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丰

   翻译是不同民族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体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已开始设译官,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高潮都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因此要了解翻译理论的发展,须了解翻译的历史,总结经验。下面仅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四次翻译高潮对翻译理论的发展予以探讨。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

在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有人认为,支谦此序“可以算是最初的直译说了”(罗根泽语)。晋、前秦时道安继而在《革卑婆沙序》中提出了比支谦更为明确的主张,即“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道安涉及译论的佛经序文较多,最有名的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其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北朝末年及隋初,彦琮著《辨证论》,它可以看作是我国第一篇翻译专论,他主张译经“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可见他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并倾向于直译的。以上三家的论点颇为近似,

他们的原则可以概括为“重质朴,轻文采”。唐代僧人玄奘,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这是一切认真负责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道宣在《续高

僧传》中对玄奘及其前辈的佛经翻译作了比较,他说:“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不难看出,玄奘在翻译上已达到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熟练程度。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调和,斯道之极轨也。”(《翻译文学与佛典》)据印度学者柏乐天与我国学者张建木等人研究,玄奘在译经中成功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等翻译技巧。

第二次翻译高潮:

明清两代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但是,他们的主要和有影响的译著,却不是“圣教”类著作,而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

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开凿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清末,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

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

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信、达、雅”三原则,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历久不衰。除了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译论的精华。他在14年写的《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的西方“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使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可见,他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是自觉地抓了根本,是为了直探资本主义“命脉之

所在”。如果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明末、清初就得以萌芽,那么当时的翻译家们积极译介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所从事的艰辛劳动则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

文动前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最有名的早期多产翻译家林纾,移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Cabin)、《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其实,周桂笙则更早于林纾,而且译作所采用的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颇具特色,不过鲜为人知罢了。文动后,文学翻译更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文学翻译理论家也随之大量涌现。翻译工作在历史上常常是启蒙运动或思想的先导,也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雄鸡晓唱。“五四”运动前后《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译成汉文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后来的作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一时期,大概数鲁迅先生译得最认真,它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得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所谓忠实,是指内容上的“信”;所谓通顺,是指表达上的“顺”。瞿秋白在《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说:“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鲁、瞿所提倡的“信顺”,是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鲁迅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和突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翻译的目

的与宗旨。第二,关于“直译”与“硬译”。第三,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第四,关于重译(转译)和复译问题。第五,关于翻译批评问题。因此,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有关译论,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是中国现代译学史上最宝贵的财富。“五四”运动后,还有像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这段话的确把如何进行文学翻译作了完整而又全面的阐述。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

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韵尤其不许走转。

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

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因此说,这一时期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叠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

第四次翻译高潮:改革开放至今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它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黄龙的《翻译学》是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也是目前我国惟一标明“翻译学”的专著。难得的是该书很系统地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如:(一)唯物辩证观。(二)知行统一观。(三)三位一体观。(四)体貌相称观。(五)寓美于微观。(六)信息时代观。(七)智能科学观。这些正是当代翻译学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在翻译方法和文学翻译的风格上,许渊冲的《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中认为:无论直译、意译,都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翁显良的《意态由来画不成?》中,指出原作意象的隐或显、婉或直、艳丽或质朴、庄重或谐谑都是可译的。在翻译理论与文体的关系方面,刘宓庆的《文体与翻译》中认为:“翻译必须随文体之异,随原文风格之异而调整译文,必须保证译文对原文文体和风格的适应性。”此外,“翻译理论基本模式”是刘宓庆提出的一个理论范畴。他提出的是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翻译原理”也是刘宓庆在译论研究上的一项突破。关于“翻译单位”,刘宓庆认为“句”只是一个基本的翻译单位,而翻译的“本

位”应为“语段”(text)。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提倡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是王佐良。他的《翻译中的文化比较》、《翻译与文化繁荣》和谭载喜的《文化对比与翻译》、吴泽林的《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等文,大大拓宽和加深了对于翻译本质的认识。此外,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方梦之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金堤的《等效翻译探索》等。这些著作有的研究了文学中的翻译艺术,有的研究了科技、新闻、社科、公文和应用文等翻译的特点与技法。与前三次翻译高潮相比,这一次涉猎的领域之广,从事的人数之众,译著的数量之多,都是前

所未有的,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纵观我国的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理论

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还有金堤等翻译理论家通过吸收外国翻译理论家的经验而形成的“等效”、“等值”。据此,罗新璋曾把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体系归结为四种基本思想:“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因此,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的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但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新,在原有的起点上提高。而且,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

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也不抹去民族的烙印。我们需要横向的引进,更需要纵向的继承。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交往活动日益增多的形势下,翻译的重要性和实用性愈加明显。中国需要了解世界,同时也希望被世界了解。中国需要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中国也有大量优秀的东西需要推介给国际社会。因此,要开展翻译工作研究,提高译学理论水平,就必须首先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才能更图发展。

中国传统不同翻译理论历史发展分期

语言文字体系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需要翻译。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久而久之会自然催生翻译理论，我国早在夏朝就有记录的翻译实践活动，到三国时便有的译论出现，此.后的译论代不绝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本文所称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时间上限是三国时支谦发表《法句经序》的公元224年，下限是钱钟书发表《林纤的翻译》的19年，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传统”所指的时间概念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中国传统译

论是指这一时期对翻译的理性认识。

中国传统译论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翻译标准;二是翻译方法;三是翻译的社会功能;四是翻译主体。翻译标准上强调忠实原作，方法上主要有直译和意译两种，功能论上强调翻译要有益于社会，对翻译主体则要求加强译者修养，我们称之为传统译论的四大核心问题，从译论的语言形式和存在方式上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零星片断的;但从总体内容上看，它又是自成体系的，涉及到了翻译理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各方面的问题。

对中国传统译论史的分期是继承和发扬这一笔丰富遗产必要的研究工作，前人对译论史的分期大抵是以封建朝代的更迭为主要分期依据。这种社会历史分期法能展示出译论与其社会背景的联系，缺陷是译论本身的发展轨迹难于展现。本文从译论核心问题的演变出发，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分为发生、发展、成熟和转型四个时期。

理论是实践的理性结晶。因而理论大体上是滞后于实践的，中国传统译论也不例外。早就存在的翻译实践直到三国时代才有了明确的理性认识。自此而后直至北宋，翻译实践以佛经为对象，译论也据此生发，本文称之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生期。发生期的译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涉及的理论问题多而且杂。合而观之，既有译论的内部研究，也有翻译的外部研究，初步搭起了理论框架。二是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虽是针对翻译佛经而言，但却具有普适意义，为后起译论家所取法。例如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既是翻译的方法，同时也是翻译的标准，它要求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严复主张译文要“信”，与支谦之说就具有血缘关系。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士大夫接触到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他们在实践上有意地以自然科学为主，在理论上以探;讨和强调翻译的社会功能为重心，翻译的外部研究首次置于内部研究之上。这是对发生期译论的重大发展，所以我们称之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期。

从18年到1948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宁，中国传统译论在动荡中走向成熟，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译论的成熟期。其成熟的根本标志是:发生期和发展期所提及的译论核心问题到此获得了鲜明而准确的理论阐释。关于翻译的标准，有严复的“信达雅”;关于翻译的方法，有严复的“达旨”、刘半农等人的直译、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说，这是翻译内部的核心问题。此外，内部研究的其余问题如翻译的技巧、译名、译评等均有人论及。翻译的外部研究，有郁达夫等人的个人修养、严复等人的社会功能论。同时，此时期出现了如严复和林纤这样集译家和译论家于一身的人物，这也是译论成熟的一种标志。

1949年，中国历史翻开了了崭新的一页，传统译论也随之进人了转型期，其标志是:在前三个时期中一直被肯定和丰富的问题到此发生了明显转变。例如翻译的标准，前三个时期大体上强调忠实原作。翻译方法则或强调直译，或意译或取“厥中”之论—即兼用直译与意译。到转型期，译论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钟书提出了“化境”说。傅钱二氏所论既是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翻译方法，它们强调的是译作要出原作的神韵，这是对“信达雅”的提高，又是对直译意译说的融合与升华。与此同时，建立完备的现代译论体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因此，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正是在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翻译的主体以及翻译的社会功能这四个核心问题的探讨中缓慢发展的，关于这四个核心问题的探讨与再探讨，论争与再论争就构成了传统翻译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因。

析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

——李莉

摘要：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翻译是一种语言的活动。它涉及两种语言与各种知识，他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感情、风格等忠实地重新表现出来。［1］中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近两千年翻译史。早在史前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部落、民族之间就开始了交界和融合的过程。而华夏民族与遥远的异邦居民之间的交往，也很早就开始了。此后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经百家争鸣，翻译理论不断发展、进步、趋于完善。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时期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公元65 年就流传于中国了。佛教徒为宣传其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教经典，于是佛经的翻译活动开始了。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得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

后则是尾声了。我国大量进行佛经翻译是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开始的。最早的翻译家有两人：一为安清，二为支娄迦谶。安清，字世高，西域安息人。据晋代释道安所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记载，安世高译籍有35 部41 卷，现存22 部26 卷，其中《大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阴持入经》、《道地经》等，开后世禅学之源。支娄迦谶，西域月支人，简名支谶。据道安经录，有年代可考的是3 部14 卷，即《般若道行经》十卷和《般舟三昧经》二卷；《首楞严经》二卷。《般若道行经》开后世般若学之源。［2］玄奘（600 ～ 6），通称“三藏法师”，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其真本领在于翻译佛经，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集大成并后来居上的翻译家，他不仅译出了七十五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了第一个向国外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他的指导原则就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佛典之翻译》）“求真”即追求准确，要力求“忠实原作”。同时必须“喻俗”，亦即使群众理解，这就是说要“通顺”。

第二次翻译高潮：明代到鸦片战争前

我国古代，自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直至明末清初，即17 世纪初至18 世纪中叶的万历到乾隆时，才形成第二个翻译高潮。明清之际，从利玛窦到最后一个传教士钱明德去世，大体上历时二百年。这二百年间，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了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个高潮，而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则形成了第一个高潮。推动这次翻译高潮的，除了来华耶稣会士外，还有

信教的或不信教的但与传教士相熟的中国学者。正是这两者相结合，才产生第二次高潮。

在此次翻译高潮中，中国人译者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他们的主要和有影响的译著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和意大

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开创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徐光启在1631 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李

之藻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和《寰有诠》、《名理探》等书。李之藻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足见其中充满创造性劳动。虽然《寰有诠》只是节译，但他仍然强调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

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

清末，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

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3］这段话的意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等。就在翻译《天演论》时，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

雅”翻译理论。这一理论继往开来，言简意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