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文化智力、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内容，因而文献综述将从以下这些相关方面展开，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方向及成果进行回顾，在肯定以往研究成果的同时，分析现今研究的不足。

2.1文化智力的研究回顾

2.1.1文化智力的概念回顾

随着对文化适应的不断探讨，有学者提出应把文化适应看作个体的一个普遍能力，而非像过去仅限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过渡。2003年，伦敦商学院的P.Christopher Early 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Soon Ang等学者在进行了大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智力（Culture Intelligent）的概念来描述人们跨文化的适应能力，他们认为，文化智力是反映人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处理信息，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它的基本要素包括认知、动力、行动三个方面(Early & Ang,2003)。Thomas（2006）也认为CI包括三个方面，但其分别为知识（knowledge）、心智(mindfulness)、行为（behavior）,并提出三者为一个相关联的系统（如图2-1），共同产生对不同文化的有效作用能力。

知识心智

CQ

行为

图2-1 文化智力三因素

Figure 2-1 Components of CQ

资料来源：Thomas,2006, Domai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ntelligence,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Ang及其同事，在2006年发展了文化智力因素，从四个因素考虑：元认知（metacognitive），认知（cognitive）, 动机（motivational）, 行为（behavioral）。智力能力（Mental intelligence）包括元认知和认知能力（认知过程，认知知识）；动机能力承认大部分认知都是被激励的，并且多数直接的个体精力都表示了动机能力；行为能力则主要关注于个体做什么，而非个体所想所感。

元认知文化智力是指个体获得和理解文化知识的过程，包括这一过程中的关于文化的个体知识和通过个体的控制（Flavell,1979）。相关的能力包括计划、监控、修正对不同国家或群体文化习惯的知识模型。具有高元文化智力的人能够在与不同文化人交往过程中，敏感的意识到其他文化的喜好，他们在交往过程中或者之后，会对自己曾经的文化假设提出疑问，并调整自己的知识模型。

认知文化智力是文化的基本知识和知识结构。它关注于更加有序的意识过程，它反映了从教育和个人经验中，获得的关于不同文化的规范、行为和习俗。这包括不同文化或子文化下的经济、法律、社会体系的知识（Triandia,1994），以及文化价值观的基本结构知识（Hofstede,2001）。具有高认知文化智力的人能够理解不同文化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动机文化智力是指个体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于学习如何应对那些由不同文化特点而具有的情景的能力。Kanfer & Heggestad（1997）指出这种动机能力提供了能量的作用方向，及促进目标达成的意识和行为。根据动机的期望理论（DeNisi & Pritchard,2006; Eccles & Wigfield, 2002），对于特定任务，能量通道的方向和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对成功的期望；二是成功的价值。具有高动机文化智力的人把注意力和能量用于跨文化情景是他们固有的兴趣（Deci & Ryan,1985），并且自信自己在跨文化情景下的能有效应对（Bandura,2002）。

行为文化智力是指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打交道时，能够正确使用语言或非语言行为的能力。正如Hall(1959)所强调的，基于特定情景的文化价值，对于文化的智力能力和动机必须通过展示出合适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来补充。具有高行为文化智力的人可以对不同情景，用自己广泛的语言和非语言能力来采取合适的行为，如通过词语、音调、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等（Gudykunst et al, 1988）。

2.1.2文化智力的测量

随着文化智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把对文化适应能力的评估引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以往都是基于模型的文化适应测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态度和行为，且以仅包括态度一个方面的测量居多。而文化智力是一个聚合的结构，它不仅有动机（包括态度）和行为两个因素，同时还加入了元认知、认知，更系统的评估了一个人的在跨文化情景下的能力。以往对文化适应的评估在许多方面都没有统一，而今文化智力使得跨文化适应能力的评估内容和维度趋向统一。

Ang（2004，2007）等学者基于文化智力的四个维度设计出了20题的文化智力问卷（Culture Intelligence Scale），在新加坡、美国大学生被试以及多国专业人员中施测并得到较好的信效度。我国的研究者对英文版问卷进行了翻译并在企业管理人员、机械专业人员中施测，也得到了较好的信度（α系数为0.86-0.93之间）和结构效度（共可解释75.55%的变异；CFI＝0.9，RMSEA=0.09），基本证明了文化智力中文版问卷在统计意义上的可靠性，以及文化智力结构的跨文化一致性（唐宁玉，2007）。

2.1.3文化智力的相关研究

随着文化智力理论的发展不断深入，也有研究学者对文化智力与大五人格、其他智力能力等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作为一个个体能力，文化智力是关于什么样的个体能在不同文化情景下进行有效应对的。因此，它与描述在不同时空下个体特点的固定人格特征是不同的。既然，气质会影响行为选择，那么，一些人格特征就应该与文化智力相关。Ang 等人（2006）就研究了文化智力与大五人格特点的关系，结果表明特定的人格特点是与文化智力的特定方面相关联的。特别是，开放性与文化智力的四维度都相关。

既然文化智力是基于多元智力理论的，文化智力就与其他形式的智力既相似又不同。一般在管理学研究中，经常会考虑两种智力：一般智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Schmidt & Hunter,2000）和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Law et al.，2004;Mayer et al.,2000）。文化智力与这些能力相似，是指它是一个能力体系，而非习惯性行为。就能力的本质来说，他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一般智力关注认知能力，而不关注特定情景类型，比如文化转换情景，也不包括智力的行为和动力方面。情绪智力关注于处理个人情绪的能力。与文化智力一样，它超越于智力能力，但它又与文化智力不同，因为它关注于获取和管理情绪的一般能力，而没有考虑文化背景。原有文化下，对于情绪的编码和解码并不能自动转换和应用在陌生的文化背景之下。因此，一个人在一种文化背景下有高情绪智力并不意味着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也有。相反的，文化智力却是不受文化制约的，它是与不同文化情景有关的一套能力体系。文化智力弥补了情绪智力的缺失。情商高的人能够领会我们作为人所具有的共性，而文化智力强的人则可以从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的行为当中，弄清楚哪些特征是所有人和所有群体共有的，哪些特征是此人或者此群体独有的，以及哪些特性既非共性也非个性。在共性和个性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广大领域就是文化。

对于文化智力的影响因素，还未有研究者做过专门研究，但Ang等人（2007）在研究文化智力对文化适应、决策、工作绩效等的影响时，对年龄、性别、跨文化经历等变量进行了控制。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有对一般智力、情绪智力和大五人格与文化智力的相关研究，还很少有研究个体的性别、学历、年龄、异国语言水平、跨文化经历等方面对个体文化智力的影响。本文就将通过大样本测量，对文化智力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探讨。

2.2文化适应的研究回顾

2.2.1文化适应的概念

文化被界定为“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共享的一整套重要假设（这种假设通常不是用文字表述出来的）”。这些假设包括：关于世界的信仰是什么，这些关于世界的信仰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有哪些理想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等等。

文化认同被界定为“个体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杨宜音，2002)

早期，大多是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做文化适应的研究，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余伟，郑钢，2005）。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也开始研究文化适应，对文化适应进行界定。Redfield, Linton和Herskovits 在1936年提出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Redfield, Linton, & Herskovits, 1936; 余伟，郑钢，2005）。Berry（2003）也指出文化适应是指随着文化间的联系，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变化过程。文化变化包括群体习惯、经济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心理变化包括个体对文化适应过程的态度，文化认同及与群体相关的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对不同文化的最终适应性可以通过心理上的特征来看，如个人的幸福感，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技能等。现今，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者也更加关注文化适应的问题。

2.2.2以往文化适应研究的理论模型

在过去20多年中，大多数对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是基于文化适应模型发展起来的。文化适应模型，主要包括单维和两维模型，后又有人提出了模型，对文化适应的进一步测量都是以这些模型为基础的。

1．单维模型：

单维模型描述的文化适应是从一个文化认同（原有文化认同）到另一个文化认同（主流文化认同）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即个体从完全原有文化认同逐渐被同化为完全主流文化认同，在中点时，个体既有部分原有文化认同，也有部分主流文化认同（如图2-2）。所以，单维模型也叫做同化作用模型或两极模型。

双文化认同

图2-2：文化适应的单维模型

Figure 2-2 Unidimensional Acculturation Model

该模型最初由Parks和Miller在1921年提出，后来Gordon（19）等人将其进一步发展。对于单维模型的评估方法，很多研究者都开发了自陈式问卷来测量不同个体的心理适应性，其中SL-ASIA量表是在以亚裔美国人为被试的研究中最为广泛应用的量表，它共包含21项，其中有文化偏好、民族认同、友谊选择、语言、历史和态度几方面，每一项都是从低适应性高亚洲文化认同（1.0）到高适应性低亚洲文化认同(5.0)的5点测量。

单维模型的优点是它很简单，仅用少数几个概念就可以表示同化过程。但也正因为简单，必然带来了不完全性，而使得单维模型受到多方批评。对单维模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它的假设中不存在两种文化认同完全共存的情况，即主流文化适应程度不断增加的同时，原有文化的认同就会降低，这就无法解释有个体在两种文化中都很适应的情况；

(2)它对主流文化有偏爱倾向，即在单维模型的概念中，能够适应主流文化的群体“好”于保持原有文化的群体，该描述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3)单维模型不适合现今的时代潮流，很多年以前，因为人口流动较少，所以外来人口不得不去适应主流文化，很少有机会保留原有文化，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民族间沟通不断加强，多民族融和，对多样化社会的尊重等，都使得人们有很多机会去保持原有文化，而非一味的适应主流文化；

(4)该模型不能区别“真正”的双文化和“虚假”的双文化，尽管两种双文化个体都是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但真正的双文化个体可以容易地融合到两种文化当中，虚假的双文化个体则疏远于两种文化。单维模型只能说个体在两种文化环境中，但却不能说明其对两种文化的适应度是高还是低。

2．两维模型：

由于单维模型的以上缺陷，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维模型。两维模型不认为文化适应是连续的从一个认同到另一个认同的过程，而认为原有文化认同与主流文化认同的发展是相互的，即主流文化的认同是

脱离于原有文化认同而发展的。这样，在两种认同的情况下，就不仅拥有双文化认同个体，同时还有对两种文化都不认同的个体。研究中普遍采用的两维模型是由Berry 和他的同事发展起来的，该模型在前述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定义了四种文化适应类型：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如图2-3：

图2-3 文化适应的两维模型

Figure 2-3 Bidimensional Acculturation Model 两种文化认同相的假设是两维模型的优势，并使其被多数文化适应的研究者所接受，而此模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现实文化适应的测量和应用中，假设是否存在。Berry 当时提出两维模型只是一个预见性模型, 并只测量了文化适应态度，后来有学者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对两维模型进行了验证，也有学者用实验证明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另有学者把行为因素包括了进来。

对于两维模型的评估方法有两种，即类型法和空间法。类型法指的是对个体进行评估，分析其属于文化适应四种类型中的哪一类。类型法的优势是它清晰地给出了两维模型演化出的主要结果，并帮助读者能够容易的抓住理论要点。但另一方面，这四种文化适应类型并非完全“真实”，甚至有些武断。而且如果这四个类型的测量不够准确，就会产生不合需要的结果。这中间最大的问题是四个类型的测试并不完全。Berry （19）报告了同化型和分离型测试分数的高相关。这不寻常的高相关告诉我们，四种文化适应模型可能不能看成是的四个类型，而且不能被完全单独测量出来。空间法则试图从两个维度的角度来定位文化认同的程度。尽管这个看似合理的方法是两维度文化适应量表不断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些测试是否符合两维度相互的假设还仍待解决。Kang （2006）指出在体现出正交性（即两维度完全）和没体现出正交性（两维度不完全）的两种文化适应测量问卷中，有一个主要不同即其测量形式原有文化适应性 主流文化适应性

高

高 低

低

是否应用了频率问题。在两种测量方法中，都包括成对的问题（即一系列同一或相似的问题）在一个或者多个维度的文化生活方面来测量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认同。如果问“你是否喜欢美国食物”与“你是否喜欢中国食物”两个问题是互不影响、相互的，而如果问“你吃美国食物的频率”和“你吃中国食物的频率”，那么两个问题的百分比加起来应该是100%，即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如果用频率问题的话，就要保证其问题之间都是反向相关的，即在两文化认同内的问题要显著负相关。

尽管应用两维模型的测量不断经历着验证和修正，笔者认为它在应用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缺陷：

(1)对文化适应的测量不够系统，最初的两维模型测量只测了文化适应态度，后来有的量表虽然补充了行为测量,却没有认知知识，认知过程等，并未形成对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系统性测试；

(2)测量问卷的设计中，有时并未保证原有文化认同与主流文化认同的性；

(3)每次对文化适应的测量都是对特定两个文化的，并未把文化适应当成个体的一个普遍适应能力来评估。

3．度模型：

随着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三维或者三维以上的模型，如Berry（2001）在原有的都是基于少数民族群体角度的两维模型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图2-4）。如此，主流文化社会就分出了“熔炉”、“种族隔离”、“排斥”、“多元文化”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社会采用的种族分别为：1）同化，即主流文化群体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移民融入主流文化社会，如美国；2）分离，即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分离少数民族，如南非曾经实施的种族隔离；3）排斥，即主流文化群体将少数民族边缘化，4）多样性，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同等重要性，并追求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如加拿大。虽然现今也有些对文化适应模型维度的新发展，但还未有实证应用模型，仍以两维模型为普遍接受和应用的模型。

Figure 2-4 Three-mensional Acculturation Model

综上所述，随着对文化适应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化适应的理论模型从单维度逐渐向度发展。笔者对不同文化适应模型优缺点进行了比较，如表1，可以看到模型结构不断完善，从最开始认为个体从完全原有文化认同逐渐过渡为完全主流文化认同，到后来研究者普遍认同的两种文化认同相互存在；同时，笔者比较了基于不同模型的部分文化适应量表，从表2-1可以看到，测量方法不断改进，从开始的仅从个体态度测量，到后来增加行为因素，两维模型也逐渐注重两维度的正交性等。尽管文化适应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其对个体文化适应能力的测量仍不够系统，每次测量的量表都需要针对不同群体特别开发，且研究结果很难比较，最新文化适应研究中，有学者则提出应把文化适应看作个体的一个普遍能力。

表2-1：文化适应模型优缺点比较

Table 2-1 Comparison of Acculturation Models

优点 缺点 单维模型 简洁的表达同化过程 ①没有两种文化认同共存的情况

②过于偏向主流文化

③不符合现今多民族融合,多样化社会的趋势 ④不能区别“真正”的双文化和“虚假”的双文化

两维模型 两种文化认同相互,同时有双文化认同个体和两种文化都不认同个体 ①对文化适应的测量不系统

②测量问卷的设计中，有时并未保证原有文化认同

与主流文化认同的性

③每次测量都是只针对特定两个文化的

模型

模型更加复杂，完备 还未有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处于理论假设阶段，实

际应用较少 图2-4：文化适应三维度理论模型

2. 原有文化认同

3.

主

流

文

化

群

体

政

策 高

表2-2：基于不同模型的部分文化适应量表

Table 2-1 Acculturation Scale based different Acculturation Model

文化适应问卷 应用群体备注 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适应量表ARSMA （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 Cuellar, Harris, & Jasso, 1980）

450个墨西哥裔美国人 首次开发出了单维模型的测量量表 单

维

模

型 亚裔自我认同文化适应量表SL-ASIA(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 Suinn, Ahuan &Khoo, 1992 )

324个亚

裔美国大

学生

改进了ARSMA 量表的文化适应评估因素 葡萄牙裔德国人文化适应量表(Montgomery, 1992) 118个葡

萄牙裔德

国人

研究结果表明整合型人最倾向于文化适应战略，采用整合型和分离型战略的人在文化保持上的程度几乎无差别 越南裔青年文化适应量表ASSV A （The Acculturation Scale for Vietnamese Adolescents. Nguyen &von Eye, 2002)

192个越

南裔美国

青少年

证明了两维度模型优于单维模型，并改进了基于二纬度模型的文化适应量表，同时不仅评估了文化适应态度，也评估了文化适应行为 两维模型 巴勒斯坦阿拉伯青少年徒的文化适应量表( Horenczyk & Munayer, 2006) 281个巴

勒斯坦阿

拉伯青少

年徒

在具有两种主要文化群体的社会中，对文化适应倾向进行了研究

度

模

型 无

无 Berry 在原有的两维模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维度即文化适应期望和主流文化群体在强有力的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对文化适应的研究比较多，也比较成熟，但对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的研究显得不足，还没有关于文化智力对文化适应性的影响研究，本研究就试图通过大样本施测，来看文化智力在文化适应两维度的影响，及对文化适应四类型的判别度。

2.3 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回顾

国外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是探索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差异。Inglehart 等人（2000）和Veenhoven 等人（1993）对生活满意感的研究显示，国家之间的平均主观幸福感存在着稳定的差异。此外，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间幸福感的差异也得到了研究证实。Diener 和Lucas(2000)认为有许多因素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的文化差异，包括国家财富和个人收入，自我服务－自我批评，自我一致－

在跨文化情景下研究主观幸福感无法回避文化相对性的问题：如果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其国民就会依据不同的标准来考虑和评价其所在社会的成功和价值。Markus 和Kitayama (1994) 的文化常模模型(cultural normmodel) 是重视幸福感的文化差异的文化相对论模型。这个模型也一直是西方许多幸福感的跨文化实证研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这个模型将文化内群体成员心理体验的相似性绝对化了,没有注意到文化内的变量,因而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Oishi 等人(1999) 提出的目标调节模型进一步考虑到了同一文化内部个体目标不同所导致的幸福感差异。Eid和Diener (2001) 采用多文化潜在类型分析法(multiculture latent class analysis) 分析了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和中国被试的情感体验规范后发现,同一个文化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类型的情感体验规范。

以往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很少关注跨文化个体的文化适应能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文化智力是个体的一个跨文化适应能力指标，因此，个体的文化智力不同，自然会影响到个体的文化适应性，既然个体主观幸福感有文化差异，那么而当个体对不同文化适应时，是否会影响到主观幸福感呢？本研究就将引入主观幸福感，探讨跨文化个体的文化智力及其文化适应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4跨文化适应的实验研究方法回顾

以往对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都是对态度或行为等结果的研究，很少有关注心理过程的研究。Hong, Morris, Chiu, 和Benet-Martinez(2000)提出了动态构建方法（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该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双文化个体意识中的文化结构转换（frame switching）。这一实验的理论前提是文化不是整合结构的，而是分区域的知识，一个人可以有一种以上的文化结构，尽管各种文化知识中可能存在矛盾的成分（此假设条件与Berry的两种文化适应相互的观点一致）。该方法是受到内隐启动实验的启发，即文化知识是内隐的，它在特定的刺激下会引导出相应的文化结构。Hong等人（2000）通过实验研究，证明某一文化结构是否会到感知者的意识前端，在于该结构是否临时性的容易获得。后来，Hong等人（2003）又通过动态构建方法的进一步实验研究，证明可应用性是文化影响下动态构建的边界条件。综上，在特定刺激下，文化结构可以被激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可达到，即中心文化结构要容易重现；二是可应用，即所启动的文化结构与我们要解释的刺激相符。Verkuyten & Pouliasi (2002,2006)应用文化启动实验研究了文化认同对社会解释、自我认同和态度意识等知觉和评估的影响，并提出社会认同对于理解双文化个体经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文化启动实验比以往的民族文化直接观察法和准实验法都有很大改进，并具有更好的内部效度，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实验研究方法。

2.5以往研究的不足

2.5.1文化智力结构的检验不足

以往有过Ang（2004，2007）等学者对美国、新加坡背景下的检验，有唐宁玉（2007）对中国背景下企业管理人员、专业人员中施测的检验，但是缺乏对中国背景下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士施测检验及在具有跨文化经历的中国人中的施测检验。该文化智力的四维度在跨文化背景下的验证还是远远不足。因此，文化智力理论研究要取得更大的进展，就迫切需要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国家文化下进行理论和实证上的探讨验证。

2.5.2文化适应的两维度测量缺乏中国背景下检验

虽然Andrew(2000)等人已经根据Berry文化适应测量的两维度理论，开发出文化适应的测量量表（Vancouver Index Acculturation），但该问卷同样没有进行中国背景下的检验。因此，对于两维度文化适应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样要求各国学者进行不同国家背景下的验证。

2.5.3文化智力影响因素和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不足

根据前面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背景下对文化智力的影响因素，还未有学者进行过探讨研究，因此，本文就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探讨验证。

以往研究有过文化智力、一般智力、情绪智力的关系研究，但缺乏文化智力对文化适应、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本文就将以文化智力为基础，看其对个体文化适应、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文化智力是否可以判别文化适应的不同类型。

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大多是通过问卷测量对态度或行为等结果的研究，很少有关注个体心理过程的研究。本文就将对文化智力理论进行实验的研究和验证，看文化智力对文化启动效果的影响。

2.6研究内容及假设

本课题主要研究的内容有几方面：1.进一步探讨文化智力的影响因素；2.文化智力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3.文化智力与文化适应、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4.通过实验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文化智力对文化认同的影响。

（1）文化智力的影响因素

个体最初的文化智力，受其先天性因素影响较多，也会受其智力和情绪智力的影响。但随着一定的激励、平衡和环境影响，文化智力是可以得到提高的。也就是说，通过后天的培训和个人努力，文化智力可以成为一种能够不断得到改进的后天优势。Earley & Mosakowski曾经对60个国家的2000名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并且对其他许多人进行过培训，都发现无论什么人，只要足够警觉，有一定的动力，并且沉着冷静，都能把自己的文化智力提高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

那在后天经历中，未经培训的情况下，主要有两个方面可以影响文化智力：一是对异国语言的掌握，通过语言的学习，了解异国风俗、习惯及文化等，从而提高认知文化智力，不仅在过程中了解学习，在语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进行大量的阅读和与异国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一过程中，如果个体体会到一定乐趣，还可以提高个体的动力文化智力，当个体对自己在交流中行为进行改进时，就是在提高自身的行动文化智力，从而导致整体的文化智力水平得到加强；二是个体的跨文化经历，个体亲身到跨文化的国家学习，被企业外派工作或者居住生活等，都亲身接触了异国文化，通过个体自身的实践经验不断加强自己对主流文化的了解，修正自己在主流文化中的行为，都会直接导致文化智力水平加强。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个体的异国语言水平可以预测其文化智力水平；

假设二：个体的跨文化经历可以预测其文化智力水平。

（2）文化智力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

文化智力高的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程度较深，也能通过自身行为的修正来适应新文化环境，因此，我们预期文化智力高的人对不同文化情景的适应能力也强，反之，文化智力稍低的人对主流文化或者对原有文化适应较低，文化智力更低的人，对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适应都低。根据Berry的两维模型，个体对原有文化的适应及主流文化的适应是相互的，如此，根据个体采取的不同适应策略，我们可以把跨文化经历群体分成四类型：整合型、融入型、分离型、边缘型。整合型：对原有文化及主流文化适应性都高；融入型：对主流文化适应性高，对原有文化适应性相对较低；分离型：对原有文化适应性高，对主流文化适应性相对较低；边缘型：对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适应性都比较低。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文化智力与文化适应类型，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文化智力会显著正向影响个体在原有文化、主流文化上的适应性；

假设四：文化智力可以有效区别整合型、融入型、分离型、边缘型的文化适应个体；

（3）文化智力与文化适应、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文化智力高的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适应性比较强，这同时也会影响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因为当一个人工作或生活都可以柔韧有余，较好处理和应对时，自身幸福感会相应提高。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五：个体的文化智力可以预测其对不同文化的适应性（包括主流文化和原有文化）。

假设六：文化智力可以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

假设七：对不同文化的适应性（包括主流文化和原有文化）可以预测个体主观幸福感。

（4）文化智力对文化认同影响的实验研究

本次研究中，进一步引入了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通过启动实验验证文化智力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文化智力高的人一般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下，可以较容易的启动自己相应的文化结构，而此时，其对该文化的文化认同也较高，相应文化的归因倾向也高，因此，其启动效果差异不显著；文化智力低的人，只对某一文化认同度高，其启动效果差异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八：个体文化智力差异影响两种文化启动前后对文化认同的程度

以上假设中，对于文化智力的研究，我们都是从文化智力四个维度进行考虑，即元文化智力、认知文化智力、动力文化智力、行为文化智力。

3研究设计

3.1研究概念的界定

（1）文化智力（Culture Intelligence）：Earley & Ang(2003)基于智力理论及大量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文化智力的理论，他们认为“文化智力是反应人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处理信息，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用它可以来衡量人们理解与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的能力。文化智力分为四个维度：元文化智力（metacognitive CQ）、认知文化智力(cognitive CQ)、动机文化智力(motivational CQ)、行为文化智力（behavioural CQ）。

本研究即应用Earley & Ang(2003)对文化智力的界定及其四维结构进行研究。

（2）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Redfield, 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提出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几方面观察到，如态度、行为、价值观、文化认同感。Berry（2003）指出文化适应是指随着文化间的联系，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变化过程。文化变化包括群体习惯、经济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心理变化包括个体对文化适应过程的态度，文化认同及与群体相关的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变化。并且Berry （1997）提出了文化适应两维模型，即原有文化认同与主流文化认同是相互的，并以此为基础，分成了四种文化适应战略：整合、分离、融入、边缘。

本研究即应用Berry的文化适应概念及其两维度模型，把文化适应群体，根据其使用的不同文化适应战略，分为整合型、分离型、融入型、边缘型四个群体。

（3）主观幸福感：本研究中是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

3.2研究工具的选择

采用问卷方式进行样本施测，量表包括：文化智力量表，文化适应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共五部分。

（1）文化智力量表（Culture Intelligence Scale）为国外Soon Ang等学者进行文化智力研究所应用量表，共20道题目，包括四部分：元文化智力、认知文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