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林纾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开拓者，与严复齐名。他合译了《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多部西方小说。

林纾（1852-1924），福建岷县人。林纾出生于普通家庭，父亲是小商人。但林纾志存高远，可惜仕途坎坷。31岁中举，后七次考进士。

林纾所处时代，中国正在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瓜分对方。林纾的爱国思想贯穿于其翻译思想之中。时过境迁，但是对林纾翻译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评论家们对其思想亦是褒贬不一。

首先，林纾讲究翻译作品的救世功能和启发民众智慧的作用。林纾深受梁启超文学思想的影响，倡导多译小说。他指出国外作家多靠小说启发民众智慧，因此要大量介绍小说，发展翻译事业来“开民智”。林纾提出此点，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其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使其译品的受众更广，这一点十分可贵。林纾翻译作品，有其爱国救世的崇高目标。并从这一目标出发，选择翻译作品的类型。林纾多选择西方小说进行翻译，便更加专注和专业。因为译者即使拥有良好的双语能力，但是都有其所擅长的风格和领域。

其次，林纾经过长期艰苦跋涉和探索，其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集中在翻译目的与功能上。在近代翻译家中，他是对翻译目的和功能强调最多的一位翻译家。既强调译品要能达到预期目标和效果，要求译作能够完成其所肩负的任务。而林纾的翻译目的就是爱国与救世。林纾认为救国要靠“实业”，因而在他的译品中也关注对兴办“实业”思想的宣传。

然而，首先，林纾的翻译思想并未形成体系和框架，而只是在其译品的译序和后记之中有所涉及。即使他提出了注重翻译的目的和功能，但是其并未将其系统化，形成翻译理论框架体系。其在翻译思想上贡献也不及严复。

其次，林纾过分注重其因译文中救国思想的宣传，对原文的内容则是有删有减，这一点没有达到对原文忠实的要求。《快肉余生记》（《大卫科波菲尔》）是林纾最满意的译作之一。1981年商务印书馆林纾版重译本字数为29.7万，而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庄绎传译本字数为80.6万。从这一数字就可看出其中删减了多少内容。

再次，林纾和译了数量最多，且最集中的西方文学作品，这一点无可比拟。但实际，林纾一生却并未出国门一步，不懂得外语。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应当具有较好的双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原语内涵。把握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等。如果不懂原文，而是经过他人转述，其中便会丧失很多原语所要表达的内容，或语言形式上的美感。同时，他人在转述是并非能够完全将原语表达内容和形式解说清楚，第二人在通过转述进行翻译，一定会与原文差距拉大。

因此，误译便是很难避免。例如，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林纾“把‘开门’（ouvre）和‘工人’（ouvrier）混为一谈。这两个法语单词在法语中是极为常见的，而林纾却将其错译为一字，显然是因为原语知识缺乏、语言能力不足造成的。

因此，做翻译时，译者必须具有良好的双语能力，而不能只偏重其一，甚至只知其一。否则译出的作品将会有失偏颇，诘屈聱牙，信息传递出错，令读者迷惑不解。

总之，林纾作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位大家，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其爱国思想也始终贯穿其中，但是也亦有其不足之处。

                                    马同娟   200705001653

                                     2010 年4月20日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