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到底有多少人是中产阶级？这一问题是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研究中讨论最多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而不同的中产阶级概念定义和划分指标所估计出的数字差异很大。
1、对中产阶级数据规模的各种估计
表1列出了近年来研究者估计的中产阶级数量和选择的划分指标。从表1显示的情况来看，社会学家在选择划分中产阶级的指标上较为接近，主要的指标是职业、收入、文化水平、消费和主观认同等，但依据这些划分指标估计的中产阶级数量差异很大，所估计出的全国范围的中产阶级比例从3.1%到25%，城市中产阶级比例从8%到48.5%。一般来说，主观估计的中产阶级比例较高，这可能是由于人们主观上强烈感受到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在迅速崛起。另外，采用单一指标——特别是职业标准——分类中产阶级，其比例估计较高，而以多元指标来估计的比例则较低。不过，其中几个数据质量较高和估计方法较精细的比例估计比较接近（李培林，2006；牛津分析，2003；李春玲，2001；周晓虹，2001），这几个数据估计结果是，从全国范围来看，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在4%-5%之间；在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0%左右；在大城市，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大约在12%-15%之间。这样的估计比例可能较符合公众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数量规模，不过，最近两、三年中产阶级的数量应该有明显增长，实际比例应该会高于上述估计。
表1 中产阶级比例估计及划分标准
| 年代 | 著者 | 论著发表处 | 全国 中产阶级比例 | 城市 中产阶级比例 | 划分指标 | 调查数据及估计方法 |
| 1997 | 张建明 洪大用 等 | “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第5期 | — | 48.5%（北京市） | 社会经济指数（文化水平、收入和职业） | 北京市抽样调查，数据统计估计 |
| 1999 | 陆学艺 | “社科院学者称2020年中国人三分之一是“中产”《环球》2007年6月 | 15% | — | 职业 | 无调查数据， 主观估计 |
| 2000 | 肖文涛 | “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 20%-25% | — | 收入及家庭金融资产 | 无调查数据， 主观估计 |
| 2001 | 周晓虹 | “中国中产阶级：现实抑或幻象”《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 — | 11.9%（大城市） | 经济条件、职业和文化水平 | 五大城市电话调查数据，数据统计估计 |
| 2001 | 李春玲 | 《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4.1% | 12%（大城市） | 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 |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统计估计 |
| 2003 | 牛津分析 | “中国：中产阶级”《财经界》2005年4月） | 4.5% | 8% | 收入及实际购买力 |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统计估计 |
| 2004 | 刘毅 | “中产阶层的界定方法及实证测度——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开放时代〉2006年第4期 | — | 23.7%（珠江三角洲城镇家庭） | 收入、职业和消费 | 珠江三角洲抽样调查，数据统计估计 |
| 2005 | 李强 | “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社会》2005（1） | 15% | — | 职业 | 无调查数据， 主观估计 |
| 2006 | 李培林 |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和认同”，中国社会学会2007年年会“中产阶级国际比较论坛”论文集 | 核心中产阶级 3.1% 半核心中产阶级8.9% 边缘中产阶级20.9% | — | 职业、收入和文化水平 |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统计估计 |
| 2007 | 陆学艺 | “社科院学者称2020年中国人三分之一是“中产”《环球》2007年6月 | 22%-23% | — | 职业 | 无调查数据， 主观估计 |
在当前国际社会学领域，埃里克·奥林·赖特的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框架和约翰•戈德索普的新韦伯主义阶级分类框架是中产阶级划分最常采用的分类标准。东亚的一批社会学家（“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EAMC Project）在比较了上述两种阶级分类框架以后，提出了一套适用于东亚新兴工业化社会的中产阶级划分模式，即EAMC阶级分类，这一中产阶级分类模式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中产阶级比较研究中被广泛采纳（Hisao，1999；2001；2006）。EAMC阶级分类是在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的阶级分类框架基本上做了进一步的中产阶级划分，它共划分出六个阶级：1）资产阶级或企业家阶级（雇佣20人以上的企业主）；2）新中产阶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3）老中产阶级（雇佣20人以下的小雇主和不雇佣他人的小业主）；4）边缘中产阶级（普通办公人员和非体力的商业服务业人员）；5）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监工人员、技术工人、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6）农业劳动者。具体的分类方法参见表2。
表2 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与EAMC项目阶级分类的对应
| 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 | EAMC项目阶级分类 |
| I 较高级等级专业人员 II 较低等级专业人员 | 资产阶级（雇佣20人或以上） 新中产阶级 |
| IVa 雇佣他人的小雇主 IVb 不雇佣他人的小雇主 | 老中产阶级 |
| IIIa 普通办公人员 IIIb 非体力的商服人员 | 边缘中产阶级 |
| V 技术人员和监管人员 VIa 技术工人 VIIa 半技术或非技术工人 | 工人阶级 |
| IVc 农场主 VIIb 农业工人 | 农业劳动者 |
本文借用EAMC项目的中产阶级分类，采用作者现有的历年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以及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不同年代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增长状况，计算结果列于表3。
表3 1982-2006年城市中产阶级占16-60岁城市人口比例（EAMC中产阶级分类）（%）
| 年代 | 企业主阶级 | 新中产阶级 | 老中产阶级 | 边缘中产阶级 | 工人阶级 |
| 1982 | 0.0 | 13.9 | 0.1 | 19.7 | 66.3 |
| 1988 | 0.1 | 17.2 | 3.2 | 23.8 | 55.7 |
| 1990 | 0.5 | 19.6 | 2.2 | 19.9 | 57.8 |
| 1995 | 0.6 | 22.1 | 5.5 | 26.6 | 45.2 |
| 2001* | 1.5 | 16.6 | 10.3 | 33.2 | 38.4 |
| 2002 | 1.1 | 23.6 | 11.1 | 29.1 | 35.1 |
| 2005 | 1.6 | 21.0 | 9.7 | 31.4 | 36.3 |
| 2006* | 0.6 | 18.8 | 19.6 | 25.4 | 35.7 |
1982、1990和2000年的五个阶级的比例分布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及相应年份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统计数据推算出来的；2005年的阶级分布比例是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此数据包括了雇佣状态的信息）；1988、1995和2002年的各阶级分布比例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研究项目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来；2001和2006年的比例分布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两次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社会分层研究项目和CGSS调查）计算出来。尽管由于各类数据的分类指标不同而导致推算结果并不准确，但比较各年的数据还是反映出城市中产阶级增长的趋势。从1982到2006年的24年期间，城市新中产阶级增长约10个百分点，老中产阶级在这24年当中几乎是从无到有，比例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老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迅速并保持相当规模，是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大多数欧美国家，新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往往伴随着老中产阶级的数量的大幅下降或衰亡。在东亚国家，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并未导致老中产阶级数量的明显下降，老中产阶级数量一直维持着稳定的规模。而在中国，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在共同增长。从表3的数据来看，如果按照EAMC的中产阶级分类，当前城市中产阶级——包括老中产和新中产——的人数规模占城市人口（16-60岁非学生人口）约三分之一左右。同时，边缘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也很明显，24年期间，边缘中产阶级的比例增长也大约是10个百分点。边缘中产阶级是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数量增长也预示着中产阶级数量还将持续增长。与此相应地结果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
如果以EAMC项目的大中产阶级和核心中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来估计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数量规模的话，那么大中产阶级（包括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60%左右，若排除城市社会中大约5%的精英分子（他们应该是位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上层阶级），城市大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为55%。核心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20%至23%之间，若排除5%的上层阶级，核心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在15%至18%之间。如果我们再把EAMC项目的中产阶级分类推衍到全国范围，考虑大约50%的农业人口，那么在全国范围，大中产阶级的比例大约是30%，而核心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大约是8%至9%。
3、以收入标准界定的中产阶级的数量规模及增长趋势
虽然社会学家倾向于以职业或工作状态以及相关指标来划分中产阶级，但是当前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似乎更关注经济收入标准。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学者专家和社会公众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李培林设计出了一个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本文借用他所设计的收入标准，考查收入中产的增长趋势。
李培林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6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CGSS调查数据）计算出当年的人均收入，并确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为划分“高收入者”收入指标，把人均收入平均线至平均线2.5倍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并把“高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共同归类为“收入中产阶级”。收入标准只是李培林的中产阶级分类的三个指标之一，另外两个指标是职业和教育，即既达到了收入标准同时也符合职业和教育标准才被归类为中产阶级。本文在这里只是依据收入这一单指标来确定收入中产，而通常人们从收入角度来确定中产阶级时，往往认为中产阶级是高收入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足以维持体面而稳定的生活和较高水平的消费，因此，本文把李培林确定的“中等收入者”上限——城镇人均收入的2.5倍作为划分收入中产阶级的标准。依据这一思路并采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的CGSS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结果，把城镇人均年收入的2.5倍（28272元）设定为收入中产的标准线，以及以城镇家庭人均年收入的2.5倍（21715元）设定为中产家庭标准线。也就是说，在2006年，个人年收入达到或超过28272元的人归类为中产阶级，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或超过21715元的家庭归类为中产家庭。以2006年的收入中产标准线为基准，并考虑历年的消费指数（实际购买力），推算历年的中产收入标准线，由此计算出：2001年中产阶级的年收入标准线为269元，中产家庭人均年收入标准线为20715元；1995年中产阶级的年收入标准线为22476元，中产家庭人均年收入标准线为18542元；1988年中产阶级的年收入标准线为136元，中产家庭人均年收入标准线为8141元。根据上述标准线，表4显示了各年份以收入标准定义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
表4 不同年份收入中产阶级和收入中产家庭所占比例（%）
| 年份 | 收入中产阶级 | 收入中产家庭 | ||
| 城市/城镇 | 全国 | 城市/城镇 | 全国 | |
| 1988 | 0.5（城市） | --- | 0.7（城市） | --- |
| 1995 | 0.8（城市） | --- | 0.8（城市） | --- |
| 2001 | 3.4（城镇） | 2.1 | 3.4（城镇） | 1.7 |
| 2006 | 8.6（城镇） | 4.6 | 5.8（城镇） | 3.0 |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获得了稳定的增长，不论采用哪种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或分类标准，这一结论都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各种比例估计的差异显示出，学者所谓的中产阶级概念（依据职业及相关指标所划分的中产阶级）与公众印象中的中产阶级形象（依据收入或消费指标划分的中产阶级）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规模时，首先需要确定所要讨论的是哪种中产阶级概念。多重的中产阶级概念也许正是中产阶级形成的初期阶段的特征，是高速经济增长、急剧社会变迁和度社会分化的后果，也许在未来的十年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学家的中产阶级概念将会与公众的中产阶级印象逐渐吻合，这也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本人认为，在目前阶段，不同概念的中产阶级都值得加以认真分析，可以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中产阶级概念。如果关注的是市场消费问题或者是收入分配问题，就采用以收入指标或消费指标来定义的中产阶级概念；如果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阶级特征——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认同和社会态度，就应采用以职业及相关指标划分的中产阶级概念。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尽管也考查了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变化情况，但其目的仍是想通过经济生活变化情况来解释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走向，因此，采用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概念较为适合。另外，本文预先设定，在中产阶级形成的初期阶段，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将是明显的，需要分别加以分析，因此EAMC阶级分类较适用于本文的分析。同时，本文把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核心部分——看作为未来中产阶级的代表，因此下述分析的重点是新中产阶级。
二、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
在分析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之前，先考查中产阶级人群近年来的收入和消费变化情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目前所采取的社会政治态度，因为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现实的主观判断。
1、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
表5列出不同年代各阶级的平均年收入和增长情况。表5上半部分的四行数据中，1988、1995、2002年数据是全国城市抽样数据，2006年数据是全国城镇抽样调查数据。表5后半部分的八行数据（2000-2007）是北京市中产阶级调查数据。
1988年，普通“工薪阶层”（包括新中产阶级、边绝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收入差距不太大，但他们与企业主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企业主阶级的平均收入是工人阶级平均收入的54倍，而新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只是工人阶级平均收入1.3倍。显然，新中产阶级在收入方面还没有从普通的“工薪阶层”中脱离出来，或者说中产阶级现象还没有出现。
1995和2002年，“工薪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新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是工人阶级平均收入的1.5倍（1995）和1.7倍（2002）。到2006年，新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平均收入之比达到2.3。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与企业主阶级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并且新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超过了老中产阶级。就是在这一时期，新中产阶级开始脱离出普通“工薪阶层”的行列，并逐步地与中小企业主和部分收入较高的个体户共同构成了一个中高收入群体，这些人就是公众印象中的中产阶级。
表5 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城市/城镇）
| 企业主阶级 | 新中产阶级 | 老中产阶级 | 边缘中产阶级 | 工人阶级 | ||||||
| 年收入 均值(元) | 增长率 | 年收入均值(元) | 增长率 | 年收入均值(元) | 增长率 | 年收入均值(元) | 增长率 | 年收入均值(元) | 增长率 | |
| 1988 | 93725 | --- | 2217 | --- | 12993 | --- | 1996 | --- | 1732 | --- |
| 1995 | 12229 | -87.0 | 7981 | 256.0 | 6969 | -46.4 | 6395 | 220.4 | 5199 | 200.2 |
| 2002 | 19694 | 60.7 | 15531 | 94.6 | 10435 | 49.7 | 11945 | 86.8 | 9329 | 79.4 |
| 2006 | 495 | 136.1 | 222 | 70.1 | 18630 | 79.2 | 16971 | 42.1 | 11371 | 21.9 |
| 2000* | 58000 | --- | 42162 | --- | 28027 | --- | 19732 | --- | 15824 | --- |
| 2001* | 59600 | 2.8% | 44398 | 5.3% | 23934 | -14.6% | 21298 | 7.9% | 34492 | 118% |
| 2002* | 61600 | 3.4% | 47219 | 6.4% | 27053 | 13.0% | 24404 | 14.6% | 18058 | -47.6% |
| 2003* | 97600 | 58.4% | 51228 | 7.8% | 30244 | 11.8% | 26958 | 9.5% | 140 | -9.0% |
| 2004* | 106000 | 8.6% | 55434 | 8.2% | 41605 | 37.6% | 29629 | 9.9% | 17435 | 6.1% |
| 2005* | 116000 | 9.4% | 544 | 6.3% | 37581 | -9.7% | 36508 | 23.2% | 17778 | 2.0% |
| 2006* | 142000 | 22.4% | 67088 | 13.8% | 43159 | 14.8% | 45315 | 24.1% | 22010 | 23.8% |
| 2007* | 178000 | 25.4% | 81411 | 21.4% | 53122 | 23.1% | 58457 | 29.0% | 280 | 20.3% |
另外，我们从北京市中产阶级调查数据中可以观察到本世纪开始以来（大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情况。与其它阶级相比较，新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是最为稳定的而且其增长速度在加快，边缘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情况与新中产阶级类似，这意味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经济收入方面正在接近新中产阶级。企业家阶级的收入增长率高于新中产阶级，但其年增长率似乎不太稳定。
2、中产阶级的住房消费
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上升以及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人数增长随之在消费领域有所反映，特别是表现在住房消费方面。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拥有舒适、宽敞的住房是中产阶级的最重要的身份标志。表6列出了不同年代拥有私有房产的比例。1988年城市人口中拥有私有房产的比例仅为13.7%，1995年上升为41.7%，到2000年此比例上升到75.9%，而新中产阶级的私有房拥有率达到了80.6%。从2000至2005年，私有房产的拥有率没有上升，这可能部分是由于房价的持续猛涨，抑制了人们的购房需求。不过，这五年期间，新中产阶级的商品房拥有率仍然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其商品房拥有率增长约13个百分点，边缘中产阶级的商品房拥有率上升了6个百分点，而工人阶级的商品房拥有率则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2006年以来，商品房价格出现了疯狂上涨，不仅工人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买不起住房，甚至一些新中产阶级也买不起住房，而年轻白领们认为房价是他们成为中产阶级的最大阻碍，住房问题成为“中产阶级焦虑”的核心问题。
表6 历年私有房产拥有率(%)
| 年代 | 类型 | 全国 | 城市 | 城市 | ||||
| 企业主阶级 | 新中产阶级 | 老中产阶级 | 边缘中产阶级 | 工人阶级 | ||||
| 1988 | 拥有率 | --- | 13.7 | --- | --- | --- | --- | --- |
| 1995 | 拥有率 | --- | 41.7 | --- | --- | --- | --- | --- |
| 2000 | 拥有率 其中: 自建 购商品房 购公房 | 86.3 72.7 5.6 8.0 | 75.9 31.2 15.6 29.1 | --- | 80.6 11.5 24.0 45.1 | --- | 68.3 19.9 18.2 30.2 | 70.2 28.2 14.0 28.0 |
| 2005 | 拥有率 其中: 自建 购商品房 购公房 | 88.0 71.6 7.5 8.9 | 75.2 31.8 21.5 21.9 | --- | 80.6 14.8 36.7 29.1 | --- | .5 19.1 24.5 20.9 | 59.8 28.6 15.1 16.1 |
| 2007 北京 | 拥有一套 拥有一套以上 | --- | 100.0 60.0 | 82.7 21.9 | 71.4 23.1 | 57.6 6.5 | --- --- | |
中青年中产阶级认为拥有私人轿车是中产阶级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尽管有一部分较年长的中产阶级成员认为这一点并不重要。但最近几年，中老年的中产阶级也越来越多地考虑购买力私人轿车，而年青人则对拥有私人轿车越来越狂热。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拥有私家轿车是中产阶级身份的第二个重要标志。并且，随着汽车价格的不断下降，这一身份标志的标准也在上升，拥有小排量的、中低价位的汽车已经不能算是中产阶级了，只有中高档私人轿车才能配得上中产阶级的身份。表7列出了不同年代的私家车拥有率，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中国家庭的私家车拥有率还是很低的，2006年仅为2.5%。私家车拥有率上升主要表现在城市，从2001年至2006年，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私家车拥有率都有明显上升，而企业主阶级已经普遍拥有私家轿车。
表7、历年私家车拥有率(%)
| 年代 | 全国 | 城镇 | 农村 | 城镇 | ||||
| 企业主阶级 | 新中产阶级 | 老中产阶级 | 边缘中产阶级 | 工人阶级 | ||||
| 1995 | --- | 0.1 | --- | --- | --- | --- | --- | --- |
| 2001 | 1.0 | 1.7 | 0.5 | 24.1 | 1.9 | 3.2 | 0.9 | 0.5 |
| 2006 | 2.5 | 3.3 | 1.9 | 100.0 | 7.0 | 6.1 | 6.7 | 1.2 |
| 2007北京 | --- | --- | --- | 100.0 | 22.5 | 19.6 | 9.2 | --- |
三、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
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取向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研究者尤其关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在推进民主政治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持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派观点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另一派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较为保守，他们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后一种观点的理由是，中产阶级是经济改革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基本上支持实施的经济改革，并且希望政治维持稳定，以保障经济稳定增长和他们的个人收入的稳定增长。还有另一理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核心部分是为工作的公务人员、由控制和提供经费的各类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研究机构等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这导致了中产阶级在整体上与具有紧密的联系，对于国家有较强的依赖性。表8的数据分析比较了五个阶级的个人生活感受、安全感、对信任度、社会现状评价、国家权威意识和群体利益冲突意识，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倾向，并且重点考查新中产阶级是否具有比其他中产阶级群体和工人阶级更强的民主意识和改变现状的要求。
表8 各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异同（2006）
| 企业主 阶级 | 新中产 阶级 | 老中产 阶级 | 边缘中产 阶级 | 工人 阶级 | 合计 | 方差检验 F值 | |
| 个人生活感受 | 1.2491 | 1.4836 | 1.0395 | 1.0296 | .7473 | 1.0183 | 12.977* |
| 安全感 | 4.9650 | 3.1391 | 4.2161 | 2.3830 | 3.0663 | 3.1366 | 7.819* |
| 对信任度 | 4.1861 | 3.5462 | 3.7371 | 3.5900 | 3.7068 | 3.6535 | .157 |
| 社会现状评价 | 1.7259 | 1.2451 | 1.29 | 1.0551 | 1.0858 | 1.1518 | 1.636 |
| 国家权威意识 | .6059 | -1.5683 | .6525 | -.8548 | .4981 | -.2103 | 20.504* |
| 群体利益冲突意识 | 5.8301 | 6.7398 | 6.0670 | 6.6201 | 6.2453 | 6.3991 | 8.792* |
我们通过两个态度指标——个人生活感受和安全感——来考查新中产阶级是否比其他阶级更加地安于现状从而也暗示着他们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希望维持现存秩序的稳定。
个人生活感受指标由两个问题组成。①与5年前相比，您的生活水平是：上升很多（2分）、略有上升（1分）、没有变化/不好说（0分）、略有下降（-1分）和下降很多（-2分）；②您感觉在5年后，您的生活水平将会：上升很多（2分）、略有上升（1分）、没有变化/不好说（0分）、略有下降（-1分）和下降很多（-2分）。表8列出了五个阶级的个人生活感受的平均得分，得分最高的是新中产阶级，得分最低的是工人阶级，其余三个阶级（企业主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得分相差不多。很明显，新中产阶级对目前生活水平改善有良好的评价并对未来生活水平提高有良好的预期。70.9%的新中产阶级声称过去5年他们的生活水平上升了，这一比例在五个阶级中最高；只有7.5%的新中产阶级表示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这一比例是五个阶级中最低的，其他四个阶级成员中声称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是新中产阶级比例的两倍或更多。对未来5年生活水平的变化，68.6%的新中产阶级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会上升，这也是五个阶级中最高比例；只有6.3%的新中产阶级认为生活水平会下降，除了企业主阶级以外，这一比例是最低的。
安全感指标由7个方面的安全感评价组成：①财产安全；②人身安全；③交通安全；④医疗安全；⑤食品安全；⑥劳动安全；⑦个人信息、隐私安全。选择答案分别为：很安全（2分）；比较安全（1分）；不大确定（0分）；不大安全（-1分）；很不安全（-2分）。五个阶级相比较而言，新中产阶级的安全感与工人阶级类似，处于中间水平，企业主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安全感较高，而边缘中产阶级最缺乏安全感。
2、对信任度和社会现状评价
对的信任度和社会现状评价这两个指标是为了考查各阶级对现任执政状况的综合评价，并且检测新中产阶级是否对政治现实具有批评倾向从而暗示着他们有可能成为推进政治变革的力量。
对信任度由6个方面的问题来检测：①；②地方；③新闻媒体；④公布的统计数据；⑤信访组织；⑥法官、。选择答案是：很信任（2分）；比较信任（1分）；不大确定（0分）；不大信任（-1分）；很不信任（-2分）。表8的数据显示，五个阶级的平均得分较为接近，而且方差检验结果差异不显著。这表明，新中产阶级对的信任程度与其他阶级没有差别，综合来看，五个阶级都显示出对较为信任的态度。新中产阶级对采取信任态度的比例高达94.1%，对地方信任比例为73.3%，对新闻媒体的信任比例为74.4%，信访组织的信任比例为61.5%，对公布的统计数据的信任比例为58.5%，对法官和的信任比例为65%。其他各阶级的相应比例与新中产阶级极为接近。
社会现状评价指标由两个问题组成。①您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形势是否稳定？选择答案是：非常稳定（2分）；比较稳定（1分）；说不清（0分）；不太稳定（-1分）；非常不稳定（-2分）。②您对当前我国社会状况的总体感受如何？选择答案是：非常和谐（2分）；比较和谐（1分）；说不清（0分）；不太和谐（-1分）；非常不和谐（-2分）。数据结果显示，五个阶级对社会现状的评价没有显著差异，新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对社会现状的评价是略感和谐。新中产阶级认同社会形势稳定的比例为80.2%，此比例略高于其他阶级；新中产阶级认为当前社会和谐的比例为75.2%，此比例与其他阶级类似，只有工人阶级的比例略低。
从上述两个指标来看，新中产阶级对于现任和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评价是较为肯定的，这意味着新中产阶级没有强烈的动力去改变现状。不过，这样的结论是否与中产阶级在公众和网络媒体上表现出对的诸多批评和不满相矛盾呢？近几年来，大众媒体上铺天盖地地指责的住房、医疗、教育以及收入分配调节，这些批评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是中产阶级——包括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主。对这些批评和指责的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批评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企图影响决策者去调整、修改或强化相关，而并非意图改变现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相反，这些批评是要求对相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更多的干预和更强化的管理，这也说明，中产阶级可能对寄于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要求，他们批评的具体而并不攻击现存政治制度，表明他们基本上是相信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3、国家权威意识
中产阶级对现任的较高度的信任是否意味着他们认同国家的绝对权威地位和缺乏民主意识呢？或者他们比其他阶级具有更强烈的民主意识而可能成为推进民主进程的力量？我们通过国家权威意识这一态度指标的测量来回答这个问题。
国家权威意识指标由6个观点陈述组成：①民主就是为人民做主；②国家大事有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③老百姓应该听从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④党和是有办法管理好我们国家的；⑤搞建设要拆迁居民住房，老百姓应该搬走；⑥老百姓交了税，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选择答案是：很同意（2分）；比较同意（1分）；不大确定（0分）；不大同意（-1分）；很不同意（-2分）。表8的数据结果显示，新中产阶级在国家权威意识认同方面与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新中产阶级的国家权威意识最弱，边缘中产阶级也比较弱，而另外三个阶级对国家权威的认同程度较类似。比较五个阶级对上述6个观点的判断，我们可以发现，新中产阶级比其他阶级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识。对于“国家大事有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这一说法，新中产阶级仅有20.5%的人表示赞同，边缘中产阶级有23.5%的表示赞同，而其余三个阶级赞同比例在35%-36%之间。对于“民主就是为人民做主”的说法，新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48.2%，边缘中产阶级是57.8%，其余三个阶级的赞同比例在66%-71%之间。对于“老百姓应该听从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的说法，新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42.7%，边缘中产阶级是50.7%，其余三个阶级的赞同比例在60%-62%之间。对于“搞建设要拆迁居民住房，老百姓应该搬走”的说法，新中产阶级的赞同率是38.8%，边缘中产阶级是41.6%，其余三个阶级的赞同比例在48%-49%之间。对于“老百姓交了税，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的说法，五个阶级的赞同率都很低，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比例分别为8%和8.5%，其余三个阶级的比例大约在左右14%。对于“党和是有办法管理好我们国家的”的说法，五个阶级都表示高度赞同，赞同率在91%-93%之间，新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没有差别。
综合上述数据来看，新中产阶级的确具有比其他阶级更强的政治民主意识，但同时他们对国家权威的认同也并不是很低，这一点与他们对较高程度的信任有一定关联。个案访谈调查显示出，新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民主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普遍赞赏西方的政治民主，尤其是那些因工作、求学或旅游而出过国的人，他们对于现存政治中的一些不民主做法而导致的贪污、滥用职权和决策失误等现象表示不满。但另一方面，较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立即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们提出的一种解释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太适合于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距巨大和情况复杂，或者，至少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太适合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们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等等。新中产阶级的普遍看法是，目前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引发社会政治局势的动荡，而这将影响经济增长。另外，有些新中产阶级成员认为，政治民主制度是迟早要实现的，是一种发展的大趋势，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逐步地、渐进地推进，正在推进这一进程——如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增加民众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新中产阶级成员并不认为他们个人需要做出什么努力去推进政治民主进程，他们也没有迫切的或强烈的愿望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不过，当推行的某项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或者某些利益集团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则有可能采取行动维护他们的利益，比如对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通讯公司（涉及手机和网络收费）等垄断行业的企业（涉及汽油价、电价、水价和其他公共服务收费）以及相关部门（涉及税收、房屋拆迁、市政道路规划和建设等）施加压力或采取抵制行动。
4、群体利益冲突意识
在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理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主组成部分，这种理论特别强调阶级利益之间的不同和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经济改革开始以后，官方意识形态有意淡化群体或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意识，而宣扬社会利益整合意识——如各阶层和各种社会群体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大家都在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等等。然而，近十年来，随着社会分化的深入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某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显露出来，最为突出的利益矛盾表现在劳资之间和穷人与富人之间。2008年1月实施的《劳动法》使劳资矛盾完全公开化，而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情绪对立在几年以前就已经十分激化，“仇富心态”成为一种公众情绪，近年来则发展成为一股“民粹主义”思潮。从某种程度来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推波助澜有一定的联系。表8的数据显示出，新中产阶级与边缘中产阶级具有的群体利益冲突意识明显比其他三个阶级更为强烈。
群体利益冲突意识指标是由两个问题组成。①您认为我国现在是否存在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选择答案是：有严重冲突（5分）；有较大冲突（4分）；有一点冲突（3分）；说不太清楚（2分）；没有冲突（1分）；②您认为今后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会激化吗？选择答案是：绝对会激化（5分）；可能会激化（4分）；不太可能激化（3分）；说不太清楚（2分）；绝对不会激化（1分）。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新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是最高的（84.8%），边缘中产阶级认为存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的比例与新中产阶级类似（84.2%），而另外三个阶级的相应比例则为75%-77%。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新中产阶级认为群体之间利益冲突会激化的比例也是最高的（58.1%），边缘中产阶级认为会激化的比例略低（53.9%），工人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相应比例分别为47.9%和38.8%，企业主阶级认为冲突会激化的比例则非常低（17%）。
这些数据结果显示出，新中产阶级比处于群体利益冲突两端的群体（企业主与工人、富人与穷人）有更强的群体利益冲突意识，这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个案访谈发现，社会底层的最贫穷的人的仇富心态并不是很强烈，而部分中产阶级的成员（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的仇富情绪则更为极端。不过，虽然新中产阶级有着较强的利益冲突意识，但在讨论涉及冲突双方的利益问题时，新中产阶级的立场是的，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是倾向于穷人和劳方利益的，而新中产阶级的上层则倾向于富人和资方利益的。两派观点往往都能形成强大的压力并且引发激烈争论，由于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数量远多于上层，而且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和媒体上，因此，由新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和边缘中产阶级所鼓动的民粹主义思潮往往有更广泛的影响力。个案访谈还发现，民族主义情绪与民粹主义思潮有着某种联系，两者都基于类似的利益冲突（群体利益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推论模式，那些有着较强民粹主义思想的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也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国际上的霸权国家之所以要压制中国，是因为利益的竞争和权力的争夺。
四、结论
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兴起是毫无疑问的实事，不论以哪一种标准来划分中产阶级，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中国中产阶级在稳定地扩张而且扩张的速度在逐步加快，不过，即使如此，中产阶级在中国总人口当中的比例仍然较低。社会学家依据职业分类及相关指标划分的中产阶级在城市社会中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是真正符合公众心目中的中产阶级形象的人数比例则很低。中国社会目前还是以农民和工人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要发展成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近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产阶级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现象目前主要表现在收入和消费领域，人们通过收入的标准和一些标志性的大宗消费物品而很容易发现中产人群，并且感受到这一群人的数量在增长。
对于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是采取激进变革态度还是政治保守主义立场，或者说是希望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观察。本文对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分析显示出，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很难用简单的两分类来加以判断，我们无法明确判断目前的新中产阶级持有的态度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毫无疑问，高速经济增长使中产阶级极大受益，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而且他们也预期在未来几年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还将继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的和现存政治持有基本肯定的态度，对于的治理能力有较高的信任度，他们认可的合法性和较高程度地承认国家权威。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现存的支持者。但同时他们具有比其他阶级更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他们对于生活条件改善和安全感提出更高的要求，并对提出诸多批评，要求做更进一步地和更快速的改进。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又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推动力。但需要强调的是，至少在目前来看，他们所主张的社会政治变革是有利于现存政治的稳固和优化的，而并不主张现存政治的根本改变。对新中产阶级的批评和要求不断地做出反应，虽然常常反应过慢或者不尽如意，引发中产阶级的不满，但目前看来，新中产阶级与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和互利关系。如果经济继续稳定增长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继续稳步提高，这种互动和互利关系将会维持下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新中产阶级普遍地反对社会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动，他们希望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总体而言，新中产阶级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力量。
不过，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新中产阶级内部发出的声音有时是不一致的，新中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割裂现象日益突显，新中产阶级的上层越来越向企业主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靠拢，而新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中下层成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却进一步发展，这两种相对立的声音都能形成广泛的声势而试图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有时导致左右摇摆而难以决策。新中产阶级的内部割裂可能影响到新中产阶级与之间的互动平衡，它可能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新中产阶级通过制造来影响决策的策略公开化了不同阶级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而进一步导致对立双方的冲突情绪加剧，从而激化利益争夺或引发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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