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屈原在浪漫主义上的不同点
屈原、李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的时代，且身世经历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他们在创作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李白和屈原都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想象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必备素质，屈原和李白的想象带有明显的连贯性、统一性，在象征意象的运用上，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且两者都注意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尽管两位诗人的创作各有千秋，但是从两者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屈原的继承与发展，他们共同发展了浪漫主义这种古老的艺术手法。
屈原的少年时代充满着浪漫色彩。他诞生在山水灵秀的巫峡附近，环境的熏陶使他从小便养成了性高洁，好奇服，爱花草的品格。屈氏家族虽然与楚国同姓，但与楚国的王公贵族比较，只能属于远离王族的疏族。屈原的父亲伯庸一生不得志，他深居僻壤。靠世袭的“食邑”过日子，早已从贵族显赫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家道中落，但也在一般人之上，过着丰衣足食，不忧冻馁的生活。
屈原从小聪颖过人、开卷过目成诵，提笔作文为诗。在乐平里，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书，他几乎都读过。如晋《乘》、楚《木寿 杌》、鲁《春秋》等正史，《论语》等儒家经典，以及广为流传的诸子学说等。屈原更喜欢山歌、渔歌和祭祀歌曲，每得到一首，便如获至宝，从中汲取营养。屈原的家乡至今流传着许多屈原少年时代的传说。
屈原的作品，以纵恣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汉儒曾说，《离骚》与《诗经》中《小雅》同为“忽而不伤”之作，明代诗人袁宏道于《叙小修诗》中驳斥道：《离骚》“忿怼之极”，对“党人”和楚王都“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并指出：“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正是“楚风”的特点。他的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总之，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总之，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
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他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淫和，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想象新奇，构思奇特，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存诗900余首，有《李太白集》，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屈原的浪漫主义诗歌自有一股沉郁悲愤之气，这和他长时间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他的治国理想不能得到实现有很大的关系。李白也向往从政，但是他一直都是在政局的边缘游走，并没能真正参政议政，他的生活环境宽松自由，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浪漫是带有欢乐明快的色调的。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李白与屈原在浪漫主义上的相似点
一般来说，屈原多顺应景物固有的美好特征来抒发真切的情感，对这些景物进行加工改造，尽量使之与自己的内心怀抱相契合。李白主要是理想化地面对事物，无论事物原本是否理想是否美好，他都以自己的情感模式将事物与自我联系起来，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和事物来显示自我意识，发抒自我情性。这又是二人的差异所在。例如，屈原在其代表作《离骚》中写了众多的人事景物。这些人事景物大多具备固有的理想特征。其中，高阳苗裔、灵修美人，是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初创。只有具备内在人格美的自我，才有可能探索崇高的理想。举凡“江离”、“辟芷”、“木兰”、“秋菊”、“芰荷”、“芙蓉”、“高冠”、“长佩”，都是楚地楚史上的美事美物。屈子在诗中将它们进一步理想化，使它们纯而又纯，美上加美，以表达自己的修洁美德。再有，女女须、宓妃、九疑、昆仑，或女夸容修态，或钟灵毓秀，都是原本令人满意的人和事物。它们对于屈原架构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表现诗人内心悲剧性的矛盾冲突，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再看《九歌》的《湘君》、《湘夫人》中那些奇情异物，那种扑朔迷离的神韵之美，无不是在已有传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因为古老的湘江、洞庭一带流传着帝之二女的动人故事，所以才有湘君和湘夫人在神幻之境的思慕爱恋。其中的“桂舟”、“飞龙”、“芳椒”、“桂栋”等等以及它们的传说原型，都是足以引起美感的客观事物。屈子用它们来夸饰爱情，描摹理想，不啻是锦上添花之举。又如《河伯》中的“登昆仑兮四望”，表现了在祭祀河神时一种怅惘和思慕之情。《山鬼》中的“薜荔”、“女萝”、“石兰”、“杜衡”，《涉江》中的“长铗”、“切云”、“瑶圃”、“玉英”，也都是屈作中较为独特的人事景物。它们或表现悲欢离合，或透出忧郁悲愤，在客观上产生某种迷离惝恍、流光溢彩的艺术效果。李诗理想化地面对客观事物，也不是偶然的。有唐一代，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了较充分的发展，诗歌的抒情艺术也日渐成熟。与屈原时代的荆楚泽国相仿，李诗的抒情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江山之助。公元八世纪的中国名山大川对李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浪迹天下，贪婪地游赏于山水名胜之间，流连忘返。在这期间，他有所感悟，撩拨情思，如孙觌《送删定女至归南安序》所言：“李太白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犭穴所家，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无论日月山川、花鸟草木原本如何，李白都愿以自己的设想和希望来看待它们，并赋予它们浓烈的感情色彩，使它们罩上神妙奇伟的光圈，于是作者和读者都得到了精神的满足。如《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开篇便是惊风雨泣鬼神：“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虽然西岳、黄河有壮浪之景，可在许多人（尤其是不作诗的人）看来，也是很平常的，更不用说与人生的喜怒哀乐连结在一起。偏偏在李白的眼中，黄河、太行、青天、明月，忽然能在不经意之间变了模样，变得光耀夺目，变得气象万千，变得有滋有味。这虽不能说是化腐朽为神奇，至少也算点石成金了。再如著名的《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宣泄“我心”的“多烦忧”和人生的不称意，其中名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把极其普通的流水与个人的忧愤苦闷连在一起，十分生动贴切。
还有，《襄阳歌》表面看似是纵酒放诞、及时行乐，实质上是借醉喻愤，是李白干谒韩朝宗失败、求荐不遂的心境反映。诗中写醉酒之情，用了极形象的比喻：“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酉发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糟丘筑台，未必美观，但李诗中的酒与情是不可分割的。这里他以醉汉的姿态充分表达了狂傲不屈的内心世界。他还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一时间，清风、朗月与汉水、美酒，都成了李白心中无尽的宝藏。在《横江词》其一中，李白惊呼“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在《北风行》中，他竟然觉得“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在《古风》第十六首中，他刻意描绘“吴水深万丈，楚山邈千重”，都是以现实景物为基础的大胆想象和夸张。这些景物，本是无情无思，大抵亦为平凡之物。为了需要，李白才将它们的某些特征尽力扩大或缩小，使之服从于总的抒情主旨。当然也不排除原本就有不同程度美感的景物。李白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借助艺术想象，侧重从“神似”方面对事物的性质、状态、数量或程度等进行夸大和强调。这样的夸张，与屈原对于美事美物的夸饰同样是合乎情理，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事物内在本质的真实，且皆是为了表情达意之需，故有异曲同工之妙。根据屈、李二人既同又异的思想性格和独特经历，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屈作要用委婉的倾诉面对理想化的事物，以及李诗用猛烈的爆发理想化地面对事物。概括说来，屈原主要是修行自洁，思考探索，顽强斗争；李白更多是傲岸颉颃，讽刺蔑视，揭露抨击。清人薛雪曾云：“拂郁人诗必凄怨，磊落人诗必悲壮，豪迈人诗必不羁”⑤，话虽有些绝对，但基本道理是不错的。在中国古典诗坛上，屈、李二人都堪称美的使者，都以自己多情的诗笔探寻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尤其是两人都在历经艰难之后仍痴心不改，九死未悔，仍将满腔的热情倾注于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之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从两位诗人的绝唱中可以体会到这种共同的心态，以及含蕴在相同之中的细微差异。屈原《离骚》结句咏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李白《临终歌》（一作《临路歌》，疑“路”为“终”之误）悲呼：“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为美政不屈而死的彭咸和冲天高飞、扶摇直上的大鹏，是两位大诗人心中永存的偶像，是他们从初始到终结都为之付出真情实感的理想所在。尽管彭咸和大鹏都捐躯而亡、中天摧折了，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和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永不磨灭。因此两位诗人为之付出的情感是值得珍视的。但是，彭咸和大鹏也有不同之处。屈原心目中的彭咸，不管有多少种推测，总是有一定的人物事件为基础。据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是殷代贤臣，谏君不听，投水而死。而吞吐宇宙、凌云振翅的大鹏，从庄子到李白，则完全是人为的虚构，是诗人灵魂的外化之物。如果说有什么基础，也最多可能是由普通之物引起的相似联想。李白于开元十三年作《大鹏赋》，亦以大鹏自况，皆源于《庄子·逍遥游》的“鲲鹏”。而鲲的原义只是指微不足道的鱼卵。《尔雅·释鱼》：“鲲，鱼子。”郝懿行义疏：“凡鱼之子，总名鲲。”由小小鱼子进为大鱼，再由大鱼复变为鹏，显然是一个不断被理想化的过程。虽是庄子创作在先，但李白的大鹏并非是在庄子美物基础上的再创造物，而是与庄子如出一辙，是理想之心，理想之情并伴有一定程度悲剧意识的产物。这就是原本理想化的事物和被理想化的事物之区别。面对原本较理想的事物，毕竟有一定的，故有可能采取“倾诉”的形式。被理想化的事物就不同了，可以大胆设想，尽情夸耀，所以猛然迸出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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