正比。克罗尔(Clore)(1976) 认为,与你持有相同态度的人更加会同意你对事情的认识,更加会坚持自己的观点,你也会更加喜欢他或她。根据认知一致性理论,态度和兴趣的差异将会导致不喜欢和回避,态度的相似性会加强社会吸引。34
六,功能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功能的视角把传播看作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互动活动,它强调传播的目的性。其代表包括社会交换理论和基本人际关系导向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传播的目的是为了彼此交换所需要的东西,后者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家狄鲍特(Thibault, J. W)和凯利(Kelley, H. H.),或社会学家霍曼斯(G.C.Homans) 和布劳(Blau, P. M.),它有着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根源。1952年狄鲍特和凯利出版的《群体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为其奠基性的著作。社会交换理论最主要的思路在于与经济的类比。社会学家霍曼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解释人的社会行为,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1958)。他认为,人和动物都有寻求奖赏、快乐并尽少付出代价的倾向,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人的社会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商品交换。人们付出行为肯定是为了获得某种收获,或者逃避某种惩罚,希望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获得最大的收益。人的行为服从社会交换规律:如果某一特定行为获得的奖赏越多的话,个体就越会表现这种行为,而某一行为付出的代价很大,获得的收益又不大的话,个体就不会继续从事这种行为。 35
人际传播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建立在自利和相互依靠概念的基础上,它的基本观点是:个体用代价和成本的交换来处理人际关系。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人们总是力图实现代价最小化和酬赏最大化,他们在预测可能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当这种结果更大时,他们会与他人发展一种更亲密的关系。相互依靠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结果或回报受到其他人努力的影响。在长期关系中,如在婚姻关系中,如果丈夫喜欢和孩子守在家里,然而妻子追求她的事业,并且当她的丈夫和孩子守在家里的时候,她喜欢追求她的事业,那么这两个人在另一个人行为的帮助下都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回报。如果妻子没有挣得足够的收入,丈夫就担负不起和孩子守在家里的费用;如果丈夫没有好照顾孩子,妻子就无法追求她的事业。这样的相互依靠(或者说依靠程度)可以让二者满足各自所需。
霍曼斯指出,社会交换不仅是物质的交换,而且还包括了赞许、荣誉、地位、声望等非物质的交换,以及心理财富的交换。个体在进行社会交换时,付出的是代价,得到的是报偿,利润就是报偿与代价的差值。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如果给予别人的多,他就会试图从双方的交往中多得到回报,以达到平衡。如果付出了很多,但得到的却很少,他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就会终止这种社会交往。相反,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总是付出少,得到多,他就会希望继续保持这种社会交往,但同时也会产生内疚感。只有当个体感到自己的付出与收益达到平衡时,或自己的报偿与代价之比相对于对方的报偿与代价之比是同等的时候,个体才会产生满意感,并希望双方的社会交往继续保持下去。
社会交换理论有后实证主义的倾向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能够被验证的命题上。像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一样,这一理论的基本目的是预测和解释人们的行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我们能够通过理解个体在做出自己行动的决定时所考虑的因素(酬赏和成本),来预测和解释他们的行为。人类被看作是理性的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进行代价-酬赏分析,对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中的利必得失进行权衡。社会交换理论也受到了不少批评。有学者认为有一些关系超越了社会交换,人们并不总是“自私自利的”,也不像社会交换理论描绘得那样理性。有一些关系不能用社会交换理论进行解释,如建立在单纯的“真爱” 基础上的关系就是如此。纯真的爱是无私的,而不是自私自利的。长时间的亲密关系是、或正在变成一种共同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主要关心的是另一个人的幸福。社会交换没有考虑到利他主义,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些支持者认同这个批评。布劳认为,利他主义超出了社会交换理论的视野。不过,其他一些支持者主张利他主义也是一种回报,因为它产生于不平等的负面感情,诸如愤怒和内疚是其成本:当我们按照消除这些感情的方式行动时,最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关心。
基本人际关系导向理论(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的代表性的理论家是舒茨(W.C. Schutz),他在1958年发表了了一篇名《人际行为的一个三维理论》。舒茨认为,每一个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都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这三种需要决定了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采用的行为以及如何描述、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三种基本需要的形成与个体早期的成长经验密切相关。36
在个体成长过程中,若是社会交往的经历过少,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正常的交往,儿童与同龄伙伴也缺乏适量的交往,那么,儿童的包容需要就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与他人形成否定的相互关系,产生焦虑,于是就倾向于形成低社会行为,在行为表现上倾向于内部言语,倾向于摆脱相互作用而与人保持距离,拒绝参加群体活动。如果个体在早期的成长经历中社会交往过多,包容需要得到了过分满足的话,他们又会形成超社会行为,在人际交往中,会过分地寻求与人接触、寻求他人的注意,过分地热衷于参加群体活动。如果个体在早期能够与父母或他人进行有效的适当交往,他们就不会产生焦虑,就会形成适当的社会行为,这样的个体会依照具体的情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参加或参与群体活动。
如果说被接纳的感觉是一个健康的人存在的基本要求,那么通过控制是下一个层次的需要。控制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希望与众不同并且对发生的事情有一定的发言权。控制需要指个体控制别人或被别人控制的需要,是个体在权力关系上与他人建立或维持满意人际关系的需要。个体在早期生活经历中,若是成长于既有要求、又有自由度的民主环境里,就会形成既乐于顺从又可以支配的民主型行为倾向,能够顺利解决人际关系中与控制有关的问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确定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范围。如果个体早期生活在高度控制或控制不充分的情境里,他们就倾向于形成型的、或是服从型的行为方式。型行为方式的个体倾向于控制别人,但却绝对反对别人控制自己; 服从型的行为方式表现为过分顺从、依赖别人,完全拒绝支配别人。
最后,人们寻求一种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人际温暖、或一种被爱的感觉。友谊和其他亲密的感觉经常服务于这个功能,而缺乏诸如此类的关系有时候会让人感到一种被疏远的感觉。情感需要指个体爱别人或被别人爱的需要,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建立并维持与他人亲密的情感联系的需要。当个体在早期经验中没有获得爱的满足时,个体就会倾向于形成低个人行为,他们表面上对人友好,但在个人的情感世界深处,却与他人保持距离,总是避免亲密的人际关系。若个体在早期经历中,被过于溺爱,就会形成超个人行为,这些个体在行为表现上,强烈地寻求爱,并总是在任何方面都试图与他人建立和保持情感联系,过分希望自己与别人有亲密的关系。而在早期生活中经历了适当的关心和爱的个体,则能形成理想的个人行为,他们总能适当地对待自己和他人,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接受别人的情感,又不会产生爱的缺失感。他们自信自己会讨人喜爱,而且能够依据具体情况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可以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尽管舒兹认为人们总是在通过各种方法实现上述三个目的,但他的理论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受到这三个目的相同刺激、或这三个需要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情境中都可以用来准确地预测人们的行为。基本人际关系导向理论是一个具有人文色彩的理论,因为它在直觉上是可信的。这个理论富有生活意义,与真实的人际传播行为密切相关。它有着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富有启发性,容易被应用于各种情境中去,后来有许多研究都是遵循着它的框架而进行的。37
七,文化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文化视角的人际传播理论认为,人们的交往过程和交往特征是长期的文化规范塑造和积淀的产物和结果。代表性理论包括:角色理论、失声的群体理论、礼貌理论、面子理论和婚姻理论。
角色理论 (Role Theory)认为,我们大多数的日常活动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角色或者他人的期望。“角色”一词本是戏剧舞台中常用的一个概念,原意是指演员根据剧本扮演某一特定人物。20世纪初,美国著名社会学家G.米德把“角色”一词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以此来说明人的社会化行为。角色理论在人们的社会行为方面提出了如下一些假设: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在群体生活中;在这些群体内,人们经常采取不同的立场;每一个立场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角色,角色的表现由他人的期望所决定;当人们在对期望行为的惩罚和奖赏感到公平和适当时,正式的期望便变成规范;个体一般都是遵从者,他们遵从社会角色的规定。社会角色是指个体在特定社会团体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及与之相关的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每一种社会角色都代表着一套行为及行为期望。它规定了个体在扮演某一特定社会角色时所应该有的行为,而个体只要扮演了某一角色,同社会或团体中的其他人将不约而同地以该角色所应具备的角色行为标准来评价其行为。38
美国学者狄鲍特(W.Thibaut)和凯利(H.H. Kelley)认为,角色这一概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角色是社会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该个体在与其他个体的互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对自身的期望系统;最后,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角色理论还认为: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角色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对于处于特定地位上的人的行为的期待;角色是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社会角色是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的普遍的权利和义务(如父亲、士兵、教师),它总是和一个人特定的期望,标准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学中,关于社会角色有不同的分类:(1)文化角色,是由文化决定的个人角色扮演,如老师、工程师和农民。(2)特定情境角色,如目击者;(3)生物学— 社会学角色,如母亲;(4)性别角色。人们在其一生中会面临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社会角色是不断发展的,一些社会角色出现了,另一些社会角色消失了。角色行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内部期望和外部期望都影响社会角色。社会制裁(Social sanctions )与报酬和社会角色也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海因里希·波皮茨(Heinrich Popitz)将社会角色定义为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必须采纳的行为规范。行为规范是一套被群体成员采用的行为。39
文化角色(Cultural roles)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非常稳定的。在文化改变的历程中,新的文化角色可能逐渐建立起来,旧有的文化角色会逐渐消失,政治和社会的冲突会影响到文化的改变。社会区别(Social differentiation)受到了许多的关注。罗伯特.K.默顿区别了人内角色冲突和人际角色冲突。如一个团队领导不得不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负有团队成员的期望时,面临的是人内角色冲突。他还需要安排好自己不同的社会角色,如父亲、丈夫和俱乐部会员等,面临的是人际角色冲突。R·达伦多夫(Ralph Dahrendorf)对必要期望(must-expectations)和制裁, 应该期望(shall-expectations )和制裁以及能够期望(can-expectations )和奖赏的关系做了论述。
失声群体理论讨论的是由性别文化机构产生的男性和女性在传播上的不平等问题。“失声” 这一术语由人类学家夏洛特·哈德曼(Charlotte hardman) 发明,失声群体理论最早的创立者是两位文化人类学家——阿登纳和雪莉。切瑞斯·卡拉玛拉(cheris kramarae) 及其同事进一步从传播学角度发展了失声群体理论,特别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发展了这个理论。40这个理论的具体内涵本书有专文论述。
礼貌是文化的产物。礼貌理论(Politeness Theory)是由布朗( Brown)与莱文森(Levinson)提出的,其核心概念是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 )。该理论认为:人都有想保持被他人理解、称赞的积极面、以及不想被他人打扰的消极面的两面性的需求,威胁到这个两面性的行为就是面子威胁行为。面子威胁行为是说话人与听话人的权力关系(Power, P)、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Distance, D)以及施加在对方的负担程度(Ranking of imposition,R)三者的总和。一般认为,负担程度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心理的负担程度受到归属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可以将礼貌作为其归属的社会文化的一个指标。面子也是人际交往中的普遍现象。最早研究面子问题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他认为在社会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演员,都在扮演特定的角色,并利用自己最好的演技控制别人对于自己的看法。面子就是一种自我形象。自我形象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自我形象。戈夫曼认为面子起源于人类的传播活动,一个人有没有面子,主要是看别人怎么看待她、或他,面子只存在于人际传播中。同时,面子在人际交往和人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面子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也可以阻碍人际关系的深入。41
近年来关于面子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汀—图梅等提出了面子协商理论,认为面子的机制使交流双方协商的过程,取决于双方的意愿和行为。在人际传播中,人们积极地建构自己的面子,同时也要给与别人面子,面子的给和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们需要面子,就必须先给与别人面子。汀—图梅等认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比较注重个人的面子,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重视集体的面子。汀—图梅认为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更多使用他人导向(other-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则更多使用自我导向(self-oriented)的保留面子的策略。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更多的是维护和要求自己的个利,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多的是负责地承担起一定的义务。 42
婚姻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形式。婚姻传播理论通过测量三个主要的因素,发现已婚夫妻往往会形成三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类型:传统型的,型的和分离型的。43关于婚姻传播最早的文献是玛丽·安妮(Mary Anne) 和菲特兹帕特里克 (Fitzpatrick)1988年的文章《在夫妻之间:婚姻中的传播》。作者认为婚姻建立在三个因素上:意识形态,、相互依赖和冲突。婚姻传播理论认为,单单一个维度并不能决定婚姻的好坏,最好的婚姻取决于夫妻双方需要什么。按照菲特兹帕特里克的观点,传统的婚姻类型由传统的习俗和观点组成,它更加重视婚姻的稳定性和夫妻角色关系中固定角色的扮演,而不是多样性和自发性。在这一类型中,夫妻双方紧密地相互依赖,并经常陪伴对方,尽管彼此不是没有分歧,也同样不能避免冲突。型的婚姻是一种非传统的婚姻类型,并不像传统型婚姻那样依赖对方。尽管一对夫妻可能共渡时光和分享很多事物,但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性、并且在一个住所内都拥有自己的空间。在家庭之外的空间,他们可能拥有自己的兴趣和朋友。按照菲特兹帕特里克的看法,第三种婚姻类型就是分离型的——双方在其角色和关系认知上总是存在矛盾,他们可能会对婚姻有一个传统的视角,但是他们不是相互依赖,彼此分享的东西也不是很多。 44
八,心理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
心理视角的人际传播理论关注的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传播的内在心理过程、以及从心理过程到外化行动的机制。其代表性理论有想象互动理论、沟通理论、社会判断理论和行为组合理论等。
想象互动理论(Imagined Interaction) 是建立在符号互动论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认知和人际交往理论。通过想象的互动行为,人们想象自己为了各种目的同重要的他人进行谈话。想象互动理论为我们研究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工具。想象互动有很多的功能,包括:预演、自我理解、关系保持、冲突管理、宣泄和补偿。45例如,冲突管理功能解释了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深层次的冲突难以管理,以至于很难被“原谅和忘记”。哈尼科特认为,想象互动是一个社会认知过程,在此,个体想象自己与别人进行了预测性或回忆性的互动。他还曾提出,这实际上是人内传播的一种发展形式,在想象互动中,个人同自己进行对话、并想象自己与别人进行了该次对话。在早期,想象互动理论被认为是进行精神想象的手段和工具,它塑造了人们的人际传播过程。哈尼科特等人也讨论了这一理论如何在符号互动论和形象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问题。其思想源泉包括米德, 杜威 和舒兹。当一个人进行想象互动时,当人们想象自己对一个即将到来的谈话如何回应时,互动、或交往的脚本就开始产生了,想象互动有助于人们为陌生的相遇做好准备,还对人们再次体验以前的谈话并建立美好或不好的回忆产生作用。想象互动有以下功能:让关系保持生命力;维持冲突并解决它;为即将到来的互动排练讯息;帮助人们澄清思想和感情来增强自我理解;通过减少紧张来进行情绪宣泄;补偿真实互动的缺乏等等。46
沟通理论(Transactional Analysis)认为,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和互动都牵涉到他们自我状态的表现。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传达某个讯息时,他期待对方有某种反应。这种一方传达某种刺激,另一方给予回应的过程便是一种最简单的传播。简单的传播只牵涉两个自我状态,越复杂的沟通,牵涉越多个(三或四个)自我状态。一个会话是由多个传播所组成。当一个人开始传播时,他可以选择从哪一个自我状态来发出他的讯息。
社会判断理论是由穆扎法·谢里夫(Muzafer Sherif) 和卡尔·霍夫兰( Carl Hovland )(1961)年提出的一个说服理论。它关注的是个体对讯息进行判断的内在过程。改变态度是说服传播的基本目标,社会判断理论试图去解释说服性讯息在什么情况下最有可能成功,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态度改变,并且试图预测态度改变的方向和内容。总之,研究者们努力发展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以下问题:一个人改变自己立场的可能性,态度可能改变的方向,个体对他人立场的容忍度,对自己立场或是观点的坚持程度,等等(。社会判断理论认为态度改变的基础是讯息接收者的卷入程度、刺激的结构以及信源价值或者可信度等因素。47
社会判断理论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学术传统,大量依赖实验室的实证研究。这种实验研究起初探讨的是人们对一个物理实体的智力评价,当时属于心理学的范围。受试者被要求就一个物体的一些方面(如重量和颜色)与另一不同的东西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当他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标准的时候,被试者就按照这个标准对事物进行分类。例如,如果把一个非常重的物体作为衡量标准来判断重量,那么另一个物体就会相对较轻。如果用一个较轻的物体作为衡量标准来判断重量,那么另一个物体就会被看成相对较重。标准就是一个 “锚”(anchor)。这个关于物理对象的研究后来被应用到心理学研究上,研究内容是人们对诸如宗教和政治、文化这些社会问题接受的限度.48
社会判断理论有五个主要原则,它们直截了当,明白易懂,很多都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观察和体会的常识。(1) 我们对判断进行分类以评价说服性的立场。根据社会判断理论,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立场分成三个不同的领域和范围: 接受(acceptance)、拒绝(rejection)和不表达立场(non-commitment)。接受的范围包括一个特定话题的所有可接受的立场,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立场叫做“锚”(anchor),它是所有立场里面最能接受的一个立场,可能是极端的立场,也可能是一个较为温和的立场。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我们不接受一些立场,但是我们也不拒绝一些立场,这样我们就处在不表明立场(non-commitment)的范围内,这个立场包括我们没有真实想法的事物。除了不表明立场的范围,我们还有可能处于拒绝的范围,这个范围包含的是那些我们拒绝的立场和议题。(2)当我们接收到说服性的信息时,我们把它归入我们判断的分类里。判断对说服行为至关重要。通常我们会判断一个既定的立场属于哪一个种类,如果你的立场被人们判断为“拒绝”,那么你就不能说服别人。根据社会判断理论,人们并不是消极地接受信息,然后做出判断。相反,人们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一边判断一边接受信息。因此,人们怎样判断是说服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做出拒绝的判断将会让说服和影响变得困难。不表明立场和接受的判断会提供改变态度的机会。在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新信息很容易影响有更大接受范围的人,而不易影响有更大拒绝范围的人。从简单的统计学的观点来看,你有更多的机会影响有更大的接受范围的人。相比之下,更大的拒绝范围意味着接收者只能接受有限数量的特定信息,这样发送就需要更加谨慎和小心。(3) 我们“自我介入”(ego-involvement)的程度影响了我们态度范围的大小。自我介入的意思是问题对我们的认同的重要程度。一个自我介入的话题是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问题,如,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质量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我们希望孩子安全和快乐,任何影响他们的事情都与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和我们的孩子生活相关的话题就有可能是自我介入的。当我们逐渐介入到一个问题时,我们拒绝的范围变得更大,接受和不表达立场的范围变得更小。是因为这些话题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思考过很多遍,最后才决定我们怎样想才是“正确”的立场,然后建立我们的自我概念。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4)人们往往会扭曲新信息来适应自己的判断分类。社会判断理论认为,我们会在一个特定问题上根据“锚立场”(anchor position)来扭曲接收到的信息。如果我们接收的说服信息属于接受的范围(the latitude of acceptance)并且和“锚立场”接近,人们将会 “同化”(assimilate)这些新信息。换句话说,人们会把新信息拉得离他们更近,让这个立场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容易就接受。相比之下,如果接受的信息不属于接受的范围,那么人们就会“比较”(contrast) 那些新信息,换句话说,他们就会把新立场推得离自己更远,并且让新立场看起来比实际的情况更糟糕。通过同化和比较我们改变了接收的新信息的真实立场,并且让新信息看起来比真实的情况离“锚”看起来更近、或更远。当这种扭曲发生时,说服不可能出现。我们把新信息推出我们接受的范围进而推进我们拒绝的范围,这时说服便不可能出现。(5) 较小和适度的立场差异会导致态度改变,大的差异不会产生态度的改变。根据社会判断理论,说服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首先,如果新信息被判断归入拒绝的范围,说服就不可能发生;其次,如果个体自我介入到这个问题,那么拒绝的范围要比平时大很多,因此说服也变得更加困难;最后,人们往往会通过同化和比较扭曲新信息,从而使得新信息的说服潜能受到削弱。这些因素造成人们的态度没有改变的空间。
根据社会判断理论,如果要说服别人就必须满足以下条件:(1)新信息必须属于接受的范围。(2)新信息必须与“锚”立场是不同的。(3)新信息不能被同化和比较。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抵制改变,并在新的立场上改变缓慢。改变的数量只有在锚立场和新信息的差异的程度被确定好的时候,说服才会发生。如果差异的程度太小或者太多,说服都不会发生。判断过程中的比较引起态度的改变,尽管态度改变的判断所构成的因果关系很难追踪。当一个人比较至少两个对象、并其中进行选择时,判断就发生了。判断的过程混合着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情境因素。研究者必须从行为中推断出态度。行为是对业已被安排好的、或者自然而然发生的刺激的反应。真实的态度是自我认同的基本因素,非常复杂,很难改变。社会判断理论的研究者们观察态度改变的方法之一是通过自填式分类调查问卷。为了让研究者推断被试者的态度,这个方法要求参与者在许多最接受、最反对、中立等选项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谢里夫和霍夫兰认为分类是一个可以被观察的判断过程,也是态度形成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判断过程,分类和态度形成是对过去事情回忆的产物,如此一来过去的经验影响当前情境的决定。这样人们就获得了态度。经验、知识和情绪规定了人们的这些选择。不是所有的社会态度都是累积的,特别是一些涉及极端态度的问题。这意味着一个人在与自己相关的立场上可能不同意比自己稍显温和的立场,尽管他们可能拥有相同的方向。此外,即使两个人可能持有相同的态度,他们“最喜欢的”和“最不喜欢的”的选项可能不是相同的。接受,拒绝和不表示立场的范围是社会判断理论轮的各核心概念。这些范围分别构成一系列的喜欢、反对和漠视的态度。因此,一个人对一个社会问题的态度不能被概括成一个单一的观点,而是应该看成是对不同立场不同程度的接受。这些程度或者说范围一起造就 了个体态度的全部内容。社会判断理论认为这个拒绝的范围是决定个体卷入程和态度改变倾向的基本因素。拒绝的范围越大,个体对问题的卷入越多,因此更难以说服。在立场的中间地带是不表示立场,这是一个表示无关紧要的态度的区域。当一个有差异的观点在一个传播讯息中被表达时,如果他属于这个人接受的范围,讯息就更可能被同化或者被看成比真实情况更接近一个人的“锚”。当讯息被看成是与一个人的“锚”不同时,它就属于了拒绝的范围。然而,属于不表示立场范围的讯息是一种最有可能发生态度改变的情况。因此一个人越是持有极端的立场,他就越可能属于拒绝的范围,因此就更难被说服。
社会判断理论认为,极端的观点和拒绝的宽广范围是高度自我介入的结果。根据1961年谢里夫和霍夫兰的研究,自我介入的程度取决于议题是否会引起紧张的态度,或者个体是否能够把议题首先看成一个真实的的问题。宗教、政治和家庭都是引起高度的自我介入的态度的例子;这些态度有助于一个人自我身份的形成。介入概念是社会判断理论的关键。谢里夫等人(1965) 认为高度卷入一个话题的个体更可能估量所有可能的立场,因此会导致一种非常有限或者不存在的传播范围。高度卷入同时还意味着个体还会有一个更加受的接受范围。因为当一个人高度卷入的时候,相异的观点更加难以容忍,更多的讯息将会进入到拒绝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会更加普遍。属于拒绝范围的讯息不可能成功地说服别人,因此,高度卷入的个体将会很难说服别人。50
社会判断理论是一种有用的理论。第一,它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表现出激动和不安的情绪。其次,它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地难以达到说服。最后,社会判断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真实社会中说服别人的常识。
行为组合理论(Action assembly theory)强调的是人类行为所受到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它研究和描述人类认知和交往行为之间的联系,即个体的思想是怎样转变为行为的。这一理论认为,人的记忆中储存了成千上万的行为特征。第一组过程——激活,基本上是一个选择过程。它说明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个人如何从已经获得的大量行为特征储备中仅仅选择一个去形成其行为。第二个过程就是组合。一旦一种行为特征被激活,组合就开始了,这将改变整个形态。当两个或更多的补充特征彼此契合时,组合行为就出现了。行为组合理论提出,人们的交往行为取决于两个过程:(1) 对长期的过程因素(procedural records)的记忆;(2)组织这些过程因素来形成采取行动的行为。一个过程的记忆是行为组合的中心,过去的行为储存起来为将来所用,这些行为是记忆系统的一部分。在人们的记忆系统中,存储着在过去怎样实施行为的信息。过程记录包括关行为、结果和情境的信息。如在公共场所(情境)吸烟(行为)会导致周围人们的反感以及场所管理者罚款(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对过程的记忆。人们的过程记录有不同的记忆强度。一些记录非常表面,仅仅有一些粗浅的印象留在心里,但是有一些印象却是特别深刻,长期地留在记忆里。行为组合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详细说明过程记录和行为表现如何联系在一起。一个激活的过程就是用来选择特殊的过程记录的过程。例如,如果一位父亲因为孩子犯了偷窃行为而教训孩子,那么一个关于这个行为的目的和情境的过程记录就被激活了。过程因素的组合过程非常重要,人们通过过程记录来组织一种行为表现。组合是一个组织严密管理的过程,这个过程从一般的策略开始,逐渐进入到传播特殊讯息的特殊观念中。行为组合理论已被运用到一些人际传播问题的研究中,如谈话中的反应时间(latency )和犹豫问题。这个概念被认为是认知过程的一个表现。另外的应用还有计划问题。一个会做计划的的人比起那些不会做计划的人做事情更加顺利,这是因为在讯息生产的时候,擅长计划的人预先进行了在某种情境下行为组合,从而减少了在交往过程中的认知负担。当一个互动情境具有多个目的时,行为组合理论发现对一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增加了。对目标的组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特定的目标可能和与这个行为相关的其他目标是不相容的。反过来说,有多个目标的讯息涉及到了更多的语言上的犹豫和反应时间。这些都是行为组合理论将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51
结语
西方的人际传播研究从1950年代前后开始逐渐进入了一种快速的发展状态,这个新兴事物的轮廓和版图在半个世纪的区间里集腋成裘,迅速成型,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杰出研究者都为人际传播这门新兴的学科贡献出了学术智慧和思想资源。据笔者考察,西方学界可归纳在人际传播理论范畴的理论成果迄今为止至少有50余种,其中大多数的理论植根于人类传播的实践传统,对人际传播的本质比较有概括性、解释力和预测力。由于时间和篇幅,本文只撷取了若干代表性的理论进行了粗略的评述,这是一个遗憾,希望沿着这条路径,以后能够进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刘蒙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7级博士生)
注释:
1. Gerald R. Miller(1978).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 1-177.
2. Glen H. Stamp(1999). A Qualitatively Construct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Model: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 ,531-547
3. Lesile A.Baxter& Dawn O.Braithwait(2007).Engaging Theori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ultiple Perspectives,sage.
4.McCann, R., & Giles, H. (2006).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in the workplace: Thai and American data.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1), 74-108.
5. Giles, H., Fortman, J., Dailey, R., Barker, V., Hajek, C., Anderson, M.C., & Rule, N., (2005). 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public.
6. Miller, K.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ies: Perspective, processes and contexts (2nd ed). NY: McGraw Hil,155-156..
7.Lesile A.Baxter& Dawn O.Braithwait(2007).Engaging Theori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ultiple Perspectives,sage, 2007.
8.Duran, Robert L.Spitzberg, Brian H.(1995).Toward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cognitive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3, 259-86.
9.Anderson, R., & Ross, V. (1998). Questions of communication: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ory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29-130.
10.E Griffin.(1994).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168-178.
11.Afifi, W. A., & Metts, S. (1998).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ectation Violation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365-392.
12.Burgoon, J. K. (1978). A Communication Model of Personal Space Violation: Explication and an Initial Tes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 129-142.
13.Burgoon, J. K. & Jones, S. B. (1976). Toward a Theory of Personal Space
Expectations and Their Violation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 131-146.
14.Burgoon, J. K., Le Poire, B. A., & Rosenthal, R. (1995). Effects of Preinteraction Expectancies and Target Communication on Perceiver Reciprocity and Compensation in Dyadic Intera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1, 287-321.
15.Afifi, W. A., & Metts, S. (1998).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ectation Violation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5, 365-392.
16.Buller, D.B., and Burgoon, J.K. (1996). Interpersonal decep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6, 203-242.
17.Stephen.W.Littlejohn,Karen.A.Foss.(2005).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146-147.
18.Baxter, L.A. (1988). A dialectical perspective o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 S. Duck (Ed.),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57-273.
19.Altman, I., & Taylor, D., (1973). Social Penet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20.同上。
21.Altman, I., & Taylor, D., (1973). Social Penet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139.
22.Stephen.W.Littlejohn,Karen.A.Foss.(2005).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266-7.
23.Knapp, M.L. (198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4.Knapp, M.L. (1984).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Human Relationships.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5.Berger, C. R., Calabrese, R. J. (1975). Some Exploration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99-112.
26.Berger, C. R., Calabrese, R. J. (1975). Some Exploration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 100.
27.Miller, K.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ies: Perspective, processes and contexts (2nd ed). NY: McGraw Hill. 176.
28.Berger, C. R., Calabrese, R. J. (1975). Some Exploration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01-109.
29.Miller, K.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ies: Perspective, processes and contexts (2nd ed). NY: McGraw Hill,178.
30. Miller, K. (2005). Communication theories: Perspective, processes and contexts (2nd ed). NY: McGraw Hill,180-183.
31.Gudykunst, W. B. (1985).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Similarity, Type of Relationship, and Self-Monitoring on Uncertainty Reduction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2, 204.
32.Griffin, E. (1997).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p. 492
33. Brenders, David A.(1987). Fallacies in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ritique of th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coherent conversation and related the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3, 329-349.
34. Lesile A.Baxter& Dawn O.Braithwai(2007).Engaging Theories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ultiple Perspectives,sage.
35.Molm, Linda D. & Peterson, Gretchen(1999). Power in negotiated and reciprocal exchang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36. Schutz, W.C. (1958). FIRO: A Three Dimension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37. Hafner, R. J & Ross, M.W (19). The FIRO Model of Family Therapy: Implications of Factor Analysi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5, 974.
38. Determinants of supervisory behavior: A role set analysis. Human Relations, 28, 139-153
39.同上。
40.Kramarae, C. (1981). Women and men speaking: Frameworks for analysis. Rowley, MA: Newbury House,3.
41.Goffman, E. (1967).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42.Ting-Toomey, S. & Kurogi, A. (1998). Facework competence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2, 187-225.
43.Stephen.W.Littlejohn,Karen.A.Foss.(2005).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273-274.
44.Fitzpatrick, Mary Anne.(1998).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Communication in Marriage. Newbury Park, CA: Sage.
45.James.M.Honeycutt.(2004).Imagined interaction conflict-linkage theory: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and resolution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 everyday life.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23, 3-25.
46.Henry Holt. Honeycutt, J. M. (2003). Imagined interactions: Daydreaming about communication.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47.Nebergall, Roger E.(1996).The social judgment-involvement approach to attitude and attitude change. Western Speech,30, 209-215.
48.Sherif, C. W. (1963). Social categorization as a function of latitude of acceptance and series rang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148-156.
49.Sherif, M. & Hovland, C. I. (1961). Social judgment: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29.
50.Sherif, M. & Hovland, C. I. (1961). Social judgment: Assimilation and contrast effects in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
51.Athay, M., & Darley, J.M. (1981). Toward an interaction-centered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 N. Cantor & J.F. Kihlstrom (Eds.), Personality, cogni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281-308.
附:进一步研究的参考文献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