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 .23No .32010年6月　Journal of J iangxi Finance College 　June .2010

基金项目: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A091S )

作者简介:陈　颐(1979-),女,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人口转变视角下的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分析

———对“刘易斯拐点”的反思

陈　颐

(闽江学院管理系,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我国终将会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然而“刘易斯拐点”牵涉到的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诸多关系

尚存认识上的分歧和疑点。不管是从实证经验上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是值得质疑的。“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它将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拐点后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上涨、人均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就业;比较优势中图分类号:F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557(2010)03-0048-03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2007年人口

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

点及其挑战》

(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报告认为,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经济学上将这个拐点称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牵涉到的人口、就业与经济发展的诸多关系尚存认识上的分歧和疑点,由此展开了诸多争鸣,本文就此展开进一步的思考。

一、“刘易斯拐点”与人口转变

从供给上看。1990年,中国城镇人口就业率是56144%。2006年下降为48%,按照1990年的就业水平,城镇5亿多人口中,没有就业的劳动力高达5000万人。中国城镇目前的实际失业率接近16%,也就是5500万人。中国新增劳动力的规模依然可观,目前的高校教育将产生大量结构性过剩,大量的企业改制、复员军人转业每年仍然有300万～500万劳动力的供给。这些有劳动能力而没有工作的人加上蔡昉教授调查得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5212万,总共11000万多在城镇等待就业的大军,每年消化1000多万,也需要10年。而实际上,每年可以消化的就业人口几乎都没太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就算没有所谓的1亿,而只有5212万,但是这些人口是与城镇劳动人口一起竞争就业岗位,即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情况正在减少,但是如果市场相对没有如此大的需求,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供给也等于是无限的。

从需求上看。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未来几年,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为扩大就业提供更大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资本价格相对便宜,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这样,企业用人数量也会下

降;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大企业发展战略,强调发展资本密集企业,这样的发展模式和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很差,按照人均算,我国的企业数量远远比不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每千人平均50个企业,发展中国家每千人平均20～30个企业,而中国按照统计局普查的数据,全国只有325万家注册登记的企业,每千人不过2.6个。中国每千人企业,从2.6个发展到30个,再发展到50个,需要多少年呢?并且地方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后续的吸纳劳动力能力也不足;目前鼓励创业、就业的利好很多实际上都不到位。据测算,如果未来五年G DP 的年均增速保持在7%,未来5年将至少将净增就业岗位3500万个,这个数量还不足以满足《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的到2010年我国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将达到5000万人的就业形势,更何况还有蔡昉教授估计的绝对数量达到5212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供给。

从理论假设上看。“刘易斯拐点”暗含的一个假设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任何一个农村转移的劳动力都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大中小结构、资本密集企业和劳动密集结构是协调成长和合理变动的。中国现实是不存在这种假设的条件。

从判断标准来看。以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来确定劳动力供给与就业状况,并由此作为预测“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这未免有点牵强。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个判断还可以用以下事实加以印证:(1)通过实施30年的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和生育率(大致可以理解为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为1.7。(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预期在“十一五”期间将在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然而,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并不能说明劳动力一定短缺。劳动力是否短缺还取决于经济结构、信息的对称性和制度的完善性。

二、“刘易斯拐点”之就业困境

报告认为,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基于人口结构的预测与分析,可以确定,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由此产生的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是:简单地由人口总量、结构的预测与分析来确定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状况是否妥当。

从人口总量上,我们考虑到国土面积因素,用人口密度来比较,例如,1997年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口密度比中国(129人/平方公里)高,包括日本(333人/平方公里)、英国(243人/平方公里)、荷兰、比利时、瑞士这样的发达国家,以及韩国(456人/平方公里)、新加坡(46人/平方公里)这样的近发达国家,它们的人口密度有些高达中国的两倍甚至接近四倍(The World Bank,1998/1999;United Nati ons,1999;F AO Da2 tabase)。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劳动力过剩,相反多有充足的就业和充分的失业保障。同时期的失业率显示:中国(3.1%)、日本(3.4%)、韩国(2.6%)、新加坡(2.4%)(I n2 ternati onal Labor Office,2001)。对比之下,世界上也有许多比中国人口密度低很多的国家,却是经济低迷,失业高企。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在同一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下,局部的“短缺”和局部的“剩余”同时存在。一方面,大量的新毕业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出现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低于农民工的新“脑体倒挂”;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进器———沿海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民工荒”,尤其难以雇用到有经验的熟练技术工人。比如,珠江三角的企业大规模开始进行产业调整时在相当程度上有提升效率降低密集型岗位的驱使。这样就导致需求转向相对素质高而数量少的劳动力。

很多人将失业率高归咎于人口数量,然而实行人口控制的理由,不是像绝大多数人简单理解的那样,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而是因为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为当时数量的中国人口创造足够就业。反过来,今天之所以中国可能面临劳动力就业危机,也不是因为现在中国人太多或太少了,而是因为中国过去若干年的产业结构的提升,并未跟上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错位明显表现在:当前的“民工荒”和大学生的就业困难并存。中国经济过去几年里显著地走向了“粗笨化”。特别是2001年之后,在低利率、低汇率扶持下,重型产业加速发展,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近3/4来自重制造业。相应地,中国知识型服务业岗位(基本上属于所谓“白领”岗位)需求相对不足,这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基本成因。而“民工荒”仅仅是部分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民工荒”。相比之下,人均G DP 比我国还低的印度,其经济总量超过一半已经来自服务业。换句话说,印度经济增长落后于中国,其产业结构却大大领先于中国。

实际上,劳动力供给过剩或者不足,主要并不是取决于人口数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取决于人口的结构,而是取决于一个经济能否创造出和自身人口数量、结构相适应的就业需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的存在从来不是劳动力总量多少的原因,而是社会经济结构与劳动力结构总是存在不平衡的结果。减少失业的办法就是调整经济结构。

另外,“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一定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短缺。在该拐点来临之际,如果应对不当,将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大规模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结构性大规模失业并存的怪象。应对这样的“人口危机”,固然需要适当调整人口特别是计划生育,但这并非全部。即使马上调整生育,新出生人口也要将近20年时间才能进入劳动力队伍。眼前更急迫的,是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使之能够适应新的人口结构。

三、“刘易斯拐点”之“比较优势”的忧思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确切的时间”是否是2009年,有没有这么快就会到来,人们见仁见智。但“刘易斯拐点”终究会到来已是不争的事实。尚且撇开对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争论,那么这个“拐点”对于现实问题的意义和影响有那些呢,这倒是我们所必须认真关注的。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比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人口红利”正在慢慢消失。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红利”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发展规律表明了“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劳动力“廉价陷阱”———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倒逼”。

人口红利过后,“比较优势”已然不存在,我们靠什么来发展?蔡昉教授的“人口红利即将耗竭”的警示,足以让我们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人口红利时代之后必然要遭受相应的人口老龄化之苦,然而这并不足以杞人忧天。关键是,我们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的人口红利时代是否有饮鸩止渴?回顾过去,我国没有很好地利用人口红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红利是依仗着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以牺牲生产者的劳动利益为代价,来支撑经济粗放式发展。我国外贸中,劳动力成本过低导致时常被享受低价的国家斥为“倾销”;就国内企业而言,低劳动力成本已开始制约企业运转,当劳动者收入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时,劳动力的社会供给已然失衡,由于长期涨利润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原因,“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就成了社会“诡异”现象。这可谓“比较优势”惹得祸。

因此,是“比较优势”还是“比较劣势”,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都知道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打到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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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期陈　颐　人口转变视角下的就业与经济发展问题分析的竞争(race t o the bott om)。我国现存经济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那就是害怕就业危机,所以就拼命鼓励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附之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美名。人口红利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没有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由于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适合于吸纳18-40岁、低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而这部分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显著下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的新形势下,并不能长久地解决就业问题,反而由于经济资源片面流向该领域而抑制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会导致中国出现“白领就业难”的新型人口危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表面上的就业率提高了,但却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长远来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种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无异于寅吃卯粮。随着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从而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迫在眉睫。

一些专家提倡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就业,认为“一种产业的要素密集,和它这个产业是集约化的发展,还是粗放型的发展,并不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资本密集型一定等价于集约型,劳动密集型一定等于粗放型”,这还是一个值得质疑的观点。因为从界定上说,粗放型增长模式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不是就具备了其中的“高投入”(过分依赖劳动力数量的大量投入)和”低效益”(生产率没有显著提高,劳动者工资低廉)两个特征呢?从某个角度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的只是“蓝领”劳动力的就业,却使得“白领”面临就业的困难,就整个社会而言,总的就业状况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一般来讲,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但从经验上看,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事例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增加”的可信度。相关研究证实,20世纪全世界新增就业岗位20多亿,其中一半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科技进步提供的。仅从20世纪后半期的经验判断,像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和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技术进步很快,但它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维持了充分就业,经济的就业弹性在大多数年份几乎是我国的2—3倍。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高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其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也明显高于中国,形成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局面。另外,就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增长轨迹而言,90年代并未出现明显的技术飞跃,经济增长依然是依赖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消耗来支撑的,在粗放式增长模式中始终未能看到就业率提高的明显证据。因此“树立就业优先原则”,这个提法是没错,但是“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四、讨论与结论

经济增长在不同阶段对就业有不同的影响,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劳动力的,造成了就业率并没有提高。这是用资本代替劳动的结果,但这并不是一个必然趋势。从国外的情况看,产业结构升级,G DP增长加快,失业率会下降。

不可否认,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肯定会在一个时期内对就业形势产生冲击,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出现减弱,形成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的局面。但用这种思路来分析当代就业形势的变化时,是否能全面充分地解释问题,这存在着很大的疑虑。首先从逻辑上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在短期内,技术进步提高了产出效率,导致生产同量产品的要素(资本、劳动、土地)投入减少,技术进步似乎是排挤就业的;在长期看来,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产出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扩张社会总需求,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产品,引入新的需求,当两个因素共同作用时就会通过诸如“产业链”等各种渠道加速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带动了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综观韩国、日本等所有重化工业国家,一般说,如果国内产业链条在增加,投资在增加,就会带动中间需求增加,企业的供给也会增加,这样就会带动就业的增长。因而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链”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有利于就业增长的;相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无法带动高端产业的发展,它只是解决低层次产业就业的增加。

因此,许多人当心“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比较优势”的失去是否是多余的呢?为了“就业优先”而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带来的是利多还是弊多?不管是从实证经验上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就业机会的增加”是值得质疑的。但要肯定的一点是,我们要做的是让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他走———这些并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支撑和方向,发展经济需要的是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它将摈弃此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的典型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一拐点后劳动供给不再无限、工资上涨、人均收入得到实质性增长,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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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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