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危机管理能力需锤炼

记者张雷、王磊

　　央视网（记者 张雷 王磊）近日，兰州因为自来水严重苯超标事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4月14日上午，兰州市自来水已全面恢复正常供水，意味着这起由水污染催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由它带来的思考远未结束。

　　随着事故的原因逐渐明晰化，公众越来越关心事故背后的公共管理能力、危机处理能力，以及事故责任是否会受到认真追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近日分别发表题为《兰州水污染背后的管理短板》和《打好兰州水污染的责任补丁》的评论文章，对当地相关部门的应对措施提出了质疑。

　　有法可依，但执法不严

　　在水安全应急管理制度上，我国并非无法可依。国家级环境应急专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回忆，2005年，受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事故影响，松花江就曾发生过重大水污染事件。当时，社会各界向环保部门要相应数据的时候，环保部门拿不出来。之后，相关部门慢慢总结经验，监测、预警、应急等工作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在应急预案方面出台了一些法律和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多部法律、。针对环境领域，我国也出台了《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等，对、企业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工作有了明确的要求，对应急预案的内容和监督管理也提出了详尽的要求。

　　也高度重视社会管理机制。2012年11月党的召开期间，时任总作的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到，“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

　　2013年11月12日，第十八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在“创新社会治理”部分中提到：“深化安全生产管理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强应急管理，提高公共安全和防灾救灾减灾能力，做好地震、气象、测绘等工作”。

　　对于兰州水污染事件，国家级环境应急专家王树义表示：“不存在法律上的漏洞，而是没有很好地执行法律上的规定。规定执行得不好，导致了事件的发生。”比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对预测与预警有明确规定：“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预测预警系统，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在此次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有关部门对于轻微事故和隐患先兆的忽视，部门与涉事企业在责任上的相互推诿，以及相关部门在监管上的心不在焉，共同造成了这次公共危机事件。

　　公共危机是对公共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信息发布机制的滞后和不透明、各部门协调配合的欠缺，都可以窥见当地在公共治理能力方面的短板。

　　如何从公共福祉出发，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加快转变职能，强化各部门协调配合，对危机先兆保持足够的警惕，从根本上促进公共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很多地方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要时刻考虑的问题。

　　成功案例：疾病防控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

　　应对公共危机，我国不乏成功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入公务员制度，不断推进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公共管理能力显著提高，各地相继出现了不少公共管理的成功案例。

　　危机应对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11年前的SARS事件，也是对危机应对能力的严峻考验。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让中国民众猝不及防。对危机的处理，可以反映一个的公共意识。SARS病毒突发之初，由于对病毒的无知和恐惧，一些地方对疫情的判断过于乐观，导致病毒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北京、广州等人口密集的城市迅速成为重灾区。

　　在得不到官方的印证下，重灾区城市的市民们纷纷通过短信、电话，传递种种“病毒可怕”的信息。“有传言说是鼠疫，有传言说是遭生物袭击”，全程采访SARS的《南方日报》记者张蜀梅在回忆SARS初发时的情景时说，“忽然之间，广州口罩脱销，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坐在地铁里的人们戴着口罩，相互间还躲得远远的。

　　随着疫情的发展，患病人数不断攀升。数字反映出中国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缺失。2003年4月20日，决定免除部分职务。此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这是抗击SARS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派出3批督导组，赴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督促。与此同时，防控SARS的财政资金也迅速到位。从4月22日起，卫生部每天下午16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内地SARS的最新疫情。4月23日，财政设立20亿元SARS防护基金，占2003年财政预算支出15138亿元的0.13%。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符合世卫组织有关标准，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SARS使中国人第一次明显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的冲击。SARS处置前期，的表现一度饱受争议。来自国内外的质疑和批评提醒：应急管理能力是中国管理体系中的一块短板，必须尽快整修。

　　此后，我国加大了对卫生应急工作的支持。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无论在机构建设、设备配置，还是人员配备上，自那以后都有了质的飞跃，对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等疾病的监测和应对能力不断提高。

　　2003年SARS之后，中国又经历了禽流感、三鹿奶粉和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但此时，中国的疾病防控能力已从过去的疲于应付变成了从容应对，被动迎战成了主动出击，各自为战成了多方联动……覆盖全国的疾病防控、传染病救治体系已经形成。

　　中国危机应对能力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公共卫生方面，也在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2013年雅安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得到了检验。在这些灾难面前，和地方有关部门在信息公开、救灾和重建等问题上的表现，普遍受到国内外的好评。

　　在日常的公共管理当中，我国也有很多值得推广的范例。2013年4月28日，“第二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颁奖仪式暨公共管理创新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评选出“丽水市农村金融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开放式景区管理的‘西湖模式’”、“温州推动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等创新十佳案例。专家认为，评选活动对近年来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推动了的职能转变。

　　公共管理仍有缺位之处

　　尽管近年来中国各级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缺乏训练有素的公务员队伍和完善的公共管理制度，仍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一些该管的事并没有管到位。

　　近日，为了对抗广场舞，温州市鹿城区新国光商住广场的住户们在多次交涉无果后，花26万元买来“高音炮”，与广场舞音乐同时播放。最终，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实在受不了住户针对她们制造的这种噪音，陆续打道回府。此事发生后，浙江批评当地部门不作为。目前，“高音炮”已拆除。据悉，当地准备通过登记制来整治广场噪音。

　　对于温州的“广场舞”事件，《广州日报》评论称，各地广场舞者与小区业主之间的问题与矛盾，说到底不是广场舞者或小区业主蛮不讲理，而是城市公共管理者缺位，或在管理的方法、方式面前摸不透、吃不准，拿不定主意，或不清楚应当由哪个部门干预更合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还存在立法滞后，或立法后执行难或执行不够等原因。鹿城区在上级批评后，立即拿出主导意见，是一件好事，可这似乎又说明，对公共场所的管理再难，只要主动出击就不难。

　　“高音炮”应对广场舞，是泼粪、鸣、放藏獒的升级版，体现了问题的进一步升级，管理者在这过程中却隐身、失声，实在应该反思和反省。管理，是为了让市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而为民服务的善治本领，也能提升形象，形成官民诉求的基本统一。管理，不能坐等市民群众失去了理性才主导干预，也不能坐失主动管理的时机。只有适时而动，与民共进，把市民的需要放在管理的桌面上，才不会让市民以“没办法的办法”应对。

　　《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20日刊文表示，走出公共管理的困境，需要与此相应的公共管理新思维。完善公务员制度，确立以专业能力、纪律、尽职负责、忠于职守等公职人员基本职业素质为指标的评价体系，藉此鼓舞公务员工作士气，提升公务员整体素质，在克服官僚主义的扎实努力中保护、积累和创造积极的行政资源，应是这一新思维的核心。新公共管理还需要确立与国家发展长期目标相统一的公共行政价值，从而使以事务性为显著特征的行政管理超越单纯的技术细节，而建立在充满政治智慧的稳定的价值原则基础上。因此，在行政实践中应努力将“为人民服务”这一社会流行话语转化为激发公务人员真心关切国家利益和民生、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伦理和信仰。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