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4月12日 10 ：新论 稿件来源：日报
■曹祎遐
工匠精神，是一种工匠对产品精雕细琢的理念，其内涵在于精益求精、注重细节、严谨专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高速增长、雄冠全球，但高能耗、低技术、低创新、低附加值让“中国制造”难以真正扬眉吐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中国制造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此时，对工匠精神的强调，透露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冠军”源于专业专注
回顾世界历史，德国进入工业化后，曾有过向英、法学习，仿造对方产品的经历。为此，英国议会特别在1887年修改 《商标法》，要求所有进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市场的德国进口货必须注明“德国制造”。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然而，经过历史锤炼，今天的“德国制造”不再是假冒低劣等代名词，而是随着西门子、奔驰、宝马、拜耳、汉高等品牌成为享誉全球的高品质标签。
就其华丽转身的原因来看，离不开对每一种产品质量和价值的高度关注。德国产品更新换代并不快，几乎没有一家德国公司可以一夜暴富或成为全球焦点，他们往往是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或某一种产品的“小公司”“慢公司”，但很少有“差公司”“假货公司”。这些拥有百年历史的“冠军”，正是凭借专业、专注的工匠精神，才使得“德国制造”闻名遐迩。
就中国制造业而言，培养工匠精神应该营造不浮躁的企业经营氛围，培养对消费者负责的企业文化；应该强化产品质量监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打造专业平台，培养出一批专业、专注的技术工人。如此，才能促使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就市场需求而言，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化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消费行为由注重产品的单一功能朝着注重产品精细化、可靠性和极致体验的方向转变。这意味着，我们要跳出大规模制造和低成本分销模式，回归产品本身。“工匠”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化定制。未来应根据实际需求的多样性，提供差异化、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进而确保有效供给。
“中国创造”始于精益求精
中国制造业尽管规模已经十分庞大，但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且精致化程度不高。苹果设计师乔纳森认为，对于好产品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它来自于对每个细节的打磨和探究，基于一种将细节做到极致的欲望，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小米CEO雷军提出，“要在用户看不到的地方做到最好”，而不是一味追求效益最大化。这些都要求企业始终保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产品抱有负责的态度，注重工艺的精致化，坚持做精品。只有这样，“中国制造”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创造”。
很多人认为，工匠是一种机械重复的工作者。其实，工匠有着更为深远的意思。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改革，也难得“四两拨千斤”的创新。只有具有工匠精神，设计研发人员才会对产品不断钻研思索、不停打磨探寻，在一点一滴的积累中实现技术和工艺创新。就此而言，创新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延伸。小到对每一个工作环节高质高效的革新，大到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都是具体体现。当然，工匠精神并不是完全的异想天开，而是对天马行空灵感的完美落实。
具体来看，在工匠精神作用下使创新更好地推动制造业发展，需要重视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需要强化研究成果与制造能力的转化。通过扭转基础研究难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不利局面，缩小研发与企业需求的差距，加快技术转化速度；其次，需要促进劳动力的发展，通过政企合作，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培育制造业各领域所需的人才；最后，需要支持“制造创新机构”稳定持久发展，通过商业模式运用，打造“制造创新机构”的生态系统，将产学研紧密结合，促进“中国制造”的技术化、高端化。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市晨光学者）
为天下还是为名利做学问
2016年04月12日 09 ：思想周刊/观点 稿件来源：日报
--------------------------------------------------------------------------------
--------------------------------------------------------------------------------
■程念祺
■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缺乏规矩和法制，人与人、私与公之间，总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带。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些重合地带互相激荡冲突。人欲横流而不可遏制，读书人自难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在这样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天下意识，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淡化了
■把学问看得比天大，以天下为课题自是题中之意。反之，以学问为“禄利之途”，难免以课题为天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如今，天下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许多利国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若能将对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都必然廓然大公
坊间一则戏说，谓汉唐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明清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戏说像漫画，能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大体上说，汉唐读书人的胸襟，确乎要比明清读书人开阔得多。读书人，有怎样的志向，就有怎样的胸襟。儒者以天下为己任，胸襟自然非常开阔。
读书人若以花园为天下，其实已容不得天下。说起来，明朝的读书人，虽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努力，却弥补不了他们与汉唐读书人在胸襟上的差距。汉朝司马迁，受了宫刑，能忍辱含垢，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著作《史记》；唐朝李商隐，仕途困厄，却有着“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的超然豁达，都与当时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有关。这样的胸襟，怎不令人景仰？
由读书人的胸襟所形成的风气，是很有影响力的。跟司马迁同时代的霍去病，是皇亲国戚，打匈奴立了战功，汉武帝给他盖了很大的宅子，却不肯去瞧一眼，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可不是什么读书人，但那个时代读书人以天下为花园的精神气质，显然也感染到了他。
然而，较之先秦的读书人，汉唐读书人的胸襟，又有所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具有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极高的艺术造诣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面对浩荡水势，孔子的表达是沉静而悠然的。所道出的，不仅仅是对自然力的感叹，更有对历史沧桑的感悟，有一种深刻、苍凉、雄浑而磅礴浩荡的力量。相比之下，唐人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声势浩荡。但除了对于强大自然力的描绘之外，更多的寄托是个人的狂放和感伤，与孔子不在同一境界上。
所以，后来就有诗人以“人定胜天”的信念，责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手中来！”在时代的变迁中，新时代诗人显然觉得“手中来”比“天上来”更显得诗情、浪漫和有力量。艺术境界的高低，若非臻于极境，见仁见智的余地，可说是无边无涯的。然而，对于《川上》，即便如这样的伟大诗人和领袖，在横渡长江“极目楚天”、抒发雄心壮志时，也还是要借用一番。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与明清时代的读书人不同，宋代的读书人，立志要越过汉唐，直接回到遥远的古代，重新开出一个“内圣外王”的上古三代。所以，宋代出现了一些精神气质上颇有圣人气象的读书人。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是胸襟浩荡！在这样的精神鼓励和引领下，宋代的读书人志在“新民”，教天下人去私，想在克制人的私欲方面找到一条通途，以达致“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想世界。但“人欲横流”的世道之下，仅仅依靠思想上、精神上的说教，又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呢？
明朝的王阳明，批评宋儒专在知识才能上求圣人，实质上却离圣人越来越远。他深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他提倡“亲民”，说是像普通百姓那样去正常生活，更符合人的本性，不会变得虚伪做作。王阳明把努力做个一般人，作为克服私欲膨胀的方便法门，与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的意思其实是相近的。
但王阳明的努力，仍归于失败。不过，这绝不是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失败。要改变“人欲横流”，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相应的规矩、法制，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缺乏规矩和法制，人与人、私与公之间，总是存在大片重合的地带。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在这些重合地带互相激荡冲突。人欲横流而不可遏制，读书人自难免各以其政治地位和背景攫取利益。正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样的过程中，读书人的天下意识，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淡化了。
明朝成化年间，有位僧人曾说，那些读书人，享了多少富贵都不满足，都是到这个世上来讨债的冤孽。也有人总结，那时读书人“宦趣太浓”“生趣太浓”；没了官做，就没得日子过；活得太滋润，就一味贪生怕死。说句实话，我们今天颇为欣赏的明清花园，不就是当时的那些宦趣、生趣太浓的读书人，“以花园为天下”而建的吗？
说到汉唐与明清读书人的天下和花园，就有人戏言当下的读书人，以三室一厅为天下。仔细想来，这实在是有点过于贬低了。今天的读书人，未必都以三室一厅为天下；即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寸金之地，读书人拥有三室一厅的也相当普遍，与几十年前一家四五口斗室难求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于是，有朋友笑言今天的读书人，是以课题为天下，而不是以天下为课题。这倒并不鲜见。
较近的例子是，负责《宋史》标点的张家驹先生，人在病榻之上，仍手不释卷，殚精竭虑，直至生命衰竭。可见，张先生把这种标标点点的事，是看得极为重要的。廿四史标点的参加者，视这一工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做起来不仅任劳任怨，而且极其认真。今人很难理解，那些五六十岁甚至六七十岁的先生们，常常会为了一个字、一个标点的订正勘误，遍查群书，反复论辩。那时候，做这样的工作，不但没有名利，甚至还要被看作是“废物利用”。唯参加标点的人，一个个把学问看得比天大，生怕一字一句之失，或导致千里之谬。
把学问看得比天大，以天下为课题自是题中之意。反之，以学问为“禄利之途”，读书人难免以课题为天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哗众取宠之意。胸襟本方寸之地，贪得无厌，则害人害己。古人云：“欲之为害大矣！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以欲丧身、亡家、失国，若出一辙！”世人以“人心不足蛇吞象”，来形容那些因私欲膨胀而自我毁灭的人，道理就在这。
如今，天下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许多利国利民的事都要人去做，早就不以科举为目的了。读书人若能将对真理的探求放在第一位，那无论做哪一种事业都必然廓然大公。以天下为课题，读书人胸襟中自有天下。若只是以课题为天下，求名求利，那无论怎样的课题都容不得天下，又哪来的胸襟呢？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太忙了不读书？没想过
2016年04月02日 07 ：读书周刊/书事 稿件来源：日报
--------------------------------------------------------------------------------
常生龙感恩阅读：从教师到校长到区教育，我总能幸运地找到那一本书，它为我适应新角色提供给养。 本报记者 张驰 摄
常生龙感恩阅读：从教师到校长到区教育，我总能幸运地找到那一本书，它为我适应新角色提供给养。 本报记者 张驰 摄 1
--------------------------------------------------------------------------------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40岁被评为物理特级教师，常生龙想：如何为自己再设下一座高峰？
他选择了读书。
每周精读一本书，写出3000字以上的书评。10年后，常生龙的新浪博客上，有了关于500多本书的200多万文字，有了众多的“肠（常）粉”，他被《中国教育报》评选为“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是阅读，让“素质教育”、“翻转课堂”、“探究型课程”等教育热词，从文件上的一个个名词，变成了常生龙工作中的动词——唯有理解了“名词”背后深含的教育理论、核心价值，才能清楚该采取何种“动作”去实践这些“名词”。
包里总放着一本书
30年教龄、8年虹口区教育的资历，常生龙却常被同事们批评不遵守小学生行为守则——在晃动的车厢内看书。
常生龙有苦衷：分管一区教育工作，哪有比较整块的时间阅读？“只能在包里放上一本书，在路上、在会议间隙抓紧看。”
不读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太忙了不读?这个连想都没想过。”
晚上是常生龙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光：饭后散步1小时，边走边思考事情；然后回家伏案写作；睡前再看会儿书，这就到半夜12点了。第二天6点准时起床。
日子就这么清淡地过，少一些应酬，多一些独处。“散步和读书，是我最喜欢的两件事。”
常生龙读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一段时间里，他会选择一个阅读主题，围绕主题，确定一批书，要求自己每周读完一本。
因为是见缝插针式的阅读，他会边读边在书上做记号、写体会，以免阅读思路接不上；待读完全书，再回头翻看笔记，有些篇章、段落反复咀嚼；最后才落笔写书评。
10年间，读了500多本书，形成了200多万书评文字。
最方便自己把控的路径
回老家和初中同学聚会，同学笑他：“你那时候啊，每天从村里走到学校，手里总捧着书。”
其实，早在读小学的时候，读书就已经成了常生龙最大的娱乐。“放学早，作业也少，有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看遍了村里能找到的小人书，不过瘾，他又找来大人的书读，《林海雪原》《烈火金钢》《西行漫记》 ……找到什么读什么。遇到不认识的字，做教师的姐姐在旁辅导。“书里的战斗情节非常吸引我，读后就组织小伙伴分角色演练。”
真正有目标、有计划地阅读始于10年前，即2005年获评物理特级教师后。“我想通过阅读来补自己的短板，因为我上高中第一年便文理分科了，我选择了理科，这样文史哲方面就接触少了。”
为什么要阅读？
曾是教师的常生龙作出过这样的回答：“教育和科研不同，科学发现讲求原创性，而教育，从古希腊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我们的孔子，数千年里人们一直在探索、试验有效的教育方法，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我们要在历史中用心寻找。”
今天，身为教育的常生龙又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他在应媒体之约而作的《为什么要读书》一文中写道：“有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大学或者专业，但没有培养教育的专门机构。教育必须要成为一名学习者，去了解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去把握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去找寻区域教育改革的最佳路径，去设计教育实践的核心项目。学习的途径有很多种，最基本、最方便自己把控的路径显然就是读书。”
而阅读又回报了常生龙什么？常生龙思索后说:“是阅读，让‘名词’变成了‘动词’。”
名词便是“素质教育”、“翻转课堂”、“探究型课程”等教育热词，“如果不通过阅读去深究这些‘名词’的来历，去理解这些‘名词’背后蕴含的教育理论、核心价值，那这些‘名词’始终都只存在于文件中、口头上，你还是不晓得如何行动，才能在实践中落实这些‘名词’。”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常生龙任前，曾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附属中学（原建设中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履新伊始苦思：如何让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实现新的跨越?“那时手头正在读日本佐腾学的 《静悄悄的》，佐藤的教育理念是打开课堂之门。”书中“打开”的理念如何变成现实中“打开”的行动？常生龙在家翻书、思考、再翻书。
在学校里，他把很多行政事务交给其他副校长打理，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课堂听课上，多的时候一天要听五六节。刚开始，教师们有些紧张，以为新校长是来找茬的；后来发现，校长听完课不打分，而是找他们聊天，聊怎么改进教学、怎么完善自身。
听了一阵子课后，常生龙建议教导处不再使用统一的听课评价表来衡量不同学科、不同教师的课堂教学，而是根据学科特点与教师实际自制标准，每位教师需要改进的目标是各不相同的。“同时减轻教师负担，增设交流机会，让他们有好的氛围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目标是自己定的，改进也就自发而迅速了。教师之间，从各行其是，变得喜欢聚在一起交流心得。
改变一所学校需要多久？常生龙得意地回答：“两年。”但前提是，阅读。
把认定的“死理”写成书
常生龙并不规定区教育局、所属的学校一定要开展读书活动，“我不建议用行政命令去强迫人们读书。”
但并非不作为。
10年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引导。先是区里的教师，后是全市的教师，如今是全国范围内的教师，时常会按照常生龙发在博客上的书单买书、看书，看完还有不少人写读后感进行交流。“慢慢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互动还发生在现实中。只要有上海的博友在博客上留言说想读常生龙读过的某本书，常生龙便会把书放到单位收发室，只要对方承诺在一定的时间内读完并写下感悟、然后将书归还即可。
待人温和的常生龙，骨子里是个认死理的人，“我就认定——一个不读书的教师是不会成长的；一个不读书的教师，是教不出爱读书的学生的。”
去年年底，常生龙把他认定的“死理”写成了一本书——《读书是教师最好的修行》。出版仅4个月就加印了3次，“那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感觉更强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