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一代文豪苏轼，常读常新，也会有多种解读。笔者看来，最值得今人借鉴和学习的是其求真务实的精神。这是苏轼精神的内核。他的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勤政爱民、善待自己、实事求是和创作思想以及与屈原、陶渊明、李白不同的处世态度上。

【关键词】苏轼  务实精神  

“人似秋鸿来有信”（《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游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但苏氏不会再生，只能让人仰天浩叹，“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丙辰中秋》）

但苏轼这样的人物决不会“大江东去”，他是永垂不朽的。他的精神将营养一代又一代胸怀抱负、热爱生活、善待生命的人。

钟灵毓秀的苏轼，忠正倔强的苏轼，洒脱超然的苏轼……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苏轼！但不论哪一个苏轼，他的根是务实，因务实而心安理得，因务实而超然物外。

苏轼的一生，是务实的一生；他的务实，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轼的务实，表现在勤政爱民，务求实效上。

“奋厉有当世志”（《苏子瞻墓志铭》）的苏轼，忠君爱国恤民是他一生的主导思想，而且他对症下药，务求实效。

面对现实，苏轼为强国富民思考了很多。仁宗朝，他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姓，果断而力行”。神宗朝，他又“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哲宗朝，他又为哲宗提出“六事”；一是慈，二是俭，三是勤，四是慎，五是诚，六是明。在《教战守策》中，他警以居安思危，提出教民习武，以备外患。在《思治论》中，他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问题。苏轼精血诚聚为君国出谋划策，既远瞩，又对症下药，一心想改变“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的社会现状。

苏轼始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青年时代，他就表示了“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的决心，以后他又经常表示愿意效命疆场：“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雪，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祭常山回小猎》）即使在贬官黄州期间，在政治极不得意的时候，也还念念不忘“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谢陈季常惠一揞巾》）。一旦来到边地重镇，他就加强边备。如来到定州时即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派人补修营房，整饬军纪，增修弓箭社。

苏轼是把政治理想随时付诸实践的实干家。他每到一地，都有显著政绩。

抗旱、抗涝、治蝗、抑盗、赈灾、济民、兴修水利，解决百姓饮水问题，几乎都是事必躬亲，务见实效。有些地方官讳言灾情，无意恤民，唯恐影响政绩，专事献媚，而苏轼总是及时真实地向朝廷反映灾情，并且瞻前顾后，未雨绸缪，不仅避免了百姓，而且减少了死亡，安定了民心，发展了生产。

苏轼坚决主张减免民间积欠。他说：“放之，则损虚名而收实惠；不放，则存虚数而受灾祸，利害较然”（《应诏论四事状》）。同时，他主张“以官榷与民”，使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财有道。

作开封推官期间，“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东坡先生墓志铭》）。通判杭州期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知密州时暂缓执行手实法，后朝廷亦知其害而罢之，“密人私以为幸”。在徐州，河决危城时，率先组织护城，“不避涂潦”。到扬州，他首先停止了万花会，以去民害。在惠州，写了堪称“诗史”的《荔枝叹》。诗中揭示了由于皇帝的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得进贡的弊政。同时对宋代的进茶、进花也作了深刻地批判。“官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杯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又如《吴中田妇叹》中写道：“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在政治上累遭打击的苏轼，总以一颗赤子之心体会着人民的疾苦，“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蔡州道上遇雪》）指陈弊害，慷慨切实。

“遇事有尊主者，便忘躯为之。”真真如是。

从《喜雨亭记》中可以看出，苏轼向往的就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的境界。

从《超然台记》可以看到，苏轼与百姓一同粗食陋居，相安为治的情景。他的超然来自与民同乐，来自务实出成果。

有人对苏氏作了这样的总结评价：

苏轼一生，忧患备尝，在新旧党夹攻的困境中，在备极艰辛的人生旅途中，他胸怀坦荡，泰然处之，对君国一颗忠心，始终未泯，忧国忧民之意境愈蹙而志愈坚，表现了一个封建社会正直士大夫的高风亮节。

我以为这是公允的评论。但需要补充一点，支撑苏轼高风亮节的底座，便是花岗岩一般的务实。

作为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始终把自己与君国百姓联系在一起，毫不懈怠，不计谪迁，多么难能可贵！

可以说，没有哪个时代不需要苏氏的这种务实精神。这种精神是永恒的！

二、苏轼的务实表现在善待自己、认真生活上。

苏轼也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差不多在贬谪迁徒中度过半生，但他没有“凄凄惨惨戚戚”，给人的感觉是他的生活充实而充满阳光，他的生命坚韧而优美。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苏轼给我们的回答是：人还是要活的，而且要好好生活。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人似乎在说：人生就是一次既不轻飘又不胶着的翱翔。

“知其不可而为之”吗？不。

“宁溘死以兮”吗？也不。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吗？也不尽然。

“停杯投箸不能食，拨剑四顾心茫然”吗？也似不必。

处困厄何必折磨自己？历贬徒不妨坦然以对。“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不要幻想，不要牢骚，不要无聊，不要玩世不恭，不要落拓不羁，不要怨天尤人，而是真真实实，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充充实实。

《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正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切不可“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惠祟春江晚景》）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

“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并非苏轼的日常生活中常有山珍海味，而是他拥有感受美的心灵，总能在逆境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使生命充满诱人的滋味，这似乎在说，幸福就在身边，幸福就在心里，可要细心体会。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饮湖上初晴后雨》）

“未许牛羊伤至洁，且看鸦雀弄新晴。”（《雨后到干明寺，逐宿》）

对至清至洁的景物的热爱、呵护和欣赏，显示了诗人的生活品位，仿佛诗人的生命正如雪莲一般绽放，而且是那么滋润，又听得见鸟语花香。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咏定惠院海棠》）

诗人被谪迁于“空谷”，自意倒是上天别有深意，怎能不好好珍惜！于是，他“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当“廪入既绝，人口不少”，“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时，他不仅开荒躬耕、种粮种菜树桑树竹，还“痛自节俭”。《苏轼评传》里写道：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每天的用费不得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取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每天用叉挑取一串，就把叉藏起来。这一百五十钱若未用完，就另外放在一个竹筒中，以待宾客往来之需。也许，再没有人比苏氏更深刻感受到人生之须臾，因而更精心的料理生活，珍惜生活，善待生命。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

诗人将对生活和生命的珍爱转化为以险为乐、视险如夷的豪迈精神。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纱》）

“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和秦太虚梅花》）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新城道中》）

诗人将命运的坎坷转化为自尊自信以及“我”与自然的和谐，美意葱茏。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纵笔》）

衰病相袭，霜风相加，不禁让人凄然泪下，但诗人却是“春睡美”！好一个苏轼！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春宵》），让生命的每一刻像小提琴奏出的乐音一般优美，把生命的所有不如意一改而为面对生命的高山流水。

即使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诗人依然以诗文自娱，或解易论经，充实着生活，润泽着生命。

苏轼确实是一个热爱生活、善待生命的典范。

人生，不如意者常十。不必困惑迷惘，不必自暴自弃，不必自残自戕，不必睥睨社会，不必隐逸遁世，否则，往往慢待了生命，辜负了上苍，甚至毁灭了自己。这也是苏轼对我们的启迪。

三、苏轼的务实，表现在他的实事求是、热爱科学上。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基本持否定态度，其后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不赞称，他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似乎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其实，这正是苏氏实事求是、不盲从的人格反映。做地方官时，他往往因地制宜，灵活地推行，务实为本。

《石钟山记》中反映的苏氏“目见耳闻”亲临考证“绝知此事”的精神，与对待新法旧法的态度可谓一脉相承，即使对名家的考证论述也不轻易俯首称是。

《苏轼评传》中写了这样一件事：为了证明八丈沟（在颍州）不可开，他派人用水平“仔细打量”，每隔25步立一竹竿，竿用水平测量高下，总共立了5881根竹竿，以此反驳了主张开八丈沟的那些闭塞眼睛捉麻雀的。其实事求是、用事实说话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令人敬畏。

疏浚杭州西湖时，苏轼亲自湖上观察，考虑到西湖南北三十里，若把污泥置于岸上，费工费时。于是决定积淤泥于湖中，作为长堤，淤泥既可去，而又便于交通，正是一石三鸟。苏轼的决策来自务实和科学，令人服膺。

他的《日喻》这篇妙文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只有实践、反复实践，才能“致其道”的道理，“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水。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这同样体现了苏氏实践出真知的务实态度和科学精神。

务实而尊重科学规律，这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道理。

苏轼赞誉“秧马”，是确实看到了它高效且无饲养之劳的优点，他赞美“石炭”，也是看到了石炭既带给百姓温暖，又省木材以护山林，又可冶炼以固国防的实惠。

苏轼还性好医学，热心于收集验方，同时推行五行之理，研究治病用药的奥秘，用以自治济人。

《琼台记事录》中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明学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苏轼一生在科技的推广、医药的发展、教育的普及方面都做出贡献。之所以如此，是苏氏有一种强烈的务实精神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四、苏轼的务实，表现在他创作态度和创作思想上。

世事洞晓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苏轼既博学，又经历丰富。加之务实，追求“了然于心”，继而“了然于口与手”，即深切地体会事物和准确地表达事物，所以他就能把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独特的体验转化为汗牛充栋的著作。固然，苏轼是天才，有所谓“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但离开了求真务实的精神，他就决不会在有宋一代卓尔不群，独领风骚。

这里，我所说的体现苏氏创作精神的务实，是自然而然。苏轼常为自己身为物役、行不由己而感慨，同时又紧紧守住内心精神活动的一方净土，不愿心为物役，他要让自己的精神“羽化登仙”，解除尘世的羁绊。真切地表达这种精神上的矛盾和对自由的追求，当然也是其求真务实的表现；并不仅仅是那些“言必中当世之过”的作品才体现其求真务实精神。

苏轼一生都在大力推进欧阳修所倡导的古新运动，为肃清“五代文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不学“求深”“务奇”的“时文”，坚持“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文风”，他强调“文贵自然”。他说：“昔者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他“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毫不矫揉造作，无话找话。不妨以《记承天寺夜游》为例。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从“欲睡”到“起行”、寻友，散步，由叙事到绘景，由赏景而发感慨，自头至尾，一气呵成，行文是那么自然，流畅，信笔所至，自然天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然而又并非率意而为。作为记游小品，交代起游时间、地点、缘由，同游何人，叙写游景，抒发感慨，无一缺少，显得那么完整。正是在求真务实的创作态度指引下，生发出了洒脱自由和行云流水。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描写环境景物，是多么精到而传神。苏轼为什么能如此体物之妙？关键就在他有一种“求物之妙”、成竹在胸的务实精神，能够认真观察，研究描写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

他在《传神记》里论僧惟真画曾鲁公像，初不甚似，经过细致观察，于眉头加三纹，就十分逼真，说明细节真实对于传达人物神情的重要性。这里的“细致观察”“细节真实”，正表现了苏轼创作的精神，与其《石钟山记》中批判不务实际、主观臆断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他在黄州写的《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写的《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往往亲切有味，不但摆脱汉魏以来辞赋作者“以艰深文甚浅陋”的文风，同时避免了韩愈以来古文家“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他的《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写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感慨。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梁骈俪的文风。文如其人，毫不装腔作势，正像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不论是“法度”，还是“豪放”，根都是求真务实。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他的“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写出了反映民间疾苦、谴责官吏贪鄙、关心国家命运的作品。在他认识到仕途风波之险恶，畏祸心理占上风的时候，写了更多的题画诗、寄情山水以及应酬性的作品，可以说都是各取所需，各得各其所，秉实为之。

“情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针砭时弊则“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鱼蛮子》），倾泻愤慨则“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喜欢陶渊明则“晨与鸟鹊朝，暮与牛羊夕。”（《和移居》）婉约则“似花似非花”（《水龙吟》），豪放则“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念奴娇》）。这些作品都实践了“不为空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辞至于能达”的求真务实精神。

正因为苏轼有一种倔强的务实精神，“我手写我心”，所以摆脱了传统的种种羁绊和藩篱，才使文章纵横奔放，诗飘逸不群，词开豪放一派，创作独树一帜，成就辉煌，彪炳史册。

五、苏轼的务实，表现在与屈原、陶渊明、李白不同的人生态度上。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这是诗人的清醒，不是常人的清醒。屈氏选择自沉而使“与日月争光可也”的生命之星陨落，毕竟是永恒的遗憾。

陶氏坚决归隐，“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李白也不甘“摧眉折腰事权贵”，却“举杯消愁愁更愁”。他们与背离正道或违背人性的统治者坚决不合作的态度固然表现了人格的光明磊落，但是否把个人的“操守”抬举到了不应有的地步？再说，果真一个人怀有经邦治世的才能，与统治者的坚决不合作也许只能埋没了自己。

苏氏与以上三者均有不同，他欲隐不忍，出仕三十余年。朝廷呆不住即请外任，有一分机会，就发挥一分才干。“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基本不偏激，不狂妄，不溺酒杯，而始终坚守着自己，好好生活，他的人生态度是务实的。

正如他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所写：“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生活需要转换角色的时候，苏氏即转换角色。做亦可，做小官亦可，做普通百姓亦可，似乎总有一种“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的豪迈精神。

当然苏轼与屈、陶、李也有相似之处，因不是本人着意之处，故不赘述。

苏轼的务实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产物，是其倔强的个性使然，更是其“奋厉有当世志”的理想使然，也与他的中庸思想有关。

可以说，苏轼的一生，体现了儒家所标榜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最高准则。他始终追求的是“尽万物之理而不为过”。

他主张的“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择吏“兼用考试、察举之法”，理财既要发展生产，又要“节用以廉取”，改革要稳扎稳打，反对操之过急，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清人王夫之云：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鸣，三木加身，则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可耻孰甚焉！

对此高论鄙人不敢苟同。既然灾祸“诚自取矣”？昂首舒吭以一鸣？岂不是作秀！而苏轼一生贯穿着强烈的忠君思想，皇帝又器重他，他说“圣主如天万物春”诚乃肺腑之言，有何可耻？

况且，彼时彼地的“抗争”只不过如学生的徒手，弄不好还会“无可奈何花落去”。即使“死节”，又有何价值？大概聪明有远见的人，都不想在无谓的“抗争”中牺牲自己，司马迁正是如此。苏氏是实务的。苏轼之所以为苏轼者，在于他有“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的处世态度。