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turn)这一术语主要是用来描述本世纪初以来的分析哲动，而海德格尔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出他的哲学的某种“语言学转向”，但若深入海氏的整个哲学思想，却不难发现一条“语言学转向”的线索。海氏在其哲学之路之始便开始关注语言问题，早在神学期间，语言和存在的关系就使海氏百思不解，他对语言的思考始终是在他毕生一以贯之的思想道路上进行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从此在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后期海氏哲学将语言问题置于其思想的核心地位，并有论文集《走向语言之路》问世。海氏的“语言学转向”已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本文试图对海德格尔“语言学转向”的基本内容及其哲学史意义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探索。

一、对“存在”的追寻使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路

海德格尔一生所思的是“存在”的问题。在西方语言的日常语境中，“存在”似乎是最平常、最普通的，平常谁也不会细细思量这个“存在”，然而哲学就是从对这种“自明的”惊讶而来。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词源学分析的语言分析方法，当然海氏的语言分析较之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迥然不同，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是在传统语言观范围内进行的，以语言的清晰性、逻辑性、确定性来澄清哲学语言的“虚假性”、“荒谬性”，海氏的词源学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传统语言观，力图回到原始的、非逻辑化的语言，海氏十分崇拜希腊语，认为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源于哲学由希腊文向拉丁文的翻译，因而海氏对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概念，都考证过从希腊词到拉丁词的转变。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专辟一章，探索“存在”一词的原始意义及其隐失过程。从语法上，名词“存在”出于系动词Sein，希腊人将“存在的意义”命名为Ousia或完全的Par-Ousia，后世的形而上学将Ousia译为实体(Substanz)，是有失本义的。海氏以为应用德文An-wesen（在场）来译，某物存在，即某物在场，就是站到自身中并因此显现出来。希腊人还把“存在”称为Physis，后世译为“自然”(Natur)，实在是大谬不已，在海氏看来，Physis意指“涌现着的自立，在自身中逗留着的自身展现”，在作为Physis的存在的作用中，存在者才现身在场，这就是从遮蔽处走出来，而德文所说的作为动名词的“存在”(dasSein)正是从不定式Sein而来的，des

Sein无非是在Sein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不定式Sein已经充分不固定了，加上定冠词，实际上把这种“不确定”固定起来，也就将不定式中所包含的空洞更加固定起来了。Sein像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那样被摆弄了。存在(dasSein)就这样成了一个空洞的词语，成了一个存在者，西方哲学的无根状态就因此而产生了。

海氏正是以这种独树一帜的词源学分析来展开其哲学体系的，没有这种语言分析，海氏的哲学难以深入。“归根结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追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保护此在借以道出自身的那些最基本词汇的力量，免受平庸理解之害，这归根结底就是哲学的事业。”（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5页。）海德格尔不仅将哲学的方法归结为语言分析，而且语言本身在海氏哲学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任务是对此在进行本体论分析，海氏提出了此在结构上的三个构成环节：情绪、理解和语言。此在的基本存在状态是“在世界的存在”，语言使此在本质地属于这个世界，语言构成了在世界存在的可理解性，是此在的生存论基本环节之一。

如果说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开始重视语言，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则干脆将语言作为哲学的核心，语言几乎与存在一样重要。“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场的庇护”，人与存在的遭遇，是在语言之中的。此时海氏所说的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已经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语言，而是实现了由Sprache向Sage转向后的“本真的语言”了。

二、海德格尔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

“语言是存在的家”是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核心，那么是不是一切语言都是存在的家呢？海氏认为只有一种语言即本质的语言才是存在的家，可是二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却从未真正地说过“语言”，而都在说非本真的语言，因而要拯救哲学，首先就要批判、抛弃传统的语言观。

“语言是世内在手的工具吗？抑或它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抑或两者都不是？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竟至于语言会是‘死’语言？语言有兴衰，这在存在论上说的是什么？我们据有语言科学，而这门科学以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却晦暗不明，甚至对此进行探索追问的地平线还隐绰未彰。”（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2页。）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语言科学是西方历史上理性主义的语言研究传统。希腊化时代就有了系统化的语法体系，以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为代表，罗马人继承了这一语法体系，将其原则应用于拉丁语，创立了拉丁语法，以后近代语言学基本上就以罗马人的拉丁语法为支柱，这种语言学传统将语言的语法规范视为逻辑范畴的体现，这种语言观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语言全部本性已经凝固的观点，因而得以强化了。此正为何语言观念在于语法和逻辑，语言学和语言的哲学中二千五百年以来保持不变，尽管语言的知识已经进步性地增长和改变。这种事实甚至可以归结为一种证明：关于语言的主导观念拥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没人敢宣称它是不正确的或者甚至是无用的。”（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在《诗·语言·思》中，海氏对这种传统语言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言说意味着什么？现行的观点解释为：言说是发声器官的活动，言说是音响表现和人类情感的交流。这种情感伴随着思想。在这种语言的规定之中，它允诺了三点：首先和最主要的：言说即表现。作为表达的言语的观念是最普遍的……其次，言语被看作是人的活动。据此，我们必须说：人言说……最后，人的表达总是现实的和非现实的显现和再现。”（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7-168页。）这种海氏批判的语言观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语言是一种表达方式，它预设了某种内在的东西表达或外化自身的观念，“说”总要有一定的对象，即“话”，而“话”总要有所指，或指向人的思想感情，或指向外在的客观事物，这种语言的表达论根源于西方哲学的对象化思维；第二，语言是人的活动，人是“说”的发动者、主宰者，语言只是人用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的一种工具，这是西方语言传统中主观主义、工具主义的突出表现；第三，语言是一种符合系统，是现实和非现实的符号化。

海氏指出这种语言观在解释语言现象上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以此作为思考语言本性的基础。传统的语言观并没有触及到语言的本质，“人们试图把握‘语言的本质’，但他们总是依循上述环节中的某一个别环节来制定方向；‘表达’、‘象征形式’、‘陈述’的传达、体验的‘吐诉’、生命的‘形态化’，诸如此类的观念都是人们用以理解语言的指导线索。即使人们用调和的方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堆砌到一块儿，恐怕于获取一个十分充分的语言定义仍无所补益。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的基础上先把言说结构的存在论生存论整体清理出来。”（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98-199页。）这里海氏认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必须在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基础上才得以可能，而传统的语言观却遗忘了这种存在论基础，远离了语言的本质。

在对存在的追寻过程中，海氏发现了传统语言的局限，海氏认为存在是传统语言根本无法言说的，一经“说”出就已不再是“存在”了。“存在”是什么？这一提问恰恰是形而上学的先导问题，因为传统语言观认为“说”总要有一个对象，这种语言观与传统哲学把认识关系归结为主客关系相一致，“存在”因此就被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摆”出来。但“存在”却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也无法“摆”出来，“存在”是主客体尚未分化之前的本源性状态，因而在传统语言内无法“说”出，一经“说”出便沦为“存在者”了，在海氏那里，“存在”不能如此被“说”出，而只能自己“显示”，自己“言说”，传统语言在“存在”面前为力。

三、海德格尔对语言的本质的论述

“存在”无法“言说”，那么人在“存在”面前只能保持沉默吗？海德格尔没有绝望，认为只要能放弃传统的言说方式，实现语言由Sprache（传统的、非本质的语言）到Sage（本质的语言）的转化，就可以进入“不可说”的“存在”领域。海氏认为“讨论语言，意味着不仅把语言，而且将我们带入其存在的位置，我们自身聚集于事件之中。”（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正像海氏不回答存在是什么一样，他也不回答“语言是什么”，他指出：“此乃我们何故思考‘什么是语言自身？’此乃我们何故提问‘语言以何种方式作为语言产生？’我们回答：语言言说。严肃地说，这是回答吗？也许——此正是言说成为澄明的时候。”（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66页。）在海氏看来，他很难用现行的语言来说清楚语言是什么，一但说出“语言是什么？”则语言便像“存在”一样沦为知识的对象。后来海氏找到一个特殊的词来称呼本质的语言，即Sage，但他同样担心Sage被人误解为一个概念性名称，这就同传统的语言Sprache没有区别了。

Sage是海氏著作中又一玄奥词语，英译者一般译为Saying，汉译者一般译为“说”，或“道说”。Sage一词在德文词典中具有两种含义：其一，传闻，谣言，流言；其二，传说，民间传说，英雄传说等。海氏却没有在这两个通常意义上使用Sage，而是在与Ereingnis的联系上使用，Ereingnis在后期海氏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大致相当于前期的“存在”，Sage就是Ereingnis的说话方式。Sage与上文的Sprache截然不同，Sage是本质的语言，是Sprache所无法言说的，惟有通过Sage人才有可能进入哲学领域，才能领悟存在，领悟真理，Sage就是“存在”的显现，Ereingnis的展开。“Sage意味着显示，让……出现，让……被看见，让……被听见。”（注：MartinHeidegger:On the WaytoLanguage.第122页。）Sprache只能说“存在者”，只有Sage才能说“存在”，Sage与Sprache相比较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Sprache是出声的，是人声带振动的产物。而Sage却是一种寂静之音，对于本质的语言来说，“声音”不是决定性因素。“Sage与Sprache不同，一个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但他却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沉默不语，根本不讲，然而他却说了很多。”（注：Martin

Heid-egger:On the Way toLanguage.第122页。）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就研究过沉默，认为“言谈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论基础。”（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比起口若悬河的人来，在交谈中沉默的人可能更本真地让人领会，也就是说，更本真地形成领悟。对某某事滔滔不绝，这丝毫也不能保证领悟就因此更阔达。”（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0页。）

第二，Sprache的主体是人，人是Sprache的发动者，而Sage则是语言在“说”，存在在“说”，不是人在“说”。所谓语言就是“语言自己说话”，语言即显现，当然是自身显现，是自身让人看见、听见。这种语言自己言说的观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可是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有想说却无法“说”出的时候，但同时也会有语言会忽然自己说话的时候。以诗人为例，几乎所有大诗人都有语言自己言说的感受。海氏又以方言为例，说明语言的强大，德文表示方言的词为Nundarten，字面的意思是：嘴的运动方式；方言诉说着地方土地，嘴不能单被理解为有机体的一个器官，嘴以及我们整个的机体，都属于“土地的涌动与生长”。方言的研究清楚地说明：语言比人强大，不是人支配语言，而是语言支配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

语言既然比人强大，语言自己说话，那么人在语言面前怎么办呢？海氏认为，人首先要“听”，“听”存在的声音，听语言的呼唤，然后再“跟着说”，问题是“跟着说”的“说”是本真的言说Sage呢？还是非本真的言说Sprache呢？海氏认为“跟着说”，是Sprache进入sage的关键，是人的“本真的说”。“倾听”的目的是“跟着说”，只有人“跟着说”，语言言说才得以完成。正像“存在”尽管不是“存在者”，但却惟有经过“存在者”才能显示一样，语言自身言说，人无法“说”语言，但语言又必须让人“说”，只有让人“说”，语言的言说才有可能发生。

存在的显示要找到一个特殊的存在者，即此在，通过对此在的存在论状态的分析，存在的意义才得以显示，同样语言言说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人言才能说出，这种特殊的人言便是“倾听”之后的“跟着说”，而“跟着说”的典型就是“诗”，在诗中，Sprache得以向Sage转化，“说”“不可说”才得以可能。后期海氏热衷于诗，力图以诗的语言改变形而上学的语言，他后期思想主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得以表达。“诗”，海氏用德文Dichtung表示，含有“构造”的意义，比通常的Poesie的含义更广，包括诗歌、建筑、绘画、音乐等多门艺术。海氏曾断言：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诗是人言之中的本真的言说，是应合Sage的“跟着说”。英国学者RichardKearey认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的语言是我们与他人共在的最本真的方式，诗消除了闲谈和逻辑判断，诗使语言恢复语言对我们在世界存在的展开性动能，世界在语言中作为地平线而得以显现。”（注：Rich-ardKearney: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第49页。Ar-ebury1992。）在诗中，存在的意义超越了个人对世界的理解，而从仅仅是经济、政治、信息交流的筹划性的语境中出来，显示在存在的意义之中，同时传统的概念性、逻辑性的工具主义语言观得以彻底地克服，哲学的“无根”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四、海德格尔“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是在哲学思考方法上采用语言分析，在哲学思考内容上关注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海氏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传统语言观，使语言自身实现转向。海氏的这种“语言学转向”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第一，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文化传统。海氏从哲思的方式上，从哲学言说的方式上对西方哲学传统发动了一次总体性的批判，对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做了一次总清算。古希腊哲学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论精神，哲学家们将世界当作一个认识的对象，当作一个客体而与主体对立起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不是认识世界的表面，而是把握其本质，这种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作为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得以贯彻。“所有形而上学，包括其反对者实证主义，都在说柏拉图的语言。”（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哲学译丛》1992年第5期，第61页。）所谓“柏拉图的语言”就是西方传统的将语言当作对客观实在的描述，对思想的表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种认识论的语言。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对象不是认识的对象，不是主、客体分离之后的产物，而是一种对存在的领悟，一种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本源性状态。海氏哲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非对象性的、非表象性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哲学却正是对象性、表象性的意义上的。因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从根本上动摇了建立在对象性思维模式上的西方哲学大厦。

第二，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批判传统哲学，更为深刻的是他为重建西方哲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氏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其著作《艺术作品的本源》的问世，被伽达默尔认为是本世纪哲学史上的轰动事件。传统哲学高扬理性，造成哲学与文学的对立，在柏拉图《理想园》里哲学家为王，艺术家则没有位置，在西方哲学家的语言里很少有艺术的内容，理性主义的语言成为西方文化中惟一合法的语言，“迄今为止，艺术都被设定为与美的东西有关而与真无关”（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传统真理观是一种符合论，而海氏认为，真理不像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思维认为的那样，即主体与客体相符合，真理aletheia在希腊文中从来不意味着认识的某种性质、某种状态正确无误之类，它只意味着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相应的动词alethenein则指：把存在者从掩蔽状态中取出来让人在其无蔽状态中看。因而真理在海氏那里是无蔽、开敞，是存在的澄明、显现，是存在论上的，而不再是认识论上的，从我们感性个体的本真生存状态出发，把握艺术的本质，也就把握了真理。“科学在根本上不是真理的发生，而总是在已经敞开了的真理领域里的扩充，特别是靠理论和论证那些显现为必然正确的东西。当科学超过正确而到达真理时，这已经意味着它到达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本质揭示，它便成为哲学。”（注：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9页。）惟有诗的语言才能使哲学可能，海氏力图以艺术的真理、诗化的语言来拯救西方哲学，来弥合西方文化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冲突、对立。

第三，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不仅“转向”早期希腊，“转向”诗化语言，又“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后期海德格尔十分欣赏中国哲学，尤其是对道家、禅学感兴趣，曾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过《道德经》。不管海氏本人如何向往中国文化，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是表面的，他的运思并未完全超出西方文化的界限，但其以西方人的智慧力图摆脱西方文化传统，向东方接近，的确较之其他西方哲学家更具慧眼，从中也可看到尽管东西方文化几经碰撞，但尚未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

“语言学转向”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海德格尔的“语言学转向”反思传统，展望未来，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文化，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文化对话与融合提出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外国哲学李勇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邮编：210093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