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连续写作九部中篇小说后，陕西作家陈忠实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凭着自己长期生活与艺术的丰厚积累，他用了前后共约四年的时间，写出了平生第一部五十多万字的恢宏巨著《白鹿原》。《白鹿原》的写作，经过广大读者与文艺批评家的检验，无疑是成功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用巴尔扎克的话，暗示了自己独特的写作视角。小说未能单纯从政治的层面，而恰恰从文化的角度入手，生动复活了本世纪五十多年以来发生在白鹿原上的一切，从而引起读者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思考。小说通过塑造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使我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个人物的身上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强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支撑不绝如缕。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谨遵孝道，身体力行
白嘉轩作为一家之长，以“孝”作为治家的根本。“孝悌”是仁德的根本，其根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以一方面他要竭力表现出对父母的孝敬，同时也严格要求子女对自己的孝顺，服从自己意志的支配。虽然他只读过五年书，对儒家文化精义却早有领悟。在对待父母时，他谨遵孝道，身体力行。在父亲秉德老汉临死之前嘱他早日续娶，他显得十分为难，说话也结结巴巴，“再要……那样，也得三年服孝满了以后，这是礼仪。”在他眼里，服孝自古以来便是这样，天经地义，“哪有三年孝期未过就办红事的道理。”秉德老汉告诫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绝了后才是大逆不道”时，他的头上始冒虚汗，但仍不敢立马答应，此时他心里惶急程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直到老汉在痛苦的挣扎中哀求和母亲等人的催迫下，他才“哇”地一声哭着答应了，并当即昏死去了，真是孝动天地。以后在母亲面前，他总是唯命是从，从来执拗过，也从未责怨过母亲。尽管白天辛劳异常，每晚进屋，必先向母亲问安，就着油灯陪坐在父亲生前坐过的椅子上，与母亲说家事，解除他一个人生活中的孤清，而且夜夜如此。他的续娶，似乎自己很不情愿，每次均是在母亲的“固执”下勉强居就的结果，因此，他对妻子很难说有很深的感情，他从未把妻子当成人平等看待，也从未有过夫妻间应有的体贴与温存。在他眼里，妻子只不过是传宗接代用以实现自己孝道的工具。同时，他也同样以“孝”要求儿女，在给儿子取名时，均以“孝”字作行辈，强调孝字，意在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谨遵孝道。他在家庭内部种种作为，无不体现着他对孝的尊崇与维护。按理说，孝悌作为仁德之本，以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和普遍奉行，对家庭、家族浓烈亲情关系的形成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恰恰是在具有优良孝悌传统的白家，也恰恰是在白嘉轩努力向子辈灌输孝悌思想的同时，所谓的孝道在白家越来越淡化了。首先是长子孝文的堕落，其次是小女白灵的出逃，委实都让他伤透了心。究其原因，并非真正是孝悌思想本身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是白嘉轩固守“孝”的旧涵。在他那儿，他以儿女是否服从自己的旨意作为判定孝的标准。这实际上是要把自己的一切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无条件地，毫无保留地传给自己的子辈，把他们培养成忠诚贯彻封建宗法精神的奴隶。他试图在白孝文身上复制自己，失败后又以小儿孝武为原料，成功克隆出第二个白嘉轩。看着白孝武能较为老练地执行各种宗法族规，并创造性提出意见，他的心里才得到些许安慰。很显然，他的这种“孝”治思想在中国二十世纪初民主自由思想逐渐兴起的年代里是很压抑人性的，他的各种做法是注定要破产的。
二、自信持正，仁爱忠义
白嘉轩给人的印象是“腰杆子挺得太硬太直”，直到后来被土匪打折了腰，依然努力地挺着。正如他的身形特点一样，白嘉轩的为人处世也保持一种挺直的原则；虽然他一脸板肃，很少笑容，更不用说像鹿子霖那样逗哄小孩，但是在这严肃的外表下，白嘉轩的确特富人情味，而且完全发乎真情。“自信持正，仁爱忠义”似乎成了维系他整个人格结构得以支撑的主要品质因素。他牢记“其身正，人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的信条，严格自律，注重自励与内省。在任族长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自信自持，除了正规的伦常范围内的婚姻外，他绝不像鹿子霖一样拈花惹草，搬弄是非。在初年，对正义的追求，使他发动了抗税的斗争，在冲击县时，他又因故被阻未能参加，所以事后未被捕，倒是鹿三，贺老头等人成了囚犯，为了不让鹿三等人替他背黑锅，他到了县，去要求代鹿三等人坐牢，自认是抗捐斗争的发动者，并终于利用姐夫朱先生的影响力，把鹿三等人救了出来。白腿乌鸦兵进驻白鹿原时，白嘉轩坚信“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所以，他坚决拒绝替乌鸦兵敲锣征粮，哪怕杨排长将乌黑的管抵在他的脑门上，也不为所动。他对“正义”的笃信与维护由此可见一斑。在惩戒赌徒时，他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他的一席话将受惩的人感动得服服帖帖，也使前来围观的人群佩服得五体投地。白嘉轩一直坚守做人要做得正，行得直的原则，使他较之别人具有更为鲜明的人格性，他也因此获得了人民普遍的尊敬与爱戴。
村办学堂修好后，白嘉轩积极建议黑娃读书，并在各方面给予关怀和资助，使黑娃一直心存感念。在处理与鹿子霖的争地纠纷中，尽管他有相当的理由，而且借助姐夫朱先生的影响力完全可以打赢这场官司，以血先前闹仗之仇，但在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的提引下，他的心里一下得到宽释，积郁已久的仇气一下竟泄一大半。后来在朱先生调解下与子霖重修于好且好过以往，并相互约定田归原主，白鹿两家各周济李家寡妇粮食银两，以助其度过难关，让李氏感动得说不出话只剩下眼泪。他也因此为白鹿村赢得了“仁义庄”的美名。还有对兆鹏、兆海等国共人士一时落草为匪，他也无党派的畛域，这些均表现了他作为一仁者的胸襟。他的仁德之举实在太多太多，影响着周围的人群，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仰慕其仁德之风的人。在对待黑娃时，他又用“义”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样，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仁，也得以“义”对之，尤其是黑娃家与他有数代的交情，他更是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肯施以报复。因而，直到初期，白孝文陷害副黑娃为反即将毙时，白嘉轩还多方奔走，想救黑娃一命。
三、躬耕自食，多计善谋
白嘉轩作为一方富主，却仍敬恭桑梓，服田力穑，从未脱离过劳动，地位与自耕农相似，但他的头脑中仍少不了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于一般地主不能望其项背，具有多计善谋的一面。为了子孙多福，保佑白家福运绵长，不惜用计将长有根部似白鹿草的鹿子霖家的坡地换成自家的。单单看看这场换地戏，就很能看出白嘉轩颇有心计的一面。首先，在发现这种雪地奇景后，他不动声色，直接请教于素有“圣人”之称的姐夫朱先生。在“圣人”指点下，他终于悟出了那正是白鹿原上神秘寡见的白鹿精魂。于是他更加小心起来，一个大胆地换地计划在他心里秘密酝酿开来。他没有亲自去鹿家交涉，而是去了与自家有“世交”的中医堂冷先生家，以“家父暴亡妻子短命家道不济，这些人人皆知的祸事”为由，“希求冷先生老兄看在与先父交情甚笃的情分上”，“居中调节”，将自己的二亩水地卖与鹿家，换取银两，熬度苦日。说话时神色疲惫，泪流满面，一幅可怜兮兮的模样，纵令铁石心肠的人也不得不生怜悯恻隐之心，可是有谁知道他的心中却“燃烧着炽烈的进取的欲火”呢。真正要卖地了，他却又故意“捂着腮帮，似乎哭出来，低下头去”。在冷先生问他是否有反悔之意时，才说这样做恐怕会遭到“子孙的愤怨与乡党的耻笑”，随后才“吞吞吐吐”讲出换地的想法。为了让换地成功，他始终扮演着一个落魄的败家子形象，直到各自签名前的那一刹里，依然显得“沉痛极了”。白嘉轩换地的成功，一方面在于他的谋略的正确，以各种合乎情理的理由成功实现了由卖地到换地的转化，而且找准了自己换地的最好帮手冷先生；另一方面在于他的高超的演技，在表演自己落魄者形象时惟妙惟肖，难分真假，自然不会引起对方对他换地动机的猜忌。当然，他也是深黯心理哲学的老手。由此在这场换地戏中，也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实际的利益和好处：他既得到了自己早已渴求多时的风水宝地，又赚取了银两，同时也没有背上败家子的可耻骂名。另外，白嘉轩还率先在白鹿原上种植并熬制了鸦片，得到了不少实惠。如此等等，足见白嘉轩在一代农人之间的卓尔不群。
四、执法如山，坚持原则
白嘉轩作为本族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族长，主宰着全族人的死生祸福，评判着族内事件的是非优劣，他一直努力用封建宗法整饰着族内秩序，维持着体面的完整与安宁。
在执行族规的过程中，他的确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在威严的祠堂里，对赌棍烟鬼施行了酷刑，对田小娥使用过“刺刷”，他还严厉惩罚企图勾引田小娥，没吃上羊肉反惹一身骚的狗蛋。在对待自己的子女上，他执行得更为严厉，在孝文与小娥的奸情被发现后，他痛心疾首地说：“忘了立身立家的纲纪，毁的不止一个孝文，白家要毁了。”并不顾众人哭劝，当众施行严厉的惩罚，断绝与孝文的父子关系，当愈来愈堕落的孝文面临贫困与死亡的威胁时，他完全有能力帮助，却抗住母亲与妻子的劝告，不肯帮助使他失望的儿子。而对违抗自己命令，试图逃婚的小女，尽管未能在祠堂里施刑，却也实施了严厉的家法。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其囚禁，囚禁失效，他居然忍痛割断父女关系，并一直不肯原谅她，“只当她死了”。白嘉轩执行族规家法的严厉态度表明了他对于整个封建伦常的无可置疑与坚守。
五、植根家族，渴求功名
作为白鹿村的族长，他一生有着命中无有莫强求，安守本分的传统操守，不为虎作伥，不仗势欺人，更不像鹿子霖一样钻营官位，或借官名支撑门面。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对功名的渴求心，恰恰相反，他把名声、名誉看得比一切都高。只是他作为一个虽颇有心计城府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对政治的无知使他多次与功名擦肩而过。在他的思想潜意识中，传统的道德规范至高无上，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范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与爱戴，才能达到自己建立功名的目的。正如科举时代无须关注“格致”之学，只要学好四书五经便可应试及第做官一样。为此，他一直勤劳克俭，严于自律，靠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家业，又靠博施众济赢得了人望，修祠堂使他成为一族之长，修学堂树立自己的声名，让“圣人”姐夫也感动得在他面前下跪流泪。他一生守正不阿，树德务滋，为了让自己的功名永垂，并不断得以延续，他不仅用白家的立身立家的纲纪细心看护着族内正常的秩序，而且也要把治理家族的本领传给子辈。他深夜秉烛给儿子讲“耕读传家”的匾额，唯恐失传；强令儿子进山背粮，为的是叫他们懂得“啥叫粮食”，这些无非都是为了让儿子以后能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家业。他让孝文以族长身份处分小娥，又让孝武在祠堂对孝文用刑，这些都是培养自己人的表现，与鹿子霖教导儿子外出闯荡，衣锦还乡，光耀门楣的想法截然相反。但当这样一个居仁由义，心怀大志的族长欲图实现自己的“宏伟”报复时，他遇到的种种难题与挑战，遭到的种种打击也是可想而知的。起先是没了皇帝，使他六神无主，接着是鹿子霖以乡约的身份与他平分秋色，随后便是各家的混战烽起，家事和族事都乱了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每况愈下，只有在孝文最后坐稳了，他才稍稍有所慰籍。从未放弃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却也不错过任何可以急公好义的机会，把一切的价值实现于家庭和乡里的事业发展，这是白嘉轩整个形象的独特所在。
通过白嘉轩人物的形象的分析，不难看出，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无一不是中国正统文化的翻版，他的一切民间性活动，无一不是在这这种正统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人格代表，他的身上显露着太多的传统文化优秀因素，体现着相当的精神价值。可以说，他是封建宗法制度下至为理想的人格神，是地地道道的传统文化的精魂，直到今天，很多东西仍是我们所无法企及的。
但是，白嘉轩又是悲剧性人物，其悲剧在于他对封建伦常的无可置疑与坚守，在于他不能自主识别历史潮流，自主追求进步。在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初，新的思想运动蓬勃开展之际，在“否定传统”的呐喊声中，在将传统放在历史审判台前重新加以审视估价的时候，他才惊愕地发现：自己已被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去了。
（一）白嘉轩——儒家文化的捍卫者
白嘉轩无疑是《白鹿原》的主角，书从白嘉轩娶妻继承族长写起一直到生儿育女子女成人直至老去，可以说是叙述了其后半身，同时作为白鹿原的族长，这儿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离不开他的参与，修祠堂，办私学，立乡约需要他的主持，黑娃能否入祠堂，需要他的首肯，大兵征苛要找他，率领民众抗税他得出头，这种特殊的地位为展示他的性格提供了很好的舞台。
白嘉轩是一个个性非常复杂的人，既有仁义的表率风范又有果敢善断号令众人的领导才能，既能以德服人又手腕多变智术过人，正是这种“内圣外王”的修为和处变不惊的过人能力牢固地树立了其在白鹿原绝对的权威。
他首先是个强人，具有自强刚健傲然的倔强人格。为正民风他惩治吸毒作风果断，不满苛税他敢于反抗号召众人一呼百应，有为民请命之功。力排众议修塔镇邪令人震惊，黑龙潭求雨慷慨悲壮。他处处都在维护他的信仰，为此他不惜依族规惩罚自己的儿子，他不惜断绝和爱女的关系。他敢于负责敢于挑战敢于承担，他有智谋有勇气有魄力，这些都是他“外王”的一面。再者他奉行仁义至上。仁义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这是白嘉轩一身都在积极实施的。这一点书中有多次体现，帮助没有地的寡妇，不避凶险前去接应营救交农械抗粮的贺老大等人，然而最突出的体现还在于和鹿三家的关系上，鹿三虽然是白家的长工，但是白嘉轩对待鹿三却充分体现了仁义礼信的原则，按时支付工钱，资助黑娃上学，表示帮黑娃娶媳妇，让白灵拜干爹，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已经成为滋水县的孝文衣锦还乡时嘉轩还不忘让他去拜见已经精神失常的鹿三。“仁义”是白嘉轩的立身之本，也使得他能在白鹿原上树立崇高威望，赢得尊重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和鹿子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都是我们容易看到的，另一方面白嘉轩还具有许多的比较大众化的性格，这些性格是大多数人都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它，因为这对于全面了解白嘉轩全面分析以白嘉轩为代表的中国人的性格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大体如下：
勤劳节俭。白嘉轩归根结底是一个普通的民众，中国独特的农业文化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土地异常的重视，特别的勤劳。白家的门楼上是“耕读传家”四个字，他深信耕作是正经的立业之本，读书是唯一的出仕之途。这一点可以从白氏的起家看出，白家祖祖辈辈都恪守这个家训，每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男耕女织，有条不紊，正是这样白嘉轩才对“勺勺客”起家的鹿家不屑一顾。对土地异常的热爱使得他对孝文的卖地痛心疾首，视之为背叛祖业的不孝之道。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有很多的批判，一提起男耕女织就和落后腐朽联系起来，就和中国近代的没落联系起来，而忽视了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历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余秋雨在考察了几大文明古国之后在《千年一叹》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的难能可贵，在于从勤劳耕作出发建立了一整套的原则；先秦诸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化选择。例如，务实原则，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都来自农耕文明，又都生发出了恒久的普遍意义，成为保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和约定俗成。
尊师重教。刚刚当上族长的白嘉轩就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修学堂。当然这里不排除白嘉轩有借此提高自己威望的意图，但是将兴学于自己的声望联系起来，至少可以说明一点，白嘉轩，白鹿原上乃至八百里秦川乃至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异常的重视教育，视教育为家族乃至民族延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朱先生闻此事后热泪盈眶慷慨激昂，竟至俯身拜倒感慨万端“做下了功德无量的事啊！”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影响。儒学提倡尊师重教，提倡教化，通过教育达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目的，这种心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民间。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传统的许多东西已经失去了其现实的意义，已经成为一种前进的负担，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它们具有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永恒价值，挖掘它们弘扬它们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利于我们的进步，对繁衍了我们的祖先也是一个交待。
对于白嘉轩，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也是他最受人诟病，批判的地方——白嘉轩的思维（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宪政思想的背离，白嘉轩的态度无疑是保守的，当何新官上任欲谋改革聘请白嘉轩出任县参议院议员的时候，对何的民主的新奇论点，嘉轩说了这样一段话：“百姓乱口纷纷，咋个说了算？听张三的听李四的，还是听王麻子的？张三说种稠些好，李四说中稀一点儿好，王麻子说稠了稀了随便种，你说听谁的，按谁说的下种子？古人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中国人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客观地说白嘉轩的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缺乏最起码的普遍的民主启蒙，缺乏民众基础的民主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的时代最需要的也不是民主，而是一种可以整合一个混乱民族的凝聚力，民主建立在对个人合法权利的追求上，而一个处于下落状态的民族需要的是集体的团结，需要为了集体民族的利益放弃个人的利益，这是民主那时候不可能实现的根本原因。下载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