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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2025-09-27 23:09:18 责编:小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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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恶化。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受的直接冲击有限,但是,伴随着金融危机的日益蔓延,其影响已经从虚体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作为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开放大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凸现,我国经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挑战之一就是外需减弱导致出口下降问题。外需减弱对我国相关出口企业和部门带来了十分严重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出口困难、企业倒闭数量急剧增加、失业问题日益严峻等。在所有的企业类型中,金融危机对我国代工企业的影响是最严重的。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代工企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出口和社会就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本文将对金融危机对我国代工企业产生的影响以及代工企业的转型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代工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俗称“贴牌生产”或“代工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其高效率性,是现代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指品牌拥有者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核心技术负责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并且控制销售渠道,而具体的加工任务则通过合同订购的方式委托同类产品的其他厂家生产,之后将所订产品低价买断,并直接贴上自己的品牌商标进行销售。这种委托他人生产的合作方式就简称OEM。其中,承接加工任务的制造商被称为“承包企业”,也叫“代工企业”,委托生产的企业称为“发包企业”。

OEM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代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国际分工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营的主体是发达国家的公司,经营方式主要是将自有品牌扩展到其它国家和地区。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步减慢,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在此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全球公司纷纷实施全球战略和归核化战略,进行产业国际转移,从而导致了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开始以OEM方式参与公司的价值链,融入国际分工,参与全球化。所谓全球战略,是指公司从全球角度出发,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抓住全球性机遇,进行全球性选择和部署,确定全球性战略目标,获得最大经济收益。所谓归核化战略,就是公司为了提高核心竞争力,集中资源大力发展核心主业或工序,把主业做大、做强,把非核心的业务或生产工序剥离出去。由于实施这两种战略,公司依据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分工和活动,把每一个生产工序都放到最佳的生产地点,然后在某个地区集中装配,最后再返销到各个国家。一般情况,公司把核心技术和品牌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较高技术含量的生产工序放到技术水平较高、生产成本较低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把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和组装放到劳动力价格便宜、投资环境好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承接公司部分生产工序的发展国家来说,其国内就出现了专门为公司服务的专业性企业或配套企业,这类企业就是“代工企业”。

代工企业的类型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承接制造业外包的企业,一类是承接服务业外包的企业。代工企业的类型与公司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国际产业转移经历了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由加工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活动转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代工企业所承担的工序也逐渐从加工制造工序向服务工序转变,代工企业所承担工序的技术含量也逐渐的提升。

亚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就是代工企业发展的历史写照。由于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和中国,在发展初期缺乏相应的技术和品牌,这时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得以立足和发展,十分艰难,此时OEM就是一种比较好的发展方式。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发展奇迹,70年代后的亚洲“四小龙”的再次腾飞,都是靠这种代工生产的方式参与到国际分工当中而获得发展的。

OEM在中国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广东大部分制造业都是靠贴牌生产发展起来的,也是国内最大最早的代工生产受益者。如广东的格兰仕,六成微波炉产品是贴的国外的品牌,也就是说大概有1200万台微波炉被贴上了国外的知名牌子。如今,在国内的广东、江浙、福建等沿海地区,已形成了以OEM为核心内容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集群。例如,浙江省宁波市90%的小家电、平湖95%左右的服装、慈溪90%的灯具、义乌80%的玩具都在做OEM。从出口的构成来看,加工贸易在我国出口中占据半壁江山,可见,OEM这种方式对我国的出口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代工生产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抓住了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机遇。主要表现为:(1)20世纪80年代,以轻工、纺织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快轻工、纺织产业升级换代步伐,并使轻工、纺织产品成为当时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大量外汇。(2)20世纪90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有利时机,主动承接相关的国际产业转移,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措施,我国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信息、家用电器、汽车、石化产业等产业,其中,我国机电产业发展迅速,机电产品代替纺织产品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第一大行业。(3)21世纪以来,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仍然集中于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加工组装环节,但是出现了2个新的特点,一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国内配套率上升较快,而且在向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和工序升级;二是国际服务业向中国的转移明显加速,承接服务业外包的代工企业逐渐增加。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经过近30年的发展,通过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积极利用外资,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实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过程中,我国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代工企业。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代工企业的影响分析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这种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公司作为发包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作为承包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态度却没有达成一致。一种是以约克大学Gereffi教授为代表的乐观派,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代工生产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可以促使代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为了适应发包企业要求而研发设计自己的产品,从而最后也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自己的品牌产品。另一种就是以Sussex大学教授Hubert Schmitz为代表的悲观派,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一直在公司规定的框架下生产,而且一直以来被在价值链的最低端,所以很难进行自主创新。其实,在我国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但是,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不得不对 “代工生产”模式和“代工企业”进行重新思考。金融危机对我国代工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主要表现为:

1、我国外贸出口下降,代工企业所受影响最为严重。

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我国外贸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受危机影响开始显现,全年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但比上年回落1.5%。2008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增速前高后低,“入世”7年来增长速度首次低于20%,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回落8.5%。2009年1-3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4287.4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其中,出口2455.4亿美元,下降19.7%。2009年3月当月,全国进出口总值为1620.2亿美元,同比下降20.9%,其中:出口902.9亿美元,下降17.1%;进口717.3亿美元,下降25.1%。

在所有企业类型中,我国代工企业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合俊集团倒闭是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实体经济代工企业倒闭第一案。在玩具行业,合俊集团在玩具界举足轻重,作为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厂的代表,其主要按OEM(贴牌加工)基准从事制造及销售玩具,在世界玩具五大品牌中,合俊已是其中三个品牌的制造商,包括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商美泰公司提供OEM业务,知名代工产品包括美泰、孩之宝等。2008年10月份,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合俊集团东莞樟木头工厂的产品主要销往美国,其倒闭显然是受金融风暴和次贷冲击。其后多个知名玩具企业相继倒闭。

其实,玩具企业的倒闭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大批出口依赖型企业都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国家中小企业司的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6. 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仅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就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将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全国约1/10的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在2008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接近30%,较去年同比减少15%。

2、受影响企业正从中小型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

根据国际经验,随着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升级的全部过程,对企业的影响将会经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是一些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升级阶段是部分大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第三阶段,由于大企业涉及较广的债务锁链,几家龙头企业倒闭将引发行业全面的债务危机,从而使破产和倒闭大面积扩散。从现实来看,大型纺织厂接到的欧美国家订单在不断减少,需求的萎缩迫使大厂缩小生产规模,而专为大厂代工的小型纺织厂,时刻面临着倒闭的风险,出口企业数量急剧减少,中小企业大量退出。岗位流失的行业逐步扩大,已从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制造业向钢铁、电力燃气、石油石化等行业发展。以广东省为例,2008年9月-10月中旬的一个半月内,广东省有2463家中小企业倒闭或停产半停产,近8万人失业。2008年,广东省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共1740家,比上年同期的4984家减少3244家,同比大幅下降65.1%。其中,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共1205家,比2007年同期减少3242家,占同期广东省玩具出口企业净减少总数的99.9%。

受影响企业正从中小型企业向大中型企业蔓延。与合俊集团有类似遭遇的、拥有62年历史的泰林电器,也在突然间宣布破产,其13间分店先后全线停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泰林电器在8月份已欠债一亿港元,由于寻找不到收购者,最终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面临清盘;有着59年历史的“电路城”公司也申请破产保护,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公司资产为34亿美元,而债务则高达23.20亿美元。有资料显示,仅2008年10月上中旬,就有近50家企业申请破产清盘,行业涉及制造、零售、饮食和物流,其中包括很多像合俊集团、百灵达这样的OEM上市公司。

3、公司向中国的订单下降,国际订单向其他地区转移。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球消费支出日益下滑,全球生产商进行战略调整,纷纷关闭在中国内地开设的生产工厂或者把生产订单转移到周边地区,解雇员工、减少订单等事件逐渐增多,这让长期以来一直是公司制造业基地的中国遭到沉重打击,对中国出口型企业特别是代工企业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中国有外包业务的一些大型公司大规模减少外包规模,对于代工企业和配套企业的影响最大,因为这些企业中很多是难以生存的,仅仅是整个产品生产流程(价值链)中的一部分,打击是致命的。

以世界最大运动鞋制造商耐克公司为例,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耐克公司决定加快供应链的整合进度,也就是说,耐克将改变广下订单的策略,未来将集中由少数厂商生产,以节省开支。中国是耐克最大的运动鞋、服饰及器材采购国。这将给中国代工企业带来十分严重的不利影响。2009年3月份,耐克公司宣布,为简化供应链,未来半年到一年内将终止和亚洲四家运动鞋代工厂的合作关系。这4家耐克代工厂中有3家在中国、1家在越南。值得注意的是,耐克是这4家工厂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客户,后者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为耐克提供鞋子产品。此外,耐克宣布将停止对某些服饰代工厂下单。目前耐克在全球约有0家服装、制鞋等代工厂,其中72家主要生产运动鞋,这些工厂总计约有80万名员工。耐克在中国约有180家代工厂,雇用逾20万名员工,大多数是低工资的流动农民工。

另外,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代工产品已部分失去了以往的成本优势。以往找中国代工生产的业务目前已有部分转移到印度、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目前,Adidas公司正研究分阶段将原交给中国厂商代工生产的订单转往东南亚等地,将影响内地近300家代工企业。Nike和Puma两家运动品牌也有类似打算。可见,金融危机使得公司向中国的订单减少了,且订单向周边地区转移。

三、金融危机使我国代工企业的弊端凸显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代工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这与我国代工企业自身的特点紧密相关。代工企业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物。代工企业加快了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公司价值链的步伐,带动了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解决了我国部分就业,也通过代工方式学到了国外先进的技术,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代工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导致其应对风险的能力较低。主要是由于:

1、脱离市场

我国从事代工生产的企业,多数是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其市场的绝大部分甚至100%都在海外,且市场销售渠道也都是由发包企业主导的。虽然代工生产可以免去企业建立自己销售渠道的费用,然而,由于代工企业只和国外少数几个一级代理商打交道,只是按照发包企业的要求进行生产,不了解真正的市场,不具有把握市场终极需求、建立高效的销售网络、灵活使用不同销售方式的能力,企业的命运被发包企业牢牢控制,生存和发展的风险很大,一旦发包企业给予的订单减少,代工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我国目前很多代工企业的倒闭就是由于缺乏自主的市场,只是承担加工制造,长期以来忽视了国内外市场的自主开拓。

2、优势下降

对于大型公司来说,寻找代工企业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成本优势。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相比,我国的成本优势日益下降。日益增长的能源成本,日益严格的环境,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的实施,技术工人的缺乏和人民币兑美元的坚挺,都推高了中国的制造成本。中国成本的上涨,就会导致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吸引力的相对增加。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发布的《2007-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报告表明:在对66家制造企业进行调查后发现,有17%的公司已经制订了关于将工厂迁移至其他邻近国家的具体计划。面对金融危机导致的需求下降,拥有品牌的公司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化,为了生存,也要降低成本,进而导致减少订单或把订单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去。随着价格优势的减弱,许多公司在中国的制造基地已开始向制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其他地区转移。全球最大零售企业沃尔玛近年来降低了在中国的采购比例,并加大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采购量。

3、利润低下

长期以来,我国代工企业一直位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所获利润也比较低。微笑曲线得到大量国际贸易数据的印证: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环节获得的利润占整个产品利润的90%~95%,而低端环节只占5%~10%。数据显示,靠OEM生产方式的利润率最低,只有15%,而ODM(自主设计型)和OBM(自主品牌型)生产方式的企业利润率在35%以上。目前,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甚至只有1%-2%。以纺织品为例,虽然目前中国纺织品、服装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仍居第一位,但随着“中国制造”的成本快速上升,已开始有部分订单从中国向其他亚洲国家转移,终端售价仅几美元的服装,中国企业能从中赚到的利润已微乎其微。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在各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目前全行业2/3的企业实际利润率只有0.62%。一件加工出口毛衣在上世纪90年代初约可赚到人民币30元,而目前只有约1元的利润,一些订单甚至会亏损。

也正是由于利润率比较低,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代工企业就无法实施降价策略来应对外部变化,进而使得代工企业陷入困境。例如,面对发包企业降低成本的要求,我国代工企业如果要降价,可能导致自己亏损,如果不降价,将面临订单的流失甚至合作关系的结束。

4、品牌缺失 

品牌缺失是我国代工企业利润率比较低、对国外市场依赖过高的原因,也是我国代工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原因之一。品牌是开拓市场和保持较高利润率的保障,没有自主品牌也就没有市场,更不可能有较高的利润率,从而导致企业在遇到风险时应变能力较差,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代工企业缺乏品牌与代工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关系。在整个价值链中,代工企业受制于发包企业,代工企业在谋求产品多样化、产品质量持续提高、产品技术标准建立、自有品牌塑造、国际市场销售终端渠道构建等能提升价值链转移的自主创新能力获取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公司的“俘获型”与阻击,进而影响到承包企业品牌国际化。另外,出口过多、对国外市场依赖过大,会不利于我国代工企业的自主品牌培育。因为出口因素对我国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倒U型非线性关系。发包企业的高需求虽然可以提高承包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是,我国外包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仍然在于低技术含量导致的低成本,所以,更高的出口比例可能会迫使企业“被俘获锁定”于依赖低成本、低价格的生产模式,从削弱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就是说,不利于我国代工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品牌培育。其实,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国际代工之所以与该地区的粗放增长方式相联系,缺少品牌的国际代工行为的利润微薄,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据统计,我国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的状态,当前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作为创新技术主要表现的发明专利,我国只有日本和美国的三十分之一,加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中90%是贴牌产品。作为出口产品占全国出口三分之一强的广东省,其自主品牌出口额仅占全省出口额的3%左右,上海市、浙江省自主品牌出口额所占比例也不到10%。由于缺乏创新,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原材料承担企业的OEM业务,赚取价值链上微薄的利润。

四、我国代工企业转型发展与竞争力提升策略

1、代工生产是我国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

代工企业是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发展的结果,是后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的途径之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吸引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在我国形成了很多专业性的代工企业,纺织品、玩具等行业的代工企业特别多。这类代工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代工,我国学习了先进的技术,提高了创新能力,带动了就业。与此同时,代工企业也具有缺乏自主品牌、自主市场等弊端,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这些弊端大大的凸显出来了。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并不能全盘否定代工生产模式和代工企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代工企业在我国将继续存在,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随着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我国制造业领域的代工企业将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随着服务业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我国将在服务业领域出现一批新的代工企业。

从最终目标来看,代工生产不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代工生产只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方式只是过渡性和暂时性的;代工生产只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这种阶段既不可能时间太短,也不可能时间太长;代工企业只是我国培育国际大型公司的一种途径而已,是我国企业发展壮大的一个中间阶段而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将从代工经济走向发包经济,从代工企业转变为自主的大型公司。

金融危机对我国部分传统产业领域的代工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代工机遇。以汽车产业为例,目前,美国三大汽车集团、欧洲、日本这些汽车产销大户纷纷陷入危机之中,部分汽车企业为了摆脱危机,正在寻求通过 “代工”的方式与中国加强合作。吉利代工生产英国锰铜汽车、东南汽车和奇瑞汽车将代工克莱斯勒、长安铃木将为菲亚特代工生产、中兴将为长安代工生产出口海外市场的车型、北汽和克莱斯勒以代工方式继续生产合作,都预示着汽车产业新一轮代工潮的来临。

2、充分利用金融危机的新机遇,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和自主技术的研发。

当今的世界已进入品牌竞争的时代,谁拥有品牌,谁就占有市场。品牌是打入国际市场的敲门砖,是护保国内市场的防护堤。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胜利者往往都是那些拥有品牌拥有技术的企业,而代工企业永远是做的最多赚得最少的幕后“英雄”。所以,代工生产型“中国制造”可以是一个发展阶段,但是不能够长期代工下去,我国必须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自主技术的研发。但这并不是说,我国要放弃代工企业,而是说,我国要一边继续发展和壮大代工企业,一边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金融危机对我国代工企业带来了不利冲击,但是,也给我国代工企业转型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金融危机使代工企业认识到低利润率的发展模式是无法长期持续的,自身必须要转型,这就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已经实施了各种帮助企业应对当前的挑战,各种财政、货币、产业的支持以及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就为代工企业加快品牌培育提供了市场基础,为加快研发提供了资金基础,另外,国外很多具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企业遭受金融危机冲击而涉临倒闭,这就为国内代工企业提供了并购机遇,总之,金融危机为代工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目前,摆脱困境根本的出路绝不是“冬眠”,而是以进取的心态,以更加强烈的危机感,积累软实力,实现产品和技术上的突破。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对日本的打击是巨大(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5%),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因此,我国应该对日本企业应对危机的经验、创立技术和品牌的经验进行研究,借鉴日本的经验,指导我国代工企业的发展与转型。

只有拥有了技术和品牌,才能提高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以深圳三诺电子有限公司为例,公司的主营产品是数字多媒体音响系列产品。深知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的重要性,在别的企业还按照OEM方式生产时,三诺已经开始重视有附加值的自主设计并把收入的10%投入研发。10年前,深圳三诺电子有限公司与其他制造企业一样,为国外品牌企业提供代工服务。那时的三诺只能被动接受客户提出的要求,如今却可以凭借自身的技术实力为客户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来把握话语权和主动权。如今的三诺,早已不是单纯帮人加工的制造企业。目前,飞利浦、创新科技(Creative)、罗技(Logitech)、百思买(BestBuy)、海尔、联想、清华同方、方正、TCL等国内外品牌企业都是三诺的合作伙伴。在国内有自主品牌三诺,在国外有大的品牌客户,还有海内外的二线品牌客户。正是由于具有自主技术和品牌,三诺公司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才比较小。

3、积极向价值链的两端拓展,培育一定数量的大型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

大型公司大体可以分为两类:(1)原始设备制造商,主要是指那些通过销售全球性品牌而获得市场地位的企业,它们并不在意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是在企业内部进行还是通过外包方式完成的。(2)全球性合同制造商,它们建立了自己的全球生产网络,以便为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一体化的制造服务和全球性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全球性合同制造商就是为原始设备制造商提供生产以及其他所有服务的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从短期来看,整合我国现有的数量众多、规模较小的代工企业,重点培育一定数量的大型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是我国代工企业的理性选择。从长期来看,在形成一定数量大型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的基础上,我国代工企业应该向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的原始设备制造商迈进。要特别指出的是,代工企业要从单一的加工生产工序向价值链的两端拓展,成为整个价值链的组织者。

大型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将大大加强。因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外大型公司的核心能力主要集中在研发、品牌和营销领域,而在制造领域逐渐失去优势,这就要求公司必须与具有制造优势国家的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发展。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这里的优势不仅仅是成本优势,而是指综合竞争优势(投资环境、国内市场、人力资本等)。我国代工企业利用综合竞争优势,不断提高自己的代工能力,将与公司的短期合同发展成为长期合同,最终形成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这将使得我国代工企业与公司成为一个共同的利益体,这就会大大的提高我国代工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但是,我国代工企业在向大型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代工企业不能过渡的关注成本,过渡的关注成本只会让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下降,目前我国很多中小代工企业的破产都与此有关系;代工企业应该更多的关注质量管理、生产流程控制以及企业文化的构建等,这样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才会增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才会保持不败之地。

4、积极开拓自主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高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代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代工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主要就是对发包企业的依赖性太大,只是生产加工产品,没有自己的市场。因此,根据国际上代工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经验和教训,今后我国代工企业在不放弃为发包企业代工和服务的同时,应该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既可以为长远发展做好准备,也可以增加应对风险的能力。

开拓国际市场。我国代工企业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面向国际市场,也就是说,我国代工企业的产品与国际市场的需求相吻合,这就为我国代工企业开拓自主的国际市场提供了基础。以前,我国代工企业的交易对象大部分都是中间商或者发包商,利率都被中间商或发包商所赚取,因此,在开拓国际市场时,我国代工企业就可以一方面在已有的国际市场中以较低的价格开拓发包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在发包国之外的国家中开拓新市场。但是,开拓国际市场,我国代工企业要特别注重防范各种国际风险,例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等,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同、行为准则也不同。因此,在开拓市场之前,应该进行深入的市场调查,主要包括出口产品和服务是否与进口国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相一致,是否会与当地已有的产品产生竞争,当地的销售渠道是否可以与我国代工企业达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协议等。前期的市场调研、中期的市场开拓、后期的市场维护是一项十分严峻的任务,比单纯的代工生产艰巨的多。代工企业要做好思想准备。

开拓国内市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已经今非昔比,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为我国代工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市场基础。另外,为了减少对外需的依赖,我国近年来一直大力提倡发展内需,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各种鼓励发展内需的,为了缓解外需减弱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我国也开始鼓励企业出口转内销,这就为我国代工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提供了基础。作为代工企业本身,由于对市场不了解,以前的产品也不是针对国内市场而设计、生产的,因此,代工企业需要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位,尽量避免用同质化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可以发挥外贸产品的优势,对其加以改良,设计符合我国国内市场需求的风格和内容,并辅以适当的价格。

在开拓国内外市场时,我国代工企业可以考虑构建网上销售平台。构建一个网上销售平台,一方面可使销售渠道扁平化,绕过传统零售的困难;另一方面,产品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手中,还减少了中间环节,有利于缩短产品流通时间,缩短资金回笼周期,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5、重视本国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为代工企业的发展提供人才要素基础。

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国际经济环境。公司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任何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还是本国的要素禀赋,但是,在这样的国际分工环境中,决定一个国家现在和未来在国际分工交换中所获利益的,不再取决于进口什么、出口什么,而是取决于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是以什么样的要素、什么层次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与此同时,要素的国际流动存在着结构性的偏向,主要表现为资本、技术、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极易流动,而一般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的流动不充分甚至基本不能流动,由此导致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国家的要素向某些低级要素拥有国家流动。因此,我国要特别重视本国要素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全球经济已经从工业经济时代逐渐的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取决于这个国家拥有的资本以及机器数量的多少,而不取决于其它要素如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能源、气候、土质等)方面数量的多少。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也成为国际分工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导地位,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知识方面的比较优势。谁拥有较多的知识,谁就拥有了经济增长的主动权,谁就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中心支配地位。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我国代工企业不管是为了向专业性代工服务企业发展以及向原始设备制造商转变,还是为了培育自主品牌和技术,都需要一定的人才要素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短缺、环境制约、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日益凸现,低端制造业的不可持续性越来越明显,企业特别是代工企业必须要转变生产方式,由主要依赖资源投入、廉价劳动力为主而实现的量的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优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为主而实现的质的发展转变,这也都需要坚实的人才要素基础。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大力培育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改变本国的要素结构,另一方面要对现有人才要素进行改造和升级,提升现有人才要素的质量,例如,通过加大教育投资、技能培训等形式提高本国劳动力素质,从而为我国代工企业进行品牌培育、技术研发、价值链攀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奠定基础。(编辑:李丹蕾)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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