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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收稿日期]2000-01-20

[作者简介]吴美卿(1970—

),女,广东揭阳人,从事先秦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左传》女性人物形象及意义

●吴美卿

(韩山师院中文系,广东省潮州市　521041)

[摘　要]《左传》女性人物形象,从总体上可以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大体系。其对女性

形象的刻划是本着“劝惩”这个目的的,力图做到“书美以彰善,记恶以惩戒”,并由此形成的艺术意义对后世叙事文学人物的刻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左传》;女性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00)06-0023-04

　　产生于战国初期,距今大约二千三百多年的《左传》,不仅是一部反映我国春秋时代社会面貌的完整的历史著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史料,而且也是我国古典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珍品,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特别是人物塑造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左传》全书出现的人物,上至天子诸侯、王公卿相,下至士卒商贾、妾媵仆役,共三千多个。不少人物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面貌,活现在读者面前。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历来已有不少的评论,本文无意于整体上对这些人物进行观照,仅就这些人物中的一个特殊群落,即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归纳并加以论析。

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物艺术群落,《左传》对女性的刻划,都无不是在作者本着“劝惩”的目的这一大视野之下,对她们在当时的特殊社会环境之中,于国、于家、于个人、于社会,或是身体力行,致力其中;或是心怀忧患,戚戚坎途;或是巧弄伎计,捞取私利等等,作者都是本着“劝惩”的出发点,或褒、或贬、或怜,因此,作者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刻划,虽然人物众多,不少人物以其鲜明的个性,独特的面貌,活现在读者面前,但因作者在刻划人物时有自己既定的价

值取向与评价标准,因而形成了几类较有代表性的人物系列,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这些人物形象所蕴含的意义。

一、别开生面的女性人物群像

《左传》按照作者既定的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在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群像中,可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大体系。

1、正面人物

作者对正面人物的刻划,不但写出她们的历史作用,同时细腻地刻划了她们的性格特征。她们身处弱肉强食、斗争激烈的环境中,都有着较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目光及果断的行动,能准确地掌握时代的航标,极力保持着正直无私,不争一己私利的美德,不以争嗣夺位为自身生存的依靠,敢于努力摆脱附庸地位而坚持自立,受到时人的称赞。《左传》所刻划的正面人物主要有下面三种类型:

(一)光彩照人的贵妇典型

《左传》中的妇女人物,绝大多数是贵族妇女。作为一个阶层来说,春秋时代的妇女并不具有的政治力量。贵族妇女,更多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存在。但是,当她们以自身独有的地位与身份

首先是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具有政治家素质和眼光的女性形象。如僖负羁之妻、卫定姜、姜氏、许穆夫人等。

僖负羁之妻,是一个具有深刻犀利分析形势和对事态发展具有远瞩的贵族妇女典型。当她得知晋公子重耳落难到曹国,曹共公乘重耳洗澡时在帘外偷看这件事后,她对丈夫说,晋公子有一批足以辅助他治国平天下的随从,公子将来必能回国为君,也必定会在诸侯中得志,得志后必定惩罚对他无礼的国家,劝丈夫帮助重耳。僖负羁听从妻子之言,送给重耳晚饭和玉璧。后来重耳果真攻打时对他无礼的曹国,拘留了曹共公,但不忘僖负羁夫妻之情,命令晋军不要进入僖负羁的住宅,不许伤害他的家族。

《左传》记载卫定公夫人定姜的事迹共有四处,用笔不多,这在《左传》中较为罕见,但其形象不因此而显得瘦小。她对晋国霸主地位及其对诸侯的威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失时机地劝告卫定公接纳孙林父以顾全大局,充分体现出她能够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有一套治邦的政治主张。不仅如此,当郑国的皇耳率兵包围卫国,孙林父占卜,繇辞说出国征伐,丧失英雄,因而作不了定夺时,他把卜兆献给定姜,定姜说:“征伐而丧失英雄,这是有利于抵御敌人的。”后来卫国出兵,果然俘获了皇耳,充分说明了定姜不仅通晓政治,而且还懂得军事。

齐国的姜氏,即晋公子重耳出亡时的妻子,更是一个有着高远政治抱负和见解的贵妇形象。重耳因到了齐国娶了姜氏之后,安于现状,满足于声色之乐,于是姜氏最后和重耳的随臣一起谋划,把重耳灌醉之后,强迫他离开齐国。后来重耳终于返国夺位,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其中无不包含着姜氏的一份苦心,由此可见,姜氏的高明与政治家眼光。

许穆夫人是卫宣姜之女,许穆公之妻。据刘向《列女传・仁智传》载:当初,许国和齐国都向卫国求亲,卫侯把她许配给许国。她认为,许国小,离卫国远,齐国大,离卫国近,现在是强者的天下,如果遭到侵犯,谁会来救呢?她未出嫁时的担心并非多余,鲁闵公二年的冬天,狄人进攻卫国,杀死了懿公,卫惨败,许国果真没出兵救援,就连她的归唁都阻拦反对,可见她早在闺阁时已有政治远见。后来她本着对齐国的认识,主张向齐国求援,齐国果然出兵保护卫国难民,并提供物质,帮助建筑了新邑,卫国又复兴起来了。

这些妇女形象,足智多谋,洞察幽微,虽不能主宰当时的政治生活,但是一旦参与政治生活,便能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她们既不以贤妻良母而著称,也不恃柔媚曼舞而获誉,而是以政治家的风度与气质出现在世人面前,为贵妇这一人物系列在《左传》众多的人物画廊中构筑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次是一批敢于追求人格,争取自身地位的妇女人物。如卫国的庄姜,齐灵公之妾仲子,赵衰之妻赵姬,在宗法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春秋时代,面对激烈的争嗣斗争,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态度。卫庄姜身无子息,却真心拥戴他人之子即位;齐仲子、赵姬,本身有子息可得承嗣,却不恃宠专位,

反而以国家利益为重,虚己为公,以才让人。她们极力保持正直无私,不争一己私利的美德,不以争嗣夺位作为自身生存的依靠,敢于努力摆脱附庸地位而坚持自立,受到时人的称赞。

(二)女性意识的时代旗帜

《左传》对妇女的刻划,不仅注重形体行为动作上去勾勒出这个特殊群落的光彩照人之处,而且对女性意识这个范畴也已经涉及到女性自身价值,要求、自由、婚姻爱情等方面。但是在春秋时期,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意识的确立,首先就表现为女性对自身在不平等社会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也即是深埋在她们心中的反抗与向往被渐渐地引发出来,她们终于认识了自身的价值,要求、自由,形成了明确的“典型心理———反抗、争的心理。”从而在女性的征途上树立起一面醒目的旗帜。

这种类型的女性在上层社会的代表有声伯异父妹。《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於　氏。　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沉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　氏。

施氏即施孝叔。他的妻子被声伯夺走给了晋国的　　,妻子哀求施孝叔保护。施孝叔为了保全自己,对　　的蛮横行径不敢有丝毫反抗,反而冷酷无情地对妻子说:“我不能为此而死或者逃亡。”此后他

的妻子在　　那里生了两个孩子,过了几年,

被

人除灭,晋国人又把她归还给施孝叔。施孝叔到黄河边去迎接她时,竟把她带来的两个孩子丢进黄河里活活淹死。异父妹发怒说:“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而让她跟别人走了,又不能保护别人的孤儿而杀死他们,这怎么有好结果?”发誓不再做施氏的妻子。由此可见,异父妹的反抗是从弱到强,当　氏要娶她时,她只能求助于丈夫:“鸟兽还不肯丢失配偶”,你施孝叔就连禽兽不如吗?其反抗性格已露端倪。后来施氏杀死她的两个孩子,她的反抗性格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不仅用语言直斥,而且发誓不再为其妻,由刚开始的无奈、顺从、委曲说理,直到后来强烈的怒责抗争,体现了反抗个性的成熟过程。

下层妇女的反抗在追求婚姻自由方面,相较之上层妇女就显得更加大胆。《左传》就记载了泉丘之地的一个女子和她的意中人私奔到鲁大夫孟僖子家的事。这无疑为后世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埋下了伏笔。

(三)信笔所及的正面人物

《左传》中女性人物众多,作者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写得象卫定姜、姜氏、许穆夫人、声伯异父妹那样深入、细致,但是作者笔触所至,即使出场不多的人物,也生动活泼,各有独特的个性。例如楚国的邓曼,对屈瑕战败的预见准确无误;晋国的伯宗妻能从伯宗个人性格与社会环境、习惯势力、心态特征的矛盾分析中准确预言伯宗之难等等。

《左传》对以上三类妇女人物形象的刻划,从“劝惩”这个目的出发,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是本着“扬善”这个轴心,对这一类人物,不但写出她们各自的“历史”作用,同时也细腻地刻划了他们的性格特征。

2、反面人物

《左传》女性人物形象“善”、

“恶”之别,在妇女群像中壁垒分明,在作者笔下,“恶”妇主要有下面三种类型:

(一)自私自利的“丑”妇形象

这里我们所讲的“丑”妇形象,并不是从形体上区分,而是饱含作者“善”、

“恶”评价标准的强烈主观色彩。《左传》对“丑”妇的刻划,首推庄公之母武姜。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因庄公头胎难产,其母武姜受惊而憎恨他,偏爱其弟共叔段,几次进言要立

共叔段为太子,都被郑武公拒绝了。庄公继位后,她又为共叔段请求地势险要之城,助长共叔段叛兄的劲头,并答应为共叔段作内应,打开城门。后庄公赶走了共叔段,将姜氏置于城　,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武姜挑唆,参与两个亲生儿子之间的斗争,使亲兄弟大动干戈,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她是在“自私教养”下长大的,她根据极端的个人利害来决定对人或对事的看法与态度———甚至对亲生儿子也不例外。作者真实客观地揭露了她的“自私与丑态。”

(二)荒淫糜乱的荡妇形象

在这一系列的妇女形象中,作者塑造了一批以其淫乱行为导致国家之乱的女性,如鲁国桓公夫人齐姜、鲁庄公夫人哀姜、齐声孟子等。她们皆由淫乱开始,既而则参与或导演出一场内乱。淫乱,固然是统治阶级荒淫生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鲁宣公夫人穆姜与宣伯通奸,目的在威逼鲁成公除掉季、孟;宋襄夫人“欲通公子鲍”,其意在杀宋昭公。在这样的勾结利用中,她们虽带有某些私利,更多的是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她们的行为,不但是道德的沦落,也是自我人格的丧失。在淫荡的贵族妇女中,作者着意鞭笞了齐姜。她未出嫁时,与其兄襄公通奸。出嫁给鲁桓公后,借回访之机仍与其兄通奸。鲁桓公指责她放荡,她便告诉襄公,襄公派人杀了鲁桓公。《史记・齐世家》也载:“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厘公时,嫁为鲁桓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左丘明和司马迁都记载了齐姜淫荡无度,乱伦歹毒的丑恶。

(三)凶残毒辣的恶妇形象

在《左传》里面,这类恶妇一般来讲,都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与觊觎君位的野心,也正是因为这种野心的驱使与支配之下,更使她们在实施其不可告人目的过程中,手段十分的凶残与毒辣,有时为达目的,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类形象的主要代表有宋襄夫人与晋国的骊姬。

《左传》僖公五年写道:“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　。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丈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辩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由此可见,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顶替太子申生的位置,不惜巧弄伎俩,在宫适内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血案。有评论者认为,骊姬是篡乱的典型,并不为过。旧论骊姬狐媚工谗,奸刻毒辣,千古无两(转引自韩席寿《左传分国集注》注),就是对她的性格的精当概括。

《左传》作者对女性人物形象的描绘多是片断的,一人一事式的,却大都具有非常清晰的性格轮廓,并且以各自不同的风貌、品质、情操,存留在《左传》人物画廊中。

二、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1、《左传》女性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

《左传》作者的著书目的在于“书美以彰善,记恶以惩戒,”“寓褒贬,别善恶”是贯穿《左传》全书的宗旨,为达这一目的,作者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来实现其劝惩目的,从劝惩目的出发,把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总体上分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也即是运用一种比较单一的“善”、

“恶”划分手法,把她们划分为二大阵营。那是具有高明政治洞察力的。力图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确立自身人格的地位的女性,是作者褒扬的“善”的典范,而那些自私自利、荒淫糜乱、玩弄权力、心狠手辣的女性,无疑是作者笔下“恶”的典范。“善”与“恶”是《左传》里面两极对立、倾向分明的两大女性形象系列。这种善恶标准及人物形象标准,为后世史传文学或其他叙事文学所承认和引用,并以《左传》既定的形象基调,载入后世作品之中,如卫定姜、许穆夫人、姜氏、介之推之母等,成为人们交口称绝的光彩照人的贵妇形象,流芳百世;而齐姜、哀姜、骊姬等则成了淫荡的代名词,为后世所不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封建礼教的深入,《左传》人物形象往往消失了她们具体生动的独特性,成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偶像,人们只抽

取这些人物形象所具有的思想意义,作为他们判断善恶是非,推行封建教化的准则。如《列女传》中许多春秋时期的女性,也只是被作为“兴国显家可法则”的贤妃贞妇形象,或是“孽嬖乱亡者”而加以载列,“以戒天子”。这样,这些女性形象逐渐消失了她们鲜明的个性,成为封建教化的“活化石”,因而更使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成为封建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心理标准的形象载体。

2、《左传》女性人物形象的审美意义

中国传统的以善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与审美观念,起始于先秦。《左传》是第一部以美善统一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审美观照的叙事文学作品。善的衡量标准,就在于功业上的建树,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合乎礼义的言行与人格,在作者笔下,立功、立德、立言取得成就是以成为后世效法的人物,是善的化身,也是美的形象。它的对立面,便是那些为后世所戒惧的自私自利,荒淫糜乱,玩弄权术的道德沦丧者,作者甚至认为美与善的统一是必然的,脱离了伦理道德上的善和自然之美反将成为祸害,书中对于夏姬的评价就是一例。在《左传》中,夏姬“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可谓“淫妇”之尤。作者通过叔向之母的口指出:“甚美必有甚恶”,“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这也正合乎雨果说的那样:“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粗俗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克伦威尔〉序言》)这种将政治伦理道德及人格上的善等同于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思想中颇有代表性。

《左传》对于历史女性人物的审美标准与审美理想,对后世叙事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影响,秦汉以后,《左传》中的人物(包括女性)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人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夸张虚构,但人物的骨骼框架,仍离不开左氏的基调。另外,《左传》对于人物的褒贬劝惩这一审美思想,对后世小说创作也提供了“史”的营养和审美标准。例如《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人物形象通常不是红脸便是白脸,非善即恶,更可见其在女性人物审美的基础上已经影响到叙事文学作品的一般人物创造,从而形成《左传》女性人物形象的超时空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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