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V ol.47　N o.6(G eneral N o.185)

世俗化社会思潮中的女性文学

3

———对近年女性文学创作的一种分析

潘晓生

(济南大学社会科学处,山东济南,250002)

　　摘要:　世俗化文化时代的到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使近年来的女性文学创作发生了诸多变化。女性写作已经被有意无意地纳入了一个商业运作的轨道,文学作品的消费性特征日益明显,它们以满足公众的娱乐化审美需求为目的,丧失了理想信念的光芒和人们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和渴望。　　关键词:　世俗化;消费性;商业化;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2)06-0043-04

3收稿日期:2002-01-28

作者简介:潘晓生(1955—　

),男,山东济南人,济南大学社会科学处教授。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在社会公众价值观念的改变和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下,呈现出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模式向私人娱乐模式的转变。社会大众更强调日常生活满足的必要性和绝对性,体现出一种极具世俗化色彩的价值追求。满足大众最基本的生活享受需要,表现人在世俗生活中最普遍的物质欲望,已成为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一个突出特征。“世俗化”成为当今审美风尚发展中的一个具体标记。受其影响,近年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了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对今后女性文学如何发展至关重要,影响到其成败兴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从而产生分析探讨的欲望。

文学作品的消费性特征

当今的中国社会,有人说已经进入一个消费时代。社会对消费的关注、公众消费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在各种传播媒体中涉及最多的就是关于消费的话题。大众的物质欲望在消费中得到满足,大众的物质欲望也在消费中不断得以扩张。这种消费热,造成了对社会公众生活观念的许多改变。体现在文化领域,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也越来越趋于消费性的追求。人们直接以物质满足、感性娱乐为价值目标,文学已经被最大程度地当作了人的日常生活的直接消费领域,其中洋溢着放逐其社会意义和实现物欲满足之后的的巨大喜悦。试看各种“名星”的传记、生活类时尚杂志的畅销,以及各种电视肥皂剧的高收视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今天,人们主要是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看待文学,接受文学,并通过这种接受来实现自己的审美追求,即欲望的满足和感

官快乐的享受。

“美女文学”的出现,应该说是对此的最有力的注释。在世纪末出现的这类作品,曾一时令某些人亢奋不已,也让一些人目瞪口呆。作品以大胆直露的表现深深刺激了日见疲软的文坛,并借此形成了一定的消费市场。它充分考虑到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文化观念的变化,考虑到了世俗化社会的需要,适时地推出了此类创作。靓丽的美女和充满性感生活场景的描绘,充分满足了市民阶层一部分人的好奇感和追求刺激的心理。这种小说写作潮流的代表是卫慧、棉棉等一批被传媒和自己炒做得炙手可热的作家。她们高擎“文学新人类”的“另类”旗帜,刻意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和自传性的个人经历,强调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至高无上,尽情渲染不受任何传统伦理观念约束的个人小圈子里的生活,以大胆直率的描写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棉棉的小说《糖》里一对男女10年来的缠绵与离裂,在种种光怪陆离的城市背景下映衬得更加“流行”,也更加歇斯底里。而卫慧的《上海宝贝》里迪厅、摇滚、吸毒、染发、性爱以及比白天更丰富的夜生活等,纵情地在小说里展示,造成了一副千奇百怪的“现代生活”图画。此类作品中的女性渴望成为这种生活时尚的见证人,更是十足的迷恋者。她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生活态度,并希望通过这种描写来感染其他人,吸引其他人,来达到唤起公众对自己的热情的目的。因而炫耀美色,炫耀大胆而直白的欲望,炫耀对流行事物的熟谙就成了她们赢得消费者的主要手段。这是些生活在现代都市的“另类宝贝”,是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们关注的只是自我情欲的满足和发泄,与社会无关,与他人无关,也与泛指意义上的女性无关。所谓的“美女文学”不是90年代女性文学的自然继承和发展,而是

另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这一时期文学中白领趣味的出现。事实上白领阶层在中国社会尚在发育过程中,但白领趣味却先期而至。充斥于街头书摊报亭的各种各样的白领杂志是这一趣味最抢眼的表现。它以向往追求时尚生活的白领或准白领为消费的预设群体,以迎合他们的口味为写作尺度,以不断扩大这一消费市场为最终目的。本时期女性文学作品中的那些白领丽人的形象就是为着这一消费需求而产生的。这些女性年轻、漂亮、精明、干练,有才华,有事业。她们手中拿着印刷精美的时尚杂志,热爱其中舒适与优雅的生活———咖啡、高尔夫、法拉利跑车、海边别墅、周游世界……这种生活场景的设置与渲染,完全适应了当今众多人的生存愿望,或者说真切地勾画出了她们憧憬的理想,十分容易地激起她们强烈的共鸣。同时我们还清晰地看到,这些女性价值观念的变化:她们清楚自己的欲望,为了实现欲望不惜一切代价。她们从不虚伪地大谈爱情至上、金钱如土,而是坦然地承认自己的自私和重利,她们看重自己的身份地位,要求得到与这种身份相一致的享乐,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虽然她们也可能受过磨难,也可能遭受挫折,但最终的成功被渲染得更加淋漓尽致,更让人羡慕不已。尊贵的地位、舒适的生活、充裕的财富、甜蜜的爱情(此处的“爱”已不同于以往意义上的“爱”),突出的都是世俗社会的生活理想。它在诱导一种趣味和消费欲望的同时,也激发了一种狂热追求享乐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趣味就是为了满足弥漫在某些生活领域里的一部分人的普遍的低级趣味,是一种有效的消费策略。它带有极强的虚幻性,是为了把消费者引向不真实的幻觉时间与空间里去。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回避地说,大众文化不是审美的领域,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娱乐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消费功能。

这一强大磁场的作用,还让一些原来有着鲜明个性的女作家也受到制约,将自己创作的视角下移,以换取公众的欢迎。林白原是有着强烈自我艺术追求的作家,她的现代女性意识贯穿于众多作品中,具有强烈震撼力。而她此时创作的长篇小说《玻璃虫》也不幸地染上了消费意识的色彩,尽力迎合公众的消费要求。林白曾说,《玻璃虫》是想探讨这样一个主题,即一个人在他的时代里如何梦想,又如何用他的梦想来穿越生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写作的快感。”她强调指出这一点。对此评论家季红真就表示,较之《玻璃虫》,她更喜欢林白早期的作品,如《回廊之椅》和《一个人的战争》,都是非常美丽、诗性的小说。而《玻璃虫》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缺乏力度,它只是一本迎合了90年代消费文化中的大众趣味的、高档次的畅销书,一件较精致的文化消费品。

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许多女性文学创

作已成为满足社会公众消费欲望的一种生产过程,文学作品业已部分地蜕化为消费品。在一个不追求精神活动的创造性及其历史深度的时代,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流变,往往高度激化了大众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消费狂热。

文学创作的商业化倾向

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本身正处在一种不断趋近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经济利益的主导作用越来越突出,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对于90年代的中国大众来说,把现实生活目标放到直接的、现实的、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物质积累和享受之上,便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经济利益牵动下,市场规则开始较多地进入生活的各个领域。今日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及其市场的出现,事实上就是这一情景的典型表现。它在运作中主要遵循的也是市场的规则,它无法也不可能离开商业利益的影响。

由于市场因素的过度介入,女性写作已经被有意无意地纳入了一个商业运作的轨道。部分女作家的性别特征由于商业化的需要被媒体刻意突出,某些女作家的作品也被包装成了“个人写真集”。为了取得最大的市场效益,为最大化的经济价值,出版商和部分作家合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文化景观。然而与此同时在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和立场却遭到了严重的歪曲与戕害。卫慧1999年在上海有过一次惊人的举动,即实施了她的“行为艺术”:将《像卫慧那样疯狂》的文字片段印在内衣上,然后散发。卫慧在世纪末的这次“壮举”发人深思,严格地说,卫慧的这次“行为艺术”与“文化商品促销活动”没有什么两样。卫慧选择内衣为文字载体,有人认为是女性意识的体现,是对传统理念的,这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推测,实际上,卫慧的行动只不过是对大众文化想象和文化消费的迎合。姓名在小说题目以及内衣上的凸现,具有一种典型的商标意识。它和风行于商业文化中的商业女性话语一脉相承。西方一些女性主义者曾强烈批判商业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利用,批判它们将女性像商品一样展示、交易、消费。这些女性主义者看到了以商业目的为宗旨的文化运作中形成的对女性的深深的伤害,看到了女性自身真实价值的沦丧。有着漫长历史的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隐藏在商业化的背景下,对女性进行窥视,像以往一样,女性还是被观看的对象。其实,对于被命名为“美女文学”的那些文学女性来说,大小媒体、书商们进行商业运作时爆炒的多是她们的容貌。君不见,权威的《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消费者报》、

《中华读书报》也不惜以头版头条、大标题、醒目字眼对此现象加以报道,以几乎整版的篇幅加以介绍,并配以美女作家的玉照。它们的文章标题一语道破天机:《商业文化催生“美女作家”》,试问,还有比这更确切的描述吗?

进入大众文化时代后,文化的商品化使作为文学主要载体的期刊受到冲击,它们必须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为数不少的文学期刊纷纷改版,成为纯粹的文化消费品。即使是不愿完全放弃自己立场的刊物,也必须考虑重新确立自己的读者群。受到完整教育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年轻人,成为它们预设的消费主体。对这些大多出生于70年代的消费主体来说,被赋予“新生代”和“新新人类”称号的作家作品,是一种具有诱惑力的商标,具有广告语的特质,意味着一种张扬的时尚,是文学商业化的一种运作手段。如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身体写作”,主要意义其实也是为了商业目的,为了主动迎合大众窥视的欲望,同时也便于局外人心安理得地欣赏这份不属于他们的“拟想”生活。有的评论家深刻地指出:这种运作“一方面扩张公共空间,把大众的视线引入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又扩张私人空间,把个人隐私放大为公共话题。在此种运营中,女性被沦为一个多功能的玩偶:女性作者身分被篡改成‘大众情人’,变成一个被大众窥视的性对象,甚至连同她们个人和作品的名字,都按照男性趣味被编辑成诱惑的符码、欲望的符码,尽情尽兴地玩弄于股掌。如此高度概括的‘私人化’符码,在成为一种女性文学时尚书写标签的同时,也建立起满足和挑动消费者窥私欲望的广告形象。当书商把女性及其作品变成符码化商品的企图隐蔽起来的时候,也把女性文学的生产和销售促起来。”[1]所以稍微深入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美女文学”的喧嚣一时,缘于它充分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窥视癖,是为一个既定的商业市场服务的。这一商业化市场的运作者们注意到了一部分人光看美女画片和绯闻不过瘾,还想探究美女的内心世界,了解更隐秘的内容,从商业利润的角度来考虑,必须满足这些人的需要。于是我们看到,被全力包装过的一个个文学女性就像一只只美丽的花蝴蝶,引人注目地飘忽在文坛上。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戴来、魏微一个又一个时尚女孩精心修饰的脸孔和青春窈窕的身影,以大幅时尚照片的形式,或妖娆或性感或狂野地呈露在大众的视野里。作为商品消费者的读者,他更关注的或许就是作品背后的作者和她的真实生活,如何实现这种想象的欲望,比判定自己面对的是不是一部文学作品更重要。因此,商家预期的这类图书的市场的畅销自然指日可待。显然,所有的这一切,都遵循着市场化的原则在运作。

在这种小说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极强的商业利益,看到了市场制约下的文学的悲哀。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文学与商业利益的距离日渐缩短。利用各种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回报成了某些文学机构的追求目标。像美女作家这类群体的写作日益商业化就是典型的例证。它充分实现了尽可能用人们崇尚时尚的心理来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的企图。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学的本质意义与现实的生存处境的尖锐矛盾。文学的商业化导致了创作上的粗俗化,并诱导作家从审美心理的较高层次大踏步地撤退到较低层次。对大众文化理解上的偏颇,导致了作家创作视角的下移,对原有美学原则的放弃,造成了高品位文学作品的消亡,大量的满足世俗生活需要的娱乐品出现。这样的创作已经脱离了文学的本意,它甚至从创作初就不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而是为了某种商业化的考虑,为了如何造成炒作的热点,进而实现畅销的目的。这样的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而只能算作商品。

自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异,文学自然也随之进入市场,并逐渐开始其市场化、商业化的过程。但文学毕竟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结晶。在文化领域,市场化并不等于一切只能按市场规律来运行,在很多情况下,文化产品的价值并不完全与经济效益绝对统一,有时在特殊的背景下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市场化对于文化产品来说,不是万能的杠杆,市场经济法则应用到文化领域造成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媚俗的、浅薄的作品大量问世,它们一味迎合大众的欣赏趣味,不加引导提高,只图能赢得经济效益,甚至用低级趣味来对文化消费群体形成所谓的吸引力,这正是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文学接受的“娱乐化”期待

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世俗化”特征,具有一种相当鲜明的物质功利主义倾向。因此,在社会审美风尚的“世俗化”特征背后,我们总是可以看到一种大众的物欲冲动和满足的感性形式:即“美”仅仅是作为一个物质富裕的生活象征而存在;人们追求的生活之美和艺术之美都不再有往日高贵的精神气质,不再有理想信念的光芒,不再体现人们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和渴望,而只是充分满足人们浅薄的世俗生活的感官需要,满足人们日常享乐的需求。满足于世俗生活的社会大众将审美期待视野锁定在情感娱乐的追求上。人们在这个“娱乐化”的生活世界中,彻底放弃了生命中的沉重,放弃了对历史与未来的追问,“我”只是一个现实的存在物,需要一个充分满足感官刺激的娱乐空间。

这一现实充分表明,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审美不再是精神饥渴者的诗意家园,而是大众在日常生活范围内对于物质满足的快乐想象;美从理想精神的颠峰降落到了人世生活的享受之中,成了符合大众现实利益的浪漫家园。人们彻底沉湎于世俗享乐,令人从未有过地尝到了某种轻松惬意的快感。池莉的小说《小姐你好》对此做了生动的艺术描绘。女主人公戚润物原来像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高级知识女性一样,本是埋头业务、怯于交往、不知享乐而又自视清高的一类人。然而,由于丈夫与小保姆的私通事件,却使她靠近了世俗人生。在别人的开导下,开始体味到另一种生活的巨大吸引力。于是,她在不知不觉中走下了知识分子的圣坛,而情愿换一种以满足自我感官享受为第一需要的“活法”。她逐渐适应了技术化和功利化的社会交往,使用极富小市民智慧、极具小市民特色的圈套,将多行不义的丈夫置于死地,同时让自己迅速富裕起来。情节至此,她已全然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立场与情操,而演变为世俗社会中的一员。这一现实生活的文学版本,极具说服力地表现出世事的变迁,人心的流向。而小说的流行更进一步证明着当今大众欣赏的艺术趣味。戚润物式的人生变革具有极强的参照价值,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娱乐化”的生活世界无须强调文化的历史性深度,而是着力表现日常生活的世俗图画。原来人们在文化中注入的理性思考被“快乐”的享受所代替。由于生活的愉快享受并不需要以历史的深度体验作为保障,所以大众不必关心自身感觉之外的世界,而只需关心自身在感觉层面上是否获得了最大的快乐。极度的宣泄和对感官刺激的迷恋,埋葬了文化中许多本来可以激动人心令人向上的东西。并将它们转化为平面化视觉形象,转化为轻松自得的欲望文本。现今一些女性作家给我们提供的大多是一些无深度无价值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场景,消除了时间感、历史意识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恰如《上海宝贝》中讲的:“生活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它最多是一些闹剧的碎片……”。这些闹剧的碎片是以世俗欲望为背景设置的,情感的歇斯底里的发泄,个性的无节制的张扬,感官的快乐的享受,构成一道道诱人的文化快餐,供需求者们享用。在这些作品中,文化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都受到了抑制,而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功能、游戏功能和娱乐功能。它们不约而同地都具备了一个共同点:对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的放弃和疏离。《像卫慧那样疯狂》对作品中“我们”的“生活哲学”有这样一段描述:“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在这里,“我们”所欣赏的,较准确地说明了这一代人的生活意识。她们不愿意坚持做一名不合时宜的思考者,她们倾心于放纵自己欲望的火焰。的确,在现实生活里,伴随着财富的积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同步增长,卫慧、棉棉及其作品中的人物正是这种享乐主义的产物。以《上海宝贝》为例,靠断断续续的写作赚钱的倪可没有任何经济实力过上层阶级生活,她情愿把性的天天当情人,由天天的财富做后盾进入他们的生活圈子里。她学洋人阔绰的派头,出入世界级大酒店、坐别克车、喝朗姆酒、举行派对等等。一天晚上因为精神空虚,坐飞机到北京消夜,第二天一早又坐飞机匆匆赶回上海。如此随心所欲地纵情声色,充分展示了她那一类女性的虚荣、轻浮和世俗。她们尽情地享受生活却从不想要去创造什么。天天靠着富婆母亲源源不断的供给而任意挥霍。倪可靠着美丽的肉体服务分享他的财富及他圈子里的生活。当失去了天天这个依托时,她又准备飞往德国寄生到更为富裕的情人马克身上。棉棉《糖》中的女主人公对读书、寻找职业不感任何兴趣。去向不明的父亲总能及时地给她寄来丰厚的美金,情人们也总是能够为她大方地付出。靠着这些她过着与常人不同的生活:白天睡觉、傍晚出去购物、夜间喝酒泡巴,她是一个无须为生活物质基础忧虑的时尚女性,可以尽情地享受现代城市的一切:音乐、酒吧、美丽的街道,好看的电影,以及超越传统道德的疯狂举动。

由于一味强调对商业价值的追求而忽视社会历史价值,注重娱乐性而缺乏对理想的追求与理性思考,当今女性文学的创作蜕变为一种消费型的文化。它突出流行性,追求因给读者造成强烈刺激而产生的瞬时轰动效应,不在乎是否有文化积累价值。它以满足预设的消费群体的需求为尺度,以获取尽量大的商业利益为终极目标。大众在文学接受上的娱乐化期待成为有力的参照系。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作家作品的水平不高,平庸浅陋。比如卫慧,她坦言道:“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2](P1)根据这些“精心准备的字眼儿”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上所述,我们注意到了当前受社会生活变化而导致的女性文学创作的某些变异,并隐约可见它潜在的发展趋势。面对上述现实,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忧虑,即市场经济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和灵魂的危机,可能导致的种种现世主义和媚俗主义表现的产生,以及物质主义的泛滥。也许,对女性文学及时而有力的正确引导,正成为一项摆在一切关注其健康发展的人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王绯.商业炒作女性文学休矣[N].中国教育报,2001-01-02.

[2]卫慧.上海宝贝[Z].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Women’s Literary Writing in the Secularized Social T rend of Thought

—An Analysis of Women’s Literary Writing in R ecent Years

Pan Xiaosheng

(Social Science Division,Jinan Univer sity,Jinan,Shandong250002)

Abstract:W omen’s literary writing has underg one a lot of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a secularized cultural era and the thereby2caused variation of cultural forms,values and s ocial aesthetic fashion.W omen’s writing, whether intentionally or not,has made its way into the commerce2manipulated track.The consuming feature of literary writing has thus become m ore and m ore evident.T 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for entertaining aesthetic,w omen’s writing has been stripped off ideal and faith,and the research and thirst for life’s ultimate values.

K ey Words:secularize;consuming;commercialize;entertaining

责任编辑:翟得尧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