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奉先1a涂万春1b

(1.西南财经大学 a.金融学院；b.经济学院，四川成都 610074)

内容提要：本文在介绍泰勒规则产生、内涵、发展的基础上，利用Lawrence模型将汇率因素引入，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泰勒规则能够为中国货币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相对于物价稳定目标，央行更关注经济增长；将微观主体的预期和汇率因素引入到货币时，央行对利率的敏感性增强；继续推动利率和汇率改革能更有效地提高泰勒规则的解释力；“前瞻性泰勒规则”能提高中国货币透明度；

关键词：泰勒规则开放经济前瞻性货币拓展

Empirical Test for Taylor’s Rule in China and its Extension

CHEN Feng-xian1a，TU Wan-chun2b

(1.a. School of Finance；1.b.School of Economic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0074，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 the origination、conno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ylor’s rule. On this basis, we then contrast the forward looking Taylor’s rule in an open economy by employing a model from Lawrence (1999).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aylor’s rule provides us a frame of reference in policy making; Central bank prefer “economic growth” to “price stability”; whe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public expectation and exchange rate, central bank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ice stability; exchange rate and interest rate regime reformation would increase the explanation of Taylor’s rule; the forward looking Taylor’s rule could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monetary policy. Keywords: Taylor’s rule; open economy; forward looking; monetary policy; extension

作者简介：

陈奉先 (1982~) 男满族，河北唐山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银行理论与宏观金融。

涂万春 (1982~) 男汉族，湖南汉寿人，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规制

联系方式：四川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15号信箱邮编：610074

电子邮箱：cnbanker@163.com

一、引言

中国货币中介目标的选择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而中介目标的选择最终要看其可测性、可控性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中国人民银行从1993年起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目标并在1996年开始采用货币供应量为货币的中介目标。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商业银行迫于资本充足率的压力而采取的“惜贷”行为，作为货币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在可控性、可测性及与最终目标的关联性上都不太理想。

美联储1993年明确表示将货币中介目标由货币供应量转向利率，此时期美联储开创的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奇迹成为其他国家央行追求的典范。国外很多学者如Clarida 、Gali 、Gertler (1997)[1]，Judd 、Glenn 、Rudebusch(1998)[2]都认为美联储取得的成就与以利率为基础的泰勒规则（Taylor`s Rule ）密不可分。

国内对泰勒规则的研究多从理论上探讨的，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泰勒规则仅有三篇：谢平、廖强（2002）

[3]，杨英杰（2002）[4]，陆军、钟丹（2003）[5]，其中以陆军的研究最为全面。陆军首先估计出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具体形式，在此基础上引入预期因素构造了中国前瞻性货币规则函数。他的实证结果表明泰勒规则很恰当地描述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走势并可以作为央行货币的决策依据。但是陆军一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影响。

本文尝试在陆军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汇率因素构造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前瞻性货币规则的具体形式。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探讨传统泰勒规则产生的背景、含义及最新进展；第三部分首先介绍研究方法，随后实证估计了传统的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形式，在引入预期的基础上进一步估计前瞻性泰勒规则的形式，最后引入汇率因素，估计开放经济条件下前瞻性泰勒规则的形式；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传统泰勒规则的产生及发展

在泰勒规则产生之前货币操作领域里一直存在 “规则行事(rules)” 与“相机抉择(discretion)”之争。“规则行事”指在货币予以实施之前，制定者事先确定操作程序或原则，如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规则行事的好处是能够通过向社会公众提供稳定的预期来消除内生性通货膨胀倾向，加强货币的可信度。“相机抉择”主张银行在操作中不受任何程序或原则的束缚而是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灵活取舍以实现货币目标。相机抉择的长处在于其有助于处理无法预期的突发性波动，避免由于变化而导致的经济波动。

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之争的根源在于规则论者强调操作中的可信度效应，而相机抉择论者强调货币操作中的灵活性。人们总是在试图寻找一种包含二者的最优权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John. Taylor 教授提

出的泰勒规则[6、7]。

（一）泰勒规则的形式与内涵

John.Taylor 教授1993年开创的简单的泰勒规则形式如下：

(*)t t t t i r y παππβ=∗++−+ (1)

其中利率规则值表示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它是货币当局调整的对象；r t i ∗表示均衡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

泰勒假定处于潜在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下的通货膨胀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利率；

t π表示前四个季度平均通货膨胀率；*π表示目标通货膨胀率，其中(t *)ππ−为通货膨胀缺口；t y 表示实际产出GDP()与潜在产出GDP()的偏离程度，计算公式为y *y 100(*)*y y y t y −=，其中产出缺口为(*)y y −；αβ、*)为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调整系数。

泰勒研究发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t ππ−的调整系数为0.5，对当前GDP()偏离潜在GDP(y *y )的调整系数也是0.5，美国1987-1992年间实际均衡利率和目标通货膨胀率均为2%，于是(1)就转化为：

20.5(*)0.5t t t t i y πππ=++−+ (2)

泰勒研究发现，如果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产出缺口t y 为0，且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目标值，即通货膨胀缺口(*)t ππ−=0，则t t i r π−=∗，经济可以在稳定增长的状态。如果实际通胀率高出目标值1个百分点，利率就应该提高0.5个百分点。如果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1个百分点，则利率应该降低0.5个百分点。实证研究表明美联储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等式所确定的形式来干预市场的（1987年股灾除外）。

泰勒规则的含义在于：联邦基金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t i t π的变化以保持实际均衡利率r ∗的稳定性。如果产出的增长率超过潜在水平或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通货膨胀率，从

而导致实际利率t t i π−（）偏离实际的均衡利率r ∗，货币当局就应该运用货币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调

整再贴现利率，甚至调整准备金率）调节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恢复到均衡利率水平。

t i

（二）泰勒规则的发展

泰勒规则实在批评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对泰勒规则的批评首先来自其对预期因素的忽视。传统的泰勒规则对通货膨胀缺口的衡量是直接以当期实际通胀率扣除物价上涨来表示的，计算上虽然简便但是用处并不大，因为事前预期的通胀率才是斟酌货币取向的关键。基于此Clarida 、Gali 、Gertler(1998)将预期引入构建了“前瞻性”泰勒规则(forward-looking)。以预期为基础的前瞻性泰勒规则表示如下：

1*(()*)t t t t t i r E I y παππβ+=++−+ (3)

与传统泰勒规则(1)相比，原来通胀率t π被预期的通胀率1(t t )E I π+代替，其中1(t t )E I π+表示t 期的信息集来预测t+1期的通货膨胀率。在前瞻性泰勒规则中目标利率不再取决于“事后”的通货膨胀率，而是取决于根据已有信息做出的对未来通胀率的预期。

t I

对泰勒规则的第二个批评源自其对汇率因素的忽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汇率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来影响通货膨胀。基于此，Lawrence Ball(2000)[8]建立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规则，形式如下：

(1)*(4)r e y b ωωαπ+−=+

等式左边的变量为MCI （货币条件指数），是根据经济状况分别对利率和汇率赋权，权重ω和(1)ω−分别是利率和汇率对总支出影响的比重，代表实际汇率。这个公式的优点在于引入了汇率因素，的制定这可以通过调整利率以抵消汇率对支出的影响，熨平经济波动，但缺陷在于e ω的赋值带有主观色彩。

三、泰勒规则在中国的检验

（一）数据的来源

本文所需要的季度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4年各期，数据的处理方法参见本节第三部分的说明。其中，1993-2002年的利率规则值来自赵进文t i [9]在《中国利率市场化主导下稳健货币规则的构建及应用》一文所提供的，2003~2004年的数据系本文作者计算得到。

（二）模型

本文主要检验以下三个模型是否在中国成立，以及其变化所揭示的含义。

传统的泰勒规则*(*)t t t t i r y παππβ=++−+ (5)

前瞻性泰勒规则1*(()*)t t t t i r E y παππβ+=++−+ (6)

尽管前瞻性货币弥补了传统泰勒规则中忽视公众预期的缺陷，但是在开放经济体中，前瞻性的规则仍然没有考虑到汇率因素对货币的影响。实际上，1997年以来中国货币与汇率的三次冲突已经充分说明了汇率因素对货币的重要影响。基于此，我们通过将汇率因素引入到模型（6）之中，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前瞻性泰勒规则。具体方法是将Lawrence Ball(1999)[10]模型中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L

π替代（6）中的*π。Lawrence Ball 模型如下： 111t t t t y y r e λβδε−−−=−−+ (7)

()1112t t t t t y e e ππαγη−−−−=+−−+ (8) e r θυ=+ (9) 1L e ππγ−=+ (10)

其中，y 是产出，π是通货膨胀率，L

π为引入汇率后的长期目标通胀率，r 是实际利率，e 是实际汇率，,,εηυ是随机经济冲击，所有变量定义为均衡水平的偏离，所有系数均为正。其中真实汇率为人民币对美元月度汇率通过简单平均调整为季度值。方程（7）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 曲线，产出在真实利率与真实汇率条件下是递减的，并且还依赖于产出的滞后值和需求冲击。方程（8）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加速Pillips 曲线。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依靠产出与真实汇率的变化，而汇率通过进口价格影响通胀。此二方程都包括时间滞后：利率与汇率一段时期后影响产出，产出与汇率变化一段时期后影响通胀。方程（9）表示汇率与利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意味着利率升高导致资本内流进而引致本币升值，反之亦然。其他影响汇率的因素（比如，投资、信贷与预期）由误差υ表示。方程（10）表示长期目标通胀率与滞后一期汇率存在线性函数关系。其中，e 是实际汇率，γ是Philips 曲线中汇率变化的系数。

这样将模型(7)-(10)估计出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代入到（6）中替换*

π，即可得到开放经济条件下前瞻性泰勒规则： 1*(())L t t t t i r E y παππβ+=++−+ (11) （三）方

为了估计（5）、（6）、（11）式，我们需要得到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均衡利率和利率规则值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和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值。

1、 潜在产出t y 和产出缺口的估计

(*y y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估计潜在产出的方法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统计分解趋势法，另一类是经济结构关系估计法。前者把产出分解为潜在产出和围绕潜在产出的产出缺口部分，具体方法包括产出线性趋势法、Horrick-Prescott 滤波方法、Beveridge-Nelson 法和状态空间—卡尔曼方法(State space-Kalman fliter)；后者主要是指生产函数法，即通过估算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 a L b 得到潜在产出。不过这种方法比较繁杂，要估计潜在产出Y 首先要估计出资本存量K 、劳动力存量L 和技术进步A 。考虑到中国资本存量资料的缺失，充分就业在中国估计起来比较困难并且精度差等因素，我们准备采用线性趋势法估计潜在产出。具体步骤如下：

估计潜在产出首先要得到实际产出的数据。由于季度GDP 为当季名义值，即用本季度当年累积数减去上季度当年累计数。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将名义季度GDP 转化为实际值，具体方法为：

实际季度产出（RGDP ）=[名义季度GDP/CPI]*100

另外为了消除季节变动对实际季度GDP 的影响，我们采用X11方法剔除季节趋势。由于潜在产出水

平也表现为较强的季度波动性特点，用线性趋势法估计潜在产出时我们引入三个虚拟变量：

{{{11123000D D D 1 = =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其它其它其它

将真实的GDP 与常数项、时间趋势项Trend 和季节虚拟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01122334(12)t RGDP D D D Trend αααααμ =+++++

其中潜在GDP 等于()t RGDP μ−，

Tre 为时间趋势项，产出缺口为：nd 100100(*)*()t t Y Y Y RGDP t y μμ−− == 对模型(12)估计的结果如下

RGDP = 13468.71 + 487.76*Trend - 8013.83*D1 - 6160.18*D2 - 5595.17*D3

（16.70357）（22.94409）（-9.623740）（-7.409791）（-6.736780）

R 2 = 0.939563 Adj R 2=0.933941 D.W=1.031888 F=167.1210

模型（12）回归之后的残差即为产出缺口的绝对值

*

()Y Y −2、 均衡利率和利率规则值的估计

*r t i 本文以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利率均衡值。1993年前后全国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混乱的拆借行为，而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同业拆借市场秩序表现较好，1993年违规拆借仅占上海同业拆借市场的1.3%（陈人俊，

1994）

[11]，因而，上海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能够较好地反映1996年联网前全国同业拆借市场状况（谢多，2001）[12]。本文1992-1995年的利率均衡值数据来自上海融资中心，1996-2004年的季度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7天同业拆借加权利率（以交易量为权重）。

利率规则值的确定是参照“基于预期的通货膨胀规则(Inflation Forecast Based)”，即IFB 规则，其表达式为①： ()()()()()44411141111111(t t i t i t t t t t P i i i E F P τττωωω+++++−⎡⎤⎡⎤⎡⎤+−=+−+−+−+−Π+Θ ⎢⎥⎣⎦⎢⎥⎣⎦⎣⎦

13) 其中，为当期利率，为滞后利率，1t i +t i i ω为权数（011t i ++)定义为：()4414+−1t t t t i E P P ττβ−+++=，4t t ττ++−P P 为第t 年τ季度CPI 通胀率，β为折旧率。Christiano, Eichenbaum and

Evans(1999)[13]建议β＝。0.251.03−t τ+∏为第t 年τ季度目标通胀率，Θ为可观测变量的函数（如：产出缺

口，汇率等）。我们定义，其中t F ()2t F ygap ωΘ=20ω≥，产出缺口ygap 定义为实际GDP 对稳态的偏离。于是，反应函数为：

()()()()()()[]4

44141421111111(14)t i t i t t t t t t i i P P P P ygap τωωβωω+−−+⎡⎤⎡⎤+−=+−+−−⎣⎦⎣⎦ +−Π+ ⎡⎤⎣⎦

当1ω＝20.5ω=，0i ωτ==时，IFB 规则就变成泰勒规则。因为原来的规则不允许在利率上存在惯性，所以我们称(14)式带惯性的泰勒规则(0i ω>)为广义泰勒规则(Generalized Taylor’s rules)，而当(13)式中0τ>时，称为IFB 规则。

Levin ，Wieland and Williams (2001)[14]则在美国五个宏观经济模型中检验了IFB 规则的稳健性，得到IFB

① 转引自赵进文，高辉.中国利率市场下稳健货币的构建及应用.经济学（季刊）.2004（10）.pp46-47

规则对超前一年的通胀预期与当期产出缺口做出反应，并且使相当大的惯性具体化，模型中惯性程度接近于1的结论。基于此项研究，Levin ，Wieland and Williams (2001)提出了“LWW 规则”，即简化的IFB 规则：

()()()4441411110.40.4(t t t t t t P i i ygap P +++⎡⎤⎡⎤+−=+−+−∏+ ⎢⎥⎣⎦⎣⎦

15) 通过方程（15）我们可以计算出利率的规则值。

t i 3、 预期通货膨胀率和目标通货膨胀率的估计

我们主要依据Lucas 供给曲线所推导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expectation-augmented Philips curve ）和奥肯曲线组成的菲利浦斯—奥肯曲线来估计预期通货膨胀率，其表达式如下：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如下：

*()()(16)e

e t t t t t

f u b u u πππ=+=+−

奥肯法则指的是失业率与商品市场的超额需求之间存在的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示为： **, (1t t u u a ygap ygap =− 其中为产出缺口7)

其中u 与表示实际和自然失业率。将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菲利普斯—奥肯曲线

*u *(18)e t t t a bygap ππ=+

由于未来通货膨胀率e t π与去年同期（1t π−）和上一季度（1q

t π−）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最为密切，所以我们估计预期通货膨胀率时(18)式应该包含1t π−和1q t π−两项。具体形式如下： 01121(19)q t t t t ygap πααπαπ−−=++

估计出1α和2α之后将其代入下式即可得到预期通货膨胀率

1121(20)e q t t t παπαπ−−=+

至于目标通货膨胀率，我们以每年的《工作报告》和国家计委（）主任报告公布的通货膨胀率指标为目标通货膨胀率。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率受到汇率的影响，故在检验开放经济条件下前瞻性泰勒规则时，我们用式（7）-（10）估计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

（四）实证结果

1、单位根检验

由于实证估计中涉及到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避免“伪回归”导致模型不存在经济意义，必须对原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是否存在单位根并选择恰当的方法使不平稳的序列平稳化。判断结果如下： 变量

单位根检验

数值 形式（C,T,L）结论 利率规则值 t i -1.985158

C,T,1 t i Δ

-4.2040*** 0,0,1 I(1) 利率实际值 r ∗-3.1854

C,T,1 r Δ∗ -4.7744*** 0,0,1

I(1) 实际通货膨胀率t π

-1.6619 C,T,1 I(1)

t πΔ

-2.6678**

0,0,1

产出缺口t y

-3.5836***

C,T,1

t y Δ

-3.8547

***

C,T,1 I(0)

通货膨胀缺口(*)t ππ−-1.6267 C,T,1

(*t )ππΔ−

-3.2884

**

C,0,1

I(1)

注：Δ代表一阶差分；C 代表截距，T 代表趋势，L 代表滞后阶数，其中L 的选择是根据“AIC 和SC 最小”的准则；***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I(1)代表一阶差分后平稳，I(0)代表原式就是平稳的。

2、传统的泰勒规则

从上面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除产出外其他变量均是I(1)，即须一阶差分才能使之平稳。当所有变量均非平稳时，我们应该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这些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我们根据SC 和 AIC 准则确定滞后期为1。

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协整检验估计结果

临界值

原假设：协整向量数目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显著水平

1%显著水平

0个 0.786276 144.2312

***68.52 76.07 至多1个 0.57574 74.79306

***

47.21 54.46 至多2个 0.365088 36.20966**

29.68 35.65 至多3个 0.213356 15.76754**15.41 20.04 至多4个

0.104533

4.968462

**

3.76

6.65

**(***)代表5%(1%)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协整检验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稳定的关系，协整方程如下：

0.8103* 1.2670.45010.0873(*)(22)t t t t i r y πππ=+++− (20.9475) (4.651347) (1.6860) (2.9828)

220.9595140.9566. 1.437339.6958R R DW F = = = =

从计量意义上讲，上面的协整模型各个变量显著，方程整体拟合较好，不存在相关。从经济意义上讲，变量的系数符号符合理论要求。与传统的泰勒规则值相比，我国的产出缺口为0.4501，比较接近于传统的泰勒规则值。但是通货膨胀缺口仅为0.0873，与泰勒规则值相去甚远。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的赋值可以反映出银行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的偏好程度（Kozicki ，1999）[15]，由此从中国的泰勒型规则可以看出人民银行更偏好于经济增长。 3、前瞻性泰勒规则的估计

下面我们引入预期因素，建立前瞻性泰勒规则。我们参照模型（16）—（20）估计预期通货膨胀率，随后将其值代入模型（6），这样就构造出预期下的泰勒规则，即前瞻性泰勒规则。

引入去年同期通胀率1t π−和上一季度通胀率1q

t π−的菲利浦斯—奥肯曲线估计式如下（即对模型19的估计）：

110.049180.2237 1.1q t t t y t πππ−−=−+

(1.753) (-4.0502) (20.8234)

2

20.96870.967117. 1.502931637.3357R R DW F = = = =

依模型（20）可得预期通货膨胀率的表达式为：

110.2237 1.1e q t t t πππ−−=−+

将e

t π的表达式代入模型（6）中取代1(t E )π+，这样就得到了前瞻性泰勒规则，其估计结果为：

0.84914* 1.38150.49110.1579(*)(23)t t t t i r y πππ=+++−

(45.91323) (6.680185) (1.66571) (4.842829)

220.9100.9882. 1.32441200.521R R DW F = = = =

与泰勒规则原式相比，前瞻性泰勒规则中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的系数略有提升，是通胀缺口系数与泰勒所设定的值仍有较大差距。可以说尽管央行在执行货币时考虑到了微观主体的的反应，但它仍专注于产出的增长。

4、开放经济条件下“前瞻性”泰勒规则估计

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得泰勒规则时，我们没有按照传统的模式，即(4)式那样引入汇率，这是因为利率和汇率对产出影响的权重w 、(1-w)的赋值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我们采用Lawrence(1999)的模型将汇率引入目标通货膨胀率，进而再引入到前瞻性泰勒规则中，这样便构建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前瞻性泰勒规则。具体如下：

我们首先估计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 曲线模型(7)：

1.13761(1)36.2701*(1)50.3946(1)t t y y r e =−+−−− 220.96830.9

2. 2.1853063

3.3357R R DW F = = = =

接下来继续构建中国开放经济下加速的Philips 曲线，对模型(8)的估计结果如下：

0.965744(1) 1.5906(1)0.6217[]t t E GDP e e ππ=−−−−−（-1）-（-2）

220.9540.952760. 2.127362454.7887R R DW F = = = =

那么1993—2004年间长期通货膨胀率关系式为

0.6217L t e ππ=+（-1）

将长期目标通货膨胀率代入模型（11）中，这样就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模型，其估

计式如下：

0.9082* 1.3930.50270.27236()e L t t t t i r y πππ=+++− （24）

(55.59719) (3.107855) (1.6328) (5.74)

220.9860840.985405. 1.4098761452.585R R DW F = = = =

对比传统泰勒规则（22）、前瞻性泰勒规则（23）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前瞻性泰勒规则（24），我们会发

现利率对产出的调整系数始终在0.5上下浮动。传统泰勒规则中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系数不高，但引入预期后，这一系数有所上升，从0.0873上升到0.1579，当进一步引入汇率因素时，这一系数陡然上升到0.27236，这说明央行在执行货币时还是考虑到了微观主体的预期和汇率对货币效果的影响的。但是利率对通货膨胀缺口的调整系数始终不高，这也说明相对于物价稳定，央行更偏好经济增长。

四、结论

1.开放经济条件下前瞻性泰勒规则（24）说明：当预期通货膨胀率高出目标通货膨胀率1%时，央行应该上调利率0.272%。当时及产出高出潜在产出1%时，央行应该上调利率0.5025个百分点，反之亦然。

2.通过泰勒规则原式、前瞻性泰勒规则和开放经济条件下泰勒规则的构建，我们从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的系数变化可以知道，央行在货币执行过程中考虑到了微观主体的预期和汇率的影响，但是央行对物价的关注小于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3.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可以反映出央行货币的取向。实证研究表明，利率的实际值和规则值在很大程度上是拟合的，二者的偏差反映了货币操作超前于或者滞后于经济形势变化，因而泰勒规则能作为货币操作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4.在引入汇率基础上构建的前瞻性泰勒规则，货币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系数上升，这也说明开放经济条件下央行货币操作会越来越多地考虑到汇率因素的影响。由此衍生出的建议是进一步深化汇率

5.若央行采用泰勒规则作为货币准则，那么银行需要公布其年度通胀目标以稳定公众预期，同时不定期的进行宣示，提高货币的透明度。这一方面有利于货币发生效果，另一方面也能约束央行的投机行为。

参考文献：

[1] CLARIDA, GALI and GERTLER: “Monetary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R], NBER working paper, NO.6254, September 1997.

[2] JUDD, JOHN P. and GLEN D.RUDEBUSCH: “Taylor’s rule and the Fed: 1970-1997”[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Review. 1998 No.3, pp.3-16.

[3] 谢平，罗雄..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中的检验[J].经济研究，2002（3）：3-12

[4] 杨英杰..泰勒规则与麦卡姆规则在中国货币中的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2）： 97-100

[5] 陆军，钟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经济研究[J].2003（8）：76-85

[6] TAYLOR, J.B.:“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9[C], 1993pp.195-214.

[7] TAYLOR, J.B.1999:“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Monetary Policy Rule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 Lawrence Ball，2000：“Policy rule and external shocks”[R]. NBER working paper, NO.7910, September 2000.

[9] 赵进文，高辉.中国利率市场下稳健货币的构建及应用[J].经济学（季刊），2004（10）：41-61

[10] LAWRENCE BALL,1999，“Policy rule for open economies” in John ,B .Taylor. monetary Policy rule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1] 陈人俊.1993年上海同业拆借市场概述[J].上海金融，1994（5）：20-21

[12] 谢多.中国货币市场发展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1（9）：3-11

[13] CHRISTIANO, L, M. EICHENBAUM, C. EV ANS, 1999: “Monetary Policy Shocks: What have we learned and to What End? In Taylor, J. Woodford, M. eds” [M].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V ol, 1A (North Holland: Amsterdam), 65-148.

[14]LEVIN, A., WIELAND, V., WILLIAMS, J., 2001: “The Performance of forecasted-based Monetary Policy rules under Model uncertainty”[R]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 Series 2001-39.

[14] KOZICKI, SHRON. “How useful are Taylor’s rules for monetary policy?”[R] .Economic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999, Second Quarter下载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